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容北海能延客，酣适东风咏倚楼。
献岁顺成当大有，名儒过计与私忧。
仰看凤德翔千仞，总领鸳鸾也狎鸥。
从容北海能延客，酣适东风咏倚楼。
献岁顺成当大有，名儒过计与私忧。
仰看凤德翔千仞，总领鸳鸾也狎鸥。
纳兰这首词与他其他的赠友词有所不同，这一次他没有一味地抒发怀念，而是侧重叙志。“问我何心?却构此、三楹茅屋。”这话问得蹊跷。在风景秀丽的渌水亭旁边修几间中看不中用的茅屋，是烧钱多。所以，这样的问题，很没有建设性的水准，但句子却是相当的流畅、明了。 接着是回答。有问有答，态度很端正。纳兰自圆其说，可以闲居于此，就像自由自在的海鸥那样，无忧无虑，自得其乐。古代人喜欢用与海鸥为伴表示闲适或隐居。宋代陆游《雨夜怀唐安》诗中有“小阁帘栊频梦蝶，平湖烟水已盟鸥”句，用庄生梦蝶和鸥鸟订盟的典故来喻示闲适的生活。纳兰淡泊功名，向往过着陶渊明等隐居标兵不问世事的悠闲生活。 “百感都随流水去，一身还被浮名束。”这里是看破红尘的觉悟。生命如水，忙忙碌碌之间，一切都已经流逝。所有才情，所有的雄心壮志都将被风雨吹打得七零八落，而我岂能还为虚妄的功名利禄所缚？
朱颜青鬓，枉被浮名误！生活的底蕴究竟是什么？是既然生下来了，就要活下去吗？几千年来，这个问题一直困扰着一代又一代人。有的追名逐利，有的独善其身，有的寄情山水，有的烧香拜佛，有的舍生取义，有的苟且偷生。
上片最后一句“红牙曲”指拍击着红牙板歌唱。红牙板是用红色檀木制成，古代于唱歌时打拍子用的牙板，与北方说“数来宝”的艺人手中所持的碎板有些类似，只是木质更好、做工更细而已。元代诗人杨维桢专有一首《红牙板》诗，描绘说：“良工削出红冰片，自非红鸾之舌为尔绳，安得三三贯成串？”
下片点出所以要摆脱“浮名束”的原因，设想如何打发今后的生活。如今世事反复无常，当袖手旁观，将其作为一局棋来看待。蕉中鹿，有世事无常、真假难分的意思。典出《列子》：有一个郑国人砍柴时，忽见一只鹿跑过来，他一扁担将鹿打死。他怕被猎人看见，将鹿藏在一个坑里，上面盖上一些蕉叶。等到他要将鹿带回家时，却找不到了，就以为这是一个梦，一路自言自语，被路旁一个人听到了，这个路人好奇地依言找到了这只鹿。樵夫回到家里，不甘心失掉这只鹿，夜里真的又梦见他藏鹿的地方，还梦见拿走鹿的那个人。第二天清早，樵夫就根据他梦中的线索找到了那个人。于是两个人为争鹿起诉，闹到了法官那里。这个故事形容世间事物真伪难辨，得失无常。
既然世事无常，何不躲避在一边，纵酒吟诗，自在悠闲，也算是安享一份微薄的福气。
大雪之后屋檐角闪烁的那一丁点儿翠绿，雨后靠墙栽种的绿苗，寒夜里摇曳的灯烛——这，就是纳兰期望的生活意趣，他渴望摆脱宦海羁绊，避开现实去过田园的悠闲生活。
上片写春天让人寂寥落寞，情思涌起，于是慨然高歌，暗自垂泪。词以疑问语气开篇，“那能寂寞芳菲节，欲话生平”。在芳菲时节，姹紫嫣红、满城春色的胜景。但是此篇中，词人的心情似与佳景甚不相合一“寂寞芳菲节”。一边是莺啼燕语、百花盛开，—边是茕然独处，形影相吊，两相比衬之下，词人的内心确实是寂寞惆怅。因此，在这个时候，“欲话生平”自然是再也不能了。词人自二十二岁起，便担任康熙侍卫，扈从銮驾南巡北征。侍卫一职十分辛劳，容若“性耐劳苦”，恪尽职守旦夕不懈，但是让词人痛苦的并不是辛劳，而是违背理想和本性。他在八年的光阴中，熟练的弓马只能用于担任警卫和奉陪狩猎，杰出的诗才也只能用于涂写那些言不由衷的应制篇章。值此如水春夜，他却独自不成寐，想到这乏味的人生唯有“泪暗零”而已。
下片写秋日落叶春日繁花年复一年地催促着人逐步迈向衰老，抒发世俗的感慨。“须知秋叶春华促，点鬓星星。”词人风华之年，尽在枯燥的鞍马间度过，然而时光荏苒，秋叶飘零，春花盛开，年复一年地催促着人由少到老，除了徒增白发之外，了无生趣。“遇酒须倾．莫问千秋万岁名。”结篇处，词人宕开一笔，说遇到美酒当前，就应该一醉方休，不要戮力去追求千秋万岁的俗世功名。既然理想渺茫，人世如风，等不到“人生得意须尽欢，莫使金樽空对月”的时候，那么何妨有酒就干，任诞放达，身后名定不如生前一杯酒。结处化李白《行路难》中名句： “且乐生前酒一杯，何须身后干载名。”颇得太白逍遥超脱之风。
