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是一篇人物传记,讲述了秦士邓弼的事迹和遭遇。文章通过几个富有特征的情节,描绘出邓弼这样一个身怀绝技、勇猛无敌而又博学多才、豪爽狂放的英雄形象;同时也写出了邓弼怀才不遇、报国无门、老死林泉的悲剧一生。它含蓄地揭示了封建统治者埋没人才的客观现实,寄寓作者为国惜才、为有志之士不得重用抱不平的内心愤慨。全文笔墨酣畅淋漓,人物形象虎虎有生气。
文章开始的时候仅交代邓弼字伯翊,秦人,这一笔也是因为点题所必需,其他更具体的年里籍贯、家世出身,一概略而不书;接着只“录”其所必“录”,即行事、性情、才力等几方面的富于传奇色彩、足以耸人听闻的事迹,浮雕似地凸现其形象和性格,邓弼即呼之欲出。从主要方面看,邓弼以孔武有勇力闻名秦中,他当然是一个“武士”。第一段的概括介绍即从“武”的方面落墨,写他“身长七尺,双目有紫棱,开合闪闪如电,能以力雄人”。随手用两个例子说明“能以力雄人”:一是能徒手分开斗牛,“拳其脊,折仆地”。二是能抬起“十人舁弗能举”的市门石鼓,并“持之行”。邓弼一出场便身手非凡,他的勇武足以使人刮目相看。但他好使酒任气,以至人见辄避,人们对他抱有“狂生不可近,近则必得奇辱”的成见。极简略的文字,从邓弼的外形写到勇力最后交代其使酒任气,突出其性格中的一个“狂”字。
然而这篇传叙文字最出色之处在于中间的主干部分刻画邓弼的“武戏文唱”,写他的“亦狂亦侠”、“允文允武”。以文事写武力,使邓弼成为中国武士传记中别具色泽又熠熠生光的形象,令人耳目一新。
主干部分一共可以分为两大段。
第一大段写邓弼独饮娼楼,强迫萧、冯二生登楼共饮,并以其博学多才折服二生的精彩情节。萧、冯二生“素贱”邓弼为人,不愿登楼同饮,邓弼以“杀人”相胁迫,二生不得已而从之。酒酣耳热之余,邓弼竟然提出为了“少吐胸中不平气”,请二生面试文才,“四库书从君问,即不能答,当血是刃”。两生“遽摘七经数十义叩之”,“弼历举传疏,不遗一言”。经义之不足,再以史事辩诘之,邓弼对于历代史,上下三千年,“纚纚如贯珠”。这样的奇事,发生在一向“以力雄人”的邓弼身上,简直匪夷所思。他竟然能以文事上的博学多识折服素来贱视他的萧、冯二生,使“素负多才艺”的二生“相顾惨沮”。
这一场文唱的武戏开始时,邓弼强牵二生入娼楼,二生“力拒之”,邓弼口出不逊,竟以白刃相要挟,其后旁若无人“呼酒歌啸以为乐”,酒酣之后,“解衣箕踞,拔刀置案上”,都使人感到充满浓烈的火药味,时时有爆发一场全武行的可能。作者笔下营造了剑拔弩张触即发的态势,使人以为其后邓弼必然是使酒任气,挥拳捋袖,而结果必然是鼻青脸肿,盘碎杯飞。谁也料想不到这场武戏的发展竟是文唱,二生当场考较起邓弼的经史之学,而折服他们的居然是邓弼的文事而不是他的武功。这里的行文叙事,以构成鲜明的反差出奇制胜,使人叫绝;用热辣火爆的“武打”气氛烘托经史答问的潇洒优雅,文笔逆折回旋而各极其致。允文允武、文武全才、经史满腹却又不脱武夫本色的邓弼,便鲜蹦活跳地出现在读者面前。至段末,作者似故弄狡狯地为这场武戏文唱作出不是解释的解释说:“归询其所与游,亦未尝见其挟册呻吟也。”邓弼的文才竟似不读书而得,生与俱来。这就为邓弼平添了几分神秘感,文章也因之更加摇曳多姿和引人入胜。
主干部分的第二大段写邓弼以干云的豪气,无双的才调,“造书数千言”,登门求见德王,企图为世所用,在那儿受到文武两个方面的考验。邓弼求见,德王府的“阍卒不为通”,他“连击踣数人,声闻于王”,这是典型的邓弼风格。而当与德王见面“弼盛气曰”一段写的是邓弼的识见、吐属和抱负之不凡。仅就其自动请缨的非凡声口与风发意气而言,这类似于金殿对策的一段文字,便足以抒发邓弼的胸襟抱负,而使德王刮目相看。作者着意铺排这段文字,也是想写出邓弼不仅胸罗经史,而且他对于国家政治的重大问题有独具的识见。文事武略,才调抱负,至此而臻于完满,德王不免竦然动容。
