此诗写出了夔州妇女的勤劳困苦，表现了诗人对她们不幸遭遇的深切同情，结句答问，正是深意所在。诗中通过对夔州一带重男轻女风俗的描写，表达了作者对劳动妇女的深切关怀和同情，也是杜甫一贯的忧国忧民思想的具体反映。
开头四句并非着意写夔州的生活习俗，而是提出了一个重大的历史性的社会问题。《后汉书·周举传》指出当时的社会弊病是： “内积怨女，外有旷夫。”这在安史之乱以后的唐朝社会同样存在。女子“上头”后一般至十六、七岁即出嫁，而夔州女已经头发半自，四五十岁了，仍然是找不到丈夫的老处女，原因是她们遭逢丧乱，男丁减员，女子嫁不出。夔州处女被安史之乱葬送了青春年华，所以抱恨终生，令人叹息。“堪咨嗟”，一作“长咨嗟”，用“堪”字是表现作者对夔州处女命运的哀怜和悲叹，而用“长”字则是夔州处女的自怨自悒。
此诗的第二个层次，即“土风”以下二句，着重写男尊女卑、男逸女劳的当地风俗。女子同时肩负着男人和女人的两种义务，承受着心理和体力的双重折磨，却处在男人的附属地位上。
“十有”以下八句是对夔州妇女日常生活的具体描写，也可以说是诗的第三个层次。这一层写得很有特色，八句之中两两交叉，分别写夔州女的劳动和妆束。她们十之八九要砍柴、卖柴，换的钱来养家糊口。女子既要维持家计，又要应付官府摊派，生活的重担全部压在老处女的肩上。接下去两句写她们的服饰，颇有画龙点睛之妙。杜甫写的是老处女，所以她们把头发挽成垂颈的双鬟。因为是处女，她们爱美的心思尚未泯灭，尽管头发已经半白了，上面却插着银钗和野花山叶等饰物。这些还只是作为铺垫，目的是写夔州处女的操劳之苦。滚西一带的集市在高处，她们背着柴草拼力爬高到市集上出卖。对于“死生射利兼盐井”句，意思是背盐只赚得蝇头微利，是贩私盐，是偷偷摸摸地贩卖私盐，这样“死生射利”四字才有着落。夔州女除了负薪，还得背盐。在唐代盐铁由国家专卖，贩私盐不允许，但可以多赚一点钱。她们冒着生命危险去贩卖一点私盐，并不是像大商人那样为了屯积居奇。杜甫把史书中的“乘时射利”和“豪贾射利”改为“死生射利”，正是为了说明背盐女子像获取猎物一样冒险挣钱。 “死生”二字是定性的， “射利”二字是绘形的。正因为负薪女挣扎在饥寒和死亡线上，所以她们备感生活的艰辛，挥泪度日。这是一幅多么令人心酸的图画。
最后二句是反诘语，用以照应全篇，意谓夔州处女老大嫁不出去，并不是因为她们长得粗丑，美貌动人的王昭君的故乡不就是在这一带吗？这里的“巫山”与宋玉《高唐赋》的巫山神女无直接关系，当指地名而言，但其中也包含着此地自古出美人的意思，从而增强了全诗的讥刺意味。
此七言古诗，在现存杜诗中系一首颇为别致、耐人寻味的风土诗。诗以贫苦的劳动妇女为题材，其描绘当时夔州一带的农村妇女，乃具有典型之意义。杜甫对此不仅寄以深厚的同情，且在最后“若道巫山”二句中，尤针对封建统治者诬蔑劳动妇女为“鹿丑”的不实之词，理正词严地予以驳斥。此在全部古典诗歌史上乃是鲜见的。诗写土风，文字质朴。
这首诗的情调酷似《诗经》中的“国风”，重在叙述行军艰难而紧张，并没有《毛诗序》所说“役久”的意思。全诗三章，以赋叙事抒情，头两章叠唱，意思相仿，诗人在急行军途中，迎面映入眼的是陡崖峭壁，挡住队伍的去路，忍不住惊呼道“维其高矣”、“维其卒矣”。头两句写所见，中间两句写所感，叹惋山川遥远，跋涉攀援，步步维艰，疲劳不堪，十分盼望抵达目的地。然而“山川悠远”，不知道何日才能走到。最后两句点题，交代急行军。“武人东征”一句贯穿全诗，三章都有，点明抒情主体与事件。首章“不皇朝矣”句，说明行军紧急，起早摸黑，天不亮就上路。第二段“不皇出矣”句蕴藏着更多难言的痛苦，行军紧迫，不断深入，无暇顾及以后能否脱险。也就是说至此生命已全置之度外。
