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首诗写得非常明快,可能是受了当时晴空万里、皓月当空的影响,诗的前两句也只是描写了中秋时的景色和人们争相赏月,平淡无奇,但诗人笔锋一转,从月色皎皎转到了月色无私上,一人家很明显就是指帝王家,月亮对世上第一人家的帝王家也毫不偏袒,它的光明对帝王家和穷人都是一样的,体现了诗人天下大同、万物平等的博爱思想。
译文及注释
译文
中秋节这天天空澄碧、万里无云,人们仰望着那刚刚浮出海面的明月。
只见它银辉四射,撒向天涯海角,从来不私照过一家半舍。
注释
三五:十五天,中秋十五就是中秋节。
蟾盘:指月亮。(蟾轮、冰轮、冰魄等都是古人对月亮的美称)。
天头天尽:古人认为天圆地方,圆再大也有边缘,所以古人觉得天和地都是有尽头的。
此诗前八句概述刘邦起义到据有天下的过程,之后四句写刘邦和项羽关系的转变过程,最后六句点明刘邦战胜西楚霸王夺取天下的缘由。全篇一气呵就,造语雄健,神采飞动,如行云流水,自然浑成而感情充沛。
此诗用平声真韵,一韵到底,杂以偶句,是一首典型的五言古诗。起笔二句高度概括了刘邦自沛县起义至登上显赫地位的情形。“跃鳞”二字,比喻形象生动,用得极妙。
接着二句写刘邦手提“三尺剑”,率军攻入武关,占据威阳,使秦二世投降,消灭了无道的秦朝。再接着四句写群雄并起灭秦,后刘邦任用群英,用五年时间击败项羽,取得了楚汉战争的胜利。其威势刚猛,震动天下,使诸侯宾服,登上了皇位。
“五星三”三字尤妙,既是吉祥语,又是新巧比喻,暗示了刘邦必然得志,贵有天下民。之后四句揭示刘邦和项羽的关系:始而联合灭秦,后而分裂对抗。
前二句言二人共同抗秦,曾“约为兄弟”;后二句言刘邦在楚汉争斗中两次遇险:一是刘邦赴鸿门宴,差点被范増、项庄谋害;二是荥阳之役,汉军被围,刘邦乘间逃遁。此二例选材典型,见出刘邦愈挫愈奋,在紧要关头能化险为夷,转危为安,转败为胜,最终获得胜利。
最后六句揭示刘邦战胜西楚霸王夺取天下的缘由:一是将士征战的苦辛,二是善于驱使韩信、彭越等爪牙,三是善用张良、陈平等谋士。其中,最后的“赫赫西楚国,化为丘与榛”二句以批判的眼光总结朝代废替,兴亡感慨之叹喷涌而出,并以此告诫统治者以前朝为鉴,有一定的现实指向性。
全诗用传体将汉高祖一生重大经历浓缩入诗,以创业之艰难烘托其建立西汉王朝的伟大功绩,同先唐其他诗作感情基调一致,而全用史事,选材典型,简练概括,寓慨良深。
“黯然消魂者,唯别而已矣!”(江淹《别赋》)自古创来,以“别”为题的作品,多有悲凄缠绵之作,常囿于个人感情圈子之内,而司马光的这首送别诗,却能俯瞰九州,追溯千古,将历史、现实、希望结合起来,以诗的美启迪友人的沉思,用历史的光辉烛照前进的道路,感情深挚而不浮露,境界高人一着。
富顺在四川南部,与云南近邻。古代,包括云南、贵州及四川西南的广大地区,《史记》、《汉书》称为“西南夷”;《三国志》、《华阳国志》称为“南中”。历代王朝很早就注意到这一带地方的开发,秦代李冰、常頞,先后修筑从四川通往云南的路,长约二千余里,宽约五尺,史称“五尺道”(见《史记·西南夷列传》、《华阳国志》),还在西南地区设置官吏。汉代承秦制,继续派唐蒙等“凿石开阁”,修筑官路,直达建宁(今云南曲靖);汉武帝时,兵临云南,滇王降汉,汉武帝仍命其为“长帅”,赐“滇王”印,先后置益州、越嶲、牂牁、犍为等郡,西南地区自此有了全国统一的行政建制;汉王朝还实行移民屯田,内地的先进耕作技术渐传边疆。首联以简练的笔墨概括了这些史实。
