温庭筠词抒写男女情事，多是以女性口吻代言女子的相思恋情，以女性形象的华美艳丽及相思情意为其审美特征，精致地描摹女性艳丽华贵的容貌、服饰、起居、心态等，而极少从男性的角度写相思恋情。一般认为此词所反映的是男子对女子的追慕，叙写一男子追慕一女子的情景。
开头二句是男子所见到的女子的美丽形象，“似带如丝”，“团酥雪花”，即形如柳丝轻盈婀娜，色如雪花丰润光洁。后面三句，写男子对女子的倾慕之情：见到女子乘坐着的华美小车，车帘卷起，玉钩斜悬，在繁华的道路上驶过，男子留连忘归，虽然暮色降临，他的眼与心还追逐着远去的香车。
全词虽仅短短五句二十三个字，却写尽了缠绵缱绻之情，把一个痴情男子的形与神都写活了。他痴情地爱她，却并无轻浮的行为；他“逐香车”，却并无狂放之举。作者对单相思的描写是能把握分寸的。
对此词还有另一种解读，认为是闺中女子期盼男子归来。前三句写女主人公盼男子归来的情景，后二句写其想象意中人正驱车赶来。
这首词表现浪迹天涯的游子，急切盼归却又归期难定的苦闷心情。上片初闻杜鹃啼叫，触动情怀，感觉鸟儿在殷勤地与行人说话。下片写不断地听杜鹃啼叫后，心情变得十分烦躁，埋怨鹃鸟在作弄人，曲折地反映了生活对人的作弄最后用反跌之笔，强化了游子有家难归、孤独烦闷的心态。这首词构思巧妙，情感真挚，语言流丽，有一定的感染力。
上片写羁旅行人梦中得到杜鹃“殷勤”劝慰：山色青翠、春深花繁之时，流莺漫不经心地随意飞鸣，唯有杜鹃善解人意，于百花深处向行人殷勤劝慰。“十里楼台倚翠微，百花深处杜鹃啼”，写鹃啼的环境和季节。青翠的山色，如何逊“《仰赠从兄兴宁真南》：“高山郁翠微”；也用以指代青山，如杜牧《九日齐山登高》：“与客携壶上翠微”。此处指青山，说在靠着青山的十里楼台的旁边，在春天百花盛开的深处，听见了杜鹃啼叫。
“殷勤自与行人语，不似流莺取次飞”，说杜鹃在花间不断地叫着，好像对“行人”很有情感，不惜“殷勤”相告，比起黄莺的随意飞动，对人漠不关心，大不相同。黄庭坚《次韵裴仲谋同年》：“烟沙篁竹江南岸，输与鸬鹚取次眠。”也是用这个词来写鸟。“行人”走在春色绚烂的优美环境中，心情本来是会愉悦的，但因为离家作客，所以听了杜鹃叫声，不免会引起思家之念，作客之愁。那么，词中所写的美丽景色，又正好为杜鹃叫声的感人作了反衬。
下片写杜鹃对行人梦醒之后的声声规劝：羁旅之人一梦惊醒，已是阳光明媚，杜鹃仍在喋喋不休，“声声只道不如归”，本是好心规劝，谁知却帮了倒忙，反而使得羁旅之人益发孤寂、更多春愁，惹得他久久蓄积在心的思归怀人之情倾泻而出，再也控制不住，因而斥责杜鹃，“天涯岂是无归意，争奈归期未可期”。“惊梦觉，弄晴时，声声只道不如归”，在晴朗的春日，杜鹃偏又卖弄它的叫声，“行人”从梦中惊醒，听到的还是声声的“不如归去”。前面路上初闻鹃啼，感到“殷勤”；听得太多，睡在床上也被叫得不安，叫的又是一句人所做不到的话，那“行人”心中自然也就变得有点烦躁了。
