南陔弦诵给甘旨，北阙簪裾负屈声。
秦刻唐刊储墨妙，齐衢鲁庙擅文鸣。
建安正始源流远，详味风规蹑玉清。
南陔弦诵给甘旨，北阙簪裾负屈声。
秦刻唐刊储墨妙，齐衢鲁庙擅文鸣。
建安正始源流远，详味风规蹑玉清。
这是一首送别诗，被送者为诗人晚辈。此诗意在抒发别离的情绪。首联用倒戟法落笔，点出出发前，微霜初落，深秋萧瑟；颔联写离秋，写游子面对云初，黯然伤神；颈联介绍长安秋色，暗寓此地不可长留；末联以长者风度，嘱咐魏万，长安虽乐，不要虚掷光阴，要抓紧成就一番事业。诗人把叙事、写景、抒情融合在一起，以自己的心情来设想、体会友人跋涉的艰辛，表现了诗人与友人之间深切的友情，抒发了诗人的感慨，并及时对友人进行劝勉。全诗自然真切，情深意长，遣词炼句尤为后人所称道。
首联“朝闻游子唱离歌”，先说魏万的走，后用“昨夜微霜初渡河”，点出前一夜的景象，用倒戟而入的笔法，极为得势。“初渡河”，把霜拟人化了，写出深秋时节萧瑟的气氛。
“鸿雁不堪愁里听”，是紧接第二句，渲染氛围。“云初况是客中过”，接写正题，照应第一句。大雁，秋天南去，春天北归，飘零不定，有似旅人。它那嘹唳的雁声，从天末飘来，使人觉得怅惘凄切。而抱有满腹惆怅的人，当然就更难忍受了。云初，一般是令人向往的风景，而对于落寞失意的人，坐对云初，便会感到前路茫茫，黯然神伤。他乡游子，于此为甚。这是李颀以自己的心情来体会对方。“不堪”“况是”两个虚词前后呼应，往复顿挫，情切而意深。
“关城树色催寒近，御苑砧声向晚多。”是诗人对远行客作了充满情意的推想。从洛阳西去要经过古函谷关和潼关，凉秋九月，草木摇落，一片萧瑟，标志着寒天的到来。本来是寒气使树变色，但寒不可见而树色可见，好像树色带来寒气，见树色而知寒近，是树色把寒催来的。一个“催”字，把平常景物写得有情有感，十分生动，傍晚砧声之多，为长安特有，“长安一片月，万户捣衣声”。然而诗人不用城关雄伟、御苑清华这样的景色来介绍长安，却只突出了“御苑砧声”，发人深想。魏万前此，大概没有到过长安，而李颀已多次到过京师，在那里曾“倾财破产”，历经辛酸。两句推想中，诗人平生感慨，尽在不言之中。“催寒近”“向晚多”六个字相对，暗含着岁月不待，年华易老之意，顺势引出了结尾二句。
“莫见长安行乐处，空令岁月易蹉跎”，纯然是长者的语气，予魏万以亲切的嘱咐。这里用“行乐处”三字虚写长安，与上二句中的“御苑砧声”相应，一虚一实，恰恰表明了诗人的旨意。他谆谆告诫魏万：长安虽是“行乐处”，但不是一般人可以享受的。不要把宝贵的时光，轻易地消磨掉，要抓紧时机成就一番事业。可谓语重心长。
这首诗以长于炼句而为后人所称道。诗人把叙事、写景、抒情交织在一起。如次联两句用了倒装手法，加强、加深了描写。先出“鸿雁”“云初”——感官接触到的物象，然后写“愁里听”“客中过”，这就由景生情，合于认识规律，容易唤起人们的共鸣。同样，第三联的“关城树色”和“御苑砧声”，虽是记忆中的形象，联系气候、时刻等环境条件，有声有色，非常自然。而“催”字、“向”字，更见推敲之功。
