此组曲抒写采莲女的生活和爱情,格调清新可喜。第一首曲子细致地描摹了采莲女的美貌,第二首曲子塑造了一个容貌华丽的采莲女的形象,第三首曲子从采莲女的角度抒发了对心上人既思念又怨恨的复杂心情。前两曲似是男对女唱,后一曲似是女唱。
第一首曲子细致地描摹了采莲女的美貌。曲子开头,作者观察细致入微,运用白描的手法,整体勾勒出采莲女的形象。“采莲湖上采莲娇,新月凌波小”,“新月”形容采莲女眉之细长,为静态描写;“凌波”形容采莲女脚之小巧玲珑,为动态描写。这一静一动,形神兼备,写出了采莲女的绰约风姿。接下来,作者采用追忆的方法,回想当年与美人初次相逢时对花酌饮的美好情景,不禁发出了如此的赞叹:“那妖娆,殢人一笑千金少。”作者没有直言女子一笑倾城倾国,而是用具体的“千金”来衡量,使女人的美艳姣容更加形象生动。下面“羞花闭月,沉鱼落雁,不恁也魂消”进一步夸赞了女子的花容月貌,令人销魂。作者将女子美貌置于自然之中,以“花”“月”“鱼”“雁”这四种大自然中的美丽景物作比,避免了作呆板的刻画,更能写出采莲女的美丽、娇媚。作者将采莲女置于湖上采莲的大背景之中,在动态中描摹,人与自然融为一体,相映成趣,一个清丽脱俗、秀美灵动的采莲女就这样浮现在读者眼前。
第二首曲子塑造了一个容貌华丽的采莲女的形象。“采莲人唱采莲词,洛浦神仙似,若比莲花更强似”几句刻画了采莲女美丽的容颜。她轻摇着船儿,轻唱着歌儿,从湖中心翩然而至,如洛神一般美得无与伦比。她长得体态轻盈柔美像受惊后翩翩飞起的鸿雁,身体健美柔曲像腾空嬉戏的游龙;容颜鲜明光彩象秋天盛开的菊花,青春华美繁盛如春天茂密的青松。“那些儿,多情解怕风流事。淡妆浓抹,轻颦微笑,端的胜西施。”她姿态奇美,明艳高雅,仪容安静,体态娴淑;情态柔顺,宽和妩媚,用语言难以形容,浓妆艳抹都能把她衬托得恰到好处,不管是微蹙双眉还是浅然一笑都是风情万种。她明丽耀眼如清澈池水中婷婷玉立的荷花,和名震天下的大美女相比也更胜几分。这首曲赞美采莲女的美貌,既有正面夸赞,又有侧面烘托,将采莲女的容华刻画得淋漓尽致。文辞明快自然、清丽婉约。文中美若天仙的采莲女引发了无数对美的想象。
第三首曲子从采莲女的角度抒发了对心上人既思念又怨恨的复杂心情。“采莲湖上采莲人,闷倚兰舟问,此去长安路相近”几句交代了地点和人物。虽然采莲女在湖上采着莲,面对碧湖蓝天,莲花朵朵,莲叶田田,可是她却心不在此,而是“闷倚兰舟”。一个“闷”字,渲染出了女主人公怅惘无奈的心绪;而又一个“倚”字,更加烘托出女子惆怅时懒散无力的情态。她无精打采地倚在船头,默默的流水更增添了她的惆怅,她不禁暗自感叹:从这里到长安,果真隔得那么远吗?接着“恨刘晨,自从别后无音信”解释了采莲女心中惆怅的原因——她在思念着远在长安的心上人。自从他离开之后,杳无音信,爱恋与思念在漫长的等待中掺杂了愁苦与怨恨。这里引用刘晨的典故也是透着微微的担心,害怕他流连花花世界,贪图享乐而一去不返。“人间好处,诗筹酒令,不管翠眉颦。”接着上句具体描写采莲女的担心:心上人会不会只顾享受外面世界的精彩,吟诗作对,寻欢作乐而流连忘返了呢?完全忘记了家中苦苦等待他的采莲女。家里的人儿为他茶饭不思、愁眉不展。这首曲子采用了白描的手法,真实细腻地刻画出采莲女的心理活动。曲的前半部分着重抒发女主人公惆怅寂寞之情,后半部分则是思念不成,由爱入恨,感情起伏变化真切自然。曲中的语言也极具特色,恰如其分地使用了口语,通俗易懂,也直抒胸臆,更真实地表现人物形象,塑造人物性格。