下面德王想亲试邓弼武勇才力的一段问答,便以极快的节奏自然跳跃而出。三项问答,一问“解持矛鼓噪,前登坚城乎”,二问“百万军中可刺大将乎”,三问能否“突围溃阵,得保首领乎”,这包含了作为勇士或将军能攻能守,宜进宜退,善于进击亦善于自卫等几项基本素质。德王问得出色,邓弼回答只三个“能”字,简截明快,略无顾瞻,显示了他的自恃自傲和胸有成竹。作者刻画邓弼的这一段经过精心取舍的文字和经过精心结构的情节,完全达到了预期的目的,虎虎有生气又跃跃欲一试身手的邓弼已经被作者的一枝笔挤逼到非大打出手不可的地步了。
这篇传记只是在开始时略述邓弼的武勇,其后便是武戏文唱,有时密云不雨,有时旁笔作势,始终将他武勇无双这一主要特点藏锋不露,摇曳作态而又步步逼进,最后终于逼出邓弼一展武勇的惊心动魄的场面来。德王部署善槊者五十人,驻马于东门外,邓弼单骑双剑闯阵。武打场面写得颇为精彩,并无落到实处的格斗文字,只写邓弼的“虎吼而奔”和“双剑飞舞”,绘声绘影,极具光彩。“虎吼而奔”使五十骑“人马辟易五十步”,“双剑飞舞”的光影中,则只见“斫马首堕地,血涔涔滴”。作者在真正面临武戏武唱时,仍然能驾驭自己的生花妙笔,采用烘云托月和侧笔旁敲,避开吃力不讨好的正面格斗描写,以寥寥数十字,绘写出了邓弼凛凛若神的武勇,至以五代名将铁枪王彦章相提并论,使千古后人读此,仍不免心魂俱震,宛如亲历。
最后一段是全篇归结和顿挫。邓弼其人狂且侠,武而文,胸襟磊落,才调不凡,德王上章论荐,只是因为“丞相与王有隙”而“格其事不下”。邓弼失望之余,自叹“命也,亦时也”,遁入王屋山为道士,后十年郁郁以终,下距元明易代豪杰并起不足二十年。这就非常自然地引出了作者的一番感慨,如同上文所言。
《秦士录》一文的格调就像它所描绘的邓弼一样,抑塞磊落而有奇气。传叙人物,截取情节,重在一个“奇”字;描摹人情,刻画个性,重在一个“狂”字;写武士武勇,笔墨却常常旁出“武”字之外,而代之以“武戏文唱”。“史官曰”唱叹有情,从邓弼其人的遭遇中沉淀出一股历史的失衡感和失落感,虽然不一定特别深刻,却也具有批判封建社会埋没人才的普遍性,引起读者深深的思索。这些都是文章的成功之处。
张孜生当唐末政治上极其腐朽的懿宗、僖宗时代。他写过一些抨击时政、反映社会现实的篇,遭到当权者的追捕,被迫改名换姓,渡淮南逃。他的诗大都散佚,仅存的就是这一首《雪诗》。
诗分三层:头两句为一层,点明时间、地点、环境;中八句为一层,揭露了“豪贵家”征歌逐舞的豪奢生活;后两句为一层,写“饥寒人”的贫苦。
诗以“长安”开头,表明所写的内容是唐朝京都的见闻。“大雪天”,说明季节、天气。雪大的程度,诗人形象地用“鸟雀难相觅”来说明。大雪纷飞,迷茫一片,连鸟雀也迷失了方向,真是冰天雪地的景象。这就为后面的描写、对比安排了特定环境。
以下,以“其中”二字过渡,从大雪天的迷茫景象写到大雪天“豪贵家”的享乐生活。“捣椒泥四壁”,是把花椒捣碎,与泥混合,涂抹房屋四壁。汉未央宫有椒房殿,乃皇后所居之室。这里写“豪贵家”以椒泥房,可以想见室内的温暖、芳香下华丽。
“到处爇红炉”两句,写室内的陈设。既然是“豪贵家”,他们陈设之富丽,器物之精美,自不待言,但诗中一一撇开,仅选择了“红炉”“罗幂”两件设施。“红炉”可以驱寒,“罗幂”用以挡风。红炉“爇(燃烧)”而“到处”,言其多也;罗幂“下”而“周回(周围)”,言其密也。这表明室外雪再大,风再猛,天再寒,而椒房之内,仍然春光融融一片。
