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衍是五代十国时前蜀的亡国君主。他不问朝政,生活荒淫无度。这首醉妆词就是他生活的写照。词调是王衍所自创。《花草粹编》卷一引《北梦琐言》说:“蜀主衍,尝裹小巾,其尖如锥。宫妓多衣道服,簪莲花冠,施胭脂夹脸,号‘醉妆’,衍作《醉妆词》。”
词极写恣意游宴的乐趣。
“者边走,那边走,只是寻花柳。”这首词开头几句是说,这边走那边走,终日宴游寻花问柳。
“那边走,者边走,莫厌金杯酒。”后几句是说,那边走这边走,时时歌舞贪饮金杯酒。
为了透彻而极致的写出宴游的乐趣,作者采用民歌中常常运用的重沓交错的手法,从而构成回环往复的形式,创造了一个处处花柳,触目芳菲的环境,表现了流连赏玩,耽于淫乐的情景。
“者(即这)边走,那边走”,这是略呈变化的重叠复沓。而“那边走,者边走”,则不仅本身重叠复沓,而且和前者又形成参差交错的特点。再加之它们稍被间开,而全词又是不分片的小令,一气直下,所以词既顿挫有致,又特别显得珠圆流走,音节上十分谐婉。“只是寻花柳”和“莫厌金杯酒”,因为被复沓句隔开,造成一种偏宕之致。它们前后的出现,表达了赏景和酣饮之间互为因果关系。而“只是”、“莫厌”二词,则又将人流连于良辰美景,沉溺于赏心乐事的一种极端的追求欲望表现了出来,这种沉浸于醉生梦死的颓废情绪是很强烈的。
此诗载于《全唐诗》卷七十五。下面是唐代文学研究会常务理事刘学锴先生对此诗的赏析。
首句中的“五原”,就是现在内蒙古自治区的五原县。张仁愿任朔方总管时为防御突厥而修筑的著名的三受降城之一──西受降城,就在五原西北。这一带地处塞漠,北临大碛,气候严寒,风物荒凉,春色姗姗来迟,所以说“五原春色旧来迟”。着“旧来”二字,不但见此地的荒寒自古迄今如斯,而且表明诗人对此早有所闻。这一句是全篇总冒,以下三句即对春色之来迟进行具体描绘。
“二月垂杨未挂丝。”仲春二月,内地已经是桃红柳绿,春光烂漫,这里却连垂杨尚未吐叶挂丝。柳色向来是春天的标志,诗人们总是首先在柳色中发现春意,发现春天的脚步、声音和身影。抓住“垂杨未挂丝”这个典型事物,便非常简括地写出边地春迟的特点,令人宛见在无边荒漠中,几株垂柳在凛冽的寒风中摇曳着光秃秃的空枝,看不到一点绿色的荒寒景象。
三四两句仍紧扣“春迟”写边地风物,却又另换一副笔墨。通过五原与长安不同景物的对照,来突出强调北边的春迟。第二句与三四两句之间,包含着一个时间的差距。河畔冰开,长安花落,暗示时令已值暮春。在荒寒的北边,到这时河冰刚刚解冻,春天的脚步声虽已隐约可闻,春天的身影、春天的色彩却仍然未能望见,而皇都长安,这时早已姹紫嫣红开过,春事阑珊了。这个对照,不仅进一步突出了边地春迟,而且寓含了戍守荒寒北边的将士对帝京长安的怀念。
面对五原春迟、北边荒寒的景象,诗人心里所唤起的并不是沉重的叹息与忧伤,也不是身处穷荒绝域的孤寂与凄凉。这里是荒寒的,但荒寒中又寓有它所特具的辽阔与壮美;这里是孤寂的,但孤寂中又透露出边地的宁静和平,没有刀光剑影、烽火烟尘;这里的春天来得特别晚,但春天毕竟要降临。“河畔冰开”,带给人的是对春天的展望,而不是“莫言塞北无春到,纵有春来何处知”(李益《度破讷沙》)这样沉重的叹息。如果把这首诗和王之涣的《凉州词》对照起来读,便不难发现它们的声息相通之处:尽管都写了边地的荒寒,流露的思想感情却是对边塞风物的欣赏。在这一点上,《边词》可以说是开盛唐风气之先的。
这首诗散起对结,结联又用一意贯串、似对非对的流水对,是典型的“初唐标格”。这种格式,对于表现深沉凝重的思想感情可能有一定局限,但却特别适合表现安恬愉悦、明朗乐观的思想感情。诗的风调轻爽流利,意致自然流动,音律和婉安恬,与它所表现的感情和谐统一,让人感到作者是用一种坦然的态度对待“春色旧来迟”、“垂杨未挂丝”的景象。特别是三四两句,在“河畔冰开日”与“长安花落时”的工整对仗之前,分别用“即今”、“便是”这样轻松流易的词语勾连呼应,构成了一种顾盼自如的风神格调。“治世之音安以乐”(《毛诗序》),这首诗可以作为一个典型的例证。不妨说,它是初唐标格与盛唐气象的结合。
词的上阕以虚实相生、正反对比等艺术手法着重叙事而又渗透着热烈而深沉的情感活动。“六月天兵征腐恶”,起句突兀而来,首先推出“天兵”与“腐恶”两个对立的意象,并以“征”字相关联,直有一股令人振奋的摧枯拉朽的磅礴气势,造成先声夺人的艺术效果。以“天兵”指作者所率的工农红军,既显其神威,又张其正义。以“腐恶”指敌人,是形容词名物化的用法,既暴露了敌人腐朽丑恶的本质,又反衬了“天兵”的正义和不可抗拒。中间着一“征”字,可谓兴师有名,仁义自见。这一句从时令“六月”落墨,看似寻常,其实多有包孕。
“万丈长缨要把鲲鹏缚”,就其喻指的事物而言,是前句的复现;就其意象创造而言,却发生了耐人寻味的推移和转换。“万丈长缨”与“天兵”语意相承,是意象的推移;“鲲鹏”与“腐恶”相应,用以吟指作者所要否定的对象,则是一种出人意料的意象转换。此前,作者在《七古·送纵宇一郎东行》中有“鲲鹏击浪从兹始”句;此后,在《七律·吊罗荣桓同志》中有“斥鷃每闻欺大鸟”句;在《念奴娇·鸟儿问答》中有“鲲鹏展翅,九万里,翻动扶摇羊角”句。其中“鲲鹏”、“大鸟”都被用来喻指作者所赞美和肯定的对象。这里,作者之所以进行异乎寻常的意象转换,以“鲲鹏”属应“腐恶”,意匠在于既真实地揭示当时国民党蒋介石政权虚弱而又暂时强大的两重性本质,又隐约披露作者对当时攻取中心城市的不可能性与危险性的深层的情感判断。“万丈长缨”要缚住那大而“不知其几千里”的鲲鹏,气不可谓不壮,然而谈何容易!
