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短歌行》是乐府相和歌平调七曲之一。古乐府中有《长歌行》与《短歌行》之分，关于二者的命意，《乐府解题》有两种说法：一是“言人寿命长短，有定分，不可妄求”；一是“歌声之长短耳，非言寿命也”。在李白之前，以此题为诗者，多为慨叹人生短暂，主张及时行乐。李白的这首诗，却以乐观浪漫、昂扬奋发的精神，在喟叹生命短促的同时，表达了对人生的珍惜，对建功立业的渴望。
“白日何短短，百年苦易满。”时间本是个抽象的概念，用“白日”来指代，便成为具体可感的形象了。“短短”两个叠字，强调它稍纵即逝。由时光的流逝，自然联想到人生易老，年华难驻。这样，诗意自然而然地转到对光阴的珍惜。起首两句，貌似平平，实则恰到好处。既开门见山点明题意，又为诗意的拓展预留地步，而且格调质补，语势流走，转承自然。
时间永恒，无始无终，漫漫无垠；生命短暂，代谢荣衰，转瞬即逝。诗人正是抓住了这一强烈的反差，进一步驰骋瑰丽神奇的想象。“苍穹浩茫茫，万劫太极长”。上句从“空间”角度极言天宇浩瀚无垠；下句则从“时间”角度感叹光阴的永恒漫长。“万劫太极”，何其久远！在这漫长的岁月里，那曾经见过东海三次变为桑田的麻姑仙女，如今也已两鬓斑白了。这种浪漫的夸张只能出自李白的笔下。据传为汉代东方朔所作的《神异经》里有这么一个故事：东王公常和玉女用箭作投壶游戏，每次要投一千二百支，若未投中，天便开口大笑，这就是下界所见到的电光。如今这种电闪雷鸣已历成千上亿次了。诗人巧妙地把这两个故事融入诗篇，将人们带进奇伟的神仙世界。这里有苍茫的穹宇，人世的兴替，麻姑仙女蝉鬓染霜，天公玉女嬉戏作乐，倏忽又是雷鸣电闪，风雨将至……，多么光怪陆离，神奇而诡谲!这些奇异的境界，极其有力地渲染铺排了“万劫太极长”的内涵。至此，空间的浩渺、时间的无垠，通过诗人大胆而奇特的想象，表达得淋漓尽致。继而，诗人笔锋一转，拓出另一番意境。
“吾欲揽六龙，回车挂扶桑。北斗酌美酒，劝龙各一觞。”诗人要揽住为太阳驾车的六条神龙，把太阳所乘之车挂在东方“日出之所”的扶桑树上，用北斗作酒勺盛满美酒，请六龙各饮一杯。这样便会使时光停歇下来，人生似乎便能得以长久。结尾二句道出诗人的意愿：“富贵非吾愿，与人驻颜光。”自古帝王们，即使秦皇、汉武一代雄主，也无不遣人访神仙，求长生，无非为了富贵永久。诗人要揽六龙、回朝日，“使之朝不得回，夜不得伏”，绝非为个人富贵。对他人，为的是“老者不死，少者不哭”（李贺《苦昼短》）；对诗人自己，坚信“天生我材必有用”的李白，他渴望着有朝一日能“申管晏之谈，谋帝王之术”，“使寰区大定，海县清一。”（《代寿山答孟少府移文书》）他要拯物济世，干一番轰轰烈烈的事业，像大鹏一样要“扶摇直上九万里”，即使暂时受挫，也要“犹能簸却沧溟水”（《上李邕》）。这也许就是诗人的弦外之音，味外之旨吧。唐司空图说：“辨于味而后可以言诗”（《与李生论诗书》）。对诗人的意蕴似乎应作如是观。
