此词是为辛弃疾《汉宫春·会稽蓬莱阁怀古》而作的和词。辛弃疾原词主旨是借吴越之争题,发心中愤概,论人间沧桑,议南宋“被西风”“变灭”形势,也流露出辛弃疾当时对朝庭的不满和难以改变现实时悲凉情绪。
姜夔这首词是就西施之事展开,开篇就是一句:一顾倾吴。把美人计的主角西施一顾,致使吴国倾覆事实点破,接着说此人如今不见了,只留眼前生养西施的鉴湖水面上的烟雾。姜夔就此发表议论:吴越之争,犹如一场下棋游戏,把你死我活的战场说成是游戏,这是姜夔为下文埋下伏笔。游戏并非天意,而是人为。文种大夫被杀,岂是功带来的罪。可笑人世间,千年不过是顷刻之间变化。姜夔此刻笔端一转,说我好似游戏疲倦了,夜中泛一舟图个清闲,然而耳边觉得有人呼我。世间就是这样,逝者已逝去,活者就有责任活。无法清闲下来,责任使然。姜夔用“水鸟相呼”喻世间不平静,有责任的人不能平静。“有倦客,扁舟夜泛,犹疑水鸟相呼”即是对前面的总结,又起到承上启下的作用,为下片打好了坚实的基础。
词下片开始仍借古迹述事,进一步宣发议论与感慨。接着又是一笔“笑”字,可这笑无法笑出来,是苦笑,笑得很不痛快。仔细想来,吴越之争当然不是一场游戏。虽然这时辛大将军热情招待词人,派小丛为了解除他的忧伤给他唱歌,并请来山林之中的松风伴奏,有美妙的乐曲,这应是人生快事。按说辛这么高的规格接待姜,应该是姜高兴的事,可是姜夔就是高兴不起来。姜夔千里迢迢从杭州赶来绍兴,不为听音乐,那为什么而来呢?姜夔此词的收拍点明心中所期盼的大事。“更坐待,千岩月落,城头眇眇啼乌。”这是说:我姜夔活在世间都有水鸟相呼,你辛大将军责任重大,用音乐、美味招待我并非我所愿,我姜夔所期盼的是希望你辛大将军领军北伐,我在黑夜里等待你带来大宋朝的黎明时刻,让我听到城头百鸟争鸣。
辛弃疾原词以吴越之争论人间冷暖,世间沧桑,云雨变化在倾刻,称赞范蠡与西施隐居的生活快乐,冷观吴越霸业的消亡,仍有归隐思想。姜夔的词紧贴吴越之争典故,点明西施起到了“一顾倾吴”的作用,历史人物不在,故事存留,活着的人要有责任。姜夔以自己还有“水鸟相呼”,责任在身,力劝辛弃疾要为国家做事,特别是此和词的收拍,让人寻味。
这首词写的是相思之情,词人踏在铺满落叶的归路上,想到曾经与所思一道偕行,散步在这条充满回忆的道路上,然而如今却只有无尽的怀念,胸中充满惆怅。暮雨潇潇,秋风乍起,“秋风秋雨愁煞人”,吹得去这般情思,这首词写得细致清新,委婉自然。委婉自然外,还有另一特点,纳兰的词最常用到的字是“愁”,最常表现的情感也是“愁”,这首词的写法,是要写愁而不直接写愁,而通过其他意象的状态来体现这种情感。
这首词化用了前人的许多意象以及名句,使这首词给人一种熟悉而又清新的感觉。如“木叶”这一经典意象最早出于屈原的《九歌·湘夫人》“袅袅兮秋风,洞庭波兮木叶下”。这一意象具有极强的艺术感染力,予人以秋的孤寂悲凉,十分适合抒发悲秋的情绪。“晓风残月何处”则显然化用了柳屯田的《雨霖铃》中“今宵酒醒何处,杨柳岸,晓风残月”, “一半西风吹去”又和辛弃疾的《满江红》中“被西风吹去,了无痕迹”同。
这首词和纳兰的其他词比起来,风格相同,仍然是婉约细致。这首词几乎每句都有不同版本,如“木叶纷纷归路”一作“黄叶青苔归路”,“晓风残月何处”一作“展粉衣香何处”,“消息半浮沉”又作“消息竟沉沉”。且不谈哪一句是纳兰的原句,这考据,现下还难以确定出结果来,但这恰好给读者增加艺术对比的空间。比较各个版本,就“木叶纷纷归路”一作.“黄叶青苔归路”两句来看,“黄叶”和“木叶”二意象在古典诗词中都是常见的,然就两句整体来看“木叶纷纷”与“黄叶青苔”,在感知秋的氛围上看,显然前者更为强烈一些,后者增加了一个意象“青苔”,反而导致悲秋情氛的减弱。“晓风残月何处”与“展粉衣香何处”则可谓各有千秋,前者化用了柳永的词句,在营造意境上比后者更有亲和力,词中也有悲哀的情感迹象;“展粉衣香何处”则可以在对比下产生强烈的失落感,也能增强词的情感程度。