前两曲,似是男对女唱。当年相逢花间,对花酌,对花饮,采莲女在他的眼中,就是沉鱼落雁、羞花闭月的洛浦神女宓妃,就是倾城倾国的越国美女西施,敌不住那人一笑,“不恁也魂消”。后一曲,似是女唱。这里的采莲女借刘晨指曾与相恋的男子,“自从别后无音信”,大概是迷恋上了长安的好去处,在那里“诗筹酒令”,乐而忘归,全不管自己“翠眉颦”。
《隆中对》就是写刘备前去拜访诸葛亮,请诸葛亮出山为他出谋划策。文章通过隆中对策,给读者塑造了诸葛亮这个具有远见卓识的政治家和军事家的形象。他善于审时度势,观察分析形势,善于透过现状,掌握全局,并能高瞻远瞩,推知未来。作者对诸葛亮这个人物形象的塑造,是逐步深入地完成的。
文章开头写他“躬耕陇亩,好为《梁父吟》”,就颇耐寻味。“躬耕陇亩”,并不是简单地写他亲自耕作,而是着重说明他隐居于田野。于此读者可以想到,一个负有卓越才识的人而隐居不仕,必有重重忧事在心。而“好为《梁父吟》”,就正含蓄地揭示了这个问题。《梁父吟》,是古歌曲,是一首流传在齐鲁之间的感慨时事,忧伤战乱的歌曲。诸葛亮吟诵这首歌曲,在于借古抒怀,以表达他感伤乱世的思想感情和对军阀混战的不满。作者用一“好”字,说明他并非偶尔一吟,可见其感慨之深。“身长八尺”,是外貌描写。但从这堂堂仪表的外貌描写里,不仅为了显示人物的魁伟英俊,而且也在于揭示人物的内心世界。所以作者接着写他“每自比于管仲、乐毅”,这就更看出他不同于芸芸众生。管仲,是春秋时期辅佐齐桓公“九合诸侯,一匡天下”,成就霸业的显赫一时的豪杰。乐毅,是战国时期燕昭王的国相,曾率五国之师伐齐,拿下齐国七十余城,迫使齐王狼狈出奔的英雄。诸葛亮“自比于”他们,说明他和他们一样胸怀大志,决非庸人一流。对诸葛亮的自许,客观上也有不同的反响,对此作者也着意作了交代。“时人莫之许也。惟博陵崔州平、颍川徐庶元直与亮友善,谓为信然”。这里说的“时人”,自然是指当时社会上的一般人。他们“莫之许”,并不说明他才能低下,平生无大志,恰恰说明他深沉的性格特征,说明他不是那种夸夸其谈,锋芒毕露的人,而是一个声闻不彰,谨慎从事的人。因而不被“时人”真切了解,那是很自然的事。至于了解他的,与他“友善”的崔州平和徐庶,则完全承认诸葛亮的自许是符合实际的,决非妄自尊大。接着写徐庶向刘备推荐他,更见出他的神采非凡。徐庶说:“诸葛孔明者,卧龙也,将军岂愿见之乎?”他用“卧龙”一语,对诸葛亮作了崇高而又形象的评价。在封建时代,“龙”是被神化了的四灵之长,用“龙”来比喻诸葛亮,在当时可算是最高不过的评价了。然而又用一个“卧”字,说明他虽有卓绝的才干,却是英雄无用武之地。这又与文章的首句“亮躬耕陇亩,好为《梁父吟》”作了有机地呼应。“思贤若渴”的刘备听得有这样一个“卧龙”式的人物,自然是求之心切了。于是便脱口说出“与君俱来”。可是他并不了解诸葛亮决不奉迎以求闻达的为人,所以徐庶接着说:“此人可就见,不可屈致也。将军宜枉驾顾之。”这不仅把诸葛亮那种决不屈身俯就的品质和至高无上的尊严写了出来,而且也为刘备屈身亲往隆中求见诸葛亮作了铺垫,制造了气氛。刘备屈驾求见诸葛亮,“凡三往,乃见。”