在注意加强边疆与内地政治、经济联系的同时,一些有见识的官员,还注意边疆文化的提高和民族的团结。西汉的文翁在汉景帝末期任蜀郡太守,在成都设立学校,入学得免徭役,一时“学徒鳞萃,蜀学比于齐鲁”(《华阳国志·南中志》)。三国时期的诸葛亮,对南中大姓的叛乱,并不单纯以武力征服,而是采取“攻心为上”的策略,对其首领孟获“七擒七纵”,使其心诚悦服。诸葛亮还吸收一部分民族上层人物为其“属官”,参与蜀国中央政权。结果,南中安定,无复后顾之忧。诸葛亮南征,恩威兼施,然而教化尚未顾及。“欲使”二句即于此着眼。二句一气直下,意谓朝廷欲将文翁的教化施于南中孟获之辈,使之发展成为文明之域。
南中地区,古人多视为蛮荒之地,其实,这里物产丰饶,民风淳朴,蜀锦、桐华布、筇竹杖,远在西汉就已销售国外,风味饮食亦多,蒟酱就是其中之一。蒟酱,一作“枸酱”。一说是,一种胡椒科植物做的酱,味辛辣(《史记·西南夷列传·索隐》);另一说是鸡棕酱,蒟、鸡同音,为内地人误记(尹艺《鸡棕油》)。鸡棕本是一种香菌,向来被视为“山珍”。明代谢肇淛《滇略·产》说:“鸡棕,……土人盐而脯之,熬液为油,以代酱豉。”南中蒟酱,汉代就已销往邻近地区。南中民间歌舞丰富优美,巴渝间流传的《竹枝词》就是其中的代表,它含思婉转,色彩明丽,唱时以鼓笛伴奏,同时起舞。唐代刘禹锡曾据以改作新词,脍炙人口。“盘馐”二句即选取这两件有代表性的事物,说明了南中风物之美。
尾联二句,诗人劝友人在途中开怀畅饮,切莫频起乡思之情。言外之意是,南中之事大有可为,不可因忧思而自伤心神。司马光毕竟是政治家,颇有眼光。诗中所发的主张是针对唐宋以来的弊端而发的。唐代天宝年间(742—756),杨国忠等贪边功以邀宠,对南诏发动了两次大规模的进攻,结果全军覆没,自此西南兵戈不息(见《新唐书·南诏传》、《旧唐书·南诏传》);宋太祖赵匡胤则“挥玉斧”,把大渡河以南之地划出疆界(见毕沅《续资治通鉴》卷四),使继南诏而起的大理国与中原地区的文化交流受到阻碍。司马光对友人的谆谆嘱咐,表现了他对西南地区的深切关注。
此诗虽偏于议论,不铺陈文采,也不刻意求工,然而在质朴的语句之中,蕴含着丰富的内涵,而且感情诚挚,含意深远,在宋人五律中属于佳作。这与诗人“视地而后敢行,顿足而后敢立”的敦朴性格也是一致的。
这是一首赞美刺绣精美的诗,写妇女绣品巧夺天工。
首句“日暮”、“堂前”点明时间、地点。“花蕊娇”,花朵含苞待放,娇美异常──这是待绣屏风(绣障)上取样的对象。
首句以静态写物,次句则以动态出人:一群绣女正竞相拈取小巧的画笔,在绣床上开始写生,描取花样。那看到花开娇美,争先恐后的模样,眉飞色舞的神态和动作的轻灵优美,如一幅自然的画卷都从“争”字中隐隐透出。“拈”,是用三两个指头夹取的意思,见出动作的轻灵,姿态的优美。这一句虽然用意只在写人,但也同时带出堂上的布置:一边摆着笔架,正对堂前的写生对象(“花蕊”),早已布置好绣床。和动作的轻灵优美,如一幅自然的画卷。
三四句写“绣成”以后绣工的精美巧夺天工:把完工后的绣屏风安放到春光烂漫的花园里去,虽是人工,却足以乱真,连黄莺都上当了,离开柳枝向绣屏风飞来。末句从对面写出,让乱真的事实说话,不言女红之工巧,而工巧自见。而且还因黄莺入画,丰富了诗歌形象,平添了动人的情趣。
从二句的“上床描”到三句的“绣成”,整个取样与刺绣的过程都省去了,像“花随玉指添春色,鸟逐金针长羽毛”(罗隐《绣》)那样正面描写绣活进行时飞针走线情况的诗句,在这首诗中是找不到的。
胡令能诗风清丽,富有情趣,散发着浓郁的生活气息,堪称唐诗园囿中奇香扑鼻的山花野草。这首《观郑州崔郎中诸妓绣样》就有这样的特点。此诗头两句是现场目击,后两句是合理想象,既有情趣,又有意趣。语言明白如话,意境明丽如画。这样的诗,现代人解读毫不费力,且清新可爱,足见其有超越时空的魅力。