第三章诗人笔锋一转，突然伸向天空，描写星空气象，与首章“朝矣”句相应，暗示是夜晚行军。朱熹说前四句“豕涉波，月离毕，将雨之验也”（《诗集传》）。这可能是诗人引用已有的气象民谚。近人闻一多指出：“豕涉波与月离毕并举，似涉波之豕亦属天象，《述异记》曰：‘夜半天汉中有黑气相连，俗谓之黑猪渡河，雨候也。’《御览》引黄子发《相雨书》曰：‘四方北斗中无云，惟河中有云，三枚相连，如浴猪狶，三日大雨。’与《诗》之传说吻合，是其证验。《史记·天官书》曰：‘奎为封豕，为沟渎。’《正义》曰：‘奎……一日天豕，亦曰封豕，主沟渎……荧惑星守之，则有水之忧，连以三年。’《易林·履之豫》诗曰：‘封豕沟渎，水潦空谷，客止舍宿，泥涂至腹。’此与《诗》所言亦极相似，是《诗》所谓豕白蹢者，即星中之天豕，明矣。”（《周易义证类纂》）依闻一多的说法，天豕为二十八宿之一的奎星，奎由十六颗星组成，所以说“烝涉波”。杨慎《古今谚》中“谚语有文理”条也说：“天河中有黑云，谓之黑猪渡河，主雨。”可与此相参证。“月离毕”说的是月亮靠近毕宿，古人同样视为下雨的征兆，《尚书·洪范》说：“月之从星，则以风雨。”此星即指毕星。应劭《风俗通义》说：“雨师者，毕星也。”其下即引用此诗“月离”两句为证。《晋书·天文志》也说“月行入毕多雨”。所以这首诗前四句是引气象民谚，预兆将有滂沱大雨。“俾”字点明尚未发生，姚际恒《诗经通论》引姚炳的说法“将雨、既雨，诸说纷如”，实际上诗中原本是说“将雨”，而不是“既雨”，这个意思已经很明显了。正因为诗人担心遭遇滂沱大雨，行军难上加难，一心一意只想加速行进，无暇顾及其他，所以才说“不皇他矣”。三个段落的末句意思递进，旅途的苦情、忧虑一层深过一层。
这篇散文用人物传记的形式写毛笔的制作、使用和日久头秃被主人所废弃，因此摹拟史传笔法。全文一共是五个自然段，可分为三个部分。一二段为第一部分，写毛颖的家世。三四段为第二部分，通过毛颖被皇帝重用与抛弃，这样亲疏各别的对比，深刻阐明：皇帝寡情，对待百姓不过是利用而已。第五段为第三部分，是作者对毛颖以俘虏身份进见，受到重用，最后被弃置这一事实发表议论。这篇散文运用语意双关、寄托象征的方法，具有言在此而意在彼的特点，意在言外，耐人咀嚼。
第一部分，写毛颖的家世。第一段，先叙毛颖祖先明际，封于卯地，死后为十二属相，次叙敌人月宫、齐东郭馈被害，如同史传叙述先世。第二段借秦始皇大将蒙恬围猎献俘，隐喻聚毛制笔。“遂猎，围毛氏之族，拔其豪，载颖而归，献俘于章台宫，聚其族而加束缚焉。秦始皇使恬赐汤沐，而封诸管城，号曰管城子，日见亲宠任事。”处处双关毛笔。
第二部分，第三段写毛笔因有广泛功用，得到人人的喜爱和皇帝的重用。叙毛颖得到宠幸，“与上益狎”的情况，作为下面被抛弃的反衬。第四段，写毛颖因“上见其发秃，又所摹画不能称上意”，而遭皇帝揶揄，并受到“不复召”的冷遇。
第三部分，模仿《史记》“太史公曰”评价毛颖的历史功绩，对其遭到疏远抒发感叹。是作者对毛颖以俘虏身份进见，受到重用，最后被弃置这一事实发表议论，尖锐地指出：“秦真少恩哉！”篇末点睛，一针见血。
这篇文章以事件进行谋篇，三部分紧密联系，一气贯注，但中间峰峦迭起。如毛颖祖先的一支遭覆灭之灾，毛兔家族交了厄运，接着蒙恬将军“载颖而归”，毛颖成了俘虏，不料秦始皇“赐之汤沐”，毛颖得到了封爵，“日见亲宠任事”，情况发生剧变。毛颖的命运由逆境往顺境转化，此后，愈见发达，君臣、国人，无不喜爱，毛颖达到了事业的峰巅，但一次偶然的机会，毛颖免冠谢皇帝，暴露了自己的缺点，便被皇帝弃之不用。这是文章的一大转折，既是寓言的高潮，亦是它的结局。这个结局是带悲剧性的，它犀利而深刻地道破了皇帝的本质。行文至此，本可收束，但“太史公曰”一段议论阐发了寓言的含意，使主题愈益深化。如此转折变化，曲尽其妙。