正是沿着上述已经隐约披露的深层的情感潜流,作者的思绪很自然地流向了另外的意象空间:“赣水那边红一角,偏师借重黄公略。”“赣水那边”,是以切入的远景转换了意象空间;“红一角”则以鲜明的色彩造成了耀人眼目的视觉形象。这种空间的跳跃转换和鲜明意象的创造,无疑显示了作者强烈的情感流向,透露了作者对已经是“红一角”的“赣水那边”分外瞩目的眷顾之情。这种深刻的情感潜流,毕竟是难以抑而不发的,至“偏师借重黄公略”一句,可谓情不自禁而溢于言表了。作者之所以在作品中对黄公略赞赏有加,不仅仅是因为黄公略所率的红三军在从汀州向长沙的军事行动中确实是足可倚凭的“偏师”,黄公略本人在关键时刻赞同并支持了毛泽东抵制攻取南昌的决策;更重要的是,他向来理解和支持工农武装割据的主张,坚持在粤北至赣西南赣水一带开展武装斗争,深入进行土地革命,建立工农红色政权,为创建革命根据地作出了重要贡献。可以说,黄公略与毛泽东在革命战略上是志同道合、心心相印的,是毛泽东足可信赖与借重的。
词的上阕一、二句与三、四句构成了层次分明而又相互联系、相映成趣的艺术思维空间,笔调也前后相承而又显出变化。如果说一、二句是作者立足于现实而在幻化的意象空间进行形象思维,豪情浩气之中隐然生出一缕深沉的忧思,笔调雄浑而凝重;那么,三、四句则是从虚境回复现实,于深情眷顾中流露出对正确的战略道路及其成功实绩的热情赞美,笔调也显得活脱轻灵。
词的下阕,作者挥洒酣畅的笔墨,紧扣意脉进一步状写革命气势,抒发强烈而深沉的情怀。“百万工农齐踊跃”,是上阕“天兵”、“万丈长缨”等虚拟意象的现实具体化,是对如火如荼的工农武装斗争形势的真实描写与概括。“齐踊跃”三字,极富动感,极有力量,既讴歌了广大工农群众革命的热情和昂扬的斗志,又为下句意象空间的开拓引弓蓄势。
“席卷江西直捣湘和鄂”,紧承前句笔力豪气,一泻万里,势不可遏。从汀州向长沙的军事行动,自闽西、赣南北上,纵贯江西,几及全省,而后自赣西北取进逼湘鄂态势,状以“席卷江西直捣湘和鄂”,并非“虚笔”。句中驱遣“席卷”、“直捣”这两个力度极强的词语,意锐词锐,如同雷轰电掣,使得上阕开辟的“万丈长缨”、“红一角”的意象空间急剧伸张拓展,令人心驰神往,了无滞碍,似觉锋芒所向,红旗漫天,以至席卷江西、直捣湘鄂意犹未尽,情不能已。
至此,作者顺势翻笔,凌空一变,由已经极大地伸展开来的外在的意象空间转向逐渐亢奋起来的内在的心灵世界:“国际悲歌歌一曲,狂飙为我从天落。”红了一角的古老土地上红旗跃动,百万奋起的工农正迈开排山倒海的行进步伐,“席卷”、“直捣”旧世界的革命气势……此情此景,本身就构成了大气磅礴、悲壮动人的时代旋律、人类史诗。而呼唤“饥寒交迫的奴隶”、“全世界受苦的人”起来把“旧世界打个落花流水”,“让鲜红的太阳照遍全球”的《国际歌》,正是这种时代旋律、人类史诗汇集而成的全世界无产者革命的歌,心中的歌。毛泽东身在此情此景之中,扮演着“唤起工农千百万,同心干”的时代主角,是我唱《国际歌》,还是《国际歌》唱我,自是浑然难分而神思飞越了。所谓“狂飙为我从天落”,正是这种物我浑然的诗家妙语。“狂飙”何物?它既指革命风暴,此为物;又指内心的情感波涛,此为我。二者交激鼓荡,奔突于天,深沉于心,以“为我从天落”言之,信不虚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