这既是对刘备是否真诚求贤下士的观察和考验,同时也是对诸葛亮自许甚高,决不轻易结交出仕的再次揭示。刘备“凡三往”求见诸葛亮,这就完全可以证明刘备的求贤下士是出自真心诚意,诸葛亮这才同他相见。刘备“三往”,旨在讨计问策,以成就大业。问策之前,刘备先“屏”去左右人等,这就进一步说明,他们虽然只是初次相见,但决非一般的往来酬酢,弄得如此机密,想必有大事相商。事实也正是这样。刘备“屏”去左右之后,首先从“汉室倾颓,奸臣窃命,主上蒙尘”的天下政治形势说起,表露他对汉室江山倾颓,皇帝遭到挟持的深切忧伤,以及对奸臣(主要指曹操)窃取政柄的强烈不满。接着又以十分谦逊的口吻和坚定的态度述说了自己“兴汉除奸”,“欲信大义于天下”的平生抱负。最后诚挚恳切地提出咨询,向诸葛亮求教,从而引出诸葛亮的对策。诸葛亮对策,是本文的重点,也是集中刻画诸葛亮这个卓越的政治家和军事家形象的重点。
诸葛亮在对策中,为刘备成就蜀汉大业规划了一条明确而又完整的内政、外交政策和军事路线,相当周详地描绘出了一个魏、蜀、吴鼎足三分之势的蓝图。这个蓝图,是建立在对现实进行科学分析的基础之上的。刘备后来就是基本上按照这个政治方案建立了蜀汉政权,形成了天下三分的政治局面。
从写作上看,本文的层次极为清晰,结构十分谨严。作者自始至终围绕着诸葛亮对策这个中心思想,围绕着诸葛亮这个人物形象进行叙写议论。作者先写“隆中对”前,次写“隆中对”时,后写“隆中对”后,结构布局一目了然。写“隆中对”前,采用了正面叙述的方法,写出了人物的生活、思想、交游及其社会声誉,这就粗略地勾勒出了诸葛亮其人的与众不同。继而又从侧面加以叙写,通过徐庶的荐举和刘备的屈驾“三往”,进而衬托出诸葛亮的才质非凡。这就为诸葛亮对策作了铺垫,制造了气氛。先有刘备之请,而后有诸葛亮之对,自然是顺理成章。如果说隆中对前,是通过作者的叙述和他人的反响来突出诸葛亮的高明的话,那么隆中对时,则是让人物自己登场现身说法,进行具体论述,从而更雄辩地展示人物的高明。基于诸葛亮对天下形势深刻观察和科学分析,把自己的对策作了有条不紊地论述。如前所述,他先论“不可争”与“不可图”,次论“可争”与“可图”,最后写“争”与“图”的具体步骤和规划,沿着事物本身发展的规律,由近及远,层层递进地阐述了自己的见解,这样写来,既精辟地论述了当前形势,又推断了将来的发展趋势。在论及建立根据地时,什么地方适宜,什么地方不适宜;什么地方先“图”,什么地方后“图”,谈得一清二楚。在论及统一大业时,先谈对内、对外等多方面的准备,后谈如何进攻,思路也十分清晰。而文中所写隆中对后的反响,不论是对人物形象的刻画,还是从文章的结构来看,都是一个有机的整体。
本文语言的概括精练,也达到了相当完美的高度。诸如写“亮躬耕陇亩,好为《梁父吟》。身长八尺,每自比于管仲、乐毅。”仅仅用22个字,就把诸葛亮的生活状况、思想状貌、体躯外貌以及生平抱负勾画出来。再如诸葛亮对策后写刘备的反响,只用一个“善”字,就把刘备对诸葛亮的高度评价和他此时此刻的心境写了出来。而当关、张“不悦”时,刘备仅用“孤之有孔明,犹鱼之有水也”这个通俗易懂的比喻,生动形象地道尽了他们之间不可分割的亲密关系。而其中似尽未尽的深刻内容,留待读者去寻思玩味。再就全文来看,篇幅也极为有限,然而却能把对策及其前前后后写得那么广阔,分析得那么透辟,论述得那么周详,也是难能可贵的。足见本文言简而意赅,文省而深刻的特色。《三国志》被时人誉为“善叙事,有良史之才”,于此可见一斑。
