伪作论据
（一）良史陈寿修《三国志》，编《诸葛亮集》，在材料的取舍上是经过审慎斟酌的，但其均未收录此表
（二）此表气绥调低，与《前出师表》辞气迥异，非出自一人之手，盖诸葛亮侄儿东吴大将军诸葛恪伪作，目的在于以”此表为他的伐魏主张制造有力的旁证“，因为诸葛恪在《论征魏》一文中曾说：”每览荆邯说公孙述以进取之图，近见家叔父表陈与贼争竞之计，未尝不喟然叹息也"。而“陈与贼争竞之计”的只能是《后出师表》。（或说是张俨伪作）。
（三）表中所列史实有误。《赵云传》载云卒于建兴七年，而六年十一月的《后表》却说云已死。
肯定观点
（一） 陈寿《亮集》未载此表，不足为伪作之证。
陈氏修史编集对史料取舍，确实是经过审慎斟酌的，但却不是完备详尽的。将《亮传》与《武帝纪》相较，前者显然简略的多，诸如伐吴、南征、八阵、渭南之战等理应明确详述的内容，他都一笔带过，或未作记载。
又陈寿编《亮集》，主要依据司马氏从成都接收运回洛阳的蜀汉政府档案，这个档案经公元264年钟会成都兵变后已不完整。又考裴注所引诸葛亮“言教书奏”，有一部分明确谓“《亮集》载“；而有一部分非出自《亮集》，如《绝盟好议》出自《汉晋春秋》，《与陆逊书》出自《江表传》等；还有一部分未注明出处，如《公文上尚书》《与李丰教》等。这些都说明陈寿所编《亮集》并不完备。《后表》或因重在分析形势，关乎军情机密，不宜公开宣示，故流传不广；或因成都之乱散失，陈寿未见到。
裴松之就是针对《三国志》这种“失在于略，时有脱漏”的情况注补之，且对本文及注引材料每每刻意惩妄论辩，但对《汉晋春秋》所载《后表》只存录而并无疑义，看来裴氏相信这是诸葛亮所作。
（二） 所谓前、后表词气迥异、风格不同字观点也是不能令人信服的。
《后表》所谓“才弱敌强”，既是诸葛亮转述当初刘备的看法，也是他把蜀汉的总体人才质量、军事力量跟曹操及其庞大的人才群和军事力量作对比后实事求是的结论，它与《前表》中的“今天下三分，益州疲弊，此诚危急存亡之秋也”语义类似。
《后表》所谓“夫难平者，事也”，“至于成败利钝，非臣之明所能逆睹也”等语，是在首次北伐失利后，针对议者非料度“必胜”绝不出兵的观点而讲，是就即将二次北伐的战役而言，并不是对兴复汉室、统一全国的长远目标丧失信心，诸葛亮所列举的曹、刘集团成败浮沉的曲折历史完全证明诸葛亮“凡事如是，难可逆见”乃清醒客观之言。所以《后表》并无“志衰气丧”的情调。
再看二表的用辞风格也基本一致：《前表》所谓“今南方已定，兵甲已足，当奖率三军，北定中原”，说的是当前的任务，与《后表》“今贼适疲於西，又务於东，兵法乘劳，此进趋之时也”辞义仿佛，所谓“庶竭驽钝，攘除奸凶”，说的是自己的职责和决心，与《后表》“鞠躬尽力，死而后已”之心志一脉相承；所谓“兴复汉室，还于旧都”，指长远的目标，非认为一举大胜，它与《后表》并不矛盾。
《后表》与《前表》及诸葛亮其他文章，都有如下共同的特点：讲究对仗排比、有汉赋骈偶特色；音节铿锵，纵横捭阖，回转层叠，说理透彻；感情真挚，语言酣畅平易。所不同的只是，《前表》偏重叙事抒情，《后表》专注于论述批驳，互为补充映照，合之为一完璧，故当出自一人之手。
（三） 诸葛恪不可能伪作。
