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首诗，是用抒情主人公直抒胸臆的形式写出的，表现了东汉末年大动乱时期一部分生活充裕、但在政治上找不到出路的知识分子的颓废思想的悲凉心态。
东汉京城洛阳，共有十二个城门。东面三门，靠北的叫“上东门”。郭，外城。汉代沿袭旧俗，死人多葬于郭北。洛阳城北的邶山，但是丛葬之地；诗中的“郭北墓”，正指邙山墓群。主人公驱车出了上东门，遥望城北，看见邙山墓地的树木，不禁悲从中来，便用“白杨何萧萧，松柏夹广路”两句写所见、抒所感。“萧萧”是树叶声。主人公停车于上东门外，距北邙墓地还有一段路程，当不能听见墓上白杨的萧萧声。杨叶之所以萧萧作响，乃是长风摇荡的结果；而风撼杨枝、万叶翻动的情状，却是可以远远望见的。望其形，想其声，形成通感，便将视觉形象与听觉形象合二而一了。还有一层：这位主人公，本来是住在洛阳城里的，并没有事，却偏偏要出城，又偏偏出上东门，一出城门便“遥望郭北墓”，见得他早就从消极方面思考生命的归宿问题，心绪很悲凉。因而当他望见白杨与松柏，首先是移情入景，接着又触景生情。“萧萧”前用“何”（多么）作状语，其感情色彩非常强烈。写“松柏”的一句似较平淡，然而只有富贵人墓前才有广阔的墓道，如今“夹广路”者只有松柏，其萧琴景象也依稀可想。于是由墓上的树木想到墓下的死人，用整整十句诗诉说：
人死去就像堕入漫漫长夜，沉睡于黄泉之下，千年万年，再也无法醒来。春夏秋冬，流转无穷；而人的一生，却像早晨的露水，太阳一晒就消失了。人生好像旅客寄宿，匆匆一夜，就走出店门，一去不返。人的寿命，并不像金子石头那样坚牢，经不起多少跌撞。岁去年来，更相替代，千所万岁，往复不已；即便是圣人贤人，也无法超越，长生不老。
在道家经典中，“人生如寄”是个比喻，比喻生是暂时的，就像旅途返归家乡；而道是永恒的，就像自己家。道家认为天地万物不过是一气之转变，气聚而生，气散而死。故《尸子》引《老莱子》说：“人生天地之间，寄也。寄者，同归也。古者谓死人为归人，其生也存，其死也亡，人生也少矣，而岁往之亦速矣。”《列子》说：“死之与生，一往一反，故死于是者，安知不生于彼。”《庄子》说：“生死修短，岂能强求？予恶乎知悦生之非惑邪？予恶乎知恶死之非弱丧而不知归者邪？予恶乎知夫死者不悔其始之蕲生乎”。有的学者认为这些是佛教的轮回思想。实际上，这种说法旨在论证道家的生死齐一，属于“齐物”思想，与《庄子·知北游篇》所说的“生也死之徒，死也生之始，孰知其纪”相似，道家生化说属于纯粹的万物生化论，不带有任何宗教色彩。
这里，诗人很细致地论说了人生免不了一死的自然规律，而且无论是谁，结果都是一样的。这样，为进一步说明那些“服食求神仙”想长生而不可得奠定了基础。
人都希望自己长生不老。在当时，很盛行炼丹问药而求不死的风气。对此，诗人却说：“服食求神仙，多为药所误。不如饮美酒，被服纨与素。”这四句是说，服丹药，求神仙，也没法长生不死的。既然如此，还不如饮美酒，穿绸缎，图个眼前快活，快快乐乐走过短暂的一生。这里，表面看来，诗人对生命的短促产生了怅惘之情。其实，诗人对人生如寄的悲叹，除了表现当时知识分子颓废的思想，以及悲凉心态外，也隐含着对生命的热爱。诗人之所以这样说，不但是一种激愤，也是一种无奈。
