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柳花深巷午鸡声，桑叶尖新绿未成。坐睡觉来无一事，满窗晴日看蚕生。”这首跟杨万里的《初夏午睡起》异曲同工。头两句来点儿懒洋洋的环境描写，后两句都是睡一觉起来又满足又无聊，对边看着点东西，发呆。虽然季节不同，这种无情思的心绪一样。春有百花秋有月，夏有凉风冬有雪；若无闲事挂心头，便是人间好时节。
“土膏欲动雨频催，万草千花一饷开。”土膏，指泥土滋润状，是言多场春雨过后，土地润泽松动，万草千花一下子草也绿了花也开了。这春天里生命的蠢蠢欲动，春雨的频催之下，一晌间爆发，万草千花灿烂。“饷”是“晌”的通假，一会儿，不多久的时间。商务出版社第四版《古代汉语字典》上，饷只是饭和送饭的意思，但汉典上说，后来才用作“晌”的，唐韩愈还写“虽有一饷乐，有如聚飞蚊”。“舍后荒畦犹绿秀，邻家鞭笋过墙来”，春天化荒芜为绿秀，与“春色满园关不住，一只红杏出墙来”，异曲同工之妙。
“老盆初熟杜茅柴，携向田头祭社来。巫媪莫嫌滋味薄，旗亭官酒更多灰。”杜茅柴，指自家酿的薄酒；官酒，则是官酿官卖的酒。自家老盆酿新酒，初熟，便带到田头祭社。后两句是说：巫婆啊你莫嫌弃我家酒味淡，旗亭的官酒里落灰更多。旗亭，一指酒楼，悬旗为酒招，故称；二指市楼。古代观察、指挥集市的处所，上立有旗，故称。此处取市楼意，因在田头祭社，算是官方大型活动。“祭社”，祀土地神，汉董仲舒《春秋繁露·止雨》“祭社，击鼓三日而祝”。潮阳、谷饶、泉州，都有这个风俗，客家人称担社。
“社下烧钱鼓似雷，日斜扶得醉翁回。青枝满地花狼藉，知是儿孙斗草来。”斗草，又称斗百草，古代游戏，竞采花草，比赛多寡优劣，多见端午行之。这个接上句刚刚好，田头祭社的鼓声如雷，傍晚的时候大人们被歪歪斜斜的扶回家。院子里的花花草草一片狼藉，知道是小孩子又在斗草玩。
“新开醪酒荐青梅”，应该是新开的米酒配青梅，他用了“荐”这个字，就觉得特别的，诱人。还有下文那个“随人黄犬搀前去”，“搀”字，描写出来黄狗是巴巴得蹭上来的神态，特亲近黏人。但是走到溪边，黄狗又忽儿自己转头回去了。这就是说，黄狗的心思你别猜，人类无法理解狗的生活哲学。
“桑下春蔬绿满畦，菘心青嫩芥苔肥。溪头洗择店头卖，日暮裹盐沽酒归。”这首最后的“日暮裹盐沽酒归”，带着十足的厨房的油烟气。美的不是那种不食人间烟火的超凡脱俗，反而这种浅浅淡淡的生活气息，才是美的表达。菘，本草纲目里说有两种：“一种茎圆厚微青，一种茎扁薄而白。”头一种估计是油菜，第二种是北方的大白菜。这里指的是油菜，因为作者当时在苏州。当时油菜花还没开，菘心青嫩。芥苔，是芥菜开花新生的嫩茎。
蓟中指蓟城，在今北京市大兴县西南。高适于公元752年（天宝十一年）春南返封丘，写下了这首诗。
诗一开篇，就以“沙漠”、“塞垣”这样特有的塞外景物，勾勒出一幅浩瀚伟岸的典型图画。接着以“策马”、“长驱”和“登”这三个动作，勾画出一个挥鞭驰骋、飞越大漠、慷慨激昂、勇赴国难的英雄形象。
三、四句，则写诗人登上塞垣的所见：映入眼帘的，是衰草遍地、寒风呼啸的“萧条”荒凉景象；纵目远眺，只见“白日”昏暗，寒云苍茫，天地玄黄。开始四句叙事写景，以白描之法大笔勾勒，境界阔大，人物虽尚未出场，但通过“策马”“长驱”的壮烈之举，落日黄云的苍茫之色，特别是“落日何萧条”句中的“何”字，突出了主人公的感慨之深，忧愁之重。
