戴名世是位史学家，他很得了司马迁《史记》笔法中那种神气逸韵的影响，他的文章结构既严谨，而行文又富于变化，莫窥行止，意蕴深远，即使在书信中也一样。
这篇散文开篇先交代作书目的，是要余生约僧人犁支来核实桂王政权的一些史料，却以自己无缘相见说起。犁支原是永历帝时的宦官，曾与人言及在桂王身边时的一些见闻，作者立即载笔以往，却未得见面，只好请余生记录下这些回忆并寄给自己，以之与多方访求才购得的《滇黔纪闻》一书对照比较，发现有不少出入，于是才写了这封信。文字虽不多，却将有关过程写得层次迭转而又清晰如画。
文章的第二段，阐叙编写南明史的意义。戴名世所处的年代，是清王朝已经大致稳固了它的统治，而同时又依旧严酷镇压汉族人民反清活动的时期，是否承认南明历史，实质上是否承认清政权的合法性与正统性问题。作者认为南明政权的历史意义并不低于蜀汉和崖州的南宋政权。但由于严酷的文字禁锢，除山野遗民中可能会留下一些极简略的记载外，载于文字的史料实在太少，且又散于遗民隐士中极难寻得，何况这有限的载记还未能刊刻成书，乏于流传，“不久而已荡为清风，化为冷灰”。随着坚持抗清的遗民旧臣相继而亡，南明政权的史实也必将很快湮没无闻，“岂不可叹也哉！”
文章第三段接上写搜集南明史料的种种艰难及自己的抱负。他公然称明祚为三百年，感叹“终明之末三百年无史”，已有的一些记载明史的书又“缺略不详，毁誉失实”。有感于世无司马迁、班固那样的史学家，于是慨然以修明史为己任。但自己一生又穷困潦倒，根本无力来搜集史料。再者，明亡之前的史书都未修成，就更不用说记载南明历史的史书了。翰林院虽曾广购旧书，但虑及自身安危，不但地方长官汰去涉及明清之际史实的著作，老百姓也不敢交出。这种情况下，要修一部完整的明史，实在是难乎其难了。文章至此，自然地便折回到作书的主旨上来，所以第四部分重申自己志愿与决心，强调自己游历少、闻见寡、交游不广，于修史极为不利，因而希望余生能召犁支来“面议其事”，情辞恳切，委婉动人。又回护照应了前文，包裹得十分严密。
文章层层推进，环环相扣，愈入愈深。而又首尾圆合，显得极有法度。这些特点也影响及于语言表达，如第一段叙两份史料的异同，笫二段叙修明史的意义，第三段叙面临的种种困难，都层次迭转、条理清晰又简洁明了、气韵生动，极富节奏感。更加善用曲笔，如“近日方宽文字之禁，而天下所以避忌讳者万端”；如“所谓存什一于千百，而其书未出”；如“但自神宗晚节事涉边疆者，民间汰去不以上”等等，都用貌似乎和之语，极深刻地揭露了清王朝文字狱的酷烈。
在这首词中作者通过对农村景象的描绘，反映出他的主观感情，并非只在纯客观地作叙述描写。
上阕头两句，写这个五口之家，有一所矮小的茅草房屋、紧靠着房屋有一条流水淙淙、清澈照人的小溪。溪边长满了碧绿的青草。在这里，作者只用了淡淡的两笔，就把由茅屋、小溪、青草组成的清新秀丽的环境勾画出来了。不难看出，这两句在全首词中，还兼有点明环境和地点的使命。
三四两句，描写了一对满头白发的翁媪，亲热地坐在一起 ，一边喝酒，一边聊天的优闲自得的画面，这几句尽管写得很平淡，但是，它却把一对白发翁媪，乘着酒意，彼此“媚好 ”，亲密无间，那种和谐、温暖、惬意的老年夫妻的幸福生活，形象地再现出来了。
