全诗一章二十二句，分四层铺写祭祀烈祖的盛况。开头四句是第一层，首先点明了祭祀烈祖的原由，就在于他洪福齐天，并能给子孙“申锡（赐）无疆”；“嗟嗟”一词的运用，可谓崇拜得五体投地。接下八句，写主祭者献“清酤”、献“和羹”，作“无言”、无争的祷告，是为了“绥我眉寿，黄耇无疆”。这种祭祀场面的铺叙，表现了祭祀隆重肃穆的气氛，反映出主祭者恭敬虔诚的心态。再接下去八句，写助祭者所坐车马的奢豪华丽，以此衬托出主祭者身份的尊贵，将祈求获福的祭祀场面再次推向高潮。结尾两句祝词，点明了举行时祭的是“汤孙”。首尾相应，不失为一首结构完整的诗篇。
此诗在语言运用上同其他《颂》诗一样，讲究典雅庄重，但由此也产生弊端，难免有些刻板乏味（当然也有好的句子，如“约軝错衡，八鸾鸧鸧”等）。在韵律安排上，此诗倒很有特色，三换韵脚，先用鱼部韵，再用耕部韵，最后是用阳部韵。押阳部韵的句子特多，从“黄耇无疆”到“汤孙之将”的下半部分十一句，连用“疆”、“衡”、“鸧”、“享”、“将”、“康”、“穰”、“享”、“疆”、“尝”、“将”十一个阳部韵，音调非常铿锵和谐，其音节美远胜于文句美。后世句句用韵的“柏梁体”诗恐怕也是滥觞于此。
这是管仲、晏婴两位大政治家的合传。在这篇列传中，作者对他们采取了赞美和褒扬的态度。管仲相齐，凭借海滨的有利条件，发展经济，聚集财物，使国富兵强，与百姓同好恶。他善于“因祸而为福，转败而为功。贵轻重、慎权衡”，内政、外交功名垂著。他辅佐桓公，一匡天下，使桓公成为春秋时期第一个霸主。晏婴事齐三世，节俭力行，严于律己，三世显名于诸候。二人虽隔百余年，但他们都是齐人，都是名相，又都为齐国作出了卓越的贡献，故合传为一。
本文通过鲍叔和晏子知贤、荐贤和让贤的故事，刻意探索和说明了如何对待贤才的问题。管仲其人，经商多分财利，谋事反而更糟，作官被逐，打仗逃跑。鲍叔却不认为他贪、愚、不肖、怯和无耻。反而从囚禁中把他解放出来，并推荐给桓公，使之有机会一展才能。晏子贵为国相，却以石父为知己，即使他在囚禁中，也要迫不及待地解放他，尊重他。一个地位卑贱的车夫，只要知过自改，便予以提拔，荐为大夫。司马迁极力赞美鲍叔和晏子，正是慨叹自己未遇解骖赎罪的知己。所以，他在赞语中说：“假令晏子而在，余虽为之执鞭，所忻慕焉。”此实乃本传之真意。
此诗是古代大型舞乐《大武》的三成歌词。《大武》的乐曲早已失传，虽有零星的资料，但终难具体描述。然其舞蹈形式则留下了一些粗略的记录，可以作大概的描绘。第一场，在经过一番擂鼓之后，为首的舞者扮演武王，头戴冕冠出场，手持干戚，山立不动。其余六十多位舞者扮武士陆续上场，长时间咏叹后退场。这一场舞蹈动作是表示武王率兵北渡盟津，等待诸侯会师，八百诸侯会合之后，急于作战，而周武王以为伐纣的时机尚不成熟，经过商讨终于罢兵的事实。第二场主演者扮姜太公，率众舞者手持干戈，奋臂击刺，猛烈顿足。他们一击一刺，做四次重复，表示武王命太公率敢死队闯犯敌阵进行挑战，武王率大军进攻，迅速获胜，威振中原。第三场众舞者由面向北转而向南，表示周师凯旋返回镐京。第四场开始时，众舞者混乱争斗，扮周、召二公的舞者出而制止，于是众舞者皆左膝跪地，表示成王即位之后，东方和南方发生叛乱，周、召二公率兵平乱的事实。第五场，众舞者分成左右两大部分，周公在左、召公在右，振动铃铎，鼓励众舞者前进，表示成王命周公镇守东南，命召公镇守西北。第六场，众舞者恢复第一场的位置，作阅兵庆典和尊崇天子成王的动作，表示周公平乱以后，庆祝天下太平，各地诸侯尊崇周天子。