“一到征战处，每愁胡虏翻”，这两句既是由前面的叙事写景到下文议论抒情的转折，又是具体揭示前文“边城何萧条”的原因：征战不息，原来是“胡虏”的反叛造成的，同时也暗示对安禄山以“边功市宠”，引起战端。据《通鉴·玄宗天宝四载》记载：安禄山欲以边功市宠，数侵掠奚、契丹，逼得“奚契丹各杀公主以叛。”可见天宝时期东北边境的“边患”，主要是安禄山进行不义战争造成的。尽管当时安禄山手握三镇雄兵，是被唐玄宗封为东平郡王的显赫人物，而高适“栖迟一尉”，人微言轻，对此倒行逆施却已难捺愤怒，因此感情的激流勇掀波澜，以一强烈的反诘：“岂无安边书？”对统治者进行了强烈的抨击，同时也表现出自己安边定远的高度自信心。
史言高适“喜言王霸大略”，“逢时多难，以安危为己任。”（《旧唐书·高适传》）对给国家、人民带来苦难的不义战争，高适坚决反对。但现实却是贤者沉沦，奸邪得志。“诸将已承恩”一句回答，包含着诗人多少深沉的愤慨！这一起一伏之中，诗人的感情又由激越转向沉痛。这样自然引出末尾两句，“惆怅孙吴事，归来独闭门！”这两句各用一典，孙、吴指战国时著名的军事家孙膑和吴起，“闭门”指东汉末年大名士陈寔有感于世道黑暗，拒绝入仕，故“闭门悬车，栖迟养老”（见《后汉书·陈寔传》）。此二句含蕴的情感十分深厚强烈，有言少意多之妙。不过，第二句的“闭门”之说，是对现实极为不满的反语，其实高适对现实是十分关注的，对政治是极为热衷的。正如钟惺所评：“ 欲言塞下事，天子不召见，归咎于君；‘岂无安边书，诸将已成恩’，归咎于臣。”“‘已承恩’三字偷惰欺蔽二意俱在其中，可为边事之戒。”（《唐诗归》卷十二）。
艺术上叙事写景，形象逼真，衬托出壮烈的情怀。议论抒情，出言深睿精警，意绪起伏捭阖，透射出诗人强烈的愤懑和不愿同流合污的凛凛风仪。全诗语言看似平淡质朴，但由于“感赏之情，殆出常表”（徐献忠《唐诗品》）同样具有摄人心魄的艺术魅力。
因为有了爱情，生活才有了调味剂。于是，才有了那么多赏心悦目的诗词歌赋，因为有了感情，辞赋便变得更有味道。虽然纳兰的爱情路十分坎坷，不过还好，在他的内心，始终保存了有关爱情的一点追求，而纳兰又将这点追求，放入了诗词中，时刻提醒自己，原来，爱情并未走远。
这首《清平乐》情辞真切，将相恋之中人们想见又害怕见面的矛盾心情，一一写出。“风鬟雨鬓”，本是形容妇女在外奔波劳碌，头发散乱的模样，可是后人却更喜欢用这个词去形容女子。女子与他相约时，总是不守时间，不能准时来到约会地点。但纳兰在词中却并无任何责怪之意，他言辞温柔地写道： “偏是来无准。”虽然女子常常不守约定时间，迟到的次数很多，但这并不妨碍纳兰对她的宠爱。想到与女子在一起的快乐时光，纳兰的嘴角便露出微笑。“倦倚玉阑看月晕，容易语低香近。”记得旧时相约，你总是不能如约而至。曾与你倚靠着栏杆在一起闲看月晕，软语温存．情意缠绵，那可人的缕缕香气更是令人销魂。如今与你远隔天涯，纵使期许相见，那也是可望而不可即了。从此以后便独自凄清冷落、孤独难耐，面对黄昏、梨花而伤春伤别。
