天涯文学_古诗词

　　唐朝文学，尤其是繁荣的盛唐文学，亦可称作政治文学。此时期的诗人及其文学作品大多以服务政治为目的，诗人们企图通过诗文一方面为自己造名气、树声誉，另一方面为唐朝的科举考试做准备。总之，一个目的就是一朝出名登第，踏入仕途。毫无疑问，李白是这些诗人中的一员，并且是非常活跃的一员。但李白注定与众不同，由于受到道家思想及不拘于儒学经典束缚的个性影响，他企图通过走终南捷径来实现自己入仕的愿望。李白在二十岁前后还未远离过四川绵州居住之地，他这时广交特异之士，活动都与蜀地道教相关。出川前的准备为李白出川后踏上仕途打好了基础。

　　出川后，李白一路东行，吴楚漫游，酒隐安陆，其中遇到了许多文人墨客，和他们饮酒赋诗，结伴而行。这使李白结交了很多朋友，同时诗名远播。但这种看似闲适的生活没有堙没李白求取功名，建功立业之雄心。所以，大约在开元二十年前后，李白经南阳向长安出发，目标直指一登仕途。由于受终南捷径思想影响，李白这时的活动也少不了隐居一事。他隐居于洛阳附近的嵩山与长安附近的终南山，成了人们笑称的“随驾隐士”。他一边做隐士，结交了玉真公主等人，一边写诗投赠给当时的高官显贵，可收效甚少。李白第一次入京活动，约经历两年左右，以无结果而告终，不禁发出了“主人苍生望，假我青云翼。风水如见资，投竿左黄极”的愤世呐喊。李白失势却不失志，

　　“耻将鸡并食，长与凤为群。一击九千仞，相期凌紫氛。”可见他仍然很高的抱负。在四处游览、走亲访友、干谒高官后，李白踏上了第二次入京的征途。天宝元年，李白终于时来运转，迎来了重大喜讯。玉真公主向皇上举荐李白，玄宗乃下诏徵离京归家的李白入京。

　　此赋首先叙述长江的发源地及其流程，接着写江流所经之郡县城邑、山岭平原、汇总的大小河流、接连的湖泊薮泽，然后记叙了长江两岸的鸟兽草木、稻麦果实、神仙灵怪、历史传说，最后描绘了江面上往来如梭或渔或商的舟船。全赋遣词用字颇具功力，描绘具体特色事物时多巧构形似之言，颇具兴味，以自然、历史、现实、传说的艺术升华创造出一条博大、壮美、神奇的长江。

　　此篇文以浓丽的笔触叙述长江的发源地及其流程，以极精炼的文字概写江流所经之郡县城邑、山岭平原、汇总的大小河流、接连的湖泊薮泽，逼真地形象地描写出江流所经不同地域形成的不同水势形态，详略有致地记叙长江及其两岸之地势、鸟兽、竹林草木、稻麦果实、神仙灵怪、历史传说，描绘了江面上往来如梭或渔或商的舟船等，歌颂了长江的沥远流长、地域广阔、气势浩瀚、物产丰饶、风光瑰丽，讴歌了长江的博大、壮美、神奇，抒发出作者囊括万殊物我混一的胸襟与情志。

　　此赋咏物兼抒情，字里行间都有作者这个自我在，处处洋溢着作者对长江、对川渎山水的赞美。首先以舒缓的笔调描写长江的发源，网络翠流，直赴东海的流程，以“咨五才之并用，实水德之灵长”一句奠定全赋的基本情调。接着以一串串由双声叠韵构成的联绵词模写江水的各种情状与音响，将其对现实生活的深深爱恋情感外化对长江“拢万川”、“冲巫峡”、“跻江津”、“总括汉泗，兼包淮湘。并吞沅澧，汲引沮漳”的“极泓量而海运，状滔天以淼茫”的浩瀚气势的赞美。之后对长江上“舳舻相属，万里连樯”而或渔或商的舟子涉人描写得颇富诗情画意：“䨴如晨霞弧征，眇若云翼绝岭。倏忽数百，千里俄顷。……于是芦人渔子，摈落江山，衣则羽褐，食惟蔬鲜……忽忘夕而宵归，咏采菱以叩舷。傲自足于一呕，寻风波以穷年。”在作者的心目中，长江“妙不可尽之于言，事不可穷之于笔”，正在于它的“经纪天地，错综人术”，因而最后情调由激越复归于舒缓，而入静穆，以视野宏阔、思理深邃、囊括宇宙人生、极富情感色彩的文字赞美长江以收束全文，以自然、历史、现实、传说的艺术升华创造出一条博大、壮美、神奇的长江。

