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篇是描绘春闺寂寞、春愁无奈的闺怨之作。
上片写主人公为年华易逝而伤怀，首句以时光开篇，颇具杀伤力，“锦样年华”说的是年华如锦缎一样绚烂，无限美好，却无奈流年似水，流逝得太快。只有忽然回忆起来，才体会到往昔青春的难能可贵，因岁月无情而落泪。在这里词人抒发的情绪哀婉细腻，柔情一缕，九转回肠，凄婉处令人不忍卒读。“多愁”、“多病”总是连在一起，词中拟她口吻的这个少女，显然也是多病而疏慵无绪的。因病后体虚，一梳头就总会掉头发，古代女子除相貌外最注重头发的修饰，未免对镜梳头也难以鼓起勇气。
词到下片转换视角，写借着女主人公眼睛看到的窗外的景象，这里“一径绿云修竹怨，半窗红日落花愁”构成对仗，却只觉得是处无聊，那如云的绿竹尽是怨念，飘扬的落花尽是愁绪。尤其是，风景年年不变，青春却一年年地耗过去了，心里便越发凄楚，徒剩无奈。末句描画词中女子怏怏地放下帘钩，想要把这些愁绪统统隔在窗外。这又是一个巧妙的修辞。一再把愁思这种无色无形的东西具象化，从而表现出无奈和悲伤始终伴在少女周围。
全词以时间开端、结束，惜春伤怀的主题更加深化。点醒了对于青春易逝的警觉。清怨绵绵，几类“花间”语。
苏东坡曾说柳宗元的诗歌“外枯而中膏，似淡而实美”（《东坡题跋》卷二），能做到“寄至味于淡泊”（《书黄子思诗集后》）。此诗正是这样一首好诗。
诗题点明写作时间是在贬官柳州时期。诗的内容是抒发种柑树的感想。开头用叙事语泛泛写来：“手种黄柑二百株，春来新叶遍城隅。”首句特别点明“手种”和株数，可见诗人对柑树的喜爱和重视。次句用“新”字来形容柑叶的嫩绿，用“遍”字来形容柑叶的繁盛，不仅状物候时态，融和骀荡，如在目前，而且把诗人逐树观赏、遍览城隅的兴致暗暗点出。
关于自己对柑橘树怀有如此深情的原因，诗人这样说：“方同楚客怜皇树，不学荆州利木奴。”原来他爱柑橘是因为读“楚客”屈原的《橘颂》引起了雅兴，而不是像三国时丹阳太守李衡那样，想通过种橘来发家致富，给子孙留点财产。（事见《太平御览》果部三引《襄阳记》）心交古贤，寄情橘树，悠然自得，不慕荣利，诗人的心地是很淡泊的。然而透过外表的淡泊，正可以窥见诗人内心的波澜。屈原当年爱橘、怜橘，认为橘树具有“闭心自慎，终不过失”和“秉德无私”的品质，曾作颂以自勉。今天自己秉德无私，却远谪炎荒，此情此心，无人可表。只有这些不会说话的柑橘树，才是自己的知音。这一联的对偶用反对而不用正对，把自己复杂的思想感情分别灌注到两个含意相反的典故中去，既做到形式上的对称，又做到内容上的婉转曲达，并能引起内在的对比联想，读来令人感到深文蕴蔚，余味曲包。
接着，诗人从幼小的柑树，远想到它的开花结实：“几岁开花闻喷雪，何人摘实见垂珠？”“几岁”、“何人”都上承“怜”字来。“怜”之深，所以望之切。由于柑树已经成了诗人身边唯一的知音，所以愈写他对于柑树的怜深望切，就愈能表现出他的高情逸致，表现出他在尽力忘怀世情。这一联用“喷雪”形容柑树开花，下一个“闻”字，把“喷雪”奇观与柑橘花飘香一笔写出，渲染出一种热闹的气氛；用“垂珠”形容累累硕果，展现了一个充满希望的前景。但这毕竟出于想象。从想象回到现实，热闹的气氛恰恰反衬出眼前的孤寂。他不禁向自己的心灵发问道：这幼小的柑橘树究竟要过多久才能开花？将来由谁来摘它的果实？言外之意是：难道自己真的要在这里呆到柑橘开花结果的一天吗？
尾联本可以顺势直道胸臆，抒发感慨，然而诗人仍以平缓的语调故作达观语：“若教坐待成林日，滋味还堪养老夫。”字面的意思是说：如果让我等到柑树成林的时候，它的果实滋味还能够供养我这个老人的。但这是托词，实际上的意思是感伤自己迁谪时日已久，唯恐延续到黄柑成林，自己还能亲尝。清人姚鼐说：“结句自伤迁谪之久，恐见甘之成林也。而托词反平缓，故佳。”（《唐宋诗举要》卷五引）