过去的时光多么美好，但是美好总是稍纵即逝在纳兰的回忆里，这份美好过分短暂。好像柔软的风，只是轻微吹过脸庞，便已逝去。“软风吹过窗纱，心期便隔天涯。”与《清平乐》的上片相比，下片的格调昆得哀伤许多，因为往昔的美好回忆过后，必须要面对现实的悲凉。在想过往日与恋人柔情蜜意之后，今日独自一人，看着春光大好，真是格外感伤。纳兰一向是伤春之人，那是因为他内心深处一直藏着一份早已远逝的情感，就如同这春光一样，虽然眼下再怎么美好，总有逝去的那一天。“从此伤春伤别，黄昏只对梨花。”结局就是这样，有时候，人们往往知道结局是无法逆转的，但站在时光的路口，依然想不自量力地去扭转乾坤。
《臧哀伯谏纳郜鼎》的中心内容是臧哀伯批评鲁桓公“取郜大鼎于宋”并“纳于大庙”这件事的“非礼”。那么，到底什么是礼呢?礼的范畴极其广泛，内容极其复杂，但一言以蔽之，就是本书《郑庄公戒饬守臣》一文的评论文字所说：“礼，经国家，定社稷，序人民，利后嗣者也。”如果用今天更切合礼的历史本质的话说，它是奴隶制社会和封建制社会贵族等级制度下的社会规范、道德规范和行为规范，它规范并制约着上自天子下至百姓所有社会成员的思想和言行。所以，删改《春秋》的孔夫子才说：“不学礼，无以立”（《论语·季氏》）；君子“约之以礼”《论语·雍也》）；“道之以德，齐之以礼”（《论语·为政》）；“为国以礼”（《论语·先进》）；“克己复礼为仁”（《论语·颜渊》）；“非礼勿视，非礼勿听，非礼勿言，非礼勿动”（《论语·颜渊》）……联系古今关于礼的界说和孔夫子这些关于礼的言论，就不难理解作为鲁大夫的臧哀伯为什么非要冒着触怒鲁桓公的风险，向他“发表”这篇谏辞了；也就不难理解《臧哀伯谏纳郜鼎》一开始就说，鲁桓公“取郜大鼎于宋，纳于大庙，非礼也”了。
臧哀伯这篇谏辞，并不先说鲁桓公“取郜大鼎于宋，纳于大庙”这件事如何不对，而是以高屋建瓴之势，首先提出“君人者”最根本的社会职责是“昭德塞违，以临照百官”；接着就从礼制这个大视角，连用七个排比句，从七个方面，即“昭其俭”、“昭其度”、“昭其数”、“昭其文”、“昭其物”、“昭其声”、“昭其明”，来阐明君主如何体现和落实这一根本社会责任；然后，话锋一转，才落到桓公“纳郜鼎”这件“灭德立违”的事情上来。并在指出这一事件必将导致的恶劣后果以后，还用周武王克商后“迁九鼎于雒邑”招来“义士”非议的历史教训，警醒鲁桓公必须清醒地认识这种“灭德立违”的错误举措的危害性。这篇谏辞如此行文，不仅条理清楚，层次分明，结构谨严，具有强烈的逻辑能力，而且气势显得特别恢弘，具有极强的艺术感染力。至于谏辞中用了近乎后世才产生的赋的手法，铺叙大量我们今天颇感陌生的具体事物，那也是行文的需要，因为这些事物都和当时的典章制度有密切关系。
还需要特别指出的是，任何一种文化在它的发展过程中，都会形成许多或厚或薄的积淀层，而每个积淀层都会或深或浅地打上它的时代烙印。因此，在阅读和欣赏此文的时候，也必须站在历史唯物主义的立场去审视，用辩证唯物主义的认识论去分析，去感悟，抛弃其“封建性糟粕”，吸取其“民主性精华”。可以肯定地说，“君人者，将昭德塞违，以临照百官”，“国家之败，由官邪也；官之失德，宠赂章也”云云，直到今天，其“合理内核”还有很好的垂诫作用和警示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