“天涯岂是无归意，争奈归期未可期”，不是自己不想回家，只是自己不能决定归期，生活不能由自己主宰，没有什么办法。结句以反诘句收束全词，突出行客思归怀人之深切，点明本词题旨，同时又回答了杜鹃“不如归去”的声声规劝，句法巧妙，抒情委婉沉郁。这是在烦躁中的思念，说是自言自语行，说是对杜鹃的回答也行。这里表面上有埋怨鹃鸟无知、强聒难耐的意思，但归根到底，是对真正“作弄”人的生活遭遇的愤慨。这片词，话说得比较直致，但内容还有曲折。
同样听到一种鹃声，不同的诗人、词家，可以从各自的处境、各样的角度写出不同的感受。杜荀鹤的“啼得血流无用处，不如缄口过残春”，是愤慨文章无用之言；韦应物的“邻家孀妇抱儿泣，我独展转为何情”，是同情丈夫死在外地的寡妇之言；朱敦儒的“月解重圆星解聚，如何不见人归？今春还听杜鹃啼”，是痛心国土沦陷，南北亲人不能团聚之言；范仲淹的“春光无限好，犹道不如归”，是豁达之言；杨万里的“自出锦江归未得，至今犹劝别人归”，是诙谐之言。晏几道这首词，则是对浪迹在外、有家难归的生活的叹息之言，写得真切，有一定的感染力；结尾两句，用反跌之笔表曲折之情，意境尤深。
“乱世英雄起四方，有枪就是草头王”，正是中国封建社会动乱年代的生动写照。公元881年（唐僖宗中和元年），黄巢起义军占领长安，銮舆西迁。各地地方军阀、地主武装拥兵自重并趁乱抢夺财物，迫害人民，到处发生着流血恐怖事件。在这些“乱世英雄”心中，天理，王法，朝廷命官等，全都不算回事。韦庄《秦妇吟》就写过官军的纵暴：“自从洛下屯师旅，日夜巡兵入村坞。匣中秋水拔青蛇，旗上高风吹白虎。入门下马若旋风，罄室倾囊如卷土。”而当年杜荀鹤旅途停舟于池州（今安徽贵池。唐时一称秋浦郡），遇郡中发生兵变，郡守被乱军逐出，恐怖覆盖秋浦。诗人目睹这一切，忧心如焚。“诗可以怨”，或者说“愤怒出诗人”。他写了这篇《旅泊遇郡中叛乱示同志》，留下了宝贵的历史见证。
“握手相看谁敢言，军家刀剑在腰边。”诗人落笔就描绘了郡中叛乱后的恐怖世相。人们握手相看，道路以目，敢怒而不敢言，这是一种极不正常、极为压抑的情况。对于它的原因，只轻轻一点：“军家刀剑在腰边”，“在腰边”三字极妙，暴力镇压的威慑，不待刀剑出鞘，已足以使人侧目。乱军的跋扈，百姓的恐慌，诗人的不安，尽在不言之中。这种开门见山的作法，使人感到这诗不是写出来的，而是按捺不住的激发。
“徧（遍）搜宝货无藏处，乱杀平人不怕天。”二句承上“军家刀剑”，直书乱兵暴行。他们杀人越货，全是强盗的行为。其实强盗还害惧王法，还不敢如此明火执杖，肆无忌惮。“平人”即平民（避太宗名讳改“民”为“人”），良民，岂能杀？更岂能乱杀？“杀”字前着一“乱”字，则突出行凶者面目的狰狞，罪行的令人发指。“不怕天”三字亦妙，它深刻地写出随着封建秩序的破坏，人的思想、伦常观念也混乱了。正常时期不怕王法的人，也应怕天诛。但天子威风扫地的末世，天的权威也动摇了，恶人更成“和尚打伞”，为所欲为。
更有甚者：“古寺拆为修寨木，荒坟开作甃城砖”（甃音zhòu，用砖砌造），拆寺敞坟，在平时会被视为极大的罪孽，恶在不赦，此时却发生在青天白日下。战争造成大破坏，于此也可见一斑，参阅以《秦妇吟》“采樵斫尽杏园花，修寨诛残御沟柳”，尤觉真切。诗人通过搜宝货、杀平人、拆古寺、开荒坟等时事，生动地表现了满目疮痍的社会情况，同时也表现了对乱军暴行的咬牙切齿。