全词虽写春，感慨人生，轻叹岁月，但意境苍凉，抒发了人生无常，转瞬即逝，年华似水，不胜今昔的慨叹。
君主朝堂上会见百官，称之为临朝视事，百官朝见皇帝，向皇帝奏事称之为上朝。上朝对于百官来说，是他们每日的第一件大事。
当长安郊野曙色才分的时候，大明宫里的钟声就响彻长安上空了，钟声告诉散居在各街坊的百官们，朝见皇帝的时候到了。待到百官赶到蓬莱宫，钟声仍然响彻云霄。宫殿的大门虽已开启，又依稀听见宫里 "鸡人"报晓的声音，说明皇帝本人也已起身，要与百官们相会于朝堂上。
百官上朝，唐诗中也有说以"鼓声"为号令的。李贺《官街鼓》诗中说:"晓声隆隆催转日，暮声隆隆呼月出。"王琦注:"《唐书》:“日暮，鼓八百声而门闭;五更二点，鼓自内发，诸街鼓承振，坊市门皆启，鼓三千挝，辨色而止。”其制盖始于马周。旧制:京城内金吾昏晓传呼，以戒行者。周上书令金吾每街隅悬鼓，夜击以止行李，以备窃盗，时人呼曰鼓，公私便焉。”可见置于街坊的鼓，当日暮、凌晨时敲响，主要用于警戒以防盗贼，也兼有报时的作用，以启坊门。原与百官上朝无关，但百官可以据鼓声判断时辰，所以唐诗中写到早朝的诗，多写钟声，也有钟鼓一齐写到的。
"官街鼓"凌晨 "五更二点"敲起，相当于今日的早上五时左右。古代天子讲究 "勤政"，所谓谓 "夙兴夜寐"，上朝理事，不敢懈怠。上朝的百官们当然更要早起，因为他们散居于长安各街坊，距上朝的宫殿还有相当远的一段路程。《明皇杂录》:"五鼓初起，列火满门，将欲趋朝，轩盖如市。”是晓色朦胧中百官上朝的真实写照。
唐时帝王每日都要临朝视事。《唐会要》引《仪制令》:"诸在京文武官员职事九品以上，朔望日朝;其文武官五品以上及监察御史、员外郎、太常博士，每日朝参。"《唐会要》又载:“贞观十三年十月三日，尚书左仆射房玄龄奏:'天下太平，万几事简，请三日一临朝。'诏许之。至二十三年 (649年)九月十一日，太尉 (长孙)无忌等奏请视朝，坐日，上(高宗)曰:'朕幼登大位，日夕孜孜，拥滞众务，自今以后每日常坐。""每日常坐"即谓之 "常朝"，是汉以来留下的遗制，唐代帝王大都是严格遵守的，房玄龄的"天下太平，万几事简"，要求太宗改为三日一临朝视事，几乎可以看作是佞言，所以高宗即位之初 (高宗即位于贞观二十三年六月)，为表示勤政，即恢复旧制。到高宗永徽二年 (651年)八月二十九日下诏:"来月一日，太极殿受朝。此后，每五日一度，太极殿视事，朔望朝，即永为常式。""受朝。即受朝贺，是在朔望日(每月初与每月中)皇帝会见在京所有官员规模更大、仪式更隆重的活动;"视事"即"每日常参"、"每日常坐"，是皇帝会见五品以上"常参官"的日常事务。高宗即位始两年，即废务荒政，自坏体例，改 "每日常参"为"五日一度"了。至高宗显庆二年 (657年)三月，长孙无忌又奏请 "隔日视事";武则天时，敕 "每十日一朝"，受到左台侍御史卢怀慎的批评。自玄宗以后，皇帝的 "每日常坐"，虽然也偶有更改，但基本维持"每日常坐"的旧制。兴庆宫里有勤政务本楼，即有以勤于政事、励精图治自勉的意思在内。不过，到玄宗晚年，亦渐废务荒政，所以白居易在《长恨歌》里批评他在宠杨妃之后"春宵苦短日高起，从此君王不早朝"。
常参官之数，大约不下数百近千人，每日凌晨即起，梳洗一毕，即要匆匆赶往皇帝临朝之处，休假和因其他特殊情况"辍朝"时可以例外。早朝是官员们的大事。一方面这是官员们的责任，另一方面也是官员们深感荣耀之事。每日面见君王，与闻或参与处理天下大事，正是一种个人价值所在。还有一个原因就是，若早朝不至或迟到，处罚也是很严厉的。唐政府规定:"朝参官无故不到，夺一月俸";"文武常参官或有晚入 (即迟到)，并全不到及班列失仪，委御史台录名，牒所由，夺一月俸;经三度以上者，弹奏。”
唐诗中写及早朝的诗格外多，本诗即是其中一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