沈德潜在论及题画诗时说:“其法全在不粘画上发论。”(《说诗晬语》卷下)“不粘”在绣工本身,不以正面敷写争巧,而是以映衬取胜,也许这就是这首诗在艺术上成功的主要奥秘。
“黯然销魂者,唯别而已矣”!人虽已经离去,情却常难断绝。因此就有了“杨柳岸、晓风残月”的凄伤,有了“才下眉头、却上心头”的无奈。此诗即借一位妻子真切的内心独白,抒写了这种难以言传的离情别意。
“车遥遥兮马洋洋”——诗之开篇,是女主人公追忆夫君离去的梦幻般的虚景。不过,在此刻追忆之际,这虚景也可能为眼前所见的实景所引发。似乎是一个春日的早晨,阳光明媚、草色青青。画面近处,则是一位倚栏而立的女子,正痴痴地注视着穿过新绿树影的车马,东来西往。倘若能从近处观察,你便可发现:她其实并不“看着”车马,而是沉入了迷茫的幻境之中——眼前的车马,勾起了她十分珍贵的忆念。她仿佛觉得,此刻还正是亲爱的夫君离去的时候:那车身也一样颠簸、轻摇,那马儿也一样舒缓、潇洒。就这样在遥遥无尽的大道上去了,什么时候再见到它载着夫君归来?当消歇的马蹄声,终于将她从幻境中惊觉,车马和夫君便全都云雾般消散。美好的春景,在女主人公眼中只变得一片黯然。这无情之景,不过让她忆及往事,徒然增添一段缠绕不去的思愁罢了。
这就是“车遥遥兮马洋洋”所化出的诗境。这诗境妙在没有“时间”。它既可能是女主人公独伫楼头所见的实景,又为一个早已逝去的美好虚景所叠印,便在女主人公心中造出一片幻觉,引出一种惆怅失意的无限追念。
“追思君兮不可忘”,即承上文之境,抒发了女主人公追忆中的凄婉情思。那情景怎么能够忘怀呢——当夫君登车离去时,自己是怎样以依恋的目光追随着车影,几乎是情不自禁地倾身于栏杆。倘若不是空间之隔,她真想伸出手去,再攀住车马话别一番呢!夫君究竟要去往哪里?“君安游兮西入秦”正以自问自答方式,指明了这远游的令人忧愁的去向。她说:夫君之入秦,既然是为了求宦进取,我自然不能将你阻留;只是这一去颠沛万里,可教我怎能不牵挂你?句中的“安游”从字面上看,只是一种幽幽的自问之语。不过在体会女主人公心境时,读者不妨把它理解为对旅途平安的一片祈祝之情。她当时就这样噙着泪水,送别了夫君。全没有想到,夫君的“入秦”竟如此久长,使自己至今形单影只、空伫楼头。
对往事的温馨追忆,由此把女主人公推入了深深的痛苦之中。而人在痛苦的时候,想象力往往异常活跃。在女主人公倚栏独立、顾影自伤之际,一个重要的发现吸引了她。她想:世界上什么事物最难分离?这静静跟随着她的地上的身影就是!影之于身,朝暮相随、无时不在,没有人能将它们分离须臾。那就让我作夫君的身影吧!那时候不管登山还是临水,我都能时时陪伴着他。倘若是举杯邀月,他便可和我月下共舞;倘若他夜深难寐,我便跟随他漫步中庭——我再不会感到孤单,夫君也不会再有寂寞,那该有多好呵!“愿为影兮随君身”一句,正是女主人公顾影自伤中触发的奇妙诗思。这诗思妙在来自日常生活,而且特别适合于常常陷入顾影自伤痛苦的女子心理。这诗思又异常动人,表现的是虽在痛苦之中,而关切夫君犹胜过自身的妻子的深情。
想到这里,女主人公似乎颇有些喜意了,因为她“解决”了一个日日萦绕她的痛苦难题。但她忽然又想到,身影之存在是需要“光”的。若是身在背阴之处,那影子也会“不见”的,这样岂不又要分离?她简直有些焦急了,终于在诗之结尾,向夫君发出了凄凄的呼唤:“君在阴兮影不见,君依光兮妾所愿”——夫君哪,你可不要到那背阴处去呀,一去我就会不见了。你站在阳光下好吗?那可是我的一片心愿呢!