这就是无奇之中的奇妙之笔。当然，这里并不仅仅是限于这对翁媪的生活，它概括了农村普遍的老年夫妻生活乐趣，是有一定的典型意义。“吴音”，指吴地的地方话。作者写这首词时，是在江西上饶，此地，春秋时代属于吴国。“媪”，是对老年妇女的代称。
下片写大儿子担负着溪东豆地里锄草的重担。二儿子年纪尚小，只能做点辅助劳动，所以在家里编织鸡笼。三儿子不懂世事，只知任意地调皮玩耍，看他趴在溪边剥莲蓬吃的神态。这说明农村中绝大多数并非坐以待食、不劳而获的闲人，即使是未成丁的孩子也要干点力所能及的活儿，则成年人的辛苦勤奋可想而知。“卧”字确实使用最妙， 它把小儿趴在溪边剥莲蓬吃的天真、活泼、顽皮的劲儿，和盘托出，跃然纸上， 从而使人物形象鲜明，意境耐人寻味。表现出只有老人和尚无劳动力的年龄最小的孩子，才悠然自得其乐。作者用了侧笔反衬手法，反映农村生活中一个恬静闲适的侧面，却给读者留下了大幅度的想象补充余地。这与作者的一首《鹧鸪天》的结尾，所谓“城中桃李愁风雨，春在溪头荠菜花”正是同一机杼，从艺术效果看，也正有异曲同工之妙。
在写景方面，茅檐、小溪、青草，这本来是农村中司空见惯的东西，然而作者把它们组合在一个画面里，却显得格外清新优美。在写人方面，翁媪饮酒聊天，大儿锄草，中儿编鸡笼，小儿卧剥莲蓬。通过这样简单的情节安排，就把一片生机勃勃和平宁静、朴素安适的农村生活，真实地反映出来了，给人一种诗情画意，清新悦目的感觉，这样的构思巧妙、新颖，色彩和谐、鲜明，给人留下了难忘的印象。
从作者对农村清新秀丽 、朴素雅静的环境描写，对翁媪及其三子形象的刻画，表现出词人喜爱农村和平宁静的生活。
这首词 ，是作者晚年遭受议和派排斥和打击，志不得伸，归隐上饶地区闲居农村时写的，词作描写农村和平宁静、朴素安适的生活，并不能说是作者对现实的粉饰。从作者一生始终关心宋朝恢复大业来看，他向往这样的农村生活 ，因而会更加激起他抗击金兵、收复中原、统一祖国的爱国热忱。就当时的情况来说，在远离抗金前线的村庄，这种和平宁静的生活，也是存在的，此作并非是作者主观想象的产物，而是现实生活的反映。
纳兰作此词时卢氏刚亡故不久，又正值祭祀之日，近年陪伴之人，恍然竟成吊唁之人，怎能不泪零。伤怀处，亲手用金泥抄写金字经，即佛经，一遍一遍，虔诚写那经文，絮絮地祈求，唯愿来生，还能与其再续今生之缘，再结连理。要知自妻子卢氏亡故以后，纳兰对佛学的研究愈加痴迷。也难怪，困于情伤，痛于生死，自会萌生了净化、自慰之心。痴情无奈，苦困相思，只能反复苦写不停，企盼那来世之缘，精诚所至。
“莲花漏转，杨枝露滴，想鉴微诚”两个典故，取自佛家之说。莲花漏，是一种雅致的时钟，具体的说法就很不一致了，一说惠远和尚因为山中不知更漏，所以用铜片做成莲花形的容器，底下有孔，放在水盆里，水从底孔里慢慢渗入，渗到一半的时候容器就会沉下去。一昼夜会沉十二次，是为十二个时辰。杨枝，就是杨柳枝，我们最熟悉的佛教当中的杨柳枝应该就是观音菩萨手持净瓶，瓶中插着的那一枝杨柳枝了。观音菩萨有时会把杨柳枝从净瓶里取出来，滴上几滴瓶中的甘露，马上就可以起死回生。——这样的事在正史里都有记载，《晋书》里说石勒的爱子石斌暴病而死，石勒请来高僧佛图澄，佛图澄用杨柳枝蘸了些水，洒在石斌身上，又念了一段咒语，然后便一拉石斌的手，说：“起来吧。”死去的石斌果然就起来了。纳兰性德用这两则佛门典故，语带双关，既点明自己此刻身在佛殿，一心向佛，也是在向佛祖袒露自己的心意。
