姚范《授鹑堂笔记》卷四十四说:“花卉九首(自注:指柳宗元《戏题阶前芍药》和苏东坡、党怀英等人的八首描写花卉的诗)…….元裕之尝请赵闲闲秉文共作一轴,自题其后云:‘柳州(柳宗元)怨之愈深,其辞愈缓,得古诗之正,其清新婉丽,六朝辞人少有及者……”元裕之认为“怨之愈深,其辞愈缓”是《戏题阶前芍药》高出其他几首花卉诗之处,而“清新婉丽”是六朝辞人所缺乏的。这样的评价毫不夸饰,恰如其分。柳宗元在这首诗中用戏谑的语气,轻松的笔调,清新的词句刻画芍药不同凡花的美好形象,极委婉曲折地抒发了诗人的“复起为人”的愿望。
诗一开头就用对比的手法描写,以突出芍药不同于普通花卉。“凡卉与时谢,妍华丽兹晨。欹红醉浓露,窃窕留余春。”众花大多随着春天的到来开放,也随着春天的逝去凋零,而芍药却把花儿开放在暮春时节。那鲜艳的花朵,露珠滚动,把枝条压得有些倾斜了,极像多饮了一杯佳酿而有点微醺的佳人,那美丽的姿态,把春天匆匆的脚步也换留住了。作者的刻画表现了芍药超凡脱俗、卓然独立的品性。花如其人,芍药的形象实则诗人自我品性的物化。
接着,作者继续状写芍药自我欣赏的倩影和醉人的芳香。“孤赏红日暮,暄风动摇频。”和煦的春风轻轻地摇曳着芍药的枝叶,那婀娜的身影是那样的柔美。在没有百花争姘斗艳的春未,它并不感到孤独,它在欣赏自我,看重并保持自己的高洁。“夜窗蔼芳气,幽卧知相亲。”夜晚,芍药沁人的芳香飘进窗内,好似来与静卧的人亲近。这四句诗用拟人的手法,把芍药人格化,极富情趣。写花的“孤赏”也是写人的洁身自好,不随波逐流。柳宗元虽然在政治上惨遭失败,但他仍然执着理想,坚持既定的人生目标,“虽万受摈弃,不更乎其内。”(《答周君巢饵药久寿书》)
“愿致溱洧赠,悠悠南国人。”何焯《义门读书记》说:“愿致溱洧赠”二句,陈思玉诗‘南国有佳人,容华若桃李’,结句虽戏,亦《楚辞》以美人为君子之旨也。”芍药美丽芬芳,高贵典雅,象征人的美好品德,也是作者自喻。好花赠美人,美人有喻君子之意。柳宗元少有大志,才华横溢,用世之心极切,可是流贬永州,一弃十年,虽然是“永州司马员外置同正员”,实际上是“拘囚”身份,是一个“闲员”,抱负不能实现,才华得不到施展,就象一朵被抛弃在荒野的芍药。为此他痛苦,愤懑,然而又始终没有放弃,孜孜以求,希图进用。诗的结句极其巧妙而委婉地表达了急于用世,希求援引的愿望,因此是全诗的主旨所在。
《戏题阶前芍药》在艺术手法上主要是一个“戏”字,全诗用戏谑的口吻,加上拟人手法的运用,文辞清新,意味蕴藉,难怪近人藤元粹称这首诗“可为后人咏物轨范也”。
这首诗从主人公的居处环境写起,描写了思妇对久别丈夫的一片挚情和盼归的急切心理,把征人之妇内心隐微的思想感情,刻画得淋漓尽致,反映出战乱年代广大征人之妇内心共有的痛苦和悲伤。全诗韵律优美,对仗工整,意境高古,风格清雅。