这位深情的妻子,分明是被别离的痛苦折磨够了。在她的心中,再挨不得与夫君的片刻分离。痛苦的“追思”引出她化身为影的奇想,在这奇想的字字句句中,读者所听到的只是一个声音:“不离”!“不离”!“不离”!而诗中那六个连续使用的“兮”字,恰如女主人公痛苦沉吟中的叹息,又如钢琴曲中反复出现的音符,追随着思念的旋律,一个高似一个,一个强似一个,声声敲击在读者的心上,具有极大的感染力。
这首诗完全是女主人公的内心独白,或者说是她一片痴心的“自说自话”。迷茫中把眼前的车马,认作为载着夫君离去的车马;为了不分离,就想化为夫君的身影;而且还不准夫君站到阴处:似乎都可笑之至、无理得很。然而,这种“无理得很”的思致,倒恰恰是多情之至微妙心理的绝好表露。
东岳泰山,巍巍峨峨,犹如一个顶天立地的巨人,以其拔地通天之势,擎天捧日之姿,雄踞于齐鲁大地。其实,泰山险不过华山,雄不过恒山,海拔高度在五岳中仅排第三位。学者王克煜认为,它之所以被尊为五岳之首,与它的地理位置分不开。东汉应劭在《风俗通义》中记载:“泰山之尊一曰岱宗。岱,始也;宗,长也。万物之始,阴阳交代,故为五岳长。”此外,泰山之所以被视为五岳之尊,与它在历史上曾具有的浓重的政治、宗教色彩分不开。司马迁《史记》援引《管子·封禅篇》说,上古之时,封禅泰山的就有七十二家帝王。后来,历代帝王几乎无不封禅泰山。泰山别名“天孙”,意为天地之孙,主招魂,知人生命之长短,这大概是历代帝王钟情于泰山的重要原因吧。从这个意义上说,泰山是一座政治色彩浓厚的文化山。泰山又是一座自然风光优美的山。它壑深谷幽,峰奇石怪,山高水长,风卷云舒,历来就吸引着许多文人墨客为它长啸短吟,为它泼墨挥毫,为它锦上添花。姚鼐也是其中的一位。
姚鼐写过多篇有关泰山的诗文:《登泰山记》、《游灵岩记》、《岁除日与子颖登日观观日出歌》(诗)、《泰山道里记·序》等。《登泰山记》是历代泰山游记中的佼佼者。读这篇游记,我们被作者浓厚的游兴所感染。文人登泰山,多选春秋良时,姚鼐却选择了一条特殊的路线和一个特殊的日子。“余以乾隆三十九年十二月,自京师乘风雪,历齐河、长清,穿泰山西北谷,越长城之限,至于泰安。”一般人不会穿泰山西北谷抵达泰安,也不可能借机去考察齐长城。姚鼐这位主张“义理、考据、文章”的桐城派代表,偏要“越长城之限”,实地考察古长城之貌,其精神令人由衷敬佩。作者登山这天,是除夕的前一夜,观日出时正值中华民族最隆重的传统节日——年三十。冬天登山已不多见,选择岁除之日观日出则更加少见。你想,在万家团聚共度良时之日,作者于泰山之巅皑皑白雪之中翘首迎接新一轮红日喷薄而出,这是不是表现了一种崇高的人生境界?正如他在诗中所写:“男儿自负乔岳身,胸中大海光明暾。即今同立岱宗顶,岂复犹如世上人?”