“欲知奉倩神伤极，凭诉与秋擎”，下片开始，语意转折。奉倩，即荀奉倩，也就是“不辞冰雪为卿热”那个典故的主人公。荀奉倩和妻子的感情极笃，有一次妻子患病，身体发热，体温总是降不下来，当时正是十冬腊月，荀奉倩情急之下，脱掉衣服，赤身跑到庭院里，让风雪冻冷自己的身体，再回来贴到妻子的身上给她降温。如是者不知多少次，但深情并没有感动上天，妻子还是死了。荀奉倩的妻子死后，大家前去吊唁，只见荀奉倩“不哭而神伤”。言语之中，好似有万千愁绪，不被理解，只能观景寻找依托之物。想象那场景，渺小的荷灯浮于苍茫的秋水上，微光寂寥，正似纳兰心中，此时百感交集，踌躇万千。这相思，这离愁，这回忆，又有何用，故人不再，天上人间，何似当年。
最后一句，更是让人悲恸万分。“不管”一词，读来备感西风无情。“一池萍水，几点荷灯”，又甚是孤寂。又让人想到“萍水相逢”，“萍”是水上漂浮不定的浮萍。看秋水为那一池“萍水”，纳兰又暗比自己是无根之萍，只得飘荡于这无边的惆怅中。爱人已故，自己惟似漂泊客。
全词围绕着中元节特有的习俗落笔，只在词的末尾摹景，用西风的无情反衬出自己悼念亡妻的深情，使自己所抒发的悲痛之情更加厚重深浓。
在这封信中作者根据切身体会，畅谈了自己对于文学创作和文学批评的看法。由于曹植本人是文学大家，深知文学创作的甘苦，因此他认为批评家既要有较高的文学修养，又得有创作实践的体验。书信最后谈到他自己的文章，称视辞赋为“小道”，这是因为曹植在政治上很有抱负，希望“戮力上国，流惠下民，建永世之业，流金石之功”，不甘心为文人。曹植本人的诗文做得很好，称“小道”，亦自谦之辞，并非真的看不起文学。全文辞意恳切，娓娓道来，一如与好友促膝谈心，给人以亲切感。
文章意在嘱托杨修对作者所作辞赋刊削点定，同时纵论当代才人优劣，抒发本身怀抱所系，意到笔随，情文并茂，是魏晋时代有特色的一篇论文。这封信评论时人创作的得失，先从文坛盛况说起。作者以神采飞扬的笔触、错综排比的句式，大致勾勒了当时邺下文苑的繁兴局面，历数“独步汉南”“鹰扬河朔”“擅名青土”“振藻海隅”“发迹此魏”“高视上京”的王、陈、徐、刘、应、杨等建安诸杰，描写他们以“握灵蛇之珠”“抱荆山之玉”的极度自信，齐驱并驾，在曹操网罗文士、广开材路的政策感召之下，群聚魏都，形成了彬彬之盛、大备于时的繁荣景况。在此基础上，作者提出更高的要求，指出此数子尚未达到“飞轩绝迹，一举千里”的顶峰，各自都还存在局限与弱点。这就开始突出了此文的一个基本观点：著述不能无病，作家应当精益求精，不惮修改。信中先以陈琳为例，说明他在辞赋创作方面本不熟谙精通，而他却过高地自我估价，乃至将别人的讥嘲也当作了赞美。作家未必是全才，有这样那样的缺陷本不足怪（曹丕《典论·论文》：“文非一体，鲜能备善”），问题在于是否有自知之明，是否真正欢迎别人的批评意见。曹植又举了两个例子，一是自己“常好人讥弹其文，有不善者，应时改定”的习惯，一是丁廙作小文请求自己润饰的事例。世人著述不能无病，需要批评改定，曹植不仅阐述这一颠扑不破的道理，而且付诸身体力行，嘱请杨修刊定自己的辞赋。正是基于这样的认识，建安文坛不自满、不妄赞，重视修改意见的严肃创作态度与良好批评风气，在曹植此信与曹丕《典论·论文》中均可窥见一斑。