这是一首描写月夜于江上听筝的小令。此曲首句从清夜入手,描摹月夜江景,为下文写情蓄势;次句写筝声打破江夜的寂静;三句转写闻筝人的神态;末句写出听筝的反应。全曲构出一幅历历分明的江夜风情画,将写景记事抒情结合在一起,情景交融,文句虽短,艺术价值却很高。
此曲第一句先写月夜江景,水月映照,空灵明净,显示出澄澈宁谧的气氛。第二句写筝的声音。在月色中,不知是谁弹起玉筝,打破四周的寂寥,添增了神秘幽婉的韵味。第三句则从听筝人的神态,以背面敷粉的艺术手法,烘托筝声所表达的哀伤感情。第四句写江涛澒洞,它像是被筝声勾起的深沉的叹息。这样的写法,又把感伤之情推进一步。
这首二十四字的小令,与白居易那首六百余言的著名长诗《琵琶行》有相似之处。同是江天月夜,同是不期而闻哀怨的音乐弹奏,这支《凭阑人》几乎可说是浓缩的《琵琶行》。只是白诗详尽地介绍了演奏的过程,弹者的身份、经历,以及听者哀怨的缘故,而小令限于容量,这一切都付阙如。但因此也造成了作品的悬念,令人遐想。筝声无端而至,哀怨无端而生,倏然以来,戛然以止,造成了全曲清凄超妙的风神。
在技巧形式上,此篇属散曲巧体之一的“嵌字体”,各句都嵌有一至二处“江”字。“嵌字体”在诗歌中已有先例,如陶渊明的《止酒》诗,二十句中就句句含一“止”字。散曲“嵌字体”的最早作品,则是元好问的《喜春来·春宴》:“春盘宜剪三生菜,春燕斜簪七宝钗。春风春酝透人怀。春宴排,齐唱喜春来。”此篇同嵌的“江”字,建立了句与句之间的内部联系。全曲出现的“江水”、“江月”、“江上”、“隔江”、“满江”的重复不仅多方位地充实了“江夜”的题意,而且表现了一唱三叹的风韵。
武则天当政时期,搜刮民财,大规模地在全国范围内兴建佛寺。佛寺的规模超过宫阙。崇佛的工程兴起以后,每天要役使上万人,国库耗竭,民不聊生。
诗人对此义愤填膺,禁不住把怨刺之笔直接指出了武则天,尖锐地讽刺和揭露武则天崇奉佛教,劳民伤财的荒唐行径,有如痛斥弊政的檄文。
这首诗的主要特点是用诗来议论时弊。与诗人多次向武则天上呈的那些批评朝政得失的奏章大不相同,它所谈的虽然也是政治、社会问题,但不同于一般直陈其事的政论文,它既是政论,但又首先是诗,是诗与政论的结合。
开头四句标举懦家仁政爱民的思想,抨击武则天生事扰民的行为。借上古“仁德”之君来讽诫当代胡作非为的君主是中国古代诗歌习用的传统手法。因此陈子昂开宗明义地为全诗立论:上古道德之君从来不为一己谋利,而是处处关怀和扶助善良的平民百姓。
接着三、四两句引出古代著名的贤君与暴君的例子,进行正反对比。诗人以恳切而激烈的语气向当代最高统治者进言:尧一向以节俭著称,乘坐考究的车子决不是他所愿意;你大周皇帝本该励精图治,不去学习万代称颂的圣君尧,难道还去效法那亡国之君商纣王建造瑶台的奢侈行为吗?这里引入了具体的历史人物和有代表意义的事物(“黄屋”与“瑶台”),避免枯燥地直接说理。因而使议论具有了形象性,富有情韵,增强了感染力与说服力。