诗从描写居处环境起笔,在一片清雅幽静的氛围中,主人公步上高台,凭栏远眺。“泠泠”一词,既形容步履轻妙端庄,也形容神情凄清,让人看了可怜见见的。五、六句对这位女主人公作了进一步介绍,使人更加看清,这位女子是一位品貌俱佳的贤良淑女。诗的后几句,揭开了她踽踽登高、神情凄伤的内心帷幕:“人生谁不别,恨君早从戎。”原来她是在思盼从军远戎的丈夫。这两句诗中,包含了女子的无限婉曲心事。这位女子深明大义,她并非怕离别,也并非反对丈夫从戎,她“恨”就恨在“早从戎”。这个“早”字含蕴丰富,既包含着对丈夫早年远出久久不归的怨恨,也流露出时光催人老、美人迟暮的悲哀。如此“灼灼”年华,竟寂寞空闺,她不能不触景伤怀、感慨系之。“鸣弦惭夜月,绀黛羞春风”两句,曲尽闺妇千种情思,万般苦恼。古人云:“女为悦己者容。”故这里有企盼丈夫归来之意。又“鸣弦”,又“绀黛”,显示出这位女子对久别丈夫的一片挚情和盼归的急切心理。不幸的是,此一时刻,听她“鸣弦”的,只有那“皎皎空中月一轮”;欣赏她“绀黛”的,只有那“吹我罗裳开”的春风。月圆人未圆,她不能不“惭”;春风有意人远别,她不能不“羞”。一“惭”一“羞”,道出了她的内心企望不能实现的深沉哀痛。结尾这两句语悲情苦,反映出战乱年代广大征人之妇内心共有的痛苦和悲伤。
此诗是一首拟古诗。拟古,模仿古人之作。这是古诗中一种习用的体式。诗人往往由于有某种原因,不便直说;或者由于从古人之作中触发起某种感情,于是采取这种拟古形式。拟古诗并非生搬硬套,而是“用古人格作自家诗”(语见《昭昧詹言》卷一),形同而神异。此诗正是这样。它所“拟”的是《古诗十九首》中的名篇《青青河畔草》。两诗比较,二者都写离情闺怨,笔墨层次和表现手法也颇相似,但二者所塑造的人物各不相同:前者写的是“昔为倡家女,今作荡子妇”的不幸女子,而后者写的却是“明志逸秋霜”的端庄淑女、征人之妇;前者怨诽浪迹四方不顾妻室的“荡子”,后者则是思念“早从戎”的征夫。由于人物身分不同,所“怨”的对象不同,故后者对人物的具体描写、情意表达的方式,与前者显著有别。例如,同是以比兴起笔,描写景物,前者选“河畔草”“园中柳”,后者则取“临窗竹”“垂门桐”,雅俗有别,都切合各自人物的身分。同样介绍人物,前者侧重于“娥娥红粉妆,纤纤出素手”的外在美;后者则不仅介绍其“玉颜艳春红”之貌,且首先突出其“明志逸秋霜”的内在美,淑女、倡妇,各有差别。同样写怨情,前者对薄情丈夫直泻怨诽:“荡子行不归,空房难独守。”而后者则向远戎亲人诉述情怀和苦衷。表达感情的方式,一个直而显,一个含蓄而有深致。可见,这首拟古诗是借旧题而发新意,另有寄托的。在诗的意境的创造上,甚至给人有一种“青胜于蓝”之感,无怪钟嵘称赞诗人“拟古尤甚”(见《诗品》)。
鲍令晖的拟作在内容上因袭了原诗,抒写思妇对远方丈夫的思念,但对主人公感情的刻面更为逼真、细腻,且与原诗的整体氛围有所不同,鲍令晖的笔下的女主人公形象血肉丰满、跃然纸上,思妇的内心世界被刻画得自然传神。鲍令晖能以切身的感受来摩写女性细腻微妙的情态、真实可感的容貌。此外,鲍诗比原诗更具声律之美,大部分诗句对仗工整,且通体押韵,“袅袅”“蔼蔼”“灼灼”“泠泠”等叠词的运用,“逸”“艳”“惭”“羞”等字眼的锤炼,使得整首诗具有高古清澈的诗境与优雅轻倩的诗风。
至于这首诗中所刻画的思妇形象,也许就是诗人自己。鲍令晖是否有远戎的丈夫,虽难以考定,但从诗中人物温文尔雅的气质和深沉委婉的言行举止看,则是一位有才情的女士,闪烁着诗人自己的身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