诗题为“海上”，诗人即从秦始皇遣使入海求仙下笔。
“石桥东望海连天”描绘的是在石桥东望看到的是大海苍茫，海天一线的景色。开头二字便点出“石桥”。诗的首句并非单纯写景，而是景中有人——秦始皇。秦始皇站在石桥上东望大海，希望徐福能早日找到长生不老药返回。然而，展现在他眼前的，只有一望无际的大海，再不见其它。
“徐福空来不得仙”紧承上句，直写求仙的虚妄无稽。秦始皇劳民伤财到头一场空，徐福也未能寻到神山仙人，从此一去不复返。这一句看似平铺直述，实则讽刺意味加深。诗人说徐福不得仙而不直说始皇不得仙，就比较含蓄有味。妙的是不说“徐福空去”，而说“徐福空来”。徐福本来就是一个靠制造神仙妄说混日子的方士，他是为迎合始皇迷信长生才编造出海上有仙山的神话的。秦始皇竟然信以为真。所以说“空来”，就已包含了“空去”。对于徐福来说，入海求仙本来就是一个骗局，而始皇自始至终充当了一个受骗上当的角色。“空来”二字，把求仙的虚妄、始皇的愚昧可笑都暗示出来了。
“直遣麻姑与搔背，可能留命待桑田。”推进一层，以“直遣”对“可能”，将讥讽之意寓于其中，认为即使遇到仙人，也无法实现长生之想。“麻姑与搔背”，用蔡经遇麻姑的传说故事讽刺其徒劳而返。“可能留命待桑田”用反问口吻，更尖刻地讽刺求仙的虚妄，寓慨深长。
这首诗的构思和写法颇具特色。全文由两个典故组成。前一个是真实的历史故事，后一个是神话传说，二者本来并不关联。诗人却巧妙地将它们结合起来，先以实事证明求仙之虚妄；再以神话讽刺求仙的无益。前一个典故揭示神仙不可求，后一个典故翻进一层，说明即使遇见仙人也不能免于一死。层层递进，使这两个典故上下紧密勾连，讽刺的意蕴表达得很尖锐也很着实。
1939年春天，抗日战争已进入第3个年头。继汪精卫投降日寇之后，蒋介石又积极反共，消极抗战，而日寇则以主要兵力进攻中共敌后抗日根据地。面对这一十分严峻的形势，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八路军、新四军坚持敌后抗日运动，给敌人以沉重打击。其时，八路军总部设在晋冀鲁豫根据地的中心——太行山区武乡县王家峪等地，作为八路军总司令的朱德在这里指挥战斗，多次粉碎了日寇的扫荡，打击了侵略者的嚣张气焰，大大鼓舞了全国人民。
朱德的这首诗就是描写了当时太行山区抗日根据地的一派大好形势，热情讴歌了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广大抗日民军赤胆忠心，浴血奋战，威震敌胆的英雄气概，抒发了“苦斗献吾身”的英雄情怀，有力地表达了作者及根据地广大抗日军民驱逐日寇，夺取抗战胜利，收复祖国大好河山的雄心壮志和必胜信念。
这首诗的首联，作者赋予了自然景观以深刻的比喻、象征意义，从而形象生动地描写了国民党统治区和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抗日根据地的两种截然不同的政治气侯。寓情于景，对比强烈，意境鲜明，艺术效果极佳。“远望春光镇日阴”，隐喻了国民党统治区的政治气侯。春天应该是阳光明媚、清新爽朗、万物复苏、一派生机勃勃的景象，但是由于蒋介石顽固地奉行“攘外必先安内”的反动投降政策，积极反共，消极抗日，疯狂地压制人民的抗日爱国力量，因此，在作者看来，虽然大自然已经进入了春天，但国民党统治区内的政治气侯却依然阴沉昏暗，没有半点春天的景象。正是在极不协调当中，作者无情的揭露了国民党反动派不顾民族利益，与人民背道而驰的卖国投降行径。国民党统治区是一片阴沉昏暗的政治形势，那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太行山抗日根据地又是一个什么样子呢。