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荆轲之事,《战国策·燕策》与《史记·刺客列传》都有记载,其基本情节是相似的。陶渊明的这首诗显然是取材于上述史料,但并不是简单地用诗的形式复述这一历史故事。
诗的头四句,从燕太子丹养士报秦(报,报复、报仇之意),引出荆轲。不仅概括了荆轲入燕,燕丹谋于太傅鞫武,鞫武荐田光,田光荐荆轲,燕丹得识荆轲,奉为“上卿”等等经过,而且,一开始便将人物(荆轲)置于秦、燕矛盾之中,又因为这个人物是最出众、最雄俊的勇士(百夫良,超越百人的勇士),于是乎他自然成了矛盾一方(燕)的希望之所托。那么,故事的背景,人物的位置,及其肩负之重任,大体都已亮出,所以说这四句是“已将后事全摄”。正因为如此,矛盾的发展,人物的命运等等悬念,也就同时紧紧地系在读者的心上。下面接着就写荆轲出燕,在临行前,史书中有荆轲等待与其同行的助手,而“太子迟之,疑其改悔”,引起荆轲怒叱太子,且在一怒之下,带着并不中用的秦舞阳同行的记载。诗人略去这一重要情节,而代之以“君子死知己,提剑出燕京”。这后一句逗出下文,而前一句显然是回护了燕丹的过失,但这样写却与首句的“善养士”相呼应。既使得内容和谐统一,一气贯注,也使得笔墨集中,结构浑成。易水饯行,《战国策》与《史记》是这么写的:“遂发,太子及宾客知其事者,皆白衣冠以送之……”,由平缓而渐趋激昂。诗人则不然,他首先插入:“素骥鸣广陌,慷慨送我行”。素骥,白马。马犹如此,人就自不待言了,诗的情绪一下子就激发起来了。因而“雄发”二句的刻画——头发直竖,指向高高的帽子;雄猛之气,冲动了系冠的丝绳——虽不无夸张,但却由于情真意足而显得极其自然。易水饯别,也正是在这种气氛中酝酿和展开的激昂悲壮的一幕。高渐离、宋意……一时燕国的豪杰,都列坐在饯席之上。寒水哀风,击筑高歌,声色俱现,情景相生,送者、行者,无不热血沸腾,慷慨流涕。“心知去不归,且有后世名”。又一笔折到行者,道出了行者的决心,写出了行者的气概,而这也就是这幕戏的意图与效果之所在。“登车”六句写荆轲义无反顾,飞车入秦。使上述的决死之心与一往无前的气概,从行动上再加以具体的表现。其中“凌厉”二句亦属诗人的想像,它好似一连串快速闪过的镜头,使人物迅逼秦廷,把情节推向高潮,扣人心弦。诗中以大量笔墨写出燕入秦,铺叙得排荡淋漓,而写到行刺失败的正面,却是惜墨如金,只用了两句话——“图穷事自至,豪主正怔营”。前一句洗练地交代了荆轲与燕丹在地图中藏着利刃以要劫、刺杀秦王的计谋,同时也宣布了高潮的到来,后一句只写秦王慌张惊恐,从对面突出荆轲的果敢与威慑,而对荆轲被秦王左右击杀等等,则只字不提,其倾向之鲜明,爱憎之强烈,自在不言之中。作者以有限的篇幅,再现了雄姿勃勃的荆轲形象,也表现了作者剪裁的功夫与创造的才能。诗的最后四句,便是直截的抒情和评述,诗人一面惋惜其“奇功”不成,一面肯定其精神犹在,在惋惜和赞叹之中,使这个勇于牺牲、不畏强暴的形象,获得了不灭的光辉、不朽的生命。可以看得出诗人是以饱蘸感情的笔触,写下了这个精采而又有分量的结尾。正如张玉谷说的:“既惜之,复慕之,结得抟捖有力,遂使通首皆振得起”(《古诗赏析》)。