　　全赋是以长江为对象饱含光与色的山水长卷，也是节奏迭宕声韵流转的交响乐章，光与影、声与色交错流动，富有强烈的节奏感，所写的山川物色是作者个人胸襟情志的外化。

　　此外，在语言写法上，此赋既从汉大赋那里汲取营养，又具有抒情小赋的某些特点，融咏物抒情于一体，形成了独具的艺术风貌。例如，作者运用铺陈夸饰的手法，且多用古文奇字，遣词用字颇具功力，其对具体特色的描绘，多巧构形似之言，颇具兴味。描绘长江三峡的绝岸峭壁，虎牙高峻，荆门盘礴，“骇浪暴洒，惊波飞薄”，江流滚滚，波涛澎湃，一连用几十个联边字，从不同视角写出一个奔马轰雷，惊心动魄的奇险壮阔的境界，再现了三峡之美。这种描写显然受到汉大赋的启发。

　　上阕描写春游的所见所感。开端从春景写起。“与客携壶”，开头便是借酒浇愁。“梅花”两句交待时令，已到仲春，更兼风雨，摧残梅花情景可知。情亦如花，倍受间隔。“自语”“啄”“度”将鸟儿的可爱情态描摹得栩栩如生。由这美丽的春光，自然地过渡到了对春衣的描写。词人身上穿着的春衣，都是恋人用白晰柔嫩的手亲自剪裁的，那衣服上至今还残留着一些断线残丝。词人将恋人的手比做柔荑，娇艳动人，令人产生无限美好的遐想。“再见无路”表达的是一片无奈的心情，与崔护的“人面不知何处去，桃花依旧笑春风”（《题都城南庄》）有异曲同工之妙。

　　下阕则描写故地凝思。“凝伫”二字看似写状态，实则写心情。在物是人非之时重游旧地，或属无心，或似有意，管不住双脚似的来到曾经良辰美景的庭院，但见人去楼空。在美人门前呆呆且久久地凝望。往事如烟，却又历历在目。“但系马垂杨，认郎鹦鹉”八字以清淡萧条之笔写现下孤寂心态，更反衬昔日的风流。“系马垂杨”写当年潇洒神色，俊逸风采。一个’但”字，又勾回现今。“认郎鹦鹉”写常来常往之熟稔，而今垂杨依旧，无马可系，只剩一片凄凉。此处鹦鹉或许一如往常地在招呼来客，但对词人来说，却已事过境迁，人面不知何处。“扬州梦觉”化用杜牧的“十年一觉扬州梦”（《遣怀》），表达了和杜牧相似的感情历程。“彩云飞过”或象征过去的那段美好恋情，或象征昔日的爱人，如今都化为陈迹，再也寻访不到了。这里词人一片痴心，都化作对燕子的喃喃私语，流露出无限的深情。“吟袖弓腰”，以局部代表整体，从中可以想象出伊人身姿的曼妙。“倩梁间燕”，这富有情致的一笔。结尾几句自伤自叹，空怀悲戚。

　　此词写追怀旧情。上阙由眼前风雨摧花、耳边幽禽独语、衣上残茸半缕，引出对旧情的思念和相见无路的怅恨。下阙以“凝伫”承上启下，旧游处仅见垂扬、鹦鹉，又感慨今日物是人非；虽知人去梦醒，却又欲罢不能，而向梁间燕子殷勤寄语；最后明知多情误人，虚度年华，仍在苦涩中咀嚼昔日的甜美。全词从细微处着笔，以小见大，以景衬情，回环蕴藉。这首词虽是伤春怀人之作，然而读后并不觉得沉重，清新的语言，婉转的情调，使它成为描写思念之情的动人佳作。

　　奠定了左思在中国文学史上地位的八首五言咏史诗，为历代传诵的名篇佳什。左思一生，虽然“良图”变成了梦想，志向没有得到伸展，但并没因此向权贵俯首，滚进污淖之中，却是断然割断俗念，“归隐田园”，洁身自好以终。而写于早年的《咏史八首》，成了左思平生思想、节操的写照，研究左思的重要资料。

　　《咏史八首》的具体写作时间难以断定。仅从诗提供的情况看，大体可以说写在左思入洛阳不久，晋灭吴之前。诗中写到左思在洛阳的生活以及这种生活所形成的特有感情。左思是因为他的妹妹左棻被选入宫而举家来到洛阳的。公元二七三年（晋武帝泰始元年），晋武帝选中级以上文武官员家的处女入宫，次年又选下级文武官员及普通士族家的处女五千人入宫。左思的父亲为殿中侍御史。左思入洛阳的时间，大体可以断定在公元二七三年以后。左思来到洛阳，主要是想展示自己的满腹经纶，以期取得仕途上的畅达，为实现自己的政治思想铺平道路，结果却是不尽如人意。左思从谋求仕途所遭遇的种种坎坷、艰难，了解到晋的政治腐败，并反映在《咏史八首》诗中。这些诗也不能说是左思居洛阳很久才写成的。诗中有“长啸激清风，志若无东吴”（其一）句。晋灭东吴，是在公元二八〇年（晋武帝太康元年），《咏史八首》写在公元二八〇年以前，则是肯定的。