“太行高耸气森森”便是作者对根据地大好形势的生动描绘。巍峨延绵的太行山，高高地屹立在华北大地上，她云雾缭绕，林木茂密，一派蓬勃兴旺的壮丽景象，给人以庄严肃穆、雄伟坚强之感。这一切也正是抗日根据地的象征。1937年底，朱德率八路军进入太行山区以后，为了建立巩固的抗日根据地，广泛宣传了抗日救国的道理，以及八路军与华北人民的血肉关系，一时间，“八路军与华北人民共存之”，“创造抗日根据地”等标语口号随处可见，群众很快就被发动起来了，一个全民抗日的浪潮骤然而起。与此同时，朱德同志又令一二九师各团以营或连为单位，一部分在呼汉、正太路沿线发动并组织群众开展游击战争，打击南犯之敌，一部分组成八路军工作团和游击支队，分散于太行山游击区，进一步深入发动群众，组织地方武装，建立抗日民主政权，使一批又一批的工农子弟踊跃参加八路军，投奔到抗日的队伍中来。整个太行山区从城镇到乡村，到处呈现出一派“村村像军营，人人都是兵，抗日根据地，一片练武声”的大好形势，抗日的烽火燃遍了整个太行山区。到1939年春天，根据地抗日军民，不但击溃了日寇的多次扫荡进攻，而且收复县城60余座，巩固和扩大了根据地，使太行山抗日根据地就像高耸的太行山一样，巍然屹立于华北大地，成为抗击日寇的一座坚强堡垒。
这首诗虽然是描写太行山抗日根据地的，但是首联两句却没有直接来写。第一句是作为背景来进行铺垫的，第二句是用来状景的，但是通过前后句所形成的强烈对比，太行山根据地那高大、坚强、庄严的形象已高高地树立了起来。颔联、颈联便开始对根据地作具体描写。
“忠肝不洒中原泪，壮志坚持北伐心”。在这两句当中，作者巧妙而恰当地运用了两个典故，表达了中国共产党领导抗日根据地军民，坚持抗战，决心打败日本侵略者的坚强信念。前句作者运用了《晋书·王导传》中的典故：东晋时期，“过江人士，每至暇日，相要出新亭饮宴。周颧中坐而叹日：‘风景不殊，举目有江山之异！’皆相视流涕。唯导愀然变色日：‘当共戮力王室，克服神州，何至作楚囚相对泣邪！’众收泪而谢之。”这个故事说的是西晋灭亡，晋元帝司马睿在建康（南京）重新建立了政权——东晋。当时，一些北方过江的士大夫为中原的沦陷而悲叹流泪的情形。后句作者借用了宋朝岳飞抗击金兵南下入侵的故事。岳飞出生于北宋末年，亲眼看到了由于金兵入侵而使祖国山河破碎，人民遭难的悲惨景象。为了抵抗金兵南下，保卫南宋的半壁江山，收复中原，他19岁从军，以“还我河山”为己任，冒矢石，经风霜，长期转战在今两湖、浙、赣、苏、皖一带，历来被人们誉为民族英雄。岳飞38岁时被秦桧迫害致死。这两个典故的运用，十分鲜明地表达了中国共产党及其领导的抗日根据地广大军民，决不会像古代的封建士大夫那样只会为国土的沦陷而空洒热泪，而是要像民族英雄岳飞那样，忠心报国，抗战到底，誓把日本侵略者赶出中国去的英雄气概。一般地来说，像这样连用两个典故的诗句是不容易写好的，搞不好就会弄巧成拙，流于生硬呆板，缺乏诗意。但朱德在这里却运用得活泼而流畅，恰切而自然，使诗句充盈而富有意境，铿锵顿挫而又充满豪气，十分鲜明地表达了他和根据地广大军民决心抗战到底的英雄气概。这一方面是由于作者具有广博的古典文学功底和十分娴熟的写作技艺，但更重要、更主要的原因则是作者作为一个共产党人、革命家、爱国主义战士所具有的那种内在的革命气质。