发思古之幽情,是为了现实。不过这“现实”亦不宜说得过窄过死(如一些论者所言,这首诗是诗人出于“忠晋报宋”而作),为什么呢?首先,因为陶渊明反复地说过:“少时壮且厉,抚剑独行游。谁言行游近,张掖至幽州”(《拟古》之八);“忆我少壮时,无乐自欣豫。猛志逸四海,骞翮思远翥”(《杂诗》之五)。这使我们看到在作者的生活、志趣和性格中,也早已具有着豪放、侠义的色彩。其次,诗人也曾出仕于晋,不过他说这是“误落尘网中,一去十三年”(《归田园居五首》),悔恨之情溢于言表,足见“晋”也并不是他的理想王国,当然“宋”亦如此。这些都是我们不必将《咏荆轲》的作意胶柱于“忠晋报宋”的理由。诗人一生“猛志”不衰,疾恶除暴、舍身济世之心常在,诗中的荆轲也正是这种精神和理想的艺术折光。说得简单一点,便是借历史之旧事,抒自己之爱憎,这样看是比较接近诗人心迹的吧。是的,这首诗的影响也正在此,此亦有诗为证:“陶潜诗喜说荆轲,想见《停云》发浩歌。吟到恩仇心事涌,江湖侠骨恐无多。”(龚自珍《己亥杂诗》) (赵其钧)
首句点出贬地之远,正符合诗人初到柳州的心境。本以为在永州十年等待而来的诏返,可以让自己再展宏图,未想到反被迁往更加远离中原的南荒之地,所以“趣绝”、“孤城”、“千万峰”,组合成叠相交加的荒远、隔高的空间意象,反映了他最直觉最敏锐的心理感受,处于这样的荒山远岭中,即使身为地方刺史,也如同被抛弃,于是,其寂寞之情随笔福来:“空斋不语坐高舂”,一“空”、一“不语”,直陈孤独之况。接下来写官事冷清、环境险恶,进一步铺叙其寂寞、忧恐之情。在荒州为官,穷极无聊,印不用而生绿、砚长不磨而生尘,已见常寂难耐,而环顾山水,又常有异鸟、怪物出没在视野里,其忧惧之情可以想像。最后两句寄塑对方,希望得到关心理解,诗人意谓:“丈人您是个清心寡欲的高士,可我不若您之机事尽忘,优游自适,您大概会想到我这个远谪绝域之人一年来憔悴成什么样子了吧。”言外极其孤独,极其苍凉。
柳宗元七律大多作于柳州,虽不多,但情感皆哀而酸楚,艺术亦精绝工致。此诗起句引出寂寞之情,中间展开具体景况铺写,结句画龙点晴,以“憔悴容”回照全篇,结构可谓浑然。
作者首先描述了抒情环境:夜气清新,尘滓皆无,月光皎洁如银。此种夜的恬美,只有月明人静之后才能感到,与日间尘世的喧嚣判若两个世界。把酒对月常是诗人的一种雅兴:美酒盈樽,独自一人,仰望长空,遐想无穷。唐代诗人李白月下独斟时浮想翩翩,抒写了狂放的浪漫主义激情。苏轼正为政治纷争所困扰,心情苦闷,因而他这时没有“把酒问青天”也没有“起舞弄清影”,而是严肃地思索人生的意义。月夜的空阔须秘,阒寂无人,正好冷静地来思索人生,以求解脱。苏轼以博学雄辩著称,在诗词里经常发表议论。此词在描述了抒情环境之后便进入玄学思辩了。作者曾在作品中多次表达过“人生如梦”的主题思想,但在这首词里却表达得更明白、更集中。他想说明:人们追求名利是徒然劳须费力的,万物在宇宙中都是短暂的,人的一生只不过是“隙中驹、石中火、梦中身”一样地须臾即逝。作者为说明人生的虚无,从古代典籍里找出了三个习用的比喻。《庄子·知北游》云:“人生天地之间,若白驹之过隙,忽然而已。”