建兴六年冬诸葛亮二次伐魏前曾向其兄吴公安督诸葛瑾致书通报军情，言“与贼争竞之计”的《后表》应是此时传送到诸葛瑾手中，而后其子诸葛恪看到，再有吴大鸿胪张俨撰《默记》时收录。
假使诸葛恪伪作，他当会大赞叔父，贬抑曹魏，决不会造“难可逆见”一类有余之辞；假使他做伪作的目的是为自己伐魏的乐观主张做“旁证”，则会转引其辞以说服他人，然诸葛恪“见家叔父表”，只是“喟然叹息”而已；诸葛恪“见家叔父表”，在公元253年，时蜀汉尚在，两国使者频往，知情者均在；又诸葛恪作为吴臣，安肯曰“孙策做大，遂并江东乎？”所以，诸葛恪伪作叔父表章是不可能的。而如系张俨伪作，起码首先骗不了诸葛恪这位知情者。
至于张俨将《后表》收入《默记》，一则因为俨是主战派（由裴注引《默记·述佐篇》）可见，二则因为《后表》与《默记·述佐篇》体例相符。张俨曰：“余观彼治国之体，当时既肃整，遗教在后，及其辞意恳切，陈进取之图，忠谋謇謇，义形於主。”显然，其“陈进取之图”的，主要当指《后表》，他之所以主战并对诸葛亮屡以弱攻强的进取方针予以肯定，受《后表》的感染当是一个重要原因。
（四） 关于赵云死亡时间，可能是《三国志》有误。今但知建兴六年夏初赵云箕谷失利退回褒谷道，其秋子赤崖屯田，其后活动一概不见史载，即使建兴七年春取武都、阴平二郡之重大战事亦不见有赵云出现。由此窥测，赵云有可能卒于建兴六年冬诸葛亮上《后表》前，灵柩运回大邑县（蜀汉蜀郡江原县境）安葬时至七年春，陈寿或有可能因此误记卒年。
在朦胧的月色下，映入女子眼帘的山容水态，都充满了哀愁。前三句用三个“流”字，写出水的蜿蜒曲折，也酿造成低徊缠绵的情韵。下面用两个“悠悠”，更增添了愁思的绵长。特别是那一派流泻的月光，更烘托出哀怨忧伤的气氛，增强了艺术感染力，显示出这首小词言简意富、词浅昧深的特点。
相思是人类最普遍的情感之一。也是历代诗家文人付诸歌咏的最佳题材之一。古诗中多用“长相思”三字，如《古诗十九首》中就有“上言长相思”、“著以长相思”、“行人难久留，各言长相思”等。南朝陈后主、徐陵、江总，唐李白等都有拟作。内容多写女子怀念久出不归的丈夫。至于白居易这首《长相思》，则有其特定的相思对象，即他的侍妾樊素。
樊素善歌《杨柳枝》，因又名柳枝。因为种种原因，樊素自求离去，白氏在《别柳枝》绝句中说：“两枝杨柳小楼中，袅袅多年伴醉翁。明日放归归去后，世间应不要春风。”可见作者对于樊氏的离去十分伤感。这首《长相思》词也表达了相同的情感。
词的上阕写樊素回南必经之路。因为她是杭州人氏，故作者望吴山而生愁。汴水、泗水是一去不复回的，随之南下的樊素大概也和河水一样，永远离开了他。所以作者想象中的吴中山脉，点点都似愁恨凝聚而成。短短几句，把归人行程和愁怨的焦点都简括而又深沉地传达了出来。尽管佳人已去，妆楼空空，可作者一片痴情，终难忘怀，他便于下阕抒发了自己的相思之痛。两个“悠悠”，刻画出词人思念之深。这种情感的强烈，只有情人的回归才能休止。然而那不过是空想，他只能倚楼而望，以回忆昔日的欢乐，遣散心中的郁闷而已。
这篇作品形式虽然短小，但它却用回环复沓的句式，流水般汩汩有声的节奏，贯穿于每个间歇终点的相同韵脚，造成了绵远悠长的韵味，使相思之痛、离别之苦，表现得更加淋漓尽致。