“暖手调金丝”四句,写“豪贵家”征歌逐舞、酣饮狂欢的筵席场面:歌女们温软的纤手弹奏着迷人的乐曲,姬妾们斟上一杯杯琼浆美酒。室外雪花纷飞狂舞,室内人们也在醉歌狂舞,直至人疲身倦,歌舞仍然无休无止,一滴滴香汗从佳人们的俊脸上流淌下来。
诗的结尾,笔锋一转,“手脚生皴劈”,写“饥寒人”的手脚因受冻裂开了口子。这两句扣住大雪天“鸟雀难相觅”这一特定环境,是作者的精心安排。在这大雪飞扬、地冻天寒的日子里,“饥寒人”还在劳作不已,为生活而奔走,为生存而挣扎。这就提出了一个发人深省的社会问题。“岂知”,很有份量,不仅是责问,简直是痛斥。作者愤怒之情,表露无遗。
全诗采用对比的手法。诗人先写出长安城大雪纷飞的特定环境,再通过对在这一特定环境中“豪贵家”与“饥寒人”生活的对比突出主题,使主题鲜明。这种对比,是深深植根于现实生活的,和诗的内容取得了高度的和谐与统一。另外,诗人又采用了白居易在其讽喻诗中常常采用的篇末点题的手法。从数量上讲,诗人用了三分之二以上的篇幅描写富贵人家的宴饮,以三幅图画表现豪门贵族的糜烂生活:富家椒房图、罗幂红炉图、弦歌宴饮图。而在篇末仅仅用了二句点出富贵人家的对立面——“饥寒人”的苦况,可以想见“讥寒人”在鸟雀都“难相觅”的情况下会是怎样的情形,而这两句诗又赋予前八句诗以新义,指出“豪贵家”的奢侈享乐是建立在人民的贫苦的基础上,“豪贵家”的嘴脸也就更加可恶可僧了。诗人的态度是明确的,他十分憎恶那些在大雪天歌舞宴饮的“豪贵家”,无情地揭露他们,诗人把自已的同情投给了那些在大雪天痛苦挣扎的“饥寒人”,吟咏他们的痛苦,为他们请命,为他们歌唱。
上片写自己退隐的感受。既有喜也有怒,“怒”的是被迫闲居,“喜”的是离开朝廷是非地,这是后退一步的想法。起句破空而来,探寻什么事物能左右作者喜怒哀乐之情。这句词是从《世说新语》点化而来的。据《世说新语》引荆州民谣说:“髯参军,短主簿,能令公喜,能令公怒。”原意是说王恂和郗超多智术,能操纵桓温的感情,使其喜、怒。而此处只是借以提出问题,引出下面的叙议。“山要”二句紧承“何物”二字,阐述其喜怒的原因。言山要人来此居住,而人却要山没有意念。如果山没有意念,则和作者之心相同,便能使作者喜欢;反之,则会使作者愤怒。用拟人手法,表达了作者天人合一、寄情山水的强烈感情。“恰似”二句写自己闲居以来的思想状况。言其像“哀筝弦下齿”随着人弹奏力度之不同便发出或低或昂或喜或悲的声调一样,自己也随着客观事物的千变万化而产生“千情万意”,无穷无尽,反复不已,使自己长期处于矛盾痛苦之中,令人愤怒之极。
下片写对韩元吉的希望。换头写自己在带湖府第中建了一个“稼轩”,希望韩元吉能为它作篇序。韩愈有《郓州溪堂诗》,诗前有长序,记溪堂修建因由,并刻石于郓州,“溪堂韩作记”本意指此。洪迈曾为辛弃疾作《稼轩记》,韩元吉有无作记不见载籍,估计此处是因韩元吉与韩愈同姓,故连类而及,以便下文颂扬其文学才华。“今代”二句赞扬韩元吉文章写得好,元吉及其从兄可以和晋代著名诗人陆机与陆云相媲美。作者在《太常引·寿韩南涧尚书》词中说:“今代又尊韩,道吏部、文章泰山。”此处与之同意,都是称赞韩元吉文学成就之高。“老眼”二句写自己盼望心情之切。言其虽还没有见到韩元吉的佳作,自己已经沉醉其中,表达了作者对韩元吉的崇敬和喜悦之情,并对起句“喜怒”二字作出应有的回应,富有余味。由此词可看出辛词对题材的开拓,任何事情都可用词来表达,“词为艳科”的藩篱已不复存在。
全词叙述了自己落职闲居后的生活和喜怒哀乐,表达了作者对韩元吉的要求和希望,可谓千情万意,百感交集,但乐观仍为其基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