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诗经》的篇名，大多是取于篇内的成句、成词。周颂中只有《酌》《赉》《般》的篇名不在该篇文字之内；而《小毖》却又特别，“毖”取于篇内，“小”则取自篇外。《小毖》的题意，方玉润《诗经原始》以为即是“大戒”，颇见其新，但如果说从“小者大之源”（《后汉书·陈忠传》）的角度而言方说尚勉强可通，那么，戒之意已在“惩”中表示而不题篇名为“小惩”就非方氏新说所能解释。就题目而言，”小毖“应是小心谨慎之意。
《周颂·小毖》篇名中点出了“毖”，诗中却除前两句“惩”“毖”并叙外，其余六句则纯然强调“惩”。
“莫予荓蜂”句中“荓蜂”的训释，对于诗意及结构的认识颇关重要。孔疏释为“掣曳”，朱熹《诗集传》释“荓”为“使”，均属未得确解，以致串释三、四两句时虽曲意迎合，仍殊觉难以圆通。其实，“荓蜂”是指微小的草和蜂，易于忽视，却能对人施于“辛螫”之害，与五、六两句“桃虫”化为大鸟形成并列的生动比喻，文辞既畅，比喻之义亦显。
“未堪家多难”一句，与《周颂·访落》完全相同，但因后者作于周公摄政前，而此篇作于周公归政后，所以同一诗句含义便有差别。《周颂·访落》中此句是说国家处于多事之秋，政局因武王去世而动荡不安，自己（成王）年幼并缺少经验而难以控制；《周颂·小毖》中则是指已经发生并被平定的管叔、蔡叔、武庚之乱。
由于创作时间有先后之别，《周颂·访落》可以说是周公代表成王所发表的政策宣言，而《周颂·小毖》则信乎为成王自己的声音。其时，成王年齿已长，政治上渐趋成熟，亲自执政的愿望也日益强烈。不过，在《周颂·小毖》中，成王这种强烈的愿望，并非以豪言壮语，而是通过深刻反省予以表达，其体现便是前面所说的着重强调“惩”。
《周颂·小毖》的主旨在于惩前毖后。惩前的大力度，正说明反省之深刻，记取教训之牢，以见毖后决心之大。惩前是条件，毖后是目的，诗中毖后的目的虽然没有丝毫的展示，却已隐含在惩前的条件的充分描述之中。在诗中，读者可以体会到成王深刻的反省：自己曾为表面现象蒙蔽而受害，曾面临小人图穷而匕现的威胁，也曾经历过难以摆脱的危机。但这何尝又不由此而受到启发，进而深思：此时的成王，已经顺利度过危机，解除了威胁，而更重要的是，他已成熟．并将保持政治上的清醒，决心为巩固政权而行天子之威令。
《周颂·小毖》隐威令于自省，寓毖后于惩前，其实正是对群臣的震慑，但含而不露，符合君临海内的天子身份，其笔墨之经济，也显示出创作匠心。“惩前毖后”这一成语即由《周颂·小毖》而来。
“为子死孝，为妨死忠，死又何妨”。起笔突兀，如两个擎天大柱。子死于孝，妨死于忠，此二句蕴含儒家思想本原。《易。序卦》中讲：“有天地然后有万物，有万物然后有男女，有男女然后有夫妇，有夫妇然后有父子，有父子然后有君妨。”儒家认为孝之意义在于不忘生命之本源，是道德之根本。忠是孝的延伸，是大孝。德二年（1276）正月二十日天祥出使元营被扣留，次日谢太后派宰相贾余庆等赴元营奉降表，天祥即抗节不屈，其《指南录。使北》有诗曰：“初修降表我无名，不是随班拜舞人。谁遣附庸祈请使？要教索虏识忠妨。”可见天祥之为妨死忠，并非忠于一家一姓，而是忠于民族祖国。这和儒家讲忠孝，但不主张愚忠、愚孝的思想很契合。人能死孝死忠，大本已立，“死又何妨，”视死如归。以一段震古铄今之绝大议论起笔，下边遂转入盛赞张许。“自光岳气分，士无全节；君妨义缺，谁负刚肠”，四句扇对，笔力精锐。光有三光，月为五岳。天祥《正气歌》云：“天地有正气，杂然赋流形。在地为河岳，在天为日星”，与此文旨意相通。安史乱起，降叛者众，其情痛极。然有张许，堂堂正气，令人振奋。