作者的语言十分洗练。“泰山之阳,汶水西流;其阴,济水东流。阳谷皆入汶,阴谷皆入济。东其南北分者,古长城也。”寥寥三十余字,将泰山的地理位置、河流走向及南北分界,交代得一清二楚。句式整饬,朗朗上口。接下来,作者连用“乘、历、穿、越、至”五个动词写出自己的行进路线,语句清晰如水,又起伏跌宕,宛如一条游动的长龙。作者写景的语言也是非常简练的。“苍山负雪,明烛天南。望晚日照城郭,汶水、徂徕如画,而半山居雾若带然。”这几句写了泰山雪景、夕阳、云雾,如诗如画,令人遐想不已,但又是何等的惜墨如金。作者写日出盛景,用墨极少,却能将正面描写和侧面描写结合起来,再次收到以少胜多的艺术效果。“日上,正赤如丹,下有红光动摇承之,或曰:‘此东海也。’”这是正面描写。“回视日观以西峰,或得日,或否,绛皓驳色,而皆若偻。”这是间接描写。文末描写也是精彩之笔。“山多石,少土。石苍黑色,多平方,少圜。少杂树,多松,生石罅,皆平顶。冰雪,无瀑水,无鸟兽音迹。至日观数里内无树,而雪与人膝齐。”用最少的语言传达最丰富的信息,这是本文的一大特色。
桐城派主张义理、考据、文章缺一不可。在这篇文章中,这点体现得是很好的。单说考据,文中处处可见。“古长城”、“三谷”、“环水”、“东谷”、“石刻”、“天门”等都是作者考证的内容。也许有的读者会说,作者对自己的内心感情压抑得太过分了,以至于全篇无一句抒情语。我们不好臆测作者东时的心境,但从他写的诗句来看,能够感觉出他是有很多感慨的。但他远不像范仲淹《岳阳楼记》那样尽情抒发。如果不进行一番“考据”,仅从桐城派文章风格上解释这一现象,恐难讲通。
乾隆三十九年(1774),姚鼐四十二岁。他参加纂修的《四库全书》于三十七年告成,以御史记名。此年以养亲为名,告归田里,道经泰安与挚友泰安知府朱孝纯(字子颖)同上泰山。泰山气势雄伟,风景壮丽,历代文人骚客多在春秋佳日,联袂登山,吟哦题咏,留下了许多优秀的篇章,姚鼐的《登泰山记》把泰山雪后初晴的瑰丽景象和日出的壮观场面真实动人地描绘出来。且记述的是冬日的游历,有别于徐志摩、李健吾、杨朔、冯骥才等诸公的文字,因而显得不落窠臼,更具特色。
作者从地理环境着笔,山南有汶水西流,山北济水东去,名山傍水,分外壮观。作者巧妙地利用介绍山谷而引出齐国修筑的古长城,从古长城又引出“最高日观峰”的所在位置。为下文描写登山所见,做好了必要的准备。作者胸有成竹,把山、水和长城置于广阔的天地之中。从大处着眼,高屋建瓴。接着,作者写自己由京师至泰安的沿途经历,交代清了事情的来龙去脉。他动身起程那天,“乘风雪”出发,气候十分恶劣,这似乎是一巧合,其实这正是作者的匠心独运之处。他悄悄地埋下一条贯穿全文的伏线,以便为描写登山的艰难、游览的豪兴而创造出有利条件。接着他记叙丁未(二十八日)那天,由南面山脚处登山,谁知那山竟高达四十五里,石阶竟有七千余级,这用数字来显示峰峦险峻的手法实在高明。作者选择的路线是循中谷入,“道少半,越中岭,复循西谷,遂至其颠”。看似轻描淡写,但读至下文,“所经中岭及山巅崖限东道”,“道中迷雾冰滑,磴几不可登”,顿有“成如容易却艰辛”之感。登上山巅,广阔的视野中,山、水、城郭尽收眼底,座座青峰身披皑皑白雪,照亮南天,鸟瞰泰安城,汶水和徂徕山,沐浴在夕照中;环绕山间的云雾,就像轻柔的腰带。作者用落日、青山、流水、白雪、城郭,组成了一幅波澜壮阔的夕照图,真可谓尺幅千里,呼之欲出。
