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首小诗记叙诗人在傍晚送灵澈返竹林寺时的心情，它即景抒情，构思精致，语言精炼，素朴秀美，是唐代山水诗的名篇。
“苍苍竹林寺，杳杳钟声晚。”这两句是说作者眺望苍苍山林中的灵澈归宿处，远远传来寺院报时的钟响，点出此时已是黄昏时分，仿佛在催促灵澈归山。诗人出以想象之笔，创造了一个清远幽渺的境界。此二句主要写景，景中也寓之以情。
“荷笠带斜阳，青山独归远。”这两句就是写灵澈辞别归去情景。灵澈戴着斗笠，披带夕阳余晖，独自向青山走去，越来越远。“青山”即应首句“苍苍竹林寺”，点出寺在山林。“独归远”显出诗人伫立目送，依依不舍，结出别意。只写行者，未写送者，而诗人久久伫立，目送友人远去的形象仍显得非常生动。
全诗表达了诗人对灵澈的深挚的情谊，也表现出灵澈归山的清寂的风度。送别多半黯然情伤，这首送别诗却有一种闲淡的意境，和作者的寂寞心情。
精美如画，是这首诗的明显特点。但这帧画不仅以画面上的山水、人物动人，而且以画外的诗人自我形象，令人回味不尽。那寺院传来的声声暮钟，触动诗人的思绪；这青山独归的灵澈背影，勾惹诗人的归意。耳闻而目送，心思而神往，正是隐藏在画外的诗人形象。他深情，但不为离别感伤，而由于同怀淡泊；他沉思，也不为僧儒殊途，而由于趋归意同。这就是说，这首送别诗的主旨在于寄托着、也表露出诗人不遇而闲适、失意而淡泊的情怀，因而构成一种闲淡的意境。十八世纪法国狄德罗评画时说过：“凡是富于表情的作品可以同时富于景色，只要它具有尽可能具有的表情，它也就会有足够的景色。”（《绘画论》）此诗如画，其成功的原因亦如绘画，景色的优美正由于抒情的精湛。
刘长卿和灵澈相遇又离别于润州，大约在公元769—770年（唐代宗大历四、五年）间。刘长卿于公元761年（唐肃宗上元二年）从贬谪南巴（今广东茂名南）归来，一直失意待官，心情郁闷。灵澈此时诗名未著，云游江南，心情也不大得意，在润州逗留后，将返回浙江。一个宦途失意客，一个方外归山僧，在出世入世的问题上，可以殊途同归，同有不遇的体验，共怀淡泊的胸襟。这首小诗表现的就是这样一种境界。
小令在“废圃”的“废”字上做足文章。要表现出废园的光景，当然得让事实来说话。于是作者以八句的大篇幅，来列举出种种例子。这些例示并无一定的排列规则，隐示了“触目皆是”、“信手拈出”的含义。而在具体的表现方式上，又时出变化，避免了獭祭的单调。
起首两句，以断语的形式出现。一是地上的苔藓，厚厚地铺了一层，颜色已现苍黑；一是壁上的题诗，墨迹隐约可辨，显示了陈年的特征。苔上着一“古”字，而题作则重于其“痕”，一苍一旧，呈现着荒凉残败的气象。前者反映自然，后者关合人事，这一起笔就定下了全曲的基调。
三、四两句是另一种写法，出现了动作的形象。花卉无人照料，自开自谢，所余者稀，故曰“疏花”；落叶本已枯凋，飘坠日久，用上一个“老”字，妥帖传神，几无他字可易。“照水”、“沉沟”虽含有动词，到头来却归于静止。这又在荒败的景象上增添了几分沉寂。
“蜂黄”两句是互文见义，作者有意运用“蜂黄”和“蝶粉”的近义词，也可说是一句分作两句表达。“罗袖”在诗歌中多属女性的服饰，在该曲中显然是指绣屏上残存的仕女图像。“绣屏”是室内的布置，而蜂蝶竟纷纷登堂入室，“废圃”的残破不堪，就更不在话下了。
七、八两句为垂杨写照，则用了拟人化的移情手法。前述种种都是作者的观察，虽是着意细绘，却未有直接表达情感的机会。而此两句则表现了强烈的主观感情色彩，推近了作者的主体。这就是王国维在《人间词话》中所谓的“有我之境，以我观物，故物皆着我之色彩”。这就为下文诗人的直接出场安排了过渡。
结尾作者出了场，却已是在离开废圃之后。他甚而没有就此行发表进一步的感想，因为列示的景象本身已经说明了一切。他只是以“寻村问酒”的举动来坐实自己的感伤，而“湖上”竟也是一片无人的死寂。这一结笔更加重了废圃的悲剧气氛。值得一提的是，诗人在作品中有意识地选择了足与废圃前身引起联想的景物，如花叶蜂蝶、绣屏题痕、东风垂杨等。作者虽未言明它们变化衰残的成因，但作品感慨盛衰无常的主题，却在字里行间中表现了出来。
这是用绝句形式写的读后感兼咏史诗。这类诗最重的是要有创见，富有新意。
不少唐人以杨玉环之死写过诗，白居易的《长恨歌》最为著名，白乐天写这首诗时并不乐天，题目中的“恨”字足可说明一切。李商隐的《马嵬》也很有名，批判的矛头直指李隆基，“如何四纪为天子，不及卢家有莫愁”，讽刺挖苦的味道相当明显。郑畋《马嵬坡》中“景阳宫井又何人”，以陈后主和张丽华比李隆基和杨玉环，隐含讥刺。还有杜甫的“中自诛褒妲”，刘禹锡的“天子舍妖姬”等，含有女人是祸水的错误观念。李靓的这首绝句立意不但新，而且高，可以说超过了前人。
诗的前两句是对《长恨歌》中所述的事加以概括，抽取其中的一个片断：在“蜀道之难难于上青天”的艰难行程中，“霪雨霏霏，连月不开”，李隆基“夜雨闻铃断肠声”，写成《雨霖铃曲》以寄恨。这就为后面的议论定下了基调——在“渔阳鼙鼓动地来”时，唐军节节败退，安禄山“径截辎重，横攻士卒”，官军则“都尉新降，将军覆没。尸填巨港之岸，血满长城之窟。”这一切李隆基想过了吗？
后两句议论警策，有春秋笔法。诗人同情的不是“宛转娥眉马前死”，一妃之死，何足道哉，何必为之鸣不平呢？那“尸骸遍野”，“骨暴沙砾”的阵亡将士们，“精魂何依”？那个昏君李隆基却根本没有想到，即使想到，也是一点都不会动心，因为他唯一感到痛心并为之“倍沾襟”的是“三千宠爱在一身”的杨妃。连六军生死，国家兴亡都不过问，只念念不忘“回眸一笑百媚生”的亡妃，如此帝王，何许人也，还用诗人多说吗？全诗到此嘎然而止，“含有余不尽之意”在于言外。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