“骂贼张巡，爱君许远，留取声名万古香”。张许二公，血战睢阳，至死不降，“时穷节乃见，一一垂丹青”。张巡每次与叛军交手大呼骂贼，眦裂血面，嚼齿皆碎，奈独木难撑，被攻陷城池，当面痛骂叛军，叛军用刀抉其口。许远是位宽厚长者，貌如其心。最终两人从容就义。张许性格不同而同一节义，仅此两句，该画简练有力。“留取声名万古香”，张许肉躯虽死，但精神长存。语意高迈积极，突出张许取义成仁精神。“香”字下得亦好，表达出天祥对二公无限钦仰之情。“后来者，无二公之操，”后来者三字，遂将词情从唐代一笔带至今日，用笔颇为裕如。当宋亡之际，叛国投降者不胜枚举，上自“妨妾佥名谢太清”之谢后，下至贾余庆之流。故天祥感慨深沉如此。“二公之操，百炼之钢”，对仗歇拍，笔力精健。
“人生翕炎云亡。好烈烈轰轰做一场”。紧承上意，更以绝大议论，衬出儒家人生哲学，和起笔相辉映。翕炎欠意为短促。人生匆匆，转眼即逝，更应当轰轰烈烈做一场为国为民之事业！《易。乾传》云：“天行健，君子以自强不息。”儒家重生命而不重死，尤重精神生命之自强不息，生生无已。文氏在其文中也多有此意，如《御试策一道》云：“言不息之理者，莫如《大易》，莫如《中庸》。《大易》之道，乃归之自强不息，《中庸》之道，乃归之不息则久。”在《题戴行可进学篇》云：“君子所以进者无他，法天行而已矣。”抒发自强不息之精神。“使当时卖国，甘心降虏，受人唾骂，安得流芳”。假使当时张许二公贪生怕死，卖国降虏，将受人唾骂，遗臭万年，焉能流芳百世？《孟子。告子上》云：“生，亦我所欲也，义，亦我所欲也。二者不可得兼，舍生而取义。”天祥在此段中对张许二公之赞许正如此意。
“古庙幽沉，仪容俨雅，枯木寒鸦几夕阳”。双庙庙貌幽邃深沉，二公塑像仪容庄严典雅，栩栩如生。又当夕阳西下，寒鸦在枯木间哀婉啼哭。枯木寒鸦夕阳，意味着无限流逝之时间。让世人油然而生人生易老之哀感。天祥却以之写出精神生命之不朽。枯木虽枯，夕阳将夕，自然物象之易衰易变，却可反衬出古庙之依然不改，仪容之栩栩如生，可见世事自有公道，忠妨孝子虽死犹荣。文氏此词重在议论但情寓于景，反衬主题，词情便觉神致超逸，真神来之笔也。“邮亭下，有奸雄过此，仔细思量”。而对浩然之二公，如有奸雄路过双庙，当愧然自省。结笔寓意深刻，盼横流巨恶，良知应未完全泯灭，有可悟之时。但亦可见其对当时滔滔者天下皆是卖国贼痛愤之巨。
这首词在艺术上也达到很高境界。全词以议论立意，同抒情结体，既有具体形象之美，又有抽象之美。在抒情中蕴含从容娴雅和刚健之美。文中多用对句，句句整齐，笔笔精锐。情景交融，融景入情，极为优美。正如王国维在《人间词话》中所评价得那样：“文文山词，风骨甚高，亦有境界，远在圣与、叔复、公谨诸公之上。”其论甚为公允。
刘禹锡写过的三首诗，均很有特色。五绝《浑侍中宅牡丹》，用白描手法，激赏、盛赞了浑家牡丹花的硕大和繁多。此诗还有一定史料价值，说明在刘禹锡所生活的中唐前期，牡丹的栽培技术已达到很高的水平了。七绝《赏牡丹》，用对比和抑彼扬此的艺术手法，肯定了牡丹“真国色”的花界地位，真实地写出了当年牡丹花盛开能引起京城轰动的“轰动效应”。七绝《思黯南墅赏牡丹》，则运用典故，写牡丹花艳压群芳的美丽。