纵观全诗，诗人在驰骋丰富的想象时，把美丽的神话传说融入瑰丽奇伟的艺术境界，塑造出瑰奇壮观，多姿多彩的艺术形象，洋溢着浓郁而热烈的浪漫主义色彩。文辞如行云流水，极富表现力，体现了诗人雄奇奔放，清新飘逸的风格。他以吞吐千古，囊括六合的胸襟和气魄，天马行空般地驰骋想象，从思想到艺术都表现出极大的创造性，在继承借鉴前人的同时作了重大的突破，比如，“北斗酌美酒”就是反用《诗·小雅·大东》“唯北有斗，不可以挹酒浆”的典故。前人的《短歌行》在慨叹人生短促时，往往流露出一种及时行乐，纵情声色的颓废情绪。同样的歌题，在李白的笔下，虽也同样发出“百年苦易满”的叹喟，然而，全诗贯穿的却是乐观浪漫、昂扬奋发的基调。这是诗人的个性及盛唐时代的精神风貌使然。再如，屈原在《离骚》中唱道：“吾令曦和弭节兮，望崦嵫而勿迫”、“折若木以拂日兮，聊逍遥以徜徉”。李白显然对此是有所借鉴的。但同样的素材到他手里，便刻意铺排为新颖、诡谲的艺术境界、包蕴着更为深广的内涵。“真正的创造就是艺术想象力的活动。”（黑格尔语）李白的创作实践证实了这一论断。正如皮日休对他的评价：“言出天地外，思出鬼神表，读之则神驰八极，测之则心怀四溟，磊磊落落，真非世间语者”。李白是当之无愧的。
开篇“白羽”两字就点明边塞军情紧急，古时军事文书插上鸟羽，表示此书十万火急，须像飞鸟一样迅速传递，故称羽书或羽檄。“霜”字既形容鸟羽之白，又烘托塞外之寒，而且还暗含形势险峻的意味。首句勾勒出一幅信使带着那份如含严霜的羽书，冒着塞外的寒风策马飞奔的画面。
第二句“胡烽不断接长安”，“胡烽不断”形象地点明外族屡侵边境。长安是唐代国都，“接长安”应前句“出塞寒”，表示边境频频告急，战报直入朝廷，军情之峻急尽在不言之中。
诗的前两句给全诗笼罩上紧张的战争气氛。这两句用战争所特有的镜头——羽书、胡烽，极写边事严重，句式急促，紧迫之感跃然纸上。
后两句写军士出征应战。“城头一片西山月，多少征人马上看”，这两句承上而来，又移步换形，节奏由急促变舒缓，内容从战事转抒情。月可以说是写边塞的诗作中最常见的意象之一，月照边关，使塞外景色壮阔而悲凉，朦胧而凄清，颇具边塞情调，诗人在第三句里，把边塞的月夜写得非常静美；诗中的“一片月”。不仅能衬托情意，而且能喻示时间，渲染气氛。天下共一月，何必有西山东山，家乡异地之分。诗中的“西山月”含意很深，“西山”与“边塞”、“胡烽”暗自相联。又同下句“征人看月”情融意合，构成佳境。而征人看月，则又交织着怀念家乡的愁情与立功边塞的雄心。“多少征人”，意即许多离乡远征、抗敌卫国的将士，他们都是人，立身边塞，目视明月清辉，心头泛起思乡之情。“马上看”就含蓄着这种情感，战士们骑马奔赴塞外或巡逻边境中，抬头看望高悬空中的明月，既思念亲切的家乡，留恋美好的人生，又准备为保卫祖国的大好河山而誓死战斗。因此，后两句既带有唐代边塞诗中常见的那种雄豪悲壮的格调，又有一种缠绵的情致，总观全诗，诗人故意于此设下不和谐音符，借助艺术辩证法的力量，以静显动，创造出一种物我相融，表里一致的境界。
这首诗是明人李攀龙写的一首送别诗，元美即王世贞。王世贞此次出行，与防务有关，故诗人送诗为其壮行，诗中“征人”句即点送行之意。此诗虽貌似唐诗，但也透露出作者对现实的担忧。全诗仅四句，前三句着力写景，渲染气氛，为后一句抒情奠基。前两句选用白羽、寒塞，胡烽、长安四组意象， 强调军情的紧急，为元美的出行渲染气氛。下两句以西山之月连接征人与京城，既表现征人不恋京城，竭力守边，又希望元美能勉力边务，不辱使命。诗苍劲雄阔，意境深幽，颇有唐代边塞诗风格。李攀龙诗刻意规模唐调，乐府诗尤多割剥古人字句，但此诗笔调凝练，意境雄阔，风格劲健，颇得唐代边塞诗的神韵，做到了神与貌合。