和凝的《江城子》共有五首，是一组完整的组词，内容相连，叙述一位女子与情人夜间约会相见的整个过程，从第一首“排红烛，待潘郎”到第五首“天已明”，写出这位女子含娇、含恨、含笑、含情、含愁的一个等待恋人时特有的心态流程，表现出她对恋人的一片痴情。因为它“章法清晰”，所以被人誉为“联章之祖”，又称“江城五支，为言情者之祖”。所谓“江城五支，为言情者之祖”，指的应该并不是“托美人以写情，指落花而自喻”，而应该是采用组词这种特别的方式，叙述了一件完整的情事过程。这属于和凝的首创，所以称祖。
《江城子·迎得郎来入绣闱》为第四首，写女子与情人相会情景，两情相悦的情状描摹得十分生动。
在鲍照最为擅场的乐府诗体中，《拟行路难十八首》称得上是“皇冠上的珍宝”。这一组内容丰富而又形式瑰奇的诗篇，从各个侧面集中展现了鲍照诗歌艺术的多姿多态，确实像一块精光四射、熠熠生彩的钻石。无怪乎历代选家和评论家凡瞩目于六朝诗歌的，都不会遗漏了它。
顾名思义，“拟行路难”当为乐府古题“行路难”的仿作。后者本属汉代民歌，多已失传，据《乐府解题》记载，其大旨是“备言世路艰难及离别悲伤之意”。东晋人袁山松曾对它的曲调和文句进行加工改造，而袁制亦已亡佚。故鲍照此诗虽云拟作，实为这一诗题流传至今的最早篇翰，发摅的也是诗人自己胸中的磊块，并不同于一般的拟古篇什，所以有的诗集收录此诗时，去掉了题目上的“拟”字，径称作《行路难》。齐梁下及唐代不少诗人，也都袭用这个调名写出了一批名作。
《拟行路难》共一十八首，有的本子作十九首，是将其中第十三首分割成了两篇。这十多篇诗涉及不同的题材内容，体式、风格也不尽一致，看来并非一时一地之作，今人已有考辨。但是，把它们在同一诗题下编为一组，又绝非出于偶然。这不仅因为它们都采用了“行路难”的曲调，而且各首之间确有共同的主旋律贯穿着，那便是对人生苦闷的吟唱。在形式上，这组诗都采用七言和杂言乐府体，音节流畅而富于起伏变化，以适应作者所要抒发的强烈而跳荡的情绪。正是这样一个统一的基调，加上作者构思、编排上的某些匠心，使得这些诗篇自然地发生联系，合成了一个可以放在一起加以观照和品评的整体。
此篇作为《拟行路难》开宗明义第一章，带有序曲的性质。
诗篇一上来，以“奉君”二字领起了下面四个排比句:“美酒”而盛以“金卮”，“雕琴”而饰以“玳瑁玉匣”，羽毛制作的帐幔间绣出了“七彩芙蓉”的图案，锦缎织成的被面上绽开着“九华蒲萄”的花纹。奉献到你面前的吃的、玩的、用的器物，无一不精美绝伦、色彩缤纷，足令人赏心悦目、忘忧解闷。这—赋体铺排手法的发端，为整个乐曲的演唱蓄足了气势，取得了先声夺人的效果。
可是，别误以为作者是在为人生谱一曲欢乐之歌，想要尽情讴颂人世间种种官能的享受，那样就大错而特错了。在那一阵子紧锣密鼓、急管繁弦式的华采乐段之后，乐队突然沉寂下来、沉寂下来，悠悠地转出一声低咽的吟叹：红颜难驻，岁月迟暮，寒气闪烁，年华逝去。人生的这一大悲哀，又不是美酒、雕琴之类所能消解得了的。读到这里，读者方明白前面那阵子开场锣不过是个铺垫，外形愈装扮得富丽堂皇，愈见出骨子里的哀感沉绵。
