柳恽以《江南曲》“汀洲采白苹，日落江南春”之句闻名后世。他的这首同赋闺怨的少年成名作《捣衣诗》中“亭皋木叶下，陇首秋云飞”一联，也是不可多得的佳句。古人在裁制寒衣前，要将纨素一类衣料放在砧石上，用木杵捶捣，使其平整柔软。捣衣的劳动，最易触发思妇怀远的感情，因此捣衣诗往往就是闺怨诗的异名。六朝这类诗甚多，谢惠连的《捣衣诗》就曾受到钟嵘的称赞，其中有句云：“檐高砧响发，楹长杵声哀。微芳起两袖，轻汗染双题（额）。”可见古代捣衣的具体情景。
捣衣往往为了裁缝寄远。因此诗一开头便从感叹行人淹留不归写起：“行役滞风波，游人淹不归。”古代交通不便，南方水网地区，风波之险常是游子滞留不归的一个重要原因。女主人公想象丈夫久久不归的原因是由于风波之阻，正反映出特定的地域色彩。两句中一“滞”一“淹”，透出游子外出时间之久与思妇长期盼归之切，而前者重在表现客观条件所造成的阻碍，后者重在表达思妇内心的感受，在相似中有不同的侧重点。
三四两句写深秋景色。上句是思妇捣衣时眼中所见之景。亭皋，水边平地，暗切思妇所在的江南。“木叶下”化用《楚辞·九歌·湘夫人》“袅袅兮秋风，洞庭波兮木叶下”意境，暗透思妇在秋风起而木叶下的季节盼望游人归来而“目眇眇兮愁予”的情景。下句是思妇心中所想之景。陇首，即陇头，系游人滞留之地。陇首或陇头的意象，在南北朝诗赋中常与游子的飘荡相联系，此处即泛指北方边塞之地。思妇由眼前“亭皋木叶下”的深秋景象，联想起丈夫所在的陇首一带，此刻也是秋云飘飞的时节了，想象中含有无限思念与体贴。“秋云飞”的意象，不但明点秋令，而且象征着游子的飘荡不定（浮云常被用作游子的象喻）。这一片飘荡无依的“秋云”，什么时候才能回到自己的故乡呢？两句一南一北，一女方一男方广，一实景一悬想，不但对仗工整，形象鲜明，而且由于意象富于蕴涵，能引发多方面的联想。表面上看，似单纯写景，而思妇悲秋叹逝、怀念远人的感情即寓其中，意绪虽略带悲凉，而意境疏朗阔远。《粱书》本传说：“恽少工篇什，为诗云：‘亭皋木叶下，陇首秋云飞’，王元长（融）见而嗟赏。”可见它在当时就被视为警语佳句。
五六句由第四句的驰神远想收归眼前近景：“寒皋夕鸟集，思牖草虫悲。”在呈现出深秋萧瑟凄寒景象的皋圃中，晚归的鸟儿聚集栖宿；思妇的窗户下，唧唧的秋虫在断续悲鸣。“寒”点秋令，也传出思妇凄寒的心态；夕鸟之集，反衬游人不归；草虫悲，正透出思妇内心的悲伤。所见所闻，无不触绪增悲。
最后两句是思妇的内心独白：眼下已是木叶纷飞的深秋，等到裁就寒衣，寄到远在千里之外的陇首塞北，那里已是春回大地，应当穿上春装了，哪里能及时见到我寄去的御寒的冬衣呢？这一设想，不仅显示了南北两地的遥隔，而且透露出思妇对远人的体贴与关切，将捣衣的行动所包含的深情蜜意进一步表现出来了。
诗题为“捣衣”，但跟前面所引的谢惠连的《捣衣诗》具体描绘捣衣劳动的写法不同，除结尾处略点寄衣之事外，其它六句几乎不涉捣衣本题，表面上看似有些离题。实则首联揭出游人之淹滞远方，为捣衣之由，中间两联写景，为捣衣时所见所想，仍处处关合题目。只是此篇旨在抒写捣衣的女子对远人的思念、体贴，对捣衣劳动本身则不作正面描写。这种构思，使诗的意境更为空灵，也更富抒情色彩。
此诗共三章，采用复沓形式，各章仅异数字。孔颖达疏曰：“三章上二句恶四国，下四句美周公。”
第一章前两句以“既破”、“又缺”起始，斧、斨均为生产工具，人们赖以创造财富、维持生计。然这些工具均因为四国之君长年累月服劳役而致破致缺，家计亦因此而处于困苦之中，故尔怨恨深深。这里是以斧斨等工具的破缺来反映劳役之长之苦；以人们赖以生产劳动的必要条件的毁废，来反映生活之困。这是以点代面，以个别代全部，言事而寄慨的手法。