现实很残酷，问题很多，然而诗人不知道应该怎么办。他也老老实实承认了这一点：“郡侯逐出浑闲事，正值銮舆幸蜀年。”这像是无可奈何的叹息，带着九分伤心和一分幽默：这种局面，连一方“诸侯”的刺史都毫无办法。不但无法，他还自身难保，让“刀剑在腰边”的乱军轻易地撵了，全不当回事儿。不但郡守如此，皇帝老官也自身难保，被黄巢、尚让们赶出长安，也全不算回事了。“銮舆幸蜀”，不过是好听一点的说就而已。诗末的潜台词是：如今皇帝蒙尘，郡守被赶，四海滔滔，国无宁日。你我同仁空怀忧国忧民之诚，奈何无力可去补苍天。只好写下这一页痛史，留与后人评说吧。
这首诗劝勉张纬文坚守节操，要像松竹一样，挺立在岁寒之际，其实也是诗人自勉之词，表达了诗人风霜高洁的品质和对蒙古统治者不满之情。全诗采用比兴手法，格调沉郁苍凉，含蕴不尽。
首联起笔扣题，写分别后对张纬文的怀念思恋。用一“聊”字表明诗人平时怀思张纬文之情恰如“一江春水向东流”，滚滚涛涛，无止无息。“书来”恰似在“怀思”这条情感的河流中投入一石，只能是激起更深更广的情感的波澜，引起更深长的怀念，全诗正是对“书来”之后，激起的这种情感波澜的抒写。“清镜平明见白髭”，便是诗人情怀激荡剧烈的外形刻画。收到故人的书信后，诗人心潮澎湃，彻夜难眠，待第二天清早对镜一看，白髭又多添了几根。该句感叹着时光流逝，身心的渐衰，感叹着“扁舟空老去，无补圣明朝”。继而深究，该句也依然是在写“怀”，写诗人对友人的怀念。人进老境，寂寞孤单，心情抑郁，会更加怀念旧日的生活，远方的友人的。首联并起，紧扣诗题，一以“书来”引“怀思”，一以叹老萦“怀思”。
颔联是诗人对友人诗酒逍遥生活的描述，该情景，或是由诗人想像而来，抑或是友人来“书”自述，意象空灵，含蕴不尽。既表达了诗人对朋友生活无比关切的殷殷深情，也表现了诗人对朋友高尚节操的由衷称颂。明月高楼的景，映现了张纬文气概的豪迈，情志的高昂；高渐离燕市豪饮典事，又暗衬出了张纬文豪爽慷慨的性格。该联以高适的诗意入诗，既表现了诗人遥想中的朋友，在梅花盛开的人日，赋诗抒情的情景，更以高适寄杜甫的诗来比张纬文寄自己的“书”，以高适与杜甫的深厚情谊来比张纬文与自己的诚挚友情，以杜甫闲居浣花草堂自喻，展示出自己闲居故乡的宁静温馨之情，并以之告慰故友。且梅花，切景；人日，切时；草堂，诗人时居忻州野史亭，编辑《中州集》，收集亡金史料，切地；而高适致杜甫，张纬文致诗人，切人。以前人诗意入诗，却又能达到如此妙境，真可谓“不著一字，尽得风流”了。
颈联即承即转，进一步展示人到暮年，儿孙绕膝的安宁心境。如果首联和颔联，诗人抒“怀思”，想故人，基调是抑郁的，情感是凄婉的话，颈联，就显得洒脱昂扬了。现在已是初春时节，万象更新，春光秀丽；年轻的儿女们穿红戴绿，兴致勃勃，一片欢乐景象。春天，是美好的，给人们以希望与追求；儿女们是天真的，给人以慰藉和幸福。在此，诗人告诉他的老朋友，自己这里，春光明媚，如画似锦，儿女长成，天真浪漫，其景融融，其乐陶陶。该联，既是诗人对自己生活情景的描述，更是诗人自己的自宽自慰，写出了诗人豁达洒脱，开朗进取的性格与心情。而其中，也包含着对友人的一份体贴关怀的情愫。他是不希望朋友为他的处境牵心担忧的，是在用诗向朋友“报平安”了。