这首诗的整个语调都是平缓的，而在平缓的语调后面，却隐藏着诗人一颗不平静的心。这是形成“外枯中膏，似淡而实美”的艺术风格的重要原因。其妙处，借用欧阳修的话来说，叫做：“初如食橄榄，真味久愈在。”（《欧阳文忠公集》卷二）全诗言淡意远，韵味深厚。
这是一组描写春天的诗，有景有情，有悠然美丽的风光，给人以美的享受，如身入其境，怡然自得。五首诗一气呵成，浑然天成，豪然不失大家之风。诗中若因若无透露出诗人的个人情怀，诗中以乐景，写哀情，道出了诗人的深深怀念与不舍，从”谁肯留恋少环回“可见一般了。
纵观全文，不难看出，诗中除了怀念与不舍之外，有着一些失意，五首诗中表现出了作者仕途失意，自笑春风，在春景中外却自我。
诗中文笔精炼，曲尽其妙，尽现一代名家之风。
这篇文章出自罗隐自编的杂文集《谗书》，全书共五卷六十篇文章（缺二篇），编次于867年（唐懿宗咸通八年），这年罗隐三十四岁。据他的自序，书名《谗书》，乃是“自谗”（自我毁谤）的意思。又说他著书的原因和目的，在于“无其位则著私书而疏善恶，斯所以警当世而诫将来也”。可见他名为“自谗”，实际则是“警世”。全书思想敏锐，笔锋凌厉。
在罗隐看来，抢财物的是强盗，取国家的也是强盗。他举汉高祖刘邦与楚霸王项羽为例，他们夺取天下的本心，不过是羡慕觊觎秦始皇的“靡曼骄崇”，一个是想住进他的宫殿，一个是想坐上他的宝座，如此而已。这种对于封建帝王起事创业的揭发，是大胆而辛辣的，在当时更是针对性很强的。晚唐藩镇割据，群雄蜂起，个个都想取唐朝天下而代之，这些人有许多本来就是“群盗”出身。因此，如果说罗隐这篇文章，揭发的就是当时这批窃国大盗，也是可以的。
本文是北宋文学家苏洵写给时任翰林学士欧阳修的一封自荐信。书信先述当朝诸位贤人君子的离合变故，以表作者自己的慕欧之意；次叙孟、韩、欧文之间的比较，以示自己知欧之深；三谈作者平生之经历，坦露十年学道之心得，以求欧公之知己。文章千回百折，却丝丝入扣。尤其第一段中，采用层层剥笋之法，从诸贤的离合变故之中，层层转换分离，最终点出欧公，把十年求贤之心归于一人，又为后文作了张本。文章恣逞笔力，开阖抑扬，把苏洵的慕贤之心、求荐之意、平生之志叙述得既曲折周详，又委婉得体。
文章共分三个部分。第一部分通过对诸君子离合的叙述，作者恳切地说明了自己上书欧阳修的原因。六位君子行踪的离合是一条明线，集中描绘了自己仰慕贤良的心情；同时夹叙自己“道”之成与未成，是一条暗线，为第二三部分作了伏笔。文章开头按一般书信方式行文，执事是书信中常用的敬辞，表示不敢直呼对方大名，而说让其左右办事的人员代为转达。“洵布衣穷居，尝窃有叹”，很经济的几个字表明了自己的身份。“以为天下之人，不能皆贤，不能皆不肖。故贤人君子之处于世，合必离，离必合”。简洁明了的两句，似破空而来，很有气势地总领了全段文字的大意，同时也为下面文字立了依据。天下的人不可能都是贤才，也不可能都是奸佞，这是使贤人君子时而聚集、时而分散的原因。当然，苏洵这样从表面分析封建社会忠臣良将的得失，有他思想上的局限性。接下来，苏洵用三个时间内发生的事来具体叙述诸君子的离合。一是庆历三年（公元1043年）“天子方有意于治”，于是范仲淹除参知政事；富弼除枢密副使，分掌北方西方边防军事；欧阳修、余靖、蔡襄皆为谏官；尹洙以太常丞知泾州，旋以右司谏知渭州兼领泾原路经略部署。正是这个时候，贤豪毕至，天下才能细小平凡的人都“纷纷然而起，合而为一”，紧扣上文的“合”字。