百花之中，雍容华艳的牡丹素有国色天香之名。全诗诗人以虚写称妙，此诗首二句叙写诗人偶遇牡丹之喜，
牡丹 末二句叹赏其色泽之佳。“偶然相遇人间世，合在增城阿姥家。”，首句点明在牛僧孺南墅中，偶然的机会，初次见到牡丹花，就如同遇到生命中“贵人”似的，无意之中技露出牡丹花在诗人心目中的崇高境界，在诗人看来，牡丹是日月精华的结晶，应栽天上，今日人间相逢，纯属“偶然”，所以一见到牛宅中牡丹，就作惊人语。首句破空雨入，诗人恍惚浸入仙境，跟前拟有灵光浮动。此句通过对牡丹花身价的高度估量，暗衬主人之高雅脱俗，一笔双，可见作者对牡丹花的重视及喜爱。后一句即用西王母昆仑山增城之典，巧妙地描写出了牡丹重瓣，花瓣层层叠叠的形态。
第三句由初见牡丹时的萼然惊叹转入对花容花貌的由衷礼赞，牡丹之貌，诗人美其名日“倾城”，这“倾城”二字，殊非过誉。唐代人对牡丹花的迷恋钟爱，确实到了无以复加的程度。两京是牡丹荟萃之地，每当四、五月份牡丹盛开时。整个帝京为之哄动。白居易有“花开花落二十日，一城之人皆欲狂”之诗，刘禹锡也有“花开时节动京城”之句描述当时赏花的空前盛况。诗人在此，没有用工笔精敷细绘牡丹形象，而是以倾城之举来侧面烘托倾城之色，笔法空灵，较之于工笔重彩勾勒更具无穷魅力。
最后，诗人以“天教晚发赛诸花”一句再评花之品性。重在‘晚”与“赛”两字上做文章。牡丹晚发，开于暮春。汤显祖《牡丹亭》中的女主人公杜丽娘在“游园惊梦”一折中唱道：“牡丹虽好，她春归怎占得先!”既是叹亦是赞。牡丹俏不争春，天教晚发而集众芳之长。当然我们也可由此而寻绎一下诗人彼时心境，也许还包涵着大器晚成或对晚景赞美之昧外之旨。至于“赛诸花”之赛字，亦颇可玩味，既云“赛”，必有赛之对象和意义。在此我们不妨引一下刘禹锡的另一首《赏牡丹》诗。诗云：“庭前芍药妖无格，池上芙蕖净少情。唯有牡丹真国色，花开时节动京城。”此四句可为“赛诸花”三字诠解。诗人之于牡丹的一片爱心，是与对女性美理想化身的追求以及对阴柔之美的生命体验发生契合的，他对牡丹的美感经验，是在与芍药、荷花诸花品赏比较的基础上形成的。芍药因妖艳而无标格，荷花太洁净而缺少风情，只有牡丹花婀娜而不失端庄，顾盼之间百媚俱生。此种美，才是诗人最心醉的，也是牡丹之所以令群芳失色、独占鳌头的缘由所在。从这个意义上讲，牡丹被誉为天姿国色，当之无愧。
第一个把花与女性相比的天才，无疑创造了人类审美历程上的伟大飞跃。尽管刘禹锡这首牡丹诗还是将花拟人，但已不是简单地重复，而是对此作了更高层次的审美观照。他将对牡丹的花容、花性的欣赏和感受，升华到对女性柔美个性形象的精神把握，即形、神、情三者并举，爱得有个性，有情睐，包涵了更广更深的美学意义。
秋天的夜晚，天穹如洗，皓月当空。相传月中有桂树，此情此景不禁让人想到月中满树桂花的美景。开篇三句中的“天”、“月”都是为下文桂花“散落人间”作铺垫。“桂子初收，三十六宫都足”两句化用李贺《金铜仙人辞汉歌》中“画栏桂树悬秋香，三十六宫土花碧”的诗意，月中桂花盛放，天宫已经存放不下，暗指桂花已散落人间。
散落人间的桂花是天宫之花，凡俗的群花自是无法与之相比。“不辞”两句表面写花，实则是陈亮内心感情的吐露。他自视极高，以月中桂花自喻，表示愿意为人世出力，却又唯恐“群花”自惭形秽。不直指“群花”凡俗，却说“怕群花、自嫌凡俗”，视角巧妙，立意更进一层。