紧接着对作家提出的要求之后，作者又从批评家的角度来提问题，指出高度的艺术才能与素养是批评者必具的条件。“有南威之容，乃可以论于淑媛；有龙渊之利，乃可以议于断割。”依同理推断：有屈宋之才，乃可以衡其文笔。这一要求对批评者说来该是不切实际的。文学史上，长于议论而短于创作者大有人在。例如钟嵘《诗品》下评陆厥，曾谓其“自制未优，非言之失也”，即可以说明理论批评与艺术创作在文人一身得失不齐。准此而言，曹植对批评家似求之过苛。但是也应注意，曹植提出创作的行家才有资格议论创作这一观点，是针对刘季绪之流才庸行妄、随意诋诃他人的情况而发，是有的放矢的。另外，曹植还指出：人各有好尚，每相异殊途，海畔有逐臭之夫，墨翟有非乐之论，因此批评者在评论文章时，不可以一己的偏好，强求别人认同迁就。
信的最后，作者叙说送去辞作请求审阅的意图，同时申明了自己的政治理想与事业追求。这一段文字的表述，用意曲折，语气亦自偏激。表面上看，曹植对辞赋创作贬得很低，视为“未足以揄扬大义，彰示来世”的“小道”，与建安时兴起的“文章经国之大业，不朽之盛事”（曹丕《典论·论文》）的文学新观念完全矛盾。然而应当看到，曹植是将辞赋、翰墨之事与他视为更重要的事业相提并论、权衡轻重的：首先追求功名勋业的建树，“建永世之业，流金石之功”是他毕生以求、最具吸引力的事业；其次，是采实录，辩得失，定仁义之衷，成一家之言，完成政治学术思想的著述；再次，行有余力，则以学文，仕而优则赋，余事作辞人。这也恰是他少小以来乐此而不疲的爱好，绝不可能放弃。信中说“街谈巷说，必有可采；击辕之歌，有应风雅。匹夫之思，未易轻弃”，明明是将辞赋之作置于“未易轻弃”的“匹夫之思”之列的。鲁迅曾指出，曹植说文章小道大概是违心之论。因为人总是不满自己所做而羡慕他人所为的，曹植的文章已经做得够好，便敢说文章是小道；他活动的目标又是在政治方面，政治不甚得志，遂说文章无用。这对曹植的心态不失为一种中肯的分析。总之，览文如诡，寻理即畅，后世的读者应当揣摩体察，理解作者的真正命意所在。
此信为送上辞赋的附言，本可以寥寥数语即交代清楚请托之事；但由于对方是秉意相投的知友，又是才博思颖、“高视上京”的文家，所以信中即兴挥翰，论文言志，洋洋洒洒地说了开去。纵论时人得失，略无拘忌；抒写衷心抱负，和盘托出。自许甚高而又虚怀请益，真实的心态自然呈露于纸上。议论虽间有过激处，致贻“辩而无当”（《文心雕龙·序志》）之讥；而通篇读来，“文藻条流，托在笔札”，条畅以任气，通脱以述怀，舒布其言，达而后已。作为心声的献酬，依然是达到了《文心雕龙·书记》对书体的要求。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