这是一首描写杭州西湖春景诗。这首诗前六句写景，突出一个“绿”字，后两句写情，突出一个“恋”字，做到借景抒情，情景交融。后人评论此诗“以不舍意作结，而曰‘一半勾留’，言外正有余情。”全诗不仅结构上曲折委婉，而且借景深化了诗旨。
西湖的春天，像一幅醉人的风景画，三面群山环抱中的湖面，汪汪一碧，水平如镜。群峰上，松树密密麻麻排满山面，千山万峰显得一派苍翠。一轮圆月映入水中，好像一颗明珠，晶莹透亮，跳荡悬浮。
早稻初生，似一块巨大的绿色地毯，上面铺满厚厚的丝绒线头；蒲叶披风，像少女身上飘曳的罗带群幅。一幅格调清新的山水画图展现眼前，诗人不由发出对西湖风光的赞美。春色如此秀丽，作者不愿离开杭州回京，有一半因素就是舍不得这风景如画的西湖。
诗的前三联绘景，尾联抒情，全诗则情景交融，物我划一。首句鸟瞰西湖春日景色，谓其“似画图”。作者以具有如此浓重感情色彩的字眼儿入诗，并非偶然。在孩童时代，白居易曾立志要到杭州做官，心愿得酬，自然为之欣喜，其对杭州的深情于此可见一斑。此诗不仅是白居易山水诗中的佳构，亦是历代描写西湖诗中的名篇之一。
“乱峰”以下三句，具体描绘如画之景：群山环绕，参差不一，湖上水面平展；排排青松装点着山峦，如重重叠叠的翡翠，皎洁的月亮映入湖心，象一颗闪光的珍珠，这是多么诱人的美景呵！然而诗的旨趣并没有凝滞在范山模水的层面上，“碧毯”二句出人意表地把笔舌转到对农作物的体察上。在山水诗中嵌入农事，弄不好会雅俗相悖，很不协调，而白居易却别出心裁地把农事诗化了：早稻犹碧毯上抽出的线头、新蒲象青罗裙上的飘带。如此精妙新奇的比喻本身不仅体现出作者对湖区人民的关怀，使读者由此可以联想到正是这位自幼向往杭州的白刺史，一到任便体恤民瘼，浚井供饮，把杭州变成了人间天堂，从而铭戢其德惠。同时，在诗的写作上也是一种变格、一种可贵的出新，它比作者描绘西湖的另一名篇《钱塘湖春行》，立意更加新颖，语言益见精妙。
这首诗的结构曲折委婉，别有情致，特别是最后两句“以不舍意作结，而曰‘一半勾留’，言外正有余情。”（《唐宋诗醇》）那么其“言外余情”是什么呢？这得联系作者的有关行迹和创作来探寻。除杭州刺史之前，白居易原在长安任中书舍人。面对国是日荒，民生益困的现实，屡屡上书言事而不被采纳，眼见时局日危，朋党倾轧加剧，便自求外任，来到杭州。这是问题的一方面，另一方面是他认为做隐士不好，做京官也不好，只有做杭州刺史闲忙得当，正合其意，即所谓“霅溪殊冷僻，茂苑太繁雄。唯此钱塘郡，闲忙恰得中。”这话是出自《初到郡斋寄钱湖州李苏州》一诗，在其他篇目中 尚有不少类似的说法，这既是作者的心里话，也是此诗的“言外余情”。
因为“皇恩只许住三年”，白居易抱着恋恋不舍的心情离开西湖，这种情绪本身具有很强的感染力。一千多年后的今天，西湖早已是驰名中外的湖山形胜之地，此诗亦不胫而走，值得玩味的是如今西湖十景中的“平湖秋月”、“苏堤春晓”、“三潭印月”等景观的命名，有的很可能是从这首《春题湖上》中的相应诗句衍化而来的。
从艺术上看，《春题湖上》最精采的是中间四句。诗人以幽丽华美的笔触，用一连串精妙的比喻，勾画出西湖的旖旎风光。比喻的精妙，表现在比物与被比事物的密合无间上。用翡翠比喻松树的绿色，用明珠比喻夜半时分高而远的明月，用碧毯细短的线头比喻幼小的绿色秧苗，用青罗裙飘拂的长带比喻舒展着的绿色的蒲叶，无不妥贴入微，真切动人。同时，诗人对湖上春光的珍惜与爱悦的感情，也在这几个比喻中自然地隐隐泄出。全诗由于有了中间这四句精当传神的比喻，一二句中的“似画图”才有了充实的具体内容，末两句的“勾留”之意才得以顺势推出。