　　左思借咏史以言志的是：“左眄澄江湘，右盼定羌胡。功成不受爵，长揖归田庐。”（其一）左思的动机，是否诚如他所说的那样纯洁、信美，是需要做出具体分析的。然而统一中国，安定局势，是当时提出的历史任务。汉末豪强与军阀割据混战，破坏了社会经济的发展，给人民带来了深重的灾难。之后，三国鼎立的局面，尽管消灭了许多小的割据者，为全国的统一创造了有利的形势，但距离全国统一时日尚远。三国后期，崛起于魏的司马氏集团，成了全国统一趋势的新势力的代表。公元二六五年，晋政权正式成立后，为全国的统一创造了有利条件，同时司马氏集团也急切于在全国的统一中来巩固自己的统治。夺取东吴，荡平边境内的骚乱势力，成了上下一致的呼声。生活在这样历史条件下的左思，为形势所推动，有志于全国的统一，并借以造就自己事业的思想，大概不是一天产生的。只是到了洛阳，对天下形势有了更清楚的认识，在心底酝酿了很久的思想才成熟了，爆发了，寄托在自己的诗篇中。过去的一些论者谈及左思的思想时，指出左思有很强的“功业心”，这无疑是正确的。然而还必须把左思的这种“功业心”放到具体的历史条件下去考察，确定哪些是时代所赋予的内容，哪些是阶级的立场所决定的内容，这样才能更明晰、更准确地评价左思的思想。

　　有着致力于全国统一抱负的左思，并非徒作大言，纸上谈兵，而是做了许多切实的准备的。其中最重要的是如他所说的：“畴昔览穰苴”（其一），即读军书兵法。在封建社会中，习文秉武，虽然并非什么罕事，然而在士族社会制度中，却是需要一定的勇气的。魏晋期间，士族制度占据着统治地位。士族以“积世业儒”为贵，左思出生在一个世代业儒的下层士族之家，不能不受到这种腐朽观念的影响。但他能够打破世系门第观念的束缚，立志到疆场上去，在实现祖国统一的事业中觅取个人的功名，这是可贵的。而且，随之左思居住洛阳，见闻到“边城苦鸣镝，羽檄飞京都”（其一）的情况，更是急不可捺，跃跃欲试。尽管左思自知自己的军事才能象铅刀一样的钝，然而能为祖国的统一事业，即使有一割之用，也是能慰自己平生志向的。

　　但是，左思美好的愿望遭到了士族制度的压抑和摧残。晋实行“门选”制以维护士族集团的利益，从而造成了“上品无寒门，下品无世族”的局面。更有甚者，一些门第观念很强的士族，对于文章的品评也是以门第的高低来决定弃取的态度。《晋书·左思传》记载着这样一则故事：陆机听说左思构思《三都赋》，抚掌大笑，在与他的弟弟陆云的信中说：“此间有伧父，欲作三都赋，须其成，当以覆酒甕耳。”后来由于司空张华的推崇，他的赋才得以大出其名。左思的门第寒下，虽然才高志清，却很难能冲破士族制度的坚硬厚壳而在政治上有所作为。冷酷的现实，使左思献身无门，报国无期，怀着无限的愤慨。《咏史》其二，正是他这种愤慨的写照。诗中，他把像自己一样才高位卑的寒门子弟，喻作生于涧底的松柏；把依赖祖业居于要津的才劣质拙的士族纨绔子弟，喻作长于山顶的柔弱的小苗。松质柏节似的人才，受到柔条弱枝般的人的遮挡，其原因为“地势使之然”，是士族制度本身造成的。然而士族制度，又是“由来非一朝”。汉张汤、金日磾的子孙，凭借着先人的荫德，数代都享受着极大的尊荣。而奇伟出众的冯唐，直到白首仍未受到重用。在此，左思不仅把犀利的批判锋芒，直指当时的社会现实，还批判了以往的士族制度。在肯定的对象与否定的对象对比之中，使诗对士族制度的揭露，更加显得有力。

