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章开头在点明韩愈以潮州刺史身分派遣下属致祭之后，第一段先回顾漫长的历史，拿先王和后王对比，以阐明鳄鱼得以长期肆虐的原因。古代的圣王统治天下，放火焚烧山野草泽，用绳网利刃来消除“虫蛇恶物为民害者”；但是后王德薄，不能统治远方，连江汉之间都放弃了，何况潮州处在五岭和南海之间，距离京师有万里之遥的地方。所以鳄鱼在这里潜伏、繁殖，自然也就是它活动的场所了。先王能为民除害，后王则不能。驱逐鳄鱼，追根穷源，先归咎于后王，这是很有胆识的。对安史之乱以来的唐王朝，韩愈虽不敢直斥，但寓意讽谏，确有空谷传音之妙。再从行文上来看，这是故意放宽一步，为下文蓄势，将合先开，欲擒故纵，这是古文家常用的笔法。
第二段陡然折笔回锋，展开堂堂之阵：以今非昔比晓喻之，以大唐天子、刺史、县令、天地、宗庙、百神震慑之。这就使鳄鱼完全丧失了得以肆虐的依据。“况禹迹所揖”以下，语意更进一步，字字跃动，蝉联如贯珠，显得雄辩有力。直到推出“鳄鱼其不可与刺史杂处此土也”，才揭出一篇之纲。譬如登泰山，攀“紧十八盘”，南天门始赫然在目，以前的“阶崇万级”，均为此铺垫。如果说在这以前是从天子的角度上昭告鳄鱼的话，那么在这以下就是从刺史的职责上阐发议论了：“刺史受天子命，守此土，治此民”，鳄鱼岂敢与刺史抗拒。刺史是受天子之命而来，抗拒刺史就是抗拒天子。对鳄鱼而言，抗拒刺史，将会带来什么严重后果，这是不言而喻的；就刺史而言，为民除害，是其职责。退一步说，即使刺史弩弱，也不肯屈服于鳄鱼，矫矫者岂能听之任之。故“其势不得不与鳄鱼辨”。反复晓喻，这就不是“不教而诛”了。值得一提的是，在这段文字里，韩愈顺便给那些在恶势力面前吓得魂不附体的人给予有力的讽刺，意在言外，耐人寻味。
在待之以礼、晓之以理之后，接踵而来的就是凌之以威、绳之以法了。第三段以“鳄鱼有知，其听刺史言”开头，正式堂而皇之地宣布了驱逐鳄鱼的命令。为鳄鱼指出去路，限定了时间，限期也是宽之又宽，做到仁至义尽。但是，如果七日内不能迁徙，文笔又陡起层叠而下：“夫傲天子之命吏，不听其言，不徙以避之，与冥顽不灵而为民物害者，皆可杀。”这段判决文字写得极为严正，十分果决、犀利。最后落到“杀”字上，使正义之力大大变强。更有甚者，不仅要杀，而且要斩尽杀绝。诛杀的方法，也写得明明白白，以示有绝对的把握。那些“为民物害者”，对此必会心惊胆战。结尾“其无悔”只有三字，戛然而止，尤见峭劲。韩愈有言“气盛则言之短长与声之高下者皆宜。”（《答李翊书》）从他这篇文章来看，确实表现了这一特点。
鳄鱼“冥顽不灵，刺史虽有言，不闻不知也”。这在韩愈的文章中是说得一清二楚的。既然鳄鱼无知，韩愈的写作目的有何，“好游戏”（清李光地《榕村语录》卷五）的韩愈，无非是在借题发挥而已。在指责鳄鱼的背后，有比鳄鱼更为凶残的丑类在。安史之乱以来那些拥兵割据的藩镇大帅，鱼肉百姓的贪官污吏，更为祸国殃民。所以这篇貌似“游戏文字”的文章，显然寓有鲜明的主题，它因小见大；发人深思，有着严峻的现实意义。
《小雅·菀柳》是一首揭露王者暴虐无常，诸侯皆不敢朝见的诗。全诗共分三章，每章六句。
第一章开头以“无菀者柳，不尚息焉”这个略显突兀的比拟句传达诗人强烈的愤懑之情，同时也让读者产生追究缘由的欲望：为什么茂密繁盛的柳树下，诗人却劝戒人们不要去憩息呢？诗人言在此而意在彼，接下来的两句述说缘由：“上帝甚蹈，无自昵焉。”意思是：大王虽然如同大树，可以乘凉，可是他暴虐无常，不可亲近，否则自招祸殃。“俾予靖之，后予极焉。”意思是：当初大王请我一起谋国事，如今莫名其妙受责罚。这是诗人现身说法，把与暴君共事的种种险恶表述无遗。整章诗或比拟，或劝戒，或直白，但都以“焉”字结句，呼告语气中传递着诗人的无限感慨和怨恨。
第二章诗意与第一章相似，在反覆咏叹中进一步强化了诗人所要表达的思想感情。诗人不可遏制的怨怒之气喷薄而出，却又不是尽情宣泄而后快，比拟中无双关，呼告中无托讽，虽是直言却用曲笔，以弦外之音感动读者，使议论中多了一点诗味。
第三章在前两章感情积蓄的基础上，由劝戒性的诉说转向声泪俱下的控诉，整章一气呵成，“无鸟高飞，亦傅于天”，意谓：再高飞的鸟也以天为依附。“彼人之心，于何其臻？”意谓：为什么难以预测彼人之心可能到达的极限呢？“曷予靖之，居以凶矜？”意谓：为什么当初用我谋国事，现在又让我遭凶恶？诗中鸟儿高飞是平和的比拟，逆向的起兴。从平淡中切入，渐入情境，最后以反诘句“曷予靖之，居以凶矜”作结，单刀直入，让人眼前凸现出一位正在质问“甚蹈”的“上帝”的受难诗人形象，诗人怀才不遇的悲愤、疾恶如仇的性情和命途多舛的遭遇都化作这句“诗眼”，给读者以震撼心魄的力量。