古人将日影喻为白驹,意为人生短暂得像日影移过墙壁缝隙一样。《文选》潘岳《河阳县作》李善《注》引古乐府诗“凿石见火能几时”和白居易《对酒》的“石火光中寄此身”,亦谓人生如燧石之火。《庄子·齐物论》言人“方其梦也,不知其梦也,梦之中又占其梦焉,觉而后知其梦也;且有大觉而后知此其大梦也,而愚者自以为觉”。唐人李群玉《自遣》之“浮生暂寄梦中身”即表述庄子之意。苏轼才华横溢,在这首词上片结句里令人惊佩地集中使用三个表示人生虚无的词语,构成博喻,而且都有出处。将古人关于人生虚无之语密集一处,说明作者对这一问题是经过长期认真思索过的。上片的议论虽然不可能具体展开,却概括集中,已达到很深的程度。下片开头,以感叹的语气补足关于人生虚无的认识。
下片开头,以感叹的语气补足关于人生虚无的认识。“虽抱文章,开口谁亲”是古代士人“宏才乏近用”,不被知遇的感慨。苏轼在元祐时虽受朝廷恩遇,而实际上却无所作为,“团团如磨牛,步步踏陈迹”,加以群小攻击,故有是感。他在心情苦闷之时,寻求著自我解脱的方法。善于从困扰、纷争、痛苦中自我解脱,豪放达观,这正是苏轼人生态度的特点。他解脱的办法是追求现实享乐,待有机会则乞身退隐。“且陶陶、乐尽天真”是其现实享乐的方式。只有经常在“陶陶”之中才似乎恢复与获得了人的本性,忘掉了人生的种种烦恼。但最好的解脱方法莫过于远离官场,归隐田园。看来苏轼还不打算立即退隐,“几时归去”很难逆料,而田园生活却令人十分向往。弹琴,饮酒、赏玩山水,吟风弄月,闲情逸致,这是我国文人理想的一种消极的生活方式。他们恬淡寡欲,并无奢望,只需要大自然赏赐一点便能满足,“一张琴、一壶酒、一溪云”就足够了。这非常清高而富有诗意。
苏轼是一位思想复杂和个性鲜明的作家。他在作品中既表现建功立业的积极思想,也经常流露人生虚无的消极思想。如果仅从某一作品来评价这位作家,都可能会是片面的。这首《行香子》的确表现了苏轼思想消极的方面,但也深刻地反映了他在政治生活中的苦闷情绪,因其建功立业的宏伟抱负在封建社会是难以实现的。苏轼从青年时代进入仕途之日起就有退隐的愿望。其实他并不厌弃人生,他的退隐是有条件的,须得像古代范蠡、张良、谢安等杰出人物那样,实现了政治抱负之后功成身退。因而“几时归去,作个闲人”,这就要根据政治条件而定了。事实上,他在一生的政治生涯中并未功成名遂,也就没有实现退隐的愿望,临到晚年竟还被远谪海南。
全词在抒情中插入议论。人生很短暂,能做得不多,回首一看,一切都是虚无,就像偶尔掠过墙缝的阳光、又像燧石取火闪过的火花,或者是黄粱一梦中一段不切实际的经历,都是稍纵即逝、无法真正拥有的。与其浪费生命去追求名利浮云,不如放下一切做个闲人,对一张琴、倒一壶酒、听溪水潺潺、看白云飘飘,享受当下的美好自在。这是作者从生活中悟出人生认识,很有哲理意义,读者读后不致感到其说得枯燥。此词是东坡词中风格旷达的作品。
行香子词音节流美,堪称词林中之佳调。 上下片领格字用去声,领下三言三句。下片第一、二句,一般和上片平仄相同并押韵,然亦有并以仄收不押韵。东坡此词可为定格之典范。在韵律上此词虽不如《行香子·过七里濑》优美,但也很不错,尤其是“隙中驹,石中火,梦中身”,“一张琴,一壶酒,一溪云”两段排比,很有韵律美。