“向他秋晚，唤回春意，几曾幽独！”作者对自己的高洁心志作了更进一步的描述。“我”并非故作矜持、自甘幽居，之所以不在三春时节与百花齐放，而选择在这秋天的夜晚独自吐露芬芳，其实是为了唤回几分已经逝去的春意，让世人重新感觉到一丝明媚和温暖。这几旬涵义丰富，国势不昌，词人满腔热情似火，欲在危难时刻力挽狂澜，建立一番功业的愿望展露无遗。
下片前三句承接上阌桂花“不辞散落人间”的意蕴。“怪”字用得非常巧妙，难怪“一树香风”可以“十里香续”，原来是天宫散落人间的余香。“坐对花旁，但见色浮金粟。”坐到花旁，闻其幽香，观其花色，种种秋花仿佛现于眼前。“坐对”二字神来之笔，显出无限的亲昵，仿佛人与花可以交流。
“芙蓉只解添愁思，况东篱、凄凉黄菊。”秋日，也是木芙蓉、菊花盛开的时节。可是杜甫“芙蓉小苑人边愁”的诗句却让我看到木芙蓉就满腹愁思。面对东篱菊花，想起陶渊明“采菊东篱下”的情景，词人内心只党凄凉。木芙蓉、菊花都只会让秋意更浓，怎么能“唤回春意”呢?这几句表面看是对秋花作出评价，实际上还暗含对边关烽火的忧虑和对陶渊明归隐之举的不赞同。
末尾三句又回到桂花身上。词人感叹桂花易开易落，开在深秋，颜色素净。而他心志又过于高洁，喜欢追寻先贤的足迹，再次借桂花抒怀，自慨平生。这几句正言反出，无限悲愤和幽怨喷薄而出。
词人以花寄情，用浪漫主义手法写下此词。词中旬句写花，但所咏心志却一目了然。整首词深得咏物神髓，毫不晦涩。桂花高标远致、心怀高洁，词人雅量高致、光明磊落，花中所隐之人呼之欲出。
词前小序，交待了写作这首词的缘由。淳熙十五年（1188）冬，陈亮过访辛弃疾，两人同游江西的铅山鹅湖，陈亮东归的次日，稼轩意殊恋恋，追至鹭鸶林，雪深而止，夜半闻笛，赋《乳燕飞》（《贺新郎》别名）寄意。两人词作往返，稼轩自和凡三篇之多，激越顿挫，抒发了抗金的豪情壮志。刘学箕所处的时代，略晚于稼轩。南北分裂，当道都无抗金对策，有的还主张投降，对此，词人悲愤难平，写下这首步稼轩原韵的词，内容也仿效稼轩，继承和发扬了辛词的爱国传统。
起句“往事何堪说”。辛酸的往事那堪说起，靖康之耻，绍兴年间屈辱的和约，朝廷奸佞当道….“往事”，高度概括了北宋灭亡到作者赋词这一段时间的多少历史变故，多少国恨家仇。正因为不堪说，所以一说起来便心境难平。词人虽也游历过江浙等地，但长期过的却是隐居不仕的生活。“念人生，消磨寒暑，漫营裘葛”，人生在世，徒然张罗衣食，追求温饱，不过是虚度年月而已。这里词人下了“消磨”二字，透露了不甘寂寞的消息。词人年轻时也有过报效祖国的理想，“少日功名频看镜，绿鬓鬅鬙未雪”。那时，他十分担心国仇家耻未报，便蹉跎了岁月，于是对镜频繁，满头乌发油黑，他唯恐年华早逝，未老先衰，致使壮志不酬。可是，由于朝廷“诸公”未能“修饬内治以待外攘“等原因，”渐老矣、愁生华发’，虽然才刚刚跨入渐老的年龄，却因为愁而早生了华发。愁什么呢？国耻家仇何年报？痛伤神、遥望关河月。”“何年报”，何时报．什么时候才能报，不是不报，而是难报此仇，难雪此耻！遥望北国关山河月，不觉令人黯然神伤。刘学箕和南宋爱国词人一样，对北宋的沦灭是痛心疾首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