“画图”二字是诗眼，下五句皆实写画图中景，以不舍意作结，而曰“一半勾留”，言外正有余情。
《咏萤》是梁简文帝萧纲的咏物诗之一，此诗通过“类星陨”、“若生花”、“疑空火”、“似夜珠”一连四个比喻，把萤火虫的异常光彩鲜明地表现出来，并以此托物寓意，采用拟人手法，表示只要遇到知音，便要不惜一切，奉献出微薄的力量。
“本将秋草并，今与夕风轻。”写的是萤火的产生与出现。古代传说夏末秋初时腐草化为萤，故云“本将秋草并”。如今它出现在夜空，在晚风中悠悠地飘荡、“今与夕风轻”的“轻”字用得恰当，它既是形容风，又是形容萤火。读者闭眼一想，便似乎感到初秋微风的吹拂；又似看到暗夜中点点萤火，是那么轻盈可喜。残暑已经消退，清新的秋夜令人多么适意！
接着的四句描绘萤火的形象。
“腾空类星陨，拂树若生花”，二句写萤火在庭院中飞舞，说它如星星陨落，已让人感到有趣，不过这意象前人已经用过，如潘岳的《萤火赋》说“彗似移星之流云”。“拂树若生花”则叫人感到诗人想象之丰富。当然，潘岳也曾形容道“熠熠若丹蕊之初葩”。说萤火像初开的红色花朵，但那还只是静态的比喻。萧纲这儿用了“拂”字、“生”字，便富于动态。树丛本是黑黝黝的一片，忽而这里那里闪现出光亮，似乎花儿在顷刻间绽放。“拂”字表明那光亮不是静止的，而是轻盈地流动着；那“花”也就乍明乍灭，这里谢了那里又开了，宛如节日的焰火。多么奇异的景象！多么天真的意趣！
“屏疑空火照，帘似夜珠明”二句写萤火飞入了室内。诗人换了一种写法：不说萤火如何如何，只说它在一片漆黑中看见了屏风被空气的火光照亮，门帘仿佛缀上了颗颗夜明的宝珠。因为闪闪烁烁，不点自亮，所以说是“空火”。诗人那种孩子般的惊喜，流露于诗句之间。
“逢君拾光彩，不吝此生轻。”诗人设想萤火虫是很愿意被喜爱它的人所收拾的。它说：倘若您愿意拾取我这发光的小虫，那我毫不吝惜自己的微躯。以这种拟人的写法结尾，更给全诗增添了几分妙意！
这首词由景及情，思乡怀古，由豪入旷，超旷中不失赋诗追黄鹤的豪情壮采，不失对于人生的执着追求。词的上片由景引出思归之情和怀友之思；下片由思乡转入怀古，直抒胸臆。
开篇由写景引入。开篇大笔勾勒，突兀而起，描绘出大江千回万转、浩浩荡荡、直指东海的雄伟气势。“江汉西来”二句，描绘了江水奔腾的胜景。著名的黄鹤楼在武昌黄鹄山巍然屹立，俯仰浩瀚的大江。长江、汉水滚滚西来，汇合于武汉，那波涛的颜色，如同葡萄美酒一般，一片浓绿。发端两句，以高远的气势，抓住了当地最有特色的胜景伟观，写出了鄂州的地理特点。“蒲萄深碧”，重笔施彩，以酒色形容水色，用李白《襄阳歌》“遥看汉水鸭头绿，恰似葡萄初酦醅”诗句，形容流经黄鹤楼前的长江呈现出一派葡萄美酒般的深碧之色。以下“犹自带”三字振起，化用李白“江带峨嵋雪”之句，杜甫《登楼》诗“锦江春色来天地”，不著痕迹，自然入妙，用“葡萄”、“雪浪”、“锦江”、“春色”等富有色彩感的词语，来形容“深碧”的江流，笔饱墨浓，引人入胜。词人将灵和楼前深碧与锦江春色联系起来，不但极富文采飞扬之美，而且透露了他对花团锦族、充满春意的锦城的无限追恋向往之情，从而为下文“思归”伏脉。