尾联“涧底孤松二千尺，殷勤留看岁寒枝”。诗意由怀念友人，而升华成为对友人的勉励，升华成为对一种人格操守的礼赞。诗人化用左思诗意，“涧底松”已经成为一种人格操守的象征了。“孤”字，写出了这松的孤标独傲；“二千尺”写出了这松的高大伟岸。即使冬寒严酷，狂雪残压，他仍然傲然屹立，葱绿一片。“孤”“二千尺”“岁寒枝”构成的松的意象，正是高洁的人品，不屈的节操的象征。尽管它身处“涧底”，也永远不改初衷。所以，诗人要情真意切地勉励朋友“殷勤留看”了。
该诗，既有对友人生活的关切，更有对友人保持高风亮节的期盼和勉励，发自肺腑的真情流贯全篇。该诗以诗人主观视角的转换描述和抒怀。首联写自己的心境，颔联转写友人情景，颈联又转写自己的境况与心情，尾联写对朋友的勉励和希望，全诗在视角的转换中，收到了流动跌宕、波澜起伏的艺术效果。
这是韩愈向唐宪宗上的一篇奏表。该表中心论点是“佛不足事”，集中表现了作者坚决反对唐宪宗拜迎佛骨这一迷信举动，充分显示了作者反佛明儒的坚定立场和英勇无畏的战斗精神。该表广征博引，说古论今，结构严谨，逻辑性强，感情激烈。韩愈在这篇表中揣摩皇帝迎佛骨的心理状态在于“事佛求福”、益寿延年，因此他只字不提佛理，表的前半部分只从年寿上立论。表分为四大段，由六个自然段组成：
第一大段包括一、二自然段。这一大段以佛教传入中国之前、之后的大量历史事实，从正反两方面证实“佛不足事”，事佛有害。第一自然段指出佛教传入中国以前，君王长寿：开篇简洁有力地做出判断：佛是夷狄的宗教，东汉时流入中国。（按，据今人考证，佛教在西汉时已传进中国）点出“夷狄”，以同“中国”相区别，希望能从皇帝至高无上的自尊心方面打动唐宪宗。继而列举上古时期黄帝、少昊、颛项、帝喾、尧、舜、禹、殷汤、大戊、武丁、周文王、武王、穆王等都长寿的历史现象，说明长寿的原因并不是“事佛”一这就隐含不必事佛的意思在内。第二自然段，以佛教传入后，皇帝“事佛求福，乃竟得祸”的事实，讲明了“佛不足事”的道理。
第二段以唐高祖对佛教“则议除之”的历史与唐宪宗违背祖宗遗教，迎奉佛骨带来危害的现实，从正反两个方面说明“佛不足事”，事佛有害。先叙述高祖对佛教采用“除之”措施。由于唐初政局变动，秦王李世民杀皇太子李建成与齐王李元吉后，高祖失去权位，新登基的唐太宗李世民用“大赦”和“复浮图、老子法”等措施拉拢人心，稳定局面。高祖除佛落空。这段史事难于秉笔直书，所以作者巧妙地把它推给“群臣才识不远”。作者高度评价除佛之议，觉得是“先王之道，古今之宜，推阐圣明，以救时弊”，并明确表示对停止除佛的不满： “臣常恨焉”。次叙唐宪宗即位之初，实行高祖遗志， “不许度人为僧、尼、道士，又不许创立寺、观”。使作者欢欣鼓舞。但情况剧变，现在不仅没有实行诏令，反而放纵佛教蔓延扩展，使它盛行。 “今纵未能即行，岂可恣之转令盛也？”这句在文中起承接、关锁作用，文意一大转折，前面从正面立论，用作下文的对比。