　　在功名利禄到来之时，左思毅然却步了，在《咏史八首》诗中读者可以寻找到理解其原因的线索。左思居住在洛阳，面对着“落落穷巷士，抱影守空庐”（其八）的情景，愧恨交加，认识到自己来洛阳是一次失足。因此自责自惭地说：“自非攀龙客，何为忽来游？”他想步许由的后尘：“振衣千仞岗，濯足万里流。”（其五）虽然想做段干木、鲁仲连式的人物，“当世贵不羁，遭难能解纷。”（其三）但是，晋司马氏统治集团内部的相互残杀，愈演愈烈；这里又没有象魏文侯、平原君那种礼贤下士的人物。况且腐败的政治，残酷的杀夺，使荣枯盛辱瞬息万变。“俯仰生荣华，咄嗟复雕枯。”在这样的时代，“饮河期满腹”的偃鼠，“巢林栖一枝”的鹪鹩，“可为达士模”（其八）。弃却富贵，退居乡里，以求洁身自好，成了左思的必然道路。田园生活，远离杀夺中心，使左思怡然自得，乐陶其中（见《招隐》之二）。但是左思心情并不平静：“高志局四海，块然守空堂。壮齿不恒居，岁暮常慨慷。”（《杂诗》）又可见左思选择退居乡里的道路，是不得已而为之的，是有着无限的悲凉与凄怆的。

　　就是这样，左思的《咏史八首》以它所特有的深厚社会内容，熔铸着左思的平生理想，奠定了它在中国文学史上的坚实地位。另外，《咏史八首》在艺术上也有着它特出的地方。

　　第一，力矫太康颓靡文风，承继建安雄健骨力。

　　晋初太康文坛上，总的创作倾向是：刻意摹仿古人作品，很少结合现实实际；追求辞句华丽和对偶的工整，形成了绮靡浮泛的形式主义风尚。在这种颓风面前，左思则独树旗帜，以《咏史八首》为代表，继续发扬了建安文学“以情纬文，以文被质”的优秀传统。虽然以咏史名篇，不是左思首创，但左思能从现实生活出发，精心选择史实，巧妙地融汇进自己的思想、情感，借咏史以抒情，借抒情以讥世。这不仅突破了前人咏史诗只限于一事，“堆垛寡变”的局限，而且与太康文学刻意摹仿古人、脱离现实的形式主义倾向分庭抗礼。钟嵘说，左思的《咏史八首》“文典以怨，颇为精切，得讽喻之致。”是很符合左思诗的实际的。在艺术形式方面，《咏史八首》并非不注重，诗人从华丽之中求朴拙，于浮泛之外求深蕴，质朴自然，奔放沉郁，绝少雕镂的痕迹。综上两个方面，钟嵘称赞左思创造了一种独特的“左思风力”（《诗品》）。王夫之则说：“三国之降为西晋，文体大破，不绝于来兹者，非太冲其焉归？”（《古诗评选》卷四）这些评价是公允的。

　　第二，才志结合，浑然一体。

　　陈祚明曾说：“太冲一代伟人，胸次浩落，洒然流咏。似孟德而加以流丽，仿子建而独能贵简。创成一体，垂示千秋。其雄在才，而其高在志。有其才无其志，语必虚矫；有其志而无其才，音难顿挫。”（《采菽堂古诗选》卷十一）陈祚明指出左思成功的原因，在于才志结合，是很对的。左思的艺术才能，使《咏史八首》，每首都可以独立，并能体现出一定的社会意义；同时用一根高洁理想、情操的金缕线，把首首串连在一起的，浑然一体，内在结构紧密使之不可分割。其一，正面畅抒自己的理想，可谓全组诗的总纲；其二，写遭受门阀制度的压抑而产生的悲愤之情；其三，表示要以段干木、鲁仲连为榜样，另僻蹊径，以期报国；其四，写自己甘于孤寂专心著述，成就自己；其五，再写此路不通，而想追奔许由；其六，赞誉荆轲，借以披露情怀；其七，从历史上许多英俊人物沈埋下僚，以慰心中的不平；其八，写社会的黑暗，决心避世，求洁身自好。这些作品中，思想情感似滔滔江水，奔泻翻腾；又似九曲黄河，曲折回环，一咏三叹，反复宛转。慷慨悲壮之中，有细腻旖旎；低音纤气之内，又挟滚滚沉雷。左思把丰富多变的思想感情，分别写在各首之中，恰似一个巨手巧匠把颗颗散珠组成一个完整精美的花环。因而《咏史八首》“遂为古今绝唱”（胡应麟语），在中国文学史上，咏史诗体同左思的名字便紧紧联起来了。

　　作为封建阶级文人的左思，又处在黑暗险恶的政治环境之中，他所写的《咏史八首》不可能不打上鲜明的阶级烙印，不能不留下他那个时代所给他的影响，如消极避世的思想，虚无无为的思想。读者不能因为左思的《咏史八首》有着丰富的精华而对其所含有的封建性的糟粕，尽管相比之下份量很轻，而有所忽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