这两句由实景“蒲萄深碧”引出虚景“岷峨雪浪，锦江春色”，拓展了词境。江河自岷江锦水而来，将黄鹤楼与赤壁矶一线相连，既是友人驻地的胜景，又从四川流来，既引动词人思归之情，又触发怀友之思。这就为下文感怀作了有力的铺垫。接下来这一句由景到人，一句写对方，一句写自已。朱寿昌在陕西任通守期间留有爱民之美誉，政绩突出。《宋史》本传载朱在阆断一疑狱，除暴安良，“郡称为神，蜀人至今传之”即“南山遗爱守”所指。词中“南山”当是“山南”之误。以对“剑外”，“山南”字面亦胜于“南山”。而苏轼蜀人，称朱寿昌亦以其宦蜀之事，自称“剑外思归客”，映带有情。如今思乡而归不得，两厢对比，既赞美了朱寿昌为人颂扬的政绩，又表达了自己眼前寂寞的处境以及浓郁的思归情绪。面对此间风物，自会触景兴感，无限惆怅。“对此间”以下，将犹、我归拢为一，有情就要倾吐、抒发，故由“情”字，导出“说”字，逼出“殷勤说”三字，双流汇注，水到渠成。
上片“殷勤说”三字带出整个下片，开始向友人开怀倾诉，慷慨评论。“《江表传》”二句，引出自己对历史的审视和反思。《江表传》是记述三国时东吴人物事迹的史书，他劝告朱寿昌不要再读这部书了。以愤激语调唤起，恰说明感触很深，话题正要转向三国人物。 “狂处士”四句，紧承上文，对恃才傲物、招致杀身之祸的祢衡，表示悼惜。祢衡因忠于汉室，曾不受折辱，当众嘲骂曹操，曹操不愿承担杀人之名，假借刘表属将黄祖之手将其杀害，葬于武昌长江段的鹦鹉洲。词人用感触颇深的三国人物——祢衡的事迹引以为戒，接着笔锋一转，把讥刺的锋芒指向了迫害文士的曹操、黄祖。如今贤士不在，只能空对那武昌长江段的鹦鹉洲，苇花萧瑟，一片凋零凄凉。书生何苦与这种人纠缠，以致招来祸灾。苏轼站在更高的视角审视历史，“独笑书生争底事，曹公黄祖俱飘忽”，“争底事”，即争何事，意即书生何苦与这种人纠缠，以致招来祸灾。称霸一时的风云人物，如残害人才的曹操、黄祖之流，最终也只能在历史的长河中成为过眼烟云。此句流露出苏轼豁达、随缘自适的人生态度。这话是有弦外之音的，矛头隐隐指向对他诬陷的李定之流。苏轼此时看来，祢衡的孤傲、曹操的专横、黄祖的鲁莽，都显得非常可笑。言语间，反映出苏轼超越历史，摆脱现实限制的观念。收尾三句，就眼前指点，转出正意。词人引用李白的故事，激励友人像李白一样潜心作诗，赶追崔颢的名作《黄鹤楼》。这既是对友人的劝勉，愿他能够置身于政治漩涡之外，寄意于历久不朽的文章事业，撰写出色的作品来追蹑前贤；也体现了苏轼居黄州期间的心愿，对于永恒价值的追求。
全词形散而神不散，大开大合，境界豪放，议论纵横，显示出豪迈雄放的风格和严密的章法结构的统一。一则，它即景怀古，借当地的历史遗迹来评人述事，能使眼中景、意中事、胸中情相互契合；再则，它选用内涵丰富、饶有意趣的历史掌故来写怀，藏情于事，耐人寻味；三则，笔端饱含感情，有一种苍凉悲慨、郁愤不平的情感，在字里行间激荡着。即景抒怀，指点江山，论古说今，涉及五个历史人物，坦露了对朋友的坦荡胸怀，将写景、怀古、抒情结合，不粘不滞，思想深沉，笔力横放，虽为酬答之作，却也体现了东坡词豪放的风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