颈联“百战新师惊贼胆，三年苦斗献吾身。”热情讴歌了中国共产党及其领导的根据地抗日军民所走过的三年艰苦的战斗历程，以及所取得的伟大功绩，笔调中充溢着豪放之感和坚韧不拔的革命气质。“百战新师”是指党所领导的抗日武装——八路军，也可以引申为根据地广大抗日军民。八路军的前身是中国工农红军。1927年红军诞生之后，在土地革命战争时期，经历了千百次浴血奋战，成为一支钢铁队伍。1937年抗日战争爆发后，红军改编为国民革命军第八路军，开赴前线，成为抗击日寇的一支主要力量。仅第一年就与敌军作战约1300多次，歼敌5万多人。的确是威震敌胆。
“三年苦斗献吾身”，概括地描述了作者自己及根据地广大抗日军民抗战三年来所进行的艰苦卓绝的抗日游击战争，高度赞扬了根据地抗日军民赤胆忠心、抗击日寇、保卫国家的大无畏的战斗精神。抗战开始的三年，正是根据地军民处境最困难的时期。当时，蒋介石奉行不抵抗政策，积极反共，消极抗战，国民党中央军在前线节节败退，丧师失地。而日寇则以主要兵力重点进攻抗日根据地，并对太行山区实行包围、封锁，妄图把抗日军民困死在太行山上。敌人的封锁和包围，也确实给根据地抗日军民造成了极大的困难。没有吃的，战士们常常以榆树皮和野菜充饥，没有穿的，战士们十冬腊月仍穿着单薄的衣服与敌人作战，枪枝弹药的供给也十分困难。面对这种情况，朱德同志曾号召八路军官兵，“做到拿起枪杆子是子弟兵，放下枪杆子是老百姓，”并同根据地军民一起开荒种地，制造枪枝弹药，终于克服了重重困难，并且巩固和扩大了根据地。“苦斗”二字正是根据地这种艰苦卓绝的战斗生活的真实写照。
尾联“从来燕赵多豪杰，驱逐倭儿共一樽，”唱出了作者对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根据地抗日军民，坚持抗战，驱逐日寇，夺取胜利所满怀的战斗豪情和信念，充满了革命浪漫主义和乐观主义的精神。中华民族历来就有不畏强暴、不甘凌辱的光荣传统，从古到今有多少仁人志士为了民族的利益而献身，谱写了无数的慷慨悲歌。朱德在这里借古喻今，满腔热情地赞颂英勇抗战的根据地军民都是英雄豪杰，豪迈之情，阳刚之气溢于言表，读来令人感奋，信心倍增。抗战爆发以后，中国共产党领导抗日军民在极其困难的条件下，前赴后继，坚持抗战，忠心赤胆保家卫国，充分显示了中华民族威武不屈的坚强性格。因此可以毫不夸张地说，中国共产党就是英雄豪杰，广大的抗日军民就是英雄豪杰，他们是中华民族的脊梁。正因为有这么多英雄豪杰，所以打败日本侵略者，把他们赶出中国去，夺取抗战胜利的一天就一定会到来。到那时，全国人民载歌载舞，举杯畅饮，共同欢庆抗战的伟大胜利，将是一个十分美好的、激动人心的时刻。
“驱逐倭儿共一樽”正是朱德对抗战胜利前景的憧憬。尾联两句，就其在全诗中所起的作用来讲，可以称得上是“豹尾”，它以千钧之力振起了全诗，使全诗具有一种冲天的气势，同时也极大地拓宽了诗的意境，把太行山根据地军民的英勇抗战引向了全国抗战的胜利。可以说，没有这个结尾，全诗就会黯然失色。
细味全诗，它最鲜明的特色，就是两个字——气势。一般地说，气势是难以言传的，它只能在吟咏中去细细地体味，去认真地感受。但它又是可以捉摸的，因为它有其形成的原因。首先，作者在诗中选用了一些具有雄浑强健色彩的词语，如“气森森”、“忠肝”、“北伐心”、“惊贼胆”、“献吾身”、“多豪杰”等等，而且音调响亮，节奏铿锵。其次，也是更深层的原因，则是作者具有那种不畏强暴，不怕困难，压倒一切敌人的豪壮情怀和内在气质，而这首诗正是这种情怀和气质的自然流露和升华。另外，诗的体式和韵律，对于表现这种气势也起了非常重要的作用。