《跂乌词》作于柳宗元初贬永州不久。在此诗中,诗人借助于跂乌形象婉曲而真实地展示自己坎坷的人生遭遇和凄苦心灵创伤,描绘出一副令人心恸的自画像。通过此诗,可以深入地窥视柳宗元的内心世界,准确地把握他初贬永州时的创作心态。这不仅对读者欣赏他的寓言诗帮助不少,而且对全面地了解柳宗元和他的整体作品也大有裨益。
在这首诗中,诗人叙述了一只受伤乌鸦的落魄遭遇和打算未来避祸自保的寓言故事。全诗的内容可分三层。第一层,群乌和乐图。当旭日升起时,一群乌鸦在城头上空飞翔,哑哑地鸣叫着、争抢着飞向那朝阳的树枝,享受着阳光沐浴的温暖。它们梳梳羽毛、舒展舒展翅膀,显得那样的舒坦、惬意和快乐,似乎幸福的时光全属于它们了。于是它们对不幸的跂乌评头品足的大加议论起来,并伴有几分嘲弄和幸灾乐祸。这层对全诗来说,既交代了跂乌落魄的原因和背景,又显示出了跂乌同群乌命运的巨大反差。第二层,叙述跂乌落魄的原因和惨状。原因有二:一是志向太高,招致太阳里的三足乌的嫉妒,使其足病。二是损人害己。因抢夺别人的既得利益,为人所伤。因而处境狼狈,只能告别展翅高翔的蓝天,口衔树枝艰难地在低矮的树丛中跳跃。还须时时提防泥涂中蝼蚁和栋梁上的燕雀偷袭和伤害。这层是全诗的重点,集中描述了跂乌的落魄之状。第三层,跂乌所思。面对着环视的敌手,自己已经丧失了搏击长空的能力,与其受辱于敌手,不如效法支离和无趾,全身而退,以求自保。此层进一步写跂乌由身体的伤害到精神的伤残,加浓此诗的悲剧色彩。
这是一首寓言诗,作为寓言诗,最本质的特征是托物寓意。首先,须看所托之物与所寄之意能否融为一体。其次,要求所寓之意真实。因为“意”是寓言诗的关键、生命和灵魂,“物”之不过是其载体而已。如果没有灵魂,寓言诗同平庸的写景诗和咏物诗就没有了差别。欣赏寓言诗,关键是对所寓之“意”的真实性的把握。再次,对“意”的表达方式是否幽深婉曲,尺度适当。太直则成为了咏怀诗而显得浅露,太曲易变成朦胧诗而不知所云。此诗成功地处理好了这几种关系,因而具有特殊的魅力。
形象鲜明、生动真切是突出特征之一。在“跂乌”这一形象中,诗人寓于了作者真切的经历、遭遇、感受和悲愤。这一点是十分明显的,读者从群乌对跂乌受伤原因的议论中得到的答案是:志高和损人。这两点正是柳宗元遭贬的直接原因。他年少精敏,志向高远,再加之仕途通畅,三十来岁就成为了朝廷中的决策要臣,这使他的从政理想变得更加狂热和高远。他立志革除一切社会弊端和痼疾,再现盛唐的繁荣景象。正如“群乌”所言“慕高近白日”。结果势必引起政敌的嫉妒。再就是它们的革新的措施,就更严重的损害了既得利益者的权利。如废除宫市、收回宦官特权、削弱藩镇势力和惩治贪官污吏等等,在“群乌”的眼中都是些“贪鲜攫肉”的损人行为,自然要遭到群起而攻之。这些都是柳宗元的真实遭遇。过激的革新立即招来了宦官、藩镇势力和朝官的反对派里外呼应的联合进攻,拥立太子李纯,强迫顺宗退位,严惩革新派骨干,在磨刀霍霍、刀光剑影的疯狂围攻下,其结果岂止是伤痕累累。另外,如和乐的群乌、窥视的蝼蚁和燕雀,正是政敌们弹冠相庆和仍将继续落井下石置人死地的丑态的传神刻画。他的好友韩愈写的《柳子厚墓志铭》和《唐书》本传看法是一致的,认为柳宗元落魄主要是“少时嗜进,谓功业可就”,“不自贵重顾藉”,得罪权贵所致。而“名盖一时”、人“畏其才高”又是久贬不用的根本原因。朋友之说的真实性和史书记载的权威性,足以说明了柳宗元落魄原因的真实性。所以韩醇《诂训柳集》说《跂乌词》是“用寓言之体”,“显以自况”。跂乌形象的真实,就是艺术地再现诗人经历的真实。