按传统说法，《诗经》是配乐舞的歌词，即诗乐舞三位一体。王国维曾怀疑这一说法，但他撰《周大武乐章考》研究《大武》的歌辞时还是按这一原则进行的，即认为《大武》六成有诗六篇。他根据《毛诗序》《左传·宣公十二年》《礼记·祭统》等资料推断，认为与《大武》六成对应的六诗依次为：《昊天有成命》《武》《酌》《桓》《赉》《般》。后经冯沅君、陆侃如，尤其是高亨《周代大武乐考释》的详细考辨，断定《大武》六成的六篇诗的排列次序确定为：《我将》《武》《赉》《般》《酌》《桓》。
《周颂·赉》作为《大武》三成歌辞，是表现武王伐纣胜利后，班师回到镐京，举行告庙和庆贺活动，同时进行赏赐功臣财宝重器和分封诸侯等事宜的一场乐舞。此诗首先指出父亲文王的勤于政事的品行，表示自己一定以身作则。接着指出天下平定是他所追求的大目标，为了达到这一目标，告诫所有诸侯们都必须牢记文王的品德，不可荒淫懈怠。诗歌与其说是追封赏赐功臣，不如说是指出了当时及其后的施政总方向：要使国家走向安定。周朝之命运在于”敷时绎思“也。这点像武王的特点，在封赏之时就开始布置以后的任务，总是走在人前，用简单几句话，就已把定国家大计。从容不迫，不慌不忙，看似无为，其实有为在先。
这首诗共六句，五言、四言、三言相间，但是有韵：止、之、思押韵，定、命押韵。好像是有韵的散文。《大武》六成中，这是唯一通篇押韵的诗。该诗语气诚恳，表现了武王深远的忧虑和倦倦之意，所以在短短的六句中竟反覆地告诫诸侯们“绎思”。
这首诗的标题为“赉”，而诗中并无“赉”字，估计原为《大武》三成的乐曲名。《毛诗正义》曰：“经无‘赉’字，序又说其名篇之意。赉，予也。言所以锡予善德之人，故名篇曰‘赉’。经之所陈，皆是武王陈文王之德，以戒敕受封之人，是其大封之事也。此言大封於庙，谓文王庙也。“显然原经并无诗歌名字，是后加的。之所以用”赉“，就是指诗歌是用于封赐时的礼乐。
澶渊之盟距李纲时期有一百多年，已成为历史。但历史往往有某些相似之处。宋钦宗时金国对大宋的侵略无异于当年辽对宋的侵略，且又过之。李纲在词中叙述史事，目的是以古喻今，对当朝皇帝进行讽喻：“前事不忘后事之师也。”他希望皇帝能从真宗幸澶渊的史实得到启示，振作起来，抗金卫国，不要一味怯懦逃跑。
首句“边城寒早”。从边境自然气候的早寒，烘托战争威胁之严重。骄横恣肆的胡虏，竟敢远来侵占中国甘美的泉水，丰茂的草原，“铁马嘶风，毡裘凌雪，坐使一方云扰”。敌人的铁骑纵横，他们披着毡裘，冒着大雪，使一方国土受到严重的骚扰。在强敌压境的情况下，“庙堂折冲无策，欲幸坤维江表”。庙堂，指朝廷。折冲，指抗击敌人。坤维，地的四角。江表，指长江以南地区。宋真宗景德元年（1004年），辽兵大举入侵，“急书一夕凡五至”，真宗惊慌失措，无计抗击辽兵，召群臣商议对策。