此诗以桃李比方女子红颜，说花虽然零落，尚有重开的时候，而一旦红颜老去，便会欢爱永绝。
本来，花落花开是大自然的永恒的法则，正如四时的周而复始，前后相续。通常人们总是习惯于将花开花落比女子年华的盛衰有时，却很少从两种自然现象的差异之处着眼作比。诗人从这一角度处理题材，自然出人意表。诗人的这一思想从属于他对整个人生的思考。他由落花感悟到青春易逝，盛颜难驻，于是借采桑女子而发。这类人生短促的感叹，是一种时代思潮，在当时的诗文中时有抒发。因此，采桑女的忧伤也就是诗人自己的“愁肠”，采桑女的感叹与诗人的人生感慨是相通的。
《董娇饶》在汉诗中别具一格，和汉乐府民歌有所不同，这从开头的六句即可以明显地看出来。
汉乐府民歌的叙事篇章多数是一开始便直咏其事，也有少数篇章用大段铺叙介绍人物以引起故事，如《陌上桑》。《董娇饶》的开头则是描写景物，作为人物活动的环境。这样，既做到了人物和环境的统一，又使开篇和全诗紧密关联。《董娇饶》的开头一段与全诗的关系极大，诗意即此生发，层层展开：由采桑女攀折花技引起“花”的诘责，继写采桑女的回答，再写“花”的反复辩驳。开头这一段景物描写其中包含抒情成分，因而也写出了某种意境，颇合于闻一多在论述汉末诗歌的发展时说的“事化为境”的意思。如《古诗十九首·明月皎夜光》写诗人的悲愁，从描绘秋夜的景色入手，写皎皎明月、历历寒星、促织的悲吟、寒蝉的凄切，这秋夜的景色即是诗人情感的外化，景亦情，情亦景，则已臻于情景交融的境界。就《董娇饶》的全诗看，虽说并不以抒情为主，但其情感的抒发和景物的描绘也还是一致的。
在写作艺术上，此诗风格独具，意境幽深。其最为突出的一点，是成功地运用了心理映衬的手法。
表现人物心理这一部分（从第七句至第二十句）构成全诗的主要内容。其中“纤手折其枝”一句作为全篇关节。对采桑女为什么要拗折路边的花枝的问题，诗人没有作交待。接下去从对立的一方“花”写起，借“花”的诘责引出矛盾：“何为见损伤？”“花”的责问有理：我开我的花，你采你的桑，彼此互不相干，你为什么要来损害我？采桑女却是答非所问：“高秋八九月，白露变为霜。终年会飘堕，安得久馨香？”言外之意是：请不要顾惜现在这一点小小的损伤吧，反正你早晚是要殒落的。这个回答并未说出折花的心理动机。采桑女不作正面回答的原因无非是不愿剖白内心某种隐秘的花西，这种隐秘的花西或许她自己也说不清楚。然而，她的回避反倒容易使她的心理活动被人窥测到。正由于她无意中表露自己对盛衰的看法，招来了“花”的驳难。“花”的盛衰观和采桑女有着根本的分歧，生活的真谛告诉它：“秋时自零落，春日复芬芳。”如果说采桑女回答“花”的诘责时尚能平静处之，那么，当她听到“何如盛年去，欢爱永相忘”的讥嘲，便难以自持了。这话正触到她的隐忧，令她闻之心惊：花虽然凋落，可还有再荣之期；作为一个女人，青春却是一去不返。她不敢想等待着她的未来究竟怎样，她将碰到一个什么样的命运。不敢想，却又不能不想。她回答“花”的话，说的是“花”的荣枯，实则成了自伤。这隐在的自伤的情怀造成她折花的复杂、微妙的心理。在万物得其时的明媚春光中，采桑女手提桑笼走在幽僻的小路上，繁花不时地拂过她的头顶，她不能没有感触。大约她看到那炫耀似的开着的烂漫的桃李花，即勾起心头的烦恼，并带一点本能的忌意，心里想这些花虽没，但到了露结为霜的季节，还不是照样枯萎、凋谢。这样想着的时候，纤手不知不觉地已经攀住了花枝。