作者没有把笔墨花在记述出游的时间、行程等方面，而是着力于描写百丈山的优美风景。文章开门见山，文尾映照题目，从“山之胜盖自此始”写起，到“山之可观者，至是则亦穷矣”结束了基本部分的内容，首尾呼应，一气呵成，显得十分集中、紧凑。有选择地落笔于六处景致，分为两组：第一组叙述踏石磴、过涧水、入山门而至西阁，主要描写西阁环境的优美和夜宿听泉的感受；第二组中由石台引出，主要描写瀑布、夕照与云海，叙次分明，铺排得当，重点突出，引人入胜。
第一段，从“登百丈山三里许”直接切入，前面的上山经过，所见所闻，一概略而不提，笔锋直逼描述中心：“山之胜盖自此始”。“左俯绝壑，右控垂崖，叠石为磴，十余级及得度”，一“俯”一“控”，写出地势险要，得叠石为台阶才能通过。作者在这里表现了对险奇美的欣赏。
第二段，描述循水游览，详写涧水美的形貌和作者由此萌生的审美情趣。这一段山门前后诸景点虽历历如绘，以“跨”、“度”、“上”等行为动词，展示过程，一笔不漏地描述了游览经过和诸多景象，但其详写重点则放在幽静美的描绘上。作者以“涧”为中心，贯穿着水的描写。“苍藤古木”的掩映，伴和着“水皆清澈，自高淙下，其声溅溅然”，声色并茂。“盛夏亭午无暑气”，“风来两峡间，终日不绝”，点染了清幽的氛围和清冽的感受。第二段一开始先略提小涧，再谛听水声溅溅，再瞰涧水流淌，再写“水自西谷中循石罅奔射出阁下，南与东谷水并注池中，自池而出”，探寻了水源，再以“乃为前所谓小涧者”，照应前文，并以“阁据其上流，当水石峻激相搏处，最为可玩”，表达了作者的欣赏态度，最后归结为“独夜卧其上，则枕席之下，终夕潺潺，久而益悲，为可爱耳”的描述，显露了自己的审美趣味和情调。
第三段，先写壮美的瀑布，后又写了美姿美态的山峰。
先写瀑布。如果说第二段写出了百丈山的幽美的话，那么第三段写瀑布则重在表现壮美。先以“下临峭岸，深昧险绝”的险奇美作映衬，再写出“于林薄间东南望”的瀑布景象。“瀑布自前岩穴瀵涌而出，投空下数十尺”，凌空而泻，气势非凡。“沫如散珠喷雾，日光烛之，璀璨夺目，不可正视”，壮丽异常。然后写山峰。作者先选取了一个独特的视角，从缺口中遥望远山，“台当山西南缺，前揖芦山”。然后作者又以一峰挺拔高出和群山逶迤而去相组合，形成了一幅主次层次感丰富的图画。“一峰独秀出，而数百里间，峰峦高下，亦皆历历在眼”。接着作者以固定的景点，用傍晚和清晨两个不同时间的景观，构思两幅图画，进一步渲染了壮美的特征。“日薄西山，余光横照，紫翠重叠，不可殚数”，突出的是色彩绚烂美；清晨“白云满川，如海波起伏，而远近诸山出其中者，皆飞浮来往，或涌或没，顷刻万变”，凸现的是云海的变幻美。这样，在作者详尽描述的百丈山景中就兼具了险奇、幽静、五彩、飞动、变幻等诸种美的形态。
最后一段，点明了写作此文的目的：导游，引导人们去游览百丈山的胜景。“而其最可观者，石磴小涧、山门石台、西阁瀑布也”，这一句是作者游后的结论，也是对全文内容的总括。