这篇散文在写作手法上颇具特色。
首先，这篇散文的构思新颖奇特。作者别开生面，采用寓言文体，选取众所熟知的毛笔作为主角，用拟人手法，并仿照《史记》人物传记的体例宋写，化对具体事物的客观说明为对人物身世的生动描述，寓作者之意于“毛颖”的具有传奇色彩的遭遇之中。读者读完全篇，“毛颖”的生动形象仿佛浮现于眼前。散文同其他体裁的文学作品一样，其艺术上的可贵之处，首先当推形象之创造。本文即以此构思，激活全篇，使之生动活泼，精彩动人。
其次，在表达方法上，文中有对毛颖身世、遭遇的叙述，情节生动、曲折，宛如小说。也有关于兔子，毛笔的知识性说明，使读者在饶有兴趣的阅读中增加见闻。其间还穿插一些神话、传闻，增加了文章的可读性、趣味性。结尾处仿《史记》手法，言微而意重，使读者读罢犹不能释手，似有余音不绝于耳。
总之，文章是将叙述、说明、议论、抒情巧妙地融合在一起，使整篇文章既锚落有致，富于变化，又做到章法谨严，进退有度。第三，作者行文无拘无束，自然流畅，语言富创造性。作者在文中继承和发扬了先秦西汉散文语言的优秀传统， 自然而无堆砌浮艳之风，多用双关语、谐音语，幽默诙谐，妙趣横生，使读者在轻松会意的微笑中为作者的机智所折服，并由此而产生共鸣。作者圆熟的语言能力，也加强了文章的感染力。
此文通过对五代时期的后唐盛衰过程的具体分析，推论出：“忧劳可以兴国，逸豫可以亡身”和“祸患常积于忽微，而智勇多困于所溺”的结论，说明国家兴衰败亡不由天命而取决于“人事”，借以告诫当时北宋王朝执政者要吸取历史教训，居安思危，防微杜渐，力戒骄侈纵欲。文章开门见山，提出全文主旨：盛衰之理，决定于人事。然后便从“人事”下笔，叙述庄宗由盛转衰、骤兴骤亡的过程，以史实具体论证主旨。具体写法上，采用先扬后抑和对比论证的方法，先极赞庄宗成功时意气之盛，再叹其失败时形势之衰，兴与亡、盛与衰前后对照，强烈感人，最后再辅以《尚书》古训，更增强了文章说服力。全文紧扣“盛衰”二字，夹叙夹议，史论结合，笔带感慨，语调顿挫多姿，感染力很强，成为历来传诵的佳作。
全文可分为两个部分。
前半部分以叙史为主。作者于开篇之首即开宗明义，用一兼带感叹语气的反诘句道出了此文的中心论点——“盛衰之理，虽曰天命，岂非人事哉！”可谓立论鲜明，催人警醒，又具有论战性，一反当时流行的宿命论的历史观。前人曾评此句是“起势横空而来，神气甚远”。文章接着写道：“原庄宗之所以得天下，与其所以失之者，可以知之矣。”表明作者将列举庄宗得失天下的史例作为论据，对上述论点加以论证。这一过渡句的运用，使论点与论据间衔接紧密自然，论点有总领全篇之功，而下面文字的出现又不致突兀。
为论证中心论点，作者并未赘述庄宗身世或伶官轶事，也未过多地列举史例，而是从纷繁的史料中，仅选取了传奇色彩较浓，颇具典型意义的庄宗得失天下的史事，以洗练的文字，沉挚充沛的感情，抑扬顿挫的语调，纵横捭阖的气势加以叙述。据说，晋王李克用与梁王朱温结仇极深。燕王刘守光之父刘仁恭，曾被李克用保荐为卢龙节度使。契丹族首领耶律阿保机（辽太祖）曾与李克用把臂定盟，结为兄弟，商定共同举兵讨梁。但刘仁恭与阿保机后皆叛晋归梁，与晋成仇。李克用临终时以三枝箭作为遗命，要其子李存勖为其复仇。李存勖兵精将勇，东征西讨，于公元913年攻破幽州，生俘刘氏父子，用绳捆索绑，解送太原，献于晋王太庙。公元923年，李存勖攻梁，梁兵败，朱温之子梁末帝朱友贞命部将杀死自己，李存勖攻入汴京，把朱友贞及其部将的头装入木匣，收藏在太庙里。李存勖还曾三次击败契丹，为父报了大仇。但他灭梁以后，骄傲自满，宠信伶官，纵情声色，使民怨沸腾，众叛亲离，在位仅三年就死于兵变之中。在叙述这段史事的过程中，作者采用先扬后抑的手法，通过一盛一衰的对比，一褒一贬的抒情，给人以强烈的碰撞感、落差感，引起读者心灵的震颤，增强了论点的说服力，正如前人说：“叙唐庄宗处，倏而英俊，倏而衰飒。凭吊欷歔，虽尺幅短章，有萦回无尽之意。”作者于叙事之后，又以两个反诘句回扣主题——“岂得之难而失之易欤？抑本其成败之迹，而皆自于人欤？”至此，对比论证初步告一段落。