本诗通过对人物形象的生动刻画和细致的心理描写，塑造了一位光彩照人的巾帼英雄的感人形象。诗人采用先抑后扬的手法，集中表达了郁结于木兰心中的凄楚与忧伤，可谓“字字客中愁，声声女儿怨”，把女英雄的思想境界推向高峰，从而突出了这首诗的主旨。
诗人一开头先从人物形象的外部特征落笔，用“弯弓征战”四个字，不但活灵活现地描绘出这位巾帼英雄的非凡气概和神韵，而且生动地再现了她征战十二年的戎马生涯。
接着诗人进一步把笔触深入到人物的内心世界：“梦里曾经与画眉”。木兰姑娘虽身着戎装，南征北战，在血与火的考验中，不愧为英雄好汉。然而另一方面，她何尝不希望早日结束征战生涯，向往和平宁静的少女生活。“梦里”、“画眉”形象地表达了英雄的女儿情怀和对美好生活追求的憧憬。如果说，“弯弓征战”是表现这位巾帼英雄外在的“阳刚”之美，那么，“梦里”、“画眉”则是表示英雄内在的少女本色，使得对人物的描写入木三分，有血有肉，增强了诗的艺术魅力。
诗歌的最后，陡翻新意，生发出卓特的史论。木兰把酒思乡的时候，居然想到了汉朝远嫁番邦和亲的明妃王昭君。诗歌在构思上和诗意上的跳跃，细想，她们之间有着太多的相似了，正是这些相似，才能藉此来抒发花木兰内心的郁结。一则，她们二人都是女子；再者，二人都是离家别亲来到边塞；更为重要的是：虽然她们的身份、经历以及到边关的原因各不一样，但是她们这两位弱女子的身上都承载着家国、民族的重大责任，她们是来为国纾难的。这样的重任本应是男性担当的，现在却让两位红颜女子来背负，并且还要承受着离别的痛苦，在男权社会中，这是不正常的。难怪中唐诗人戎昱在《咏史》一诗中对这一历史现象发出了如此的质问：“社稷依明主，安危托妇人。”这便是杜牧在此诗中没有直接发出，但却深蕴其中的议论，新见迭出，确实发人深省，耐人寻味。
词的上片写离别之后的情景。“上国”二句，点明主题，写离别之情。开端两句都是二字短句，接下来的第三句虽为六字，却需三字停顿一下，叙事的句子语势富有节奏却十分急促，化了词人的行色匆匆，又与下句“长安古道绵绵”形成鲜明的对比。行色匆匆说明词人与亲人离别的时候也是短暂的，道途“绵绵”则又意味着难以再次相聚。词的开端即通过叙事与写景为全词铺设了浓重的悲剧氛围。“岸花啼露”、“安柳愁烟”是描绘离别之景，清代学者王国维在他的《人间词话》里写道：“昔人论诗，有景语情语之别，不知一切景语皆情语也”。“岸花”本是乐景，但是词人却以“啼露”修饰，颇有杜甫“感时花溅泪，恨别鸟惊心”（《春望》）的感觉，因为词人“啼”、“愁”，所以他才会看到“岸花啼露”、“安柳愁烟”。这里的“露”又象征着人的眼泪，“烟”象征着人的愁情。以景写情，又移情于景，分不清是情还是景，这既是“物情”，又是“人意”。接下来的“物情人意”四字，下的十分精当，所营造的意境又极其凄绝、迷离，自是“向此触目，无处不凄然”了。
词的下片转而写与妻子分别时的情景。过片换头句写临分手的瞬间。“醉拥征骖犹伫立”，这时词人已经喝醉了，坐在车上，词人却想“伫立”，想要留在此地，不想继续走下去了，这是因为思念所致。“盈盈泪眼相看”，“盈盈”的泪水饱含着依依惜别的情意，这里其实也暗示了车子的走动，不然又怎会泪眼“盈盈”。当对方已经在视线中消失的时候，词人又想到今次离别之后的孤寂，写孤寂分别从双方着笔：先写妻子这边，“况绣帏人静”；后写自己，“更山馆春寒”。彼此一个在“绣帏”，一个在“山馆”，但同样是“人静”、“春寒”。这是一组工稳的对偶句，“况”、“更”为领字，“人静”、“春寒”是互文，遣词造句极为考究。煞拍一韵合二处为一体，“今宵怎向漏永，顿成两处孤眠”，同一个“今宵”，同样的“漏永”，同样的“孤眠”，也同样是无可奈何，更是无法忍受的。
词的上片，时间、空间相对静止，饯别之时、临岐之地；下片时间、空间相对处于推移变化中，时间延长，空间扩展。时空设计上的匠心，把离情抒写得既有浓缩的情致，又有绵长的余韵。
这首《临江仙引》在构思布局以至旨趣上，均颇为类似著名的《雨霖铃·寒蝉凄切》，但词意较为高洁，较少缠绵细腻之状，又没有“千里烟波，暮霭沉沉楚天阔”的寥廊、“杨柳岸，晓风残月”的清雅，故而在意蕴丰厚上明显逊于后者，其影响自然远远不及后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