这篇游记和一般平铺直叙的游记不同，作者处处留意对重点景观进行介绍、描写。如开头就直接写“石磴”，而舍去了关于登山历程的冗长叙述。又如写小涧，仅从客观方面写到了“苍藤古木”、“水皆清澈”以及涧水飞溅而下的淙淙声，和“盛夏亭午无暑气”这一游人的主观感受，笔墨无多，就点染出了此地环境的清幽宜人。作者在介绍自然景观时，还擅于运用先抑后扬的笔法。即先叙述该处属平常景观，然后从中找出可供游人欣赏或可能使游人感兴趣的某一侧面、景点来进行介绍。如写山中六景之一的山门，仅有一“不能容十许人”的小屋，殊无可观，而作者用一转折语气，以“然”字领起，指出此地亦别有情趣。因为它“前瞰涧水，后临石池，风来两峡间，终日不绝”，倘若炎夏登临，峡风拂面，定当十分畅快，就使读者不禁心向往之了。又如写到山庵时，以为它“才老屋数间”，且狭小低湿，自然无可欣赏，而作者用一“独”字领起，指出庵之西阁却为一胜景，特别结合自己的身世遭遇，叙述了夜卧其上，下听泉声潺潺，所引起的悲凉之感。百丈山中最吸引游人的，是石台和石台周围的景色。从“下临峭岸”的石台上，既可于“林薄间”望见前岩岩穴中喷涌而出，“投空数十尺”的瀑布;又可远眺“数百里峰峦高下”的壮观景色。还有变化万千的云海、冉冉西沉的夕阳。真是美不胜收，令人留连忘返。为了突现石台及其周围景色之美，作者多次运用了恰切而生动的比喻，如说瀑布飞沫“如散珠喷雾”，白云满川“如海波起伏”、云海中诸山“若飞浮往来”等，都给人们留下了深刻的印象。还有那描写瀑布飞沫为日光所照时的景象的一段文字，虽为直叙，但由于能为山水传神，其技巧也不能不令人叹服。
清光绪二十五年(1899)，郑文焯与友人张嵌(石楼)、王善(石壁)一道游苏州的邓尉山，作此词以纪之。邓尉山，在今苏州市西三十公里处的光福镇，相传东汉司徒邓尉曾隐居于此，故名。又因山上多梅花，早春时节，梅花盛开，暗香浮动，雪白一片，故亦称“香雪海”。郑文焯不乐仕进，曾在江苏幕游四十多年，晚年于苏州造樵风别墅，卒葬邓尉山。可见，他与邓尉山有着特殊的感情。郑词一向多萧散、隐逸之气，邓尉山又是古人隐居之处，三两好友，兴游邓尉，自然会产生一种隐居乐道、闲适恬静之情。
上片三句，笔笔描春，却又字字含情，于空灵恬淡之中见出作者人格和志趣。梅子半青半黄，当在暮春时节。微雨杂晴，山岚空蒙，阵风掠过，林木摇翠，湖水泛光。天空中鸟雀翩翩，明晰如剪。这意境，浑如一幅色彩明丽的画图，十分诱人。郑文焯多才多艺，他精于音律，擅于绘事，有很高的艺术修养。这首小词便溶入了绘画的表现手法，剪裁精当，色调分明，层次感也极强烈：远处浩渺的太湖，近处半熟的梅子，山峦叠翠为中近景，鸟雀斜飞是巧妙的点缀，词句之饱含色彩、富于画意，是非常明显的。至于词作的炼字琢句，亦见工巧，首句明显是从贺铸《青玉案》中的“梅子黄时雨”点化而来，着一“杂”字，意境又有所丰富。“浮翠”二字，写出了风和林木的动势；湖而缀一“明”字，则扩大了画面的空间，同时突出了色调之明快。“带”字也从贺铸词《浣溪沙》中之“淡黄杨柳带栖鸦”句而来，意境则扩大得多。“闲云高鸟”，乃词人主观闲适之情的物化，即是移情作用了。此等用法古人不乏其例，于此更可见出作者的心境人格和审美情趣，即闲适萧散的隐逸之思。“身轻”二字，本于杜诗“身轻一鸟过”(《送蔡都尉》)，然又着一“共”字，则隐喻了作者与共游者的轻松爽畅。总之，这里通过对“闲云高鸟”的企羡，抒发了作者的心志，从而使抒情主体与自然美景融为一体，于虚涵浑化中，造成了一种谐调统一的艺术意境。故上片虽是写景之笔，其情致却是婉曲而深含的。