这一段文字可以说是一波三折，层见迭出。又由于诗人运用了以花写人、借物传神的笔法，全诗显得含蓄蕴藉，宛转动人，而有别于乐府民歌的质直和单纯。
《董娇饶》一诗在艺术上所取得的成就是不能抹煞的，在中国古代诗歌发展史上应有其地位。但是它在艺术表现上的创新是基于对乐府民歌的借鉴。比如诗中设为问答的形式就是直接来自乐府民歌。在叙事中穿插对话，是乐府民歌经常采用的形式，《花门行》、《艳歌何尝行》和《陌上桑》是其中比较典型的例子。采用这种写法可以增强作品的真实感，避免叙事的单调和平淡，且有助于人物性格和心理的刻划。《董娇饶》中的对话在表现心理方面有着特殊的意义。同时，由于这一方式的采用，也造成诗意的层层递进，因而在组织篇章结构上有着不容忽视的作用。
此外，以花拟人的写法也是受了汉乐府民歌中寓言诗的影响。汉乐府民歌中有为数不少的寓言诗，如《乌生八九子》、《艳歌行》（其二）、《蜨蝶行》和《枯鱼过河泣》等。寓言诗的基本特点是取义双关，意在言外。《董娇饶》不同，它的主题是通过正面形象的描绘直接表现的。虽亦拟物为人，但那是为了表现人，表现人与“花”的某种特定关系，而非全篇用寄托，所以这里的花并没有独立的意义。
此诗在语言的运用上则更多地保留了民歌的朴素、自然的本色。比如开头的两句“洛阳城花路，桃李生路旁”，就如同脱口而出。“高秋八九月”以下四句也是如此。把此诗同建安诗人的某些作品一比较，二者之间的差异立即就可以看出来。曹植的《美女篇》给人的突出印象，就是词采的华丽和对偶的讲究。《董娇饶》的句子并不怎么修饰和锻炼，其中也有一组对偶句，即“花花自相对，叶叶自相当”。这虽然已是在有意追求，但仍不免有些笨拙，不像魏晋诗人用起来那样得心应手。
起句“人生只合梁园住”，是模仿唐人张祜的“人生只合扬州死”（《纵游淮南》）的故作奇语。接着，以“几个白头父”的闲谈和回忆，来支持这一结论。这其实就同唐诗的“白头宫女在，闲坐说玄宗”一样，表面上是抚今追昔，实质上却充满了年光飞逝的沧桑之感。
上片出现了“白脂坡”的地名，这原是唐代长安城中的一处所在。作者移入“夷门”，正是为了影射出此地在北宋时期作为全国都城的事实。同样，“君子之泽，五世而斩”，而曲中强调“他家五辈风流”，这“风流”无疑是属于宋代汴京的全盛时期。换句话说：“白头父”们是在演说和追念前朝，他们虽不是遗民，但父祖辈对于故国的爱国情感却一代代传了下来。这在元代是忌讳的，所以曲中的“快活煞”三字，只是作者使用的障眼法。
白头父谈话的主题是“说宣和”，而且着眼于其时的“锦片繁华”。作为具有典型性的例证表现，是正月十五元宵节的观灯。北宋汴京的元宵灯市，是天下闻名的，其时张灯结彩，火树银花，金吾不禁，连大内前的御街，也任由百姓和行人来往观赏。“辇路”、“马行街”、“州桥”、“相国寺”……“白头父”们如数家珍，表现出强烈的缅怀和神往。“宣和”是“靖康”前的年号，也就是宋徽宗在禅位做太上皇前的最后几年，下距北宋的灭亡已近在咫尺。老父们对他荒政失国的过失未予责备，却津津乐道他在元宵灯节的与民同乐，并以此作为“人生只合梁园住”的一则论据，可从一个侧面反映出元代汉族百姓的民族情绪。“锦片繁华”在作者的时代已成为历史陈迹，诗人“夷门怀古”的用意与心情，可以想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