关于这两句，郑笺另有说法：“既破毁我周公，又损伤我成王，以此二者为大罪。”以斧斨之破缺比作对周公、成王的流言毁谤，这似乎过分拘泥于史事而说得太玄远了。而将周公比斧，成王比斨，恐亦有失礼度。
人们生活在这么艰难困苦之中，终于有了转机，有了希望：周公率兵东征了。当时周京为镐，在今陕西境内，管蔡等四国在今河南一带，故云“东征”。
三、四两句是因果关系：由于周公东征，所以四国叛乱者惊惧恐慌。毛传释“皇”为匡，即四国乱政得到纠正，走上正道。亦通。政局有转机，全是周公的功劳，故这两句从国的角度美周公，亦是叙事中含抒情，是间接的赞颂。
第五句“哀我人斯”，是省略了主语周公。周公对人民如此哀怜体恤，故逼出第六句：这是很崇高很伟大呀！这是人民以自身的感受，从内心发出的歌赞声，是直接的赞颂。
第二、第三两章，结构与第一章完全相同，仅换几个字。“錡”不论解作凿或锯，“銶”不论解作凿还是独头斧，均为劳动生产的工具，其在诗中的作用亦与第一章的“斨”同。这头两句同样在“恶四国”。下四句亦是“美周公”，仅换几个字。“吪”，化也，即受教育，移风易俗。“遒”，毛传解作固（坚固），郑笺解作敛（聚合）。孔颖达疏协调两说云：“遒训为聚亦坚固之义。”即“使四国之民心坚固也”、“四国之民于是敛聚不流散也”。流散之民回归，家人团聚，万民团结，国家自然强固。
综观全篇，这第四句的最后一字“皇”、“吪”、“遒”似非信手安排，而是有逐层递进，逐层深入的关系在。“皇”，如解为惊恐，则只是乱政的动摇，还未真正改变；如释为匡正，那也只是治的开始，对人民来说这只是外部条件的变化。而“吪”，受教育、受感化，这是深入到内部的变化。最后的“遒”，团聚、强固，则已结出丰硕的果实了。
末二句“嘉”、“休”基本同义，亦如第一章，是对周公的德行发自内心的直接赞颂。
不过对此诗也有不同的理解，例如闻一多、程俊英就认为这是东征士卒庆幸得以生还之作。这样，对诗中一些词的解释也就与上面不同。如第一、二两句的斧、斨、錡、銶均指为武器。第五、六两句的“哀我人斯”的“人”则是指战士。因有的战士已战死沙场，活着的也都离乡背井与家人久不见面，这些都让人哀伤。这样的解释，与传统的“美周公”观点是大相径庭的，但也言之成理，可备一说。
作品分前后两段，前段十四句，诗人从自己半生的艰难遭遇出发，对自古以来众口所说的天道鬼神的存在提出了怀疑。开头两句是结论，是贯穿全段的。下面的十二句是这个结论所由得出的事实根据。他说：从刚刚成人（结发）那个时候起，我就一个心眼地想着做好事，苦力巴结（僶俛），到现在已经五十四岁了。自己的遭遇又是如何呢？二十岁（弱冠），世道乱离，苻坚南侵；三十岁（始室），家门不幸，死了妻子。再以后就是天灾屡降，气候反常，先是荒旱不已，螟蜮丛生；接着又是狂风暴雨，铺天盖地，闹得庄稼收不了一把，从而挨冻受饿，自己的经济生活现在已经完全陷入绝境了。看看这种现实，这说明根本就没有什么“福善祸淫”的天道鬼神。后段共六句，写他面对目前这种艰难处境的思想活动。他愤慨地说：我今天陷入到这个如此穷困悲凉的境地，这都怪我自己，怨不得什么别的天命或人为；历代圣贤不总是教导人们要立德、立功、立言，要名垂青史，像画麒麟么，但是在我看来，这些就如同过眼的烟云一样无足轻重，我自己在这里慷慨悲歌，我别无他求，我以有你们这两位像锺子期一样的知音人而感到欣慰与自豪。