人生苦短,怀才不遇,建功无望,入仕之时亦生退隐之心,这是古代文人普遍的矛盾。于是有花间的沉沦,有避世的归隐,而苏轼是豪放达观之人,“且陶陶、乐尽天真”,似乎忘掉了人生的烦恼。此词虽在一定程度上流露了作者的苦闷、消极情绪,但“且陶陶、乐尽天真”的主题,基调却是开朗明快的。而词中语言的畅达、音韵的和谐,正好与这一基调一致,形式与内容完美地融合起来。据宋人洪迈《容斋四笔》所记,南宋绍兴初年就有人略改动苏轼此词,以讽刺朝廷削减给官员的额外赏赐名目,致使当局停止讨论施行。可见它在宋代文人中甚为流传,能引起一些不满现实的士大夫的情感共鸣。
陈藏一《话腴》:“赵昂总管始肄业临安府学,因踬无聊赖,遂脱儒冠从禁弁,升御前应对。一日,侍阜陵跸之德寿宫。高庙宴席间问今应制之臣,张抡之后为谁。阜陵以昂对。高庙俯睐久之,知其尝为诸生,命赋拒霜词。昂奏所用腔,令缀《婆罗门引》。又奏所用意,诏自述其梗概。即赋就进呈云:……”进呈的就是以上这首词。“阜陵”即宋孝宗赵构,阜陵名“永阜陵”,所以南宋人以“阜陵”称孝宗;高庙即宋高宗赵构,构庙号“高宗”,后人因以“高庙”称之。赵构退位后居住在“德寿宫”,因而宋人或以“德寿”代称宋高宗。赵昂的这首词,是应宋高宗之命而作的,是一首“应制词”;以咏“拒霜”(即“木芙蓉”,或称“地芙蓉”、“木莲”等)为内容,因而它又是一首咏物词。《话腴》又载:高宗看了这首词,十分欣赏,不但赏赐给赵昂不少银绢,还叫孝宗给升了官。
按照过去的惯例,“应制”的作品,往往是为统治者树碑立传的,存有较明显的阿谀奉承的痕迹的。这首词却不然。那么,宋高宗为什么还对它情有独钟呢?
词的上片集中描绘芙蓉花盛开时的景况,虽显得有些质实,但词人笔锋一转,逗出几分空灵。下片写与美人的对比中,进一步描绘出芙蓉花的形象和神韵。该词章法严密,笔意雅秀,构思精巧。
这首词的咏物技巧比较高。它处处紧扣住拒霜的特点,多方面着笔,务求尽善尽美。从拒霜的生长习性上看,它多丛生在水边潮湿之地,所以词的起句便说:“暮霞照水,水边无数木芙蓉。”用“木芙蓉”应“拒霜”,点题;用“水边”交代其生长习性;用“无数”交代其丛生的特点;用“暮霞照水”作背景烘托,而且这个背景天光水色,色采斑斓,美不胜收。拒霜在秋冬间开花,所以词中先用“楚天空迥,人立西风”透露出一派秋意,然后在下片中紧接着用“秋色”再次点明秋的季节。着墨更多的是写拒霜花。词的上片,写了三段时间中的拒霜花形象:“暮霞”两句,是暗写晚霞映衬下的拒霜花。“暮霞”在这里既是写霞,其中也包括着花,只是花的形象没有明写,而是让读者从“暮霞”的色彩中去联想。当然,“暮霞”也可以理解为就是写花,“暮霞”只是个比喻,而以“木芙蓉”揭示这个比喻的实体。这里取前者。“晓来”一句是写早晨带露的拒霜花,用“轻红”略点花的实质形象。拒霜花有粉红、白、黄等颜色品种,作者这里只取粉红一种。粉红而经“露湿”,更加娇嫩,故曰“轻红”。