凄婉哀怨、悲壮刚强是此诗的又一特色。柳宗元在落魄的跂乌身上寄予的情感,也是自己那段特殊时间内的特殊情感的表现。失势的跂乌面对险恶的环境,他选择了效法支离无趾、避祸全身。这正是柳宗元内心矛盾、苦闷、彷徨和恐惧之情的真实表现。现代人大可不必去责怪柳宗元过于消沉、妥协和退却,也不必要求他当时为何不一直斗争到底、视死如归、气贯长虹。其实,谁都知道任何顽强的斗士,不可能内心没有丝毫胆怯和软弱。因此,柳宗元非但无可厚非,反而更让人敬佩他有敢于袒露真实内心的勇气。当时的柳宗元没有选择余地。一夜之间的命运逆转,不得不扶老携幼,从京城来到永州。到后的水土不服、亲人病逝、多病缠身,人身攻击的恶语、用心险恶的诽谤,还有那“不在量移之限”的一纸诏书,打击一个接一个的劈头盖来,柳宗元的前途几乎被全部封杀。伴随而来的还有那令人窒息的孤独和寂寞。对于这种远远超出肉体和心理承受能力的伤害,迫使他与佛门有了亲密的接触。“一生几许伤心事,不向佛门何处销”。在这条王维当年选择的道路上,柳宗元又蹒跚地行走着。当然,佛门并不是不幸的真正的避难所,暂时的安慰无法治愈永恒伤痛。这大概是前人众口一词的认同柳宗元的作品以哀怨、凄婉为感情基调,深得骚人之趣的原因吧。在柳宗元的集子里,处处可以强烈地感受到那种“常积忧恐”、“恒惴栗”的情感涌动。周昂在《中州集》中的《读柳诗》一诗写道:“功名翕忽负初心,行和骚人泽畔吟。开卷未终还复掩,世间无此最悲音。”乔亿的《剑溪说诗》更是明确指出《跂乌词》“恻怆动人”,情感哀怨。刘克庄认为“可悲而泣”。因此,《跂乌词》所表达出来的凄婉哀怨,是柳宗元当时最真实的情感。不过,在悲切中还夹有一点悲壮。跂乌的昂首,正是张谦宜评柳诗时所说的“矫矫凌人意”,“毕竟不平和”。
物我一体、婉曲含蓄是此诗表现手法上的特色。在《跂乌词》中,柳宗元以高超技巧,展示出寓言诗的魅力。全诗无一不在说跂乌,又无一不在言自己,真正做到了物我难分。这种效果的取得,首先在物的选择上,诗人以跂鸦为意的寄托物,是很有深意的。它具有多层含义。一方面,乌鸦是不吉祥的小动物,给人的印象是多嘴惹祸、制造麻烦、没有婉转动听声音,常常被人指责。柳宗元的革新中的言行举止,被众臣视为“怪民”,群起攻之,这点与乌鸦十分相似。当然,群乌给柳宗元的印象也是一样。这就缩短了物与人之间的距离,启动了读者的想象。另一方面,跂乌又是令人同情的弱者,它那伤残的躯体、危险的处境以及惶恐退避的心理,读者更易锁定被贬的柳宗元。其次,在跂乌的刻画上传神而深刻,作者舍弃外貌描绘而直达其神。突出的只是落魄过程和此后的感受,及避免了浅直之弊,其婉曲之美、含蓄之韵,使物我浑然一体。
总之,《跂乌词》不仅集中地体现了柳宗元的寓言诗的特点,而且代表了柳诗的主要风格——凄婉哀怨。也是深得楚骚精髓之佳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