柳永是北宋著名词人，其词作以描写旅况乡愁和离情别恨为主要内容。《雪梅香》（景萧索）一词写游子的相思之情，在柳词中虽属雅词，但是感情洋溢，明白如话，风格与其俚词是一致的。词中描写一位客居他乡的游子，正当深秋薄暮时分，登上了江边的水榭楼台，凭栏远眺，触景伤情，追忆过去的幸福时光，无限思念远别的情人。词的上片写词人登楼之所见：高远的晴空，映衬着萧条冷落的秋景，深深触动了词人的悲秋之情。不禁想道：当初宋玉作《九辩》时，心绪大概也是如此吧！“渔悲孤烟袅寒碧，水村残叶舞愁红”，对仗十分工巧。渔悲、水村勾画出一幅江边的萧索秋景：碧色的烟柱孤独地飘忽在寒意渐浓的秋气里，如血的夕阳染红了斑斓的落叶，红色的叶片随着萧瑟的秋风上下飞舞。这里，词人用秾艳的色彩把悲秋的哀愁充分地体现出来。“愁红”在古代诗词中多用来描写被风雨摧残的鲜花。但这首词中的“愁红”，当是指落叶而不是花。首先，既然已见残叶飞舞，当是暮秋时节；而残叶都已飘落，恐怕残花早已化作香尘了吧！再者，这两句词是工整的对句，前一句的“寒碧”是描摹孤烟的色彩，那么，这一句的“愁红”也当是形容残叶的颜色，而不应脱离“残叶”去牵扯落花。然而，这里似乎还有更深一层的含义，即“寒碧”和“愁红”这两个表现色彩的词还能引起人们进一步的联想。“寒碧”，暗示情人紧蹙的双眉；“愁红”，借指情人憔悴的愁容。古代女子以碧色画眉，因此，古诗词中也就常有这样的描写，如唐人张泌《思越人》词：“东风淡荡慵无力，黛眉愁聚春碧”；古人更常用“愁红”比喻女子的愁容，如顾敻《河传》词：“愁红，泪痕衣上重。”碧色是令人伤心的颜色，又是女子画眉的颜色，所以，词人由袅袅上升的一缕碧色炊烟联想到情人的黛眉，由被夕阳染红的落叶想到被风雨摧残的落花，进而联想到分别时情人带泪的愁容，也便是很自然的事情。因此，下片首句就写道：“临风，想佳丽，别后愁颜，镇敛眉峰。”“别后愁颜”照应“愁红”，“镇敛眉峰”照应“寒碧”。一个是明白描写，直抒深情；一个是暗中达意，景中关情，词人对其情人的真诚眷恋于此可见一斑。词人把视线从岸边移到江上：辽阔的江天，一抹斜阳浸入万顷波涛之中，江水缓缓地流向远方。这几句描绘“秋水共长天一色”的江景，怀人之情尽在不言之中，读者从中不难体会出“所谓伊人，在水一方”的意趣。词人在下片直抒胸臆，回忆昔日与情人欢会的幸福，无限怅惘，相思愈深。词人迎着江风而立，脑海中浮现出情人的音容笑貌，雅态妍姿。或许当日正在相聚小饮，清歌婉转，妙舞翩翩；或许正在花前月下，两情缱绻，欢度春宵，然而，突然到来的别离，使热恋的情人“顿乖雨迹云踪”。过去的幸福已成为美好的回忆，在这肃杀的秋天里，暮色苍茫，客居他乡的词人只能独倚危楼，悲思绵绵，怅憾难言，相思难遣。这复杂的情感在胸中汹涌，犹如面前奔腾的大江。无可奈何的词人只能托付远飞的大雁把这相思之情，悲秋之感，游子之心带过江去，传达给自己的心上人。结语包容了词人的欢乐、忧伤、回忆、希望、幻想，总括全词意蕴，韵味深长。
读者不禁感叹：若非亲感身受的真实思想感情，怎能写出如此披肝沥胆，情重意浓的词句！柳永终生落魄，怀才不遇，走马章台，混迹青楼，过着“诗酒风流”的日子，是封建时代的真正的浪子。从其《乐章集》中诸多诗词来看，他与妓女交好，不似那班轻薄子弟以玩弄女性为目的，而是极重感情，怜之，爱之，思之，念之，情深意笃，感人肺腑。这类作品不仅《雪梅香》一词，它如《雨霖铃》（寒蝉凄切）、《八声甘州》（对潇潇暮雨洒江天）、《忆帝京》（薄衾小枕凉天气）等等，不胜枚举。柳永的真情换来了同样的真情。他因写俚词被统治者排挤出上流社会，下层社会的人们，尤其是妓女们却喜爱他的词。“凡有井水饮处，即能歌柳词”（南宋叶梦得语），就是明证。柳永生前家无余财，死后由几个妓女合资才得以入殓成葬，这当可以看作是对柳永真诚的报答吧！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