“十里”两句,是用浓笔重彩正面写日转中天时拒霜花的形象。“十里”极言其多,承“无数”而来:“锦丝步障”,写艳阳之下,繁花漂亮无比、簇如屏幕(“步障”即屏幕)。这使读者想起了王恺与石崇争斗豪华的场面:王恺“作紫丝布步障碧绫四十里”,石崇则“作锦步障五十里以敌之”(《世说新语·汰侈》)。这里则是拒霜花组成的“步障”,而且随着太阳的转移,花影也随之变化,作者用花影的“重重”,再次写花之多。看来,作者善于选择描绘的角度。
这三层写花,笔墨由简入繁,由侧面烘托而至正面描绘,然后再加以侧面烘托。但用笔都比较朴实,而且越来越实。作者为了挽救这个危险的趋势(质实为词家一忌),把笔锋一转,写出了“向楚天空迥,人立西风”两句,亦花亦人,笔调一变而为沉着潇洒而又不乏空灵之气,遂使全词风格大变,从而逼近了上乘作品的行列。词的下片,继续写拒霜花,但笔法与上片的正面下笔完全不同。下片乍看好像写美人,实际上是通过写美人而达到进一步写花的目的,把花写得完美无缺。过片承“西风”句立意,写秋色浓于愁,貌似借秋兴叹,实际上是引出再次写花。白居易诗云:“莫怕秋无伴愁物,水莲花尽木莲开。”(《木芙蓉花下招客饮》)所以写秋愁正是为了引出这个“伴愁物”来。
这个“愁”字来得贴切巧妙,也很重要,其意一直贯串到“教妾若为容”。“寂寞”以下四句,皆写“粉黛”(即美人)之愁。“寂寞”、“妆慵”以至“惆怅”,皆是其“愁”的情态表现:“施朱太赤”、“教妾若为容”,则是“愁”的原因所在。美人总是要与花争艳的。这里,美女们看了拒霜花,自己感到不好打扮了,不施“朱”(红色)固然不可,而施朱则“太赤”,不管怎样,总是打扮不出拒霜花的那种粉红来。“教妾若为容”,是屡经打扮而总不能与花比美的愁叹,所以只有“妆慵”与“惆怅”了。这几句虽从杜荀鹤《春宫怨》诗化出,甚至还借用了宋玉《登徒子好色赋》“施朱则太赤”的成句,但写得却自有新意。
古典诗词中总喜欢以花写美人,如“梨花一枝春带雨”(白居易《长恨歌》)、“此度见花枝,白头誓不归”(韦庄《菩萨蛮》)、“一枝娇卧醉芙蓉”(阎选《虞美人》)等等;美女在花面前,总想比并一番,而且总有一种稳操胜券的骄傲,如无名氏《菩萨蛮》:“含笑问檀郎,花强妾貌强?”黄简《玉楼春》:“妆成挼镜问春风,比似庭花谁解语?”这里则以美人写花,并比之下,美人却甘拜下风,临镜不知所措。拒霜花之美,由此可以想见了。这是个很成功的比拟。词的结句“花易老、烟水无穷”陡转一笔,一反愁怨可掬的娇态,别开新意,花光尽而烟水来,以烟水之无穷弥补花的易老,把人引入一个高渺阔大的境界。这种结句,大有云水迭生、柳暗花明、余味无尽的优点,正是深得词家三昧之处。宋高宗也是擅长写词的人。这首词既然有如此多的好处,他看了当然高兴。
从咏物词的发展史上看,这首词也是值得称道的。两宋都有咏物词,但却有不同。就总的倾向说,北宋少而南宋多,宋末尤多;北宋咏物词往往有浓重而明显的抒情成分,南宋则渐趋冷静以至隐晦,这当然与其时代气质有关系,也与咏物词自身的发展过程密不可分。
这首词的作者赵昂,处在南宋初期,这首词也处于咏物词由北而南的过渡时期中,就咏物与抒情的比重上看,其咏物成分显然增多,而北宋的借物抒情的特色则明显减少。应该说,它预示了南宋咏物词的发展趋势。这一点,在鉴赏这首词的时候,也是应当注意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