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封给曾巩的回信就是一篇研讨治学之道的说理文。文章首段围绕“佛经乱俗”这几个关键字,既交代了写信的缘由,也为下文的辩驳的展开作铺垫;接下来的第二段,作者并不急于反驳曾子固对自己的批评,而是宕开一笔,阐述自己的治学之道;第三段,作者正式转入对曾子固的反驳,提出“方今乱俗不在于佛”,而是由于世人沉迷功名利欲的观点。文章虽然篇幅短小,但语言简峭,逻辑严密,剖析深刻。
这封信的中心论题是围绕读经书的问题展开的。儒家经典是宋代知识分子必须习诵的读本,这是他们应试入仕途的敲门砖。王安石当然不可能例外。但是他认为读书不能局限于儒家经典的范围,而应该广泛涉猎,拓宽视野,“自百家诸子之书,至于《难经》《素问》《本草》诸小说,无所不读;农夫女工,无所不问;然后于经为能知其大体而无疑”。这里有两层含意,一方面他突破了儒家的传统观念,把“诸子百家”以及先秦时期的医学著作列为研读的范围;另一方面又注重实际调查,向有实践经验的农民、女工等请教,无所不问。这些独具只眼的议论,充分反映了作者的远见卓识。王安石正是从广泛接触并且咀嚼吸收传统文化中形成了自己独具的思想体系。
在这封信中,他为了进一步阐明自己的观点,不仅举出西汉扬雄对墨家、道家和法家的著作也无所不读而不受扰乱的事实,加以论证,使信中的立论更富有说服力,而且对曾巩所谓佛经乱俗的说法,简当精辟地阐明个人见解。他指出当今之世,乱俗不在于佛,乃在于学士大夫沉没利欲而不能自拔。由于作者洞悉时事,目光敏锐,因此这里所下的判断,可谓一语破的,言简意深。从表层来看,这是对曾巩来信的直截了当的回答,实际上是对当时士大夫尊经泥古、死读儒家经典章句的社会思潮的尖锐批评,因而具有较强的现实意义和战斗作用。
这封信的篇幅虽短,但写得理足气壮,不仅论据充实,说理透辟而有新意,而且首尾呼应,逻辑严密而无赘语,笔墨精练简明,体现了王安石散文峭厉严谨的风格特色。
第一首叙离别之感受。首二句极写自己之贫困与狼狈,在洛阳郊外作别,无俎豆陈列以相送,所乘之马既瘦又老,自感惭愧。后六句遥想小弟离别后的情景。先想象小弟过香炉峰时,身影落在鄱阳湖里,怀念小弟之情,蕴含在景物描写之中。其次想象小弟泊舟石镜峰的景况和心绪,长船雁云而停泊,四顾凄迷,又当石镜秋凉之夜,倍感孤寂。小弟值此情境,岂能不动乡情。无处倾诉,只能对月悲啼。
第二首言兄弟之情。此诗平仄交叉用韵,分成四段,结构齐整,层次井然。首四句写“别”,送别处的柳枝,挡住马头,道边的官槐发芽如兔目,此时此地将作千里之别,犹弟持此以易斗粟,也就是《左传》所谓“餬口四方”的意思。兄长无力维持家庭生计,弟弟年幼而远行谋生,真可悲伤,所以措辞很沉痛。次四句写“母心”,叙说老母思念、牵挂二子。二子一南一北,离家远行,故曰“脉断”。老母心里像悬挂着春线,牵挂两地。老母居室的树影,随月光转移,梦里见到江西的小儿。再次四句写“我”,兄长已经二十多岁,颇有髭须,辞家三年到京城任职,“索米王门”,却辞官而归,事业无成。最后四句写“忆”,承上文而来,既然一事无成,所以家庭冷落,荒沟积水,水光如刀,庭前老柳,已被蛀空。诗思又由眼前景转向远方“江干”,遥忆“江干幼客”小弟,年幼独自外出,令人忧虑挂念。这时忽然听到野外呼呼的风声,如人悲号,更令人感到无限悲伤。
这两首诗集中地表现出李贺与其弟离别的悲伤以及兄弟之间真切的情谊,同时也反映了中唐时期农村经济的凋敝。全诗感情真挚,情趣深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