下片写游山之奇趣和总体感受。山果随处可摘，无须论价；野花俯身可采，不知何名；淡烟雾霭，游人如行画中。真是野趣可掬，其乐无穷。细味作者旨意，山果、野花分明蕴藏着更深一层的含义。它们默默于山间一隅，甘于寂寞，与世无争，其生命的意义和价值何在呢？然而，换一个角度视之，它们自由自在，远离尘世喧嚣，不就是怀隐逸之志的作者品格的象征吗？这仍然是一种将主观人格精神作用于审美对象之中的表现手法。
我们知道，郑文焯以北人而长期淹留江南，雅爱吴中山水形胜，其性情“淡于名利，牢骚不偶”(俞樾《瘦碧洞序》)；“姿格散朗，神思萧闲”(易顺鼎《瘦碧词序》)。他的钦羡山果、野花，甘于长在烟峦画中，正是他人格精神的自然流露。
在“清末四家”词人中，郑文焯称得上最精音律的一位。小词音节泠泠，句妍韵美，且一字不闲，意多味厚，诚为不易。陈锐评其词曰：“郑叔问词，剥肤存液，如经冬老树，时一着花，其人品亦与白石为近。”(《裛碧斋词话》)“经冬老树”云云，语甚恺切。味此小令，概见郑词之淡远劲峭。
杜甫晚年创作的这首《蚕谷行》诗汇聚了他一生许多高尚的品格，这首诗可以说是杜甫一千四百多首诗中最光彩夺目的一颗瑰宝。
此诗开头四句：“天下郡国向万城，无有一城无甲兵。焉得铸甲作农器，一寸荒田牛得耕。”这是当时的实际情况，十多年的战争，使得铸作生产工具的铁都感到缺乏必须用武器来改造了。全国战乱不息，农田荒芜。诗人呼吁把甲胄铸作农具，让每寸土地都能够得到耕作，百姓安居乐业。国外有《把剑铸成犁》的现代雕塑。大诗人杜甫在一千多年以前，就已经用诗的形式把这种反战思想艺术地体现出来了。铜铁应当做成犁、锄，服务于和平生活，现在却做了杀人的武器、防身的铠甲。对这种反常现象人们已经习以为常。一经诗人点出：甲胄应铸作农具。人们才恍然大悟：原来物非所用！盔甲回炉铸而为犁、锄，使天下寸土皆得牛耕，才是物尽其用的人间正道。诗人没有直接痛斥战争，却用铠甲再造为犁锄的形象语言强化了反战思想。
“牛尽耕，蚕亦成。不劳烈士泪滂沱，男谷女丝行复歌。”这是杜甫的理想主义。这是杜甫勾画的理想时代、理想社会中劳动大众的理想生活。这首诗所显示的思想、识见，即是对陶渊明《桃花源记》耕作社会理想观念的巨大超越，同时亦是对他自身“大庇天下寒士俱欢颜”之给予受体者的舍己奉献天下士子观念的超越。杜甫在这首诗中，直接给出了一个万城无甲兵的和平构想，是一幅打着杜甫深刻印痕的理想国及和谐社会诗意安居的画图。
此诗虽短，却是杜甫五十多年生活历练由无数血泪与伤痛凝成的最后总结，它是一颗照亮历史时空的一颗诗的钻石，是杜甫和杜诗一切闪光理念的凝缩。因此，可以说《蚕谷行》一诗标志着杜甫卓苦艰辛的圣化之路的终结，标志着杜甫之所以成为诗圣的文学和文化意义的总括。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