宰相寇凖力主真宗御驾亲征，真宗感到很为难。参知政事江南人王钦若主张驾幸金陵；四川人陈尧叟主张驾幸成都。成都远离汴京，故说“坤维”，即地角之意。不论南逃或西逃，都是主张放弃中原，包括汴京在内。把辽兵在战场上得不到的土地，拱手送出去。真宗问寇凖：到底怎么办？寇凖答道：“谁为陛下画此策者，罪可诛也。今陛下大驾亲征，贼自当遁去。奈何……欲幸楚蜀远地？所在人心崩溃，贼势深入，天下可复保耶？”（《宋史·寇凖传》）真宗不得已，勉强同意亲征。真宗到澶渊南城，群臣畏敌，又请求圣驾就此驻扎，不再前进。又是寇凖力排众议，据理力争。真宗乃渡澶渊河（即“径渡大河清晓”），直达前军。所以李纲满怀热情地写道：“叱群议，赖寇公力挽，亲行天讨。”“亲行天讨”就是天子代表上天亲自讨伐有罪的人。此指抗击辽军。“銮辂动，霓旌龙旆，遥指澶渊道。日照金戈，云随黄伞，径渡大河清晓。”对真宗亲征澶渊，李纲在词中极力夸张、铺叙，热情地、形象地描绘了天子御驾亲征的仪仗之盛，威仪之大，恰与钦宗、高宗的畏缩逃跑构成鲜明对比，一扬一抑，从侧面对当朝皇帝作了委婉的批评。“六军万姓呼舞，箭发狄酋难保。”皇帝亲征，大大鼓舞了宋军的士气，大大振奋了民心，宋辽两军在澶州对峙，当辽国统军挞览出来督战时，被宋军用弩箭射死，挫败辽军。于是，“虏情慑，誓书来，从此年年修好。”宋辽议和，互立誓书，订立“澶渊之盟。”
作者对寇凖功绩的赞扬，是希望能有像寇凖这样的忠臣力挽狂澜，也寄托着他的自勉和身世之感。他对真宗的歌颂，也是对当朝皇帝的激励，因为曾御驾亲征的真宗，比起一味逃跑的皇帝毕竟大不相同，结果也不一样。
这是一首“感旧”之作。所感怀的对象为三十年前见到的“德公”，德公已如海鹤仙逝。当年一别，转眼三十载了，生死存亡真是无常啊!触发其感怀的媒介则是“长沙驿前南楼”。陈景云《柳集点勘》说：“长沙驿在潭州，此诗赴柳时作，年四十三。观诗中‘三十秋’语，则驿前之别甫十余龄耳。盖随父在鄂时亦尝渡湘而南。”据诗意，大约三十年前，宗元之父柳镇任鄂岳沔都团练判官，宗元随父曾在长沙驿前南楼与“德公”话别。“海鹤”自然是指德公，但称德公为“海鹤”，却自有其独特的蕴涵。其具体所指，今日虽已不可确知，却可从中领略到一种潇洒、自由、无拘无束、来去自如的意味，并由此给全诗增添一种空灵的诗化的情调。
通首抒情，蔼然仁者之言。无一字不质朴，无一语不出自肺庸。今昔之感，洋溢在字里行闻，字字句句扣紧感旧的题旨，一气贯注，自然浑成。“存亡三十秋”，蕴藏着无限的伤感。既有世路的艰险，更有人生的坎坷，既有昔日的情愫，又有今朝的思慕。“数行泪”是哭德清公，也是哭自己的功业未就，谤责飞腾。着一“独”字，而身世之寂寥。前路之渺茫，概可想见。诗人怀旧伤今，所以有诸多感慨。
其实还有一层无常感他没说出来：仕宦更是无常!一月奉命北归，二月到京，三月又贬柳州，人生太难预料了!怀旧伤今，诗人禁不住流下数行清泪。这首诗与前《过衡山见新花开却寄弟》诗相较而读，一喜一悲，炎凉相继，颇耐人寻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