作者于二十八日傍晚登上山顶,第二天即除夕(东年十二月小)五更时分,与子颖至日观峰之日观亭,坐候日出。他不惜浓笔泼墨,分三个步骤:一曰日将出,“云一线异色”;二曰日正出,“须臾成五彩”;三曰日已出,“日上,正赤如丹”。日出之景,变幻莫测,形诸文字,有些棘手,他却能穷形尽相地正面描摹旭日升腾时灿烂的光彩和跳跃的欢态,而且还把长天、云彩、大海作为背景,有力地烘托出日出的壮观。寥寥数语,气势磅礴的日出就宛然在目。诗仙李白也在此看过日出,“攀崖上日观,伏槛窥东溟。海色动远山,天鸡已先鸣。”虽有特色,却稍有逊色。杜甫途经泰山,赋有《望岳》,“会东凌绝顶,一览众山小”成为千古绝唱。这和姚鼐的“ 稍见云中白若摴蒱数十立者,山也”有异曲同工之妙。之后,作者又欣然回视西峰,见雪后初晴,日光照射,颜色相杂。这一笔,似乎可削,但它却表现了日出的效果和影响,是绝不可缺少的。
山顶的建筑,山道中的石刻,记叙收放自然,详略有序。这都与登山活动的对象的主次、个人感受的深浅息息相关。最后综述泰山冬景的特点:石峰峻峭,青松苍劲,冰雪覆盖,众鸟飞绝。用凝练的语言把自己的游览所见归结为“三多”、“三少”、“三无”。结句照应冰雪,戛然而止,令人回味。
桐城派古文以简洁著称。姚鼐的《登泰山记》是其代表作之一。登泰山,可记可写的东西很多,要是信马由缰,洋洋几千字亦不为多。以本文而论,登泰山路见何物,路遇何人,与子颖有何谈论,泰山有何传说,有何感慨,可挑可拣。但作者却只写了“道皆砌石为磴,其级七千有余”和“道中迷雾冰滑,磴几不可登”两句,算是路途所见。他把重点放在登山路径和山顶景物上。他觉得路径复杂而艰难,为后来者着想,需详细交代。山顶奇观,乃众人向往,不可不细细描摹。名胜古迹,土石动植冰雪,自有特色,作“记”自然不可忽略。
历来的大家都讲究起承转合,讲究扣题,文章高手总是为突出题“目”而或收或放。作者从始至终紧扣“登”这个“目”,本文开始介绍泰山的山水形势,为“登”字作铺垫,寥寥几十字收笔。作为散文,“形散而神不散”是其共同特点,。但用这个标准来衡量本文却发现,本文的“形散”是有限度的,无非在取材上较为自由罢了。而本文所取材料一没有离开泰山,二没有离开“登”山,故取材上的散是有限度的。在表现方法上,也以记叙为主,兼有描写,没有议论。故本文取材和表现方法上的聚和凝,是桐城派简洁的文风“言有物”的有力注脚。
用语准确,不事渲染,更无铺陈。以记登山经过而言,“自京师乘风雪,历齐河、长清,穿泰山西北谷,越长城之限,至于泰安”。“乘、历、穿、越、至”五个动词,把从京师去泰安的路程交代得清清楚楚,并能让人悟出作者东时冒风雪,过县城,穿山越岭的艰辛。以描写山顶景色而言,七句话描绘了七个画面:
①“与子颖坐日观亭,待日出”;
②“大风扬积雪击面”;
③“亭东自足下皆云漫”;
④“稍见云中白若摴蒱数十立者,山也”;
⑤“极天云一线异色,须臾成五采”;
⑥“日上,正赤如丹,下有红光动摇承之”;
⑦“回视日观以西峰,或得日,或否,绛皓驳色,而皆若偻”。
可见作者用语何等准确。如写山顶的风,作者不用烘托或渲染的方法,只用“大风扬积雪击面”七个字,便可使人想见。不但写出了“风扬积雪”的视觉,而且写出了“击面”的触觉。“扬”、“击”二字把风力描绘得十分突出,使读者有感同身受的体会。日观亭以东,“自足下皆云漫”,“漫”写云雾之大。云中山“白若摴蒱”,抓住了形状的特点。“极天云”细如一线是其特点。一线异色“须臾成五采”,抓住了它瞬间的变化。而且静动有序,有张有弛。堪称“有物有序、清新简洁”的典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