这是表现陶渊明晚年的生活景况及其思想情绪的一篇极其重要的作品。陶渊明以“田园诗人”著称，他的作品流传最广而又最脍炙人口的是《五柳先生传》、《归去来兮辞》、《桃花源记》这种文，和《归园田居》、《和郭主簿》、《饮酒》这种诗。后来经过鲁迅先生的批评提醒，人们又开始注意了《咏荆轲》、《读山海经》等少数所谓带有点“金刚怒目”式的作品，而真正了解陶渊明晚年的生活与思想的读者仍是不多。因此，读者有必要向了解《怨诗楚调示庞主簿邓治中》这首诗。
首先，这首诗描绘了诗人晚年悲惨的生活情景，他已经到了挨饿受冻，无法维持的境地。他“夏日长抱饥，寒夜无被眠”，以至冻得“造夕思鸡鸣”，夜间盼着快点天亮；饿得“及晨愿乌迁”，白天又盼着快点天黑。这是多么难熬，多么难以忍受的岁月啊！反映陶渊明晚年的这种悲惨困苦生活，可以用来和《怨诗楚调示庞主簿邓治中》相参证的，还有《杂诗》，其中说：“代耕本非望，所业在田桑。躬亲未曾替，寒馁常糟糠。岂期过满腹？但愿饱梗粮。御冬足大布，粗絺以应阳。正尔不能得，哀哉亦可伤！”还有《饮酒》，其中说：“竟抱固穷节，饥寒饱所更。敝庐交悲风，荒草没前庭。披褐守长夜，晨鸡不肯鸣。”词语都几乎一样。回想陶渊明归田的初期，那时他的家庭尽管不很富，但至少还保持着一个小康局面。他的居住情况是“方宅十余亩，草屋八九间。榆柳荫后园，桃李罗堂前”。他的饮食情况是“园蔬有余滋，旧谷犹储今”，“春秫作美酒，酒熟吾自斟”。在这样的生活条件下当隐士，自然是比较容易的。但是好景不长，四十四岁那年他家中失了大火，“一宅无遗宇”，什么都给烧得精光了。从此他的生活日益贫困，他的参加劳动也不得不由原来的观赏性、点缀性而逐渐地变成了维持生活的基本手段。也正因此，自然灾害对于陶渊明也就成为一个关系极其紧密的问题了。例如眼下陶渊明的困境就是由于“炎火屡焚如，螟蜮滋中田。风雨纵横至，收敛不盈廛”这种原因造成的。这样的生活，在中国古代文学家们的经历中极为少见。
其次，它表现了诗人晚年对社会现实的极大愤慨与不平，他满腹牢骚，甚至连天道、鬼神都恨起来了。他说：“天道幽且远，鬼神茫昧然”，从自己的切身遭遇可以证明这些都是骗人的东西。与此相近，他在《饮酒》诗中还说：“积善云有报，夷叔在西山。善恶苟不应，何事立空言！”情绪都是非常激烈的。在这里，他表面上是指着天道鬼神，实际上他的批判矛头乃是指向当时的黑暗社会，指向那个掌握着人类命运的腐朽的统治集团。陶渊明这时的思想情绪和他归田初期的那种面貌大不相同了，归田初期他总爱唱那种“乐天知命”、“安贫乐道”的高调，在《癸卯岁始春怀古田舍》中他说：“先师有遗训，忧道不忧贫”；在《归去来辞》中他说：“聊乘化以归尽，乐夫天命复奚疑！”那时的陶渊明是以和平恬淡，与世无争著称。现在则不同了，牢骚越来越多，情绪越来越大。不是他的修养水平降低了。鲁迅先生说：“‘雅’要想到适可而止。‘雅’要地位，也要钱。”（《病后杂谈》）不论谁要说“安贫”，那他首先得保持一种至少是不太贫的经济条件。否则要想使人“安”得住，而且还要“乐”起来，那是很难的。陶渊明先前总爱说“息交游闲业，卧起弄书琴”；“悦亲戚之情话，乐琴书以消忧”，颇有点像是读书弹琴成癖的样子。可是到了晚年写作《咏贫士》，当他已经“倾壶绝余沥，窥灶不见烟”的时候，他也就“诗书塞座下，日昃不遑研”了。越穷越苦，思想矛盾也就越多，情绪也就越激烈，这是人之常情，是真实的。陶渊明的诗歌以真实著称，但若以后期这种艰难地写痛苦写愤怒的作品，和前期那种轻易地写快乐写恬淡的作品比起来，则是后期作品表现的思想更真切、更实在。