下文叙唐宪宗迎奉佛骨“伤风败俗，传笑四方”。从反面劝谏唐宪宗停止迎奉佛骨之举，委婉地替宪宗开脱，有意说他“不惑于佛”，迎佛骨只是迁就众人贪乐之心，为人们设怪异戏玩之具。其实，作者深知唐宪宗为佛教虚妄所迷。从称颂唐宪宗“神圣英武，数千百年已来，未有伦比”，到为之推诿责任，足见作者上表时期盼唐宪宗接受诤谏和小心翼翼的心理。 “安有圣明若此，而肯信此等事哉？”不想触怒唐宪宗，而搬给其一个改变初衷，停迎佛骨的阶梯。表文把迎奉佛骨造成恶果的责任推给“百姓愚冥”，虽然是作者“上智下愚”观点的流露，但更是一种策略。百姓以皇帝“真心事佛”，因而出现狂热、怪异情况：焚顶烧指、解衣散钱、弃其业次，甚至断臂脔身。 “自朝至暮”从时间上写狂热怪异的程度， “百十为群”、 “老少奔波”，言狂热，怪异人数之众。作者对此现象做出评判：“伤风败俗，传笑四方”，不是小事。第一段言先朝故事以影射现实：迎奉佛骨无益而有害？第二段则言本朝时事，以批评现实：迎奉佛骨，带来祸害，虽为唐宪宗开脱，但唐宪宗实负重责，这是不言而喻的。
第三段包括第四、五自然段，从佛本夷狄之人与对鬼神应敬而远之两个方面阐述迎奉佛骨有背先王之道，再次论证佛不足事，事佛有害。第四自然段指出佛骨乃“枯朽之骨，凶秽之余”，不得入宫禁。“夫佛，本夷狄之人”，这是从排斥外来思想的方面探究佛祖的来由：佛并不神圣，他们的佛祖释迦牟尼也不过是肉眼凡胎的人，而且是夷狄之人。鄙夷之情溢干言表。从佛祖这一根本上否定佛，说明作者反佛相当彻底。佛祖作为夷狄之人，语言、衣服诸方面都与中国人不一样。
第四大段在上述条陈事佛有害的基础上，提出“永绝根本”的排佛措施，表示如果能够实施“岂不盛哉！岂不快哉！”排佛的措施是“以此骨付之有司，投诸水火”。这一措施的深远意义是“永绝根本”，使天下之人消除疑惑。作者忍不住在这里插入抒情语句，以表达欢欣之情。继而做一假设：“佛如有灵，能作祸祟，凡有殃咎，宜加臣身。”作者情愿承担一切风险，表现出为国为民牺牲一己的精神，既言“佛如有灵”，这就透露作者未必相信佛能作祟，表明作者思想可能徘徊于有神、无神之间。
这篇表以大量历史事实与现实状况作为例证，阐述“佛不足事”这一中心论点，并引经据典，用先王之教与先王礼法作为理论依据，由远及近，从古到今，层层紧扣，逐层深化，严肃批评唐宪宗迎佛骨、崇佛教的荒谬性与危害性，始终表现摆事实、讲道理、诚恳劝谏的风范。文章擅长用对照写法。从历史看，有佛教传入中国之前与传入中国之后不同情况的对比；从现实来看，有唐高祖与唐宪宗对佛教所持不同态度的对比；从唐宪宗本人来看，有前后不同时期不同思想、做法的对比。正反两面的对比，使作者之立论更显得正确、鲜明。文中穿插生动的描写，增强了形象性与说服力。又如读到佛祖假如活着，来朝晋见所受礼遇，也出之以形象的描写，把佛祖那外邦使者的臣子面目，活灵活现地展示在了人们的眼前，因而使之失去了神圣的光圈，而突现其“夷狄之人”的屈辱地位。这些形象性的描写，作为论证的辅助手段，起到了独特的效果。在语言运用上，这篇表只举实例，不用典故，无冷僻字眼，有日常口语，以散句为主，自然洒脱，娓娓道来，晓之以理，动之以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