二是庆历四年至庆历五年（1044年—1045年），范仲淹出为陕西、河东宣抚使；富弼出为河北宣抚使；欧阳修出知滁州；余靖出知吉州；蔡襄出知福州；尹洙被贬监均州酒税。苏洵第一次出游京师，正好是庆历五年。他“亲见其事，忽忽仰天叹息，以为斯人之去，而道虽成，不复足以为荣也”，紧扣上文的“离”字。三是皇祐五年至至和二年（1053年—1055年），余靖迁工部待郎；欧阳修迁翰林学士；蔡襄迁龙图阁学士；富弼为同中书门下平章事（宰相）。苏洵“喜且自贺”，以为“道”即粗成，可以有用武之地了。富弼、尹洙、余靖、蔡襄以及范仲淹、欧阳修都是开明革新派。苏洵这样写自己慕望爱悦他们，无疑是表明自己的政治倾向。与此同时，苏洵在文中还将诸君子离合与自己“道”之成与未成相联系。“道”在这里可以理解为学业，即文学才能。诸君子离时，作者“道业未成”、诸君子合时作者“道有粗成”。这在以学为政、科举取士的封建时代是表明自己才能不可忽视的一个重要方面。在文学史上，这时候的欧阳修上继承韩柳的文学方向，领导着北宋文坛，反对“时文”（骈体文），提倡“散文”的古文运动，并作出了相应的成绩。在当时“时文”风行的时代，苏洵这篇文章却采用“散文”手法写成，这不能不使欧阳修在精神上为之一振。欧阳修在苏洵这次晋谒之后，极为称赞。
苏洵在文章的第二部分，迅速转到评文论学上来。他深知只有论文精到公允，才能表明自己“道有粗成”。“执事之文章，天下之人莫不知之；然窃自以为洵引之知之特深，愈于天下之人”。由称赞欧阳修的文章而论及文坛先辈。孟子的文章“语约而意尽”，韩愈的文章“深浩流转”，李翱的文章自然流畅，陆贽的文章委婉深长。用孟、韩、李、陆的文章来衬托欧阳之文，以说明了解欧阳文章之深。不仅评文精当，而且使文章气势起伏、波澜开阔。
第三部分从“道有粗成”的角度叙述自己求学刻苦的经历。文章巧妙之处在于并不直接表白作者在文学上有何成就，而是从学习经历和体会两个方面加以抒发。宋仁宗庆历七年（公元1047年），苏洵举进士不第回去后，把自己以往写的文章全部烧掉，闭门不出，更加用功读书，直到通晓“六经”、“百家”学说，最后终有所成。正如文中自述：“由是尽烧曩时所为文数百篇，取《论语》《孟子》、韩子及其他圣人、贤人之文，而兀然端坐，终日以读之者七八年矣。”
《邵氏闻见后录》卷十五载，雷简夫《上欧阳内翰书》曰：“伏见眉州人苏洵，年逾四十，寡言笑，淳谨好礼，不妄交游……，张益州一见其文，叹曰：司马迁死矣，非子吾谁与？简夫亦谓之曰：生王佐才也”。可见时人对苏洵评价甚高。
全文在写作上有几个特点：其一，文辞简洁明了，随言长短。如叙述诸公离合的几段文字。“尹公驰骋上下，用力于兵革之地”，“而尹公亦失势，奔走于小官”等。准确简约，抑扬顿挫，且长短合宜。其二，结构精致细密，行文婉曲而不失波澜。如叙诸君子离合与叙自己道之成与未成两者的安置上，结合得天衣无缝，同时也为下文作铺垫。先合，后离，再离而复合，随着这条线写出了作者道之未成、道虽有成、道有粗成三个层次，从从容容，流畅婉转。这种特征极富宋人文章风味。它区别于唐文纵横开阖、奇峭突兀的特点，而更显得洋洋洒洒。其三，叙事、议论、抒情融于一体。叙事当中夹议论、夹抒情，但却不显生硬。如诸君子由合变离的一段叙事后，有一段议论“既复反思，念往者众君子之进入于朝，其始也，必有善人焉推之；今也，亦必有小人焉间之”。然后接两句反问，这两句反问即带浓厚的抒情色彩。又如“洵时在京师，亲见其事，忽忽仰天叹息”，这是抒情；接着“以为斯人之去，而道虽成，不复足以为荣也”，又是发议论。而议论与抒情又同时围绕叙事展开，使文章情韵生动，感人至深。此外，文章以第一人称叙述，显得感情丰富，亲切自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