在文章的后半部分中，作者由叙事转入论理，论证步步深入，立意层层递进。从“《书》曰：‘满招损，谦得益’”自然引出“忧劳可以兴国，逸豫可以忘身”的论点。为增强这一论点的说服力，作者又将庄宗得失天下之事浓缩为一段简洁对偶的文字，反证此论，再次通过一盛一衰的强烈对比，与篇首的立论形成前后照应，首尾呼应之势，使此文的中心论点更加鲜明突出。文章写至此处，作者胸臆仍未尽抒，又进一步推出“祸患常积于忽微，而智勇多困于所溺”这样一个论点，令读者的认识随着作者的笔触进一步深化，以历史的教训中受到更加深刻的启迪。“忧劳”、“逸豫”、“忽微”、“所溺”皆为人事，因此，上述两个论点，既是中心论点的深化，又是其具体化。作者于全文论证的高潮处蓦然收笔，可谓言已尽而意未绝，令读者有余音绕梁之感——“夫祸患常积于忽微，而智勇多困于所溺，岂独伶人也哉！作《伶官传》。”此处以点睛之笔，阐明了作者写作《伶官传》，“善善恶恶”的目的并非就史论史，而是具有广泛而现实的醒世意义。
《五代史伶官传序》一文在语言特色上，具有“语言委婉，气势旺盛”、“文笔酣畅，波澜起伏”和“平易自然，简约凝练”三个特点：
1.语言委婉，气势旺盛
本文作为一篇总结历史教训，为在世及后世君主提供借鉴的史论，毫无生硬的说教，而是娓娓道来，婉转动人。即使是在慨叹庄宗败亡时，也只是寓惋惜之意而无责难之词，可谓意正言婉。全文从“呜呼”起笔，到“岂独伶人也哉”收尾，一叹再叹，以叹始终，于反复叹咏之中显现委婉的韵致。在议论的文字中，多用反问句、疑问句，使说理委婉而令人深思;多用对称语句，特别是在关键的地方，采用语言凝练、对仗工整的格言式的骈句，造成鲜明的对比感和节奏感;适当运用长句，调节语势，有张有弛。疑问句、感叹句与陈述句，骈句与散句，长句与短句，错综有致，读起来抑扬顿挫，一唱三叹，感情饱满，气势旺盛。清代文学家沈德潜认为《五代史伶官传序》：“抑扬顿挫，得《史记》神髓，《五代史》中第一篇文字。”后来做史论的人往往学这种抑扬顿挫的笔法。
2.文笔酣畅，波澜起伏
文章开篇突兀而起地提出论点，马上落到立论根据上，再落入“晋上三矢”的叙事，又语势猛然一升，发出对庄宗之“盛”赞叹，而后语势陡然一降，发出对庄宗之“衰”的悲叹，继而步步紧逼，设疑问、引古语而得出“自然之理”，然后再次评论庄宗盛衰，语势再升再降，在大起大落之中引出发人深省的教训，戛然而止，将全文的语势稳稳地落在结尾上。篇幅虽短小，却写得起伏跌宕。全文一气呵成，淋漓酣畅。
3.平易自然，简约凝练
文中没有佶屈聱牙的措辞，也不堆砌词藻，用平实的语言生动地叙说事例，深入地说明道理，语言平易近人，自然晓畅。叙事不枝不蔓，议论简明扼要，其中一些格言式的对称语句，如“满招损，谦受益”“忧劳可以兴国，逸豫可以亡身”“祸患常积于忽微，智勇多困于所溺”，句式整齐，言简意丰，发人深省。
通观全篇，融叙事、议论、抒情为一体，叙事生动晓畅，论证层层深入，感情深沉浓烈，实为一篇不可多得的佳作。历代的文学家多视此篇为范文，倍加赞赏，如明代茅坤称此文为“千古绝调”，清代沈德潜誉此文为“抑扬顿挫，得《史记》神髓，《五代史》中第一篇文字”。欧阳公之文风、政见与为人，于此文可略见一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