那末，也不能听任这种忧思无边无际地膨胀起来，吞噬了人的整个灵魂。诗人在唱出人生苦闷的主题之后，却又反过来劝慰人们要“裁悲”、“减思”，节制和排遣自己的伤痛；而排遣的方法则在于聆听他的击节歌唱，那歌子便是倾诉人生苦难、不平的《行路难》。用宣说人间苦来排解现实生活中的苦闷，看似矛盾，但也不足为奇，因为通过这一独特的宣泄活动，是可以给人的心理机制恢复和带来某种程度的平衡，减轻人们心灵上的重压的。这大概正是诗人自己情不自禁地要创作这一组诗的内在动因吧。于是，诗歌开篇定场锣鼓声中被推上舞台前列的那些琳琅满目的器玩，至此重又获得了生气。它们不光是人生苦的垫衬，同时也是诗人演唱人生苦的布景、道具和音响手段。诗人就站在这一绚丽辉煌的背景下，一手高举盛满美酒的金杯，一手挟起玉饰花雕的古琴。仿佛他正注目于读者，他就要放声歌唱了。这是非常美妙的瞬间，非常动人的景象。
诗写到这里，已经完成了序曲的任务，本可就此打住。而诗人为了加重语意，却又添出一段尾声：不见柏梁铜雀上，宁闻古时清吹音？意思是说：没见到吗，汉武帝时的柏梁台，魏武帝时的铜雀台，当年歌舞胜地，乐声盈耳，曾几何时，风流云散，而今哪还有清音绕梁呢？言下之意：我的歌声也是稍纵即逝，要听就请抓紧吧。结末这两句看似逸出题外的话，既是对上文“听我抵节行路吟”的补充申说，又是对诗中“人生苦”主题的点题和呼应，而字面形式上转向援引古人古事，采用宕开一笔的写法，更增添了诗歌摇曳不尽的风神。
总合起来看，作为整个组诗的引子部分，此篇在立意上是比较单纯的。它的意图只是要交代写作这一组诗的缘起，即便涉及人生苦闷的主旨，亦仅点到为止，不作进一步展开。所以读者在这里接触到诗人内心的感慨还很抽象，缺少具体的内涵。但从另一方面来说，诗中这个单纯意念的表达形式却很不简单：由献列各种精美的器玩以行乐解忧，导向人生苦痛、忧思难遣，再折回裁悲减思、击节吟唱，而结以清吹不永、胜概难继，可说是一层一个逗顿，一层一道弯子。转折处是那样的突兀峭拔，而承接时又十分妥贴自然，极尽波谲云诡、跌宕生姿之能事。这样一种屈曲层深的构思方法，决不是为了卖弄技巧，它能够恰到好处地表现出诗歌单纯意念下深藏着的复杂微妙的情绪心理，那种苦闷与慰藉、排解而又难解的感情纠葛。贯通《拟行路难十八首》的整体，构成组诗中心情结的，正是这一矛盾尖锐的心理态势。
这首《伤春》诗写的是诗人在日常生活中的感受。首句写诗人做的一个决定：对今春乐事早已安排好；次句用一个转折，推翻了之前的决定，也就辜负了好意送来春色的东风。第三句点明，不仅今年先做决定再推翻，而且年年如此；第四句指出年年辜负春光的原因。
春日可乐，而自己却非愁即病，年年都辜负了大好春光，这种主观与客观的矛盾对立使诗人禁不住感慨万端，发出一种无可奈何的叹息。读罢此诗，诗人愁病交加的面容、苦笑的表情和自嘲的意味，给人留下了难忘的印象。不假雕饰，自然浑成，而诗意诗味即在其中，这正是“诚斋体”的成功之处。
杨万里在《荆溪集自序》中谈到自己写诗时，曾说：“步后园，登古城，采撷祀菊，攀翻花竹，万象毕来，献余诗材。盖麾之不去，前或未应，而后者己迫。”在他看来，平日所见所闻及所感似乎无不可以成为诗歌创作的材料，这和江西派“闭门觅句”，讲究“无一字无来处”，“虽只字半句不轻出”的苦吟自然是大不相同的了。但“诚斋体”也有其弊病：由于写作比较“随便”，有些诗艺术概括不够，境界不高，社会意义也不大。此首可以说是个典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