第三，作品表现了陶渊明在这种极其痛苦难熬的生活中的意志坚定，宁死不移。他已经横下一条心来，无论怎样穷困，他再也不出去作官，再也不去和那个黑暗的上层社会同流合污了。他说：“在己何怨天，离忧凄目前。吁嗟身后名，于我若浮烟。”这是什么意思？比陶渊明早百余年的放诞派张翰曾说：“使我有身后名，不如生前一杯酒。”不是陶渊明也像张翰那样肆无忌惮地蔑视前代圣贤的古训，他所蔑视的正是当时官场中像苍蝇追逐血腥一样所追逐的那种东西。他说他之所以陷入今天这样的困境，这都怪他自己，怪不得天道鬼神或其他人事。这不是真话，这是牢骚，这是他在变相地表现他对当时政治的不平，同时其中也包含着一种坚守了节操，在精神道德上获得了胜利的骄傲与自豪。在中国两千多年的封建社会中，与黑暗官场不合作，蔑视功名利禄而隐居田园去当清闲地主的，历代不乏其人。但是能够忍冻受饿，竟至于“饥来驱我去，不知竟何之。行行至斯里，叩门拙言辞”地宁可去向人家乞食，也决不回头，而一直挺下去，直至老死田园的，却除了陶渊明再也找不出第二个。陶渊明的气节是感人的，陶渊明的骨头的确比别人硬。
陶渊明诗歌的艺术风格是以淳朴实在著称，所以梁启超曾经说，“唐以前的诗人，真能把他的个性整个端出来和读者相接触的，只有阮步兵和陶渊明，而陶尤为甘脆鲜明”（《陶渊明之文艺及其品格》）。他晚年写的这首《怨诗楚调示庞主簿邓治中》，就如同一位老朋友用连珠一般的语言在诉说他一系列的不幸，在那里发牢骚，在那里怨天恨地，在抒发他对现实社会的愤愤不平。这首诗和他归田初期作品中的那种宁静恬淡、情景交融比起来，是变得更为愤激、更为质直了，但是陶渊明作品中那种突出的真情实感的流露，却是始终一贯的。他有乐说乐，有苦说苦，有牢骚不平也决不故意掩饰。他的语言是那样浅近、凝练、生动、准确，例如：“夏日长抱饥，寒夜无被眠。造夕思鸡鸣，及晨愿乌迁”，这种对于受冻者在冬天的长夜里盼望天亮，盼着快点日出；挨饿者在夏天的长昼里盼着天黑，以为上床不动，肚子也可能会好受一些的心情的描写，没有一点实际感受的人莫说是写不出，就是想也恐怕难以想到。
这首诗一共六句，分三层，抒发离家求仕的复杂感情。情与景相间相融，夹以议论。反映汉末一代有抱负青年在乱世中创业，为实现统一安定的能施展才智的理想社会而奋斗，虽为知己者死，但死而无怨。这是时代精神的艺术个性化。时代的共性深寓在艺术个性之中，隐现着个性美与人情美的质愫与基因。
诗的开端两句直接入题，写别时景象，暗扣诗题离别后的感伤。“朝云浮四海，日暮归故山。”这两句是触景生情，目及早晨朝霞涌起，由此自然现象，想到浮云升起，飘浮天上，可是到了晚上还是要回到故山，有自己归宿之处。暗示出自己离家外出，如天上浮云一样，飘泊海内。晚年能否落叶归根，重回故土，前途茫然，不可知。比拟象征，含蕴深厚，不言别情，而情在其中。未上路，而先想归乡，可见对故乡、亲人、知己的感情之深。这就为下面的行役悲思作了铺垫。
诗的三四两句，叙述别后之悲思。“行役怀旧土，悲思不能言。”这两句是化用古诗 “悲与亲友别，气结不能言”句意。暗示悲伤到了极点，只有呜咽吞泣而已。平平地叙事，感情却起了波澜，点出行役之苦，思乡之痛，苦痛交加，自难承受，而产生了悲伤气结不能言的行为。把感情发展到了高潮。仿佛诗意尽于此，把人引入情海之中，玩味、品尝，经历这感情的痛苦历程，这就是诗家所说的象外之象，味外之味。
诗的五六两句绝处逢生，宕开一笔，转写未来。“悠悠涉千里，未知何时旋。”前途渺茫，心情暗淡，预兆着有故乡不得归的惨极心境。诗至此戛然而止，照应开端，浮云日暮有归宿，而自己的人生归宿，却难以预料，相映相衬，令人生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