“吾闻西方化,清净道弥敦。奈何穷金玉,雕刻以为尊?”诗人援引佛教主张清净慈悲的教旨,指出崇佛者穷金玉、兴土木、残生灵,恰恰是悖离了佛家的本意。这里“以子之矛,攻子之盾”,有理有据地否定了当事者为自己辩解的借口。武则天是代李姓皇帝而立,建立武周政权的,她执政后急于欺骗民心,让百姓相信大周是“天命”所归。于是奸佞小人趁机而起,投其所好,伪造符箓图谶,宣扬这位女主是西方弥勒佛转世,这正迎合了武则天的迷信心理和政治需要。此后,兴建佛寺之风愈演愈烈。陈子昂针对此驳斥道:来自西方的佛教,本以清净慈悲为主,愈是清净愈见佛道的尊严;自称崇佛的人为什么反而要违背佛道,大兴土木,用金玉塑像造庙这种奢侈行为作为对爱好清净的佛的尊奉呢?这是全诗的第二处反问。
这个反问,比第一个反问更为有力。如果说,前一个反问中还带有劝导的成分,那末这个反问就完全是怒斥了。这一怒斥,揭穿了崇佛者的虚伪。“奈何”一词诘难有力,使对方没有辩解的余地。
“云构山林尽,瑶图珠翠烦”以严格的工对对新建的座座佛寺的宏伟规模与奢华布局进行充分的描绘。
为了建造高耸云霄的庙宇寺院而将山林砍伐开采殆尽,为了做成金碧辉煌的图案花纹而搜尽了民间的珍珠宝物,给人民带来很大的苦难。这里只写建筑物的巨大耗费,而将百姓因此而遭受的深重苦难留给读者去想象和补充。接下去“鬼工尚未可,人力安能存”二句仍是对偶,但已由实化虚,从前面的描写重新转入议论。两句大意是:这些宏大精丽的巧妙工程,看来连鬼神也难以建成,人怎么竟把它们建成了呢?言外之意是:这些,耗费了多少百姓的血汗和生命。这是全诗浩繁的工程对统治者倒行逆施的第三处反问。这个反问由第一处的劝导和第二处的申斥,上升为愤激的控诉了。诗的最末二句:“夸愚适增累,矜智道逾昏”,是警告统治者向“愚民”夸示宗教排场,足以造成无穷的后患;玩弄聪明的结果,徒然劳民伤财,使政治更加昏乱。这个结尾正面着笔,慷慨陈辞,说服力极强。以批判昏乱之“道”来呼应开头所歌颂的古圣人之“道”,使得篇章结构严密,说理透辟,具有很强的批判性和说服力。
作者热情地赞颂了那一时代,他把芳菲的春景、闲适的生活和整个社会状况联系起来写,表达了内心极度的欢愉,毫无粉饰太平之嫌,写得真实、健康、开朗。
“头上花枝照酒卮,酒卮中有好花枝。”插花者即是年过花甲的作者自己。这就有一种酒不醉人人自醉的感觉:头插花枝,饮酒为欢,花照美酒,美酒映花,鲜花与美酒,充溢于诗人的心扉。一开篇,便活灵活现地表现出了诗人那种悠然自得、圆融自乐的神态。
诗人陶醉的原因,颔颈两联以醉歌的形式作了回答。诗人一生度过了六十年的太平岁月,亲眼见了真宗、仁宗、英宗、神宗四朝的盛世,再加以筋体康健,时节芳菲,老人的心遂完全被幸福涨大了。他笑眯着醉眼,看面前的酒杯。只见杯中映着花影,红光溜转,面对这花,这酒,这位处在盛世中的高龄而又健康的老人,他的一生乐事都如同被召唤到了眼前,所以痛饮到大醉方归。
该篇与崇尚典雅的传统五、七言律诗相比,风格完全不同。它有白居易的通俗,而其实和白诗并非一路。白诗在平易中一般仍包含着高雅的意境,邵雍这类诗则表现了一种世俗的情怀。它纯用口语,顺口妥溜,吸收了民歌俚曲的因素,又略带打油诗的意味,具有一种幽默感和趣味性。
诗格虽不甚高,但充溢着浓烈的太平和乐气氛。这种气氛的形成,固然由于内容是歌唱时康人寿,但还有其他方面的因素:老人白发上插着红花,乐陶陶地对着酒杯,这一形象一开始就给诗带来一种气氛;语言节奏的流走顺畅,“花”、“酒”等字的反复回环出现,也显得和乐遂意;颈联“况复”、“那堪”等词语的运用,末联“争忍……不”的反诘句式,又都能把气氛步步向前推进,有那种“击壤而歌”的意味。对于这类诗,虽然不可能望有盛唐诗人作品的宏伟气象,但尚能近于“安闲弘阔”(《颐山诗话》评邵雍诗)。从中表现出北宋开国后“百年无事”的升平景象,以及一些人在小康中安度一生的那种心满意足的精神状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