此诗的前半写刘蕡冤谪而死。诗先不写自己的看法,而是从引述旁人的议论落笔。行路之人都在议论刘蕡遭贬柳州确是冤屈,都说他在贤良对策中的言论全是为着国家的中兴。言“中兴”而遭“冤谪”,可见蒙冤之深,难怪路人也在为之不平了。诗人借路人之口谈论冤谪,当然比直说更加有力。这不但表现了人们对刘蕡的同情和敬重,也从侧面反映了他们对宦官诬陷刘蕡的痛恨,对朝廷软弱昏庸的谴责。
下面两句接着引贾谊与公孙弘两个历史人物,写诗人对刘蕡之死的痛惜。两句是说:空自听说昔年贾谊被召回朝廷,刘蕡却被远谪柳州,客死异乡,不可能像公孙弘那样再次被举,受到重用了。此联用典妥帖,何焯特别称第四句“最为精切”(《李义山诗集辑评》)。“空闻”、“不待”二语,顿挫有力,透出诗人深感怅惋痛惜之情。
诗人视刘蕡为“师友”,而他竟死于冤屈,不能不使诗人伤心痛哭。五、六两句,即扣住题面,写诗人痛哭情状。刘蕡最后似死在浔阳(今江西九江)。诗人是在长安作此诗的。遥隔大江,只有频频回首南望,望空洒泪;天高难问,沉冤难诉,死不复生,惟有捶胸痛哭。长恸之后,痛定思痛,诗人回想起一年前与刘蕡在黄陵(山名,在今湖南湘阴)相别的最后一面。那时,正当刘蕡冤谪柳州,天空阴暗,春雪凄寒。结尾两句不但烘托着二人相别时的悲凄心情,且与诗人写此诗时悲痛欲绝的心境亦融为一体,留下不尽的哀思。纪昀说:“逆挽作收,结法甚好。”(《李义山诗集辑评》)
这首诗,整篇都浸透着诗人的泪水,贯穿着一个“哭”字:始则是呜咽悲泣,随后是放声痛哭,继而是仰天悲号,最后则又变为抽噎饮泣。读完全诗,仿佛诗人的哭声还萦绕在耳际。写法上,诗人把叙述、议论、抒情三者结合在一起。前面四句全是叙述、议论,但叙述中含着很强的抒情色彩。后面四句抒情,而结联于抒情中又含着叙述成分。如果全是叙述和议论,容易干枯乏味;如纯用抒情,又与引诗所写的具体内容不太相合,难于写出刘蕡的沉冤。此诗将这三者结合起来,使公义私情,都得到了充分的表现,从而增强了诗的感染力。
《弈喻》借事议论,用浅近易懂的事例,非常生动地说明了一个人观他人之失易、观自其之失难,应当“易地以处平心而度之”才能客观公正地评价客观事物的哲理。全文依事取譬,抽象事理,短小精悍,议论风生,能给读者以许多教益。
文章第一自然段生动简洁地叙述了一次观弈、对弈的经历。观弈时,作者对客是“嗤其失算”“欲易置之”“以为不逮已”;对弈时却是数子先失,中盘苦思冥想,终局惨败,最后落得个“赧甚,不能出一言”的结果。观弈和对弈时,作者对自其和对客人的棋技判断差距如此之大,这引起了作者的深思。“后有招予观弈者,终日默坐而已。”“默坐”正是作者弈败后冷静反思的表现。由此引出第二段发人深省的议论。以“弈”喻“学”,提出学者应辩证客观地看问题,要像下棋一样,多从对方的角度看,冷静地思考问题。这一段首先列举“今之学者”不正确的治学态度。“多訾古人之失”,“乐称今人失”,“多訾”“乐称”,形象地刻画了那些“能知人之失,而不能见吾之失”“能指人之小失,而不能见吾之大失”的学者的浮躁情态。然后提出作者的主张,看问题应当“易地以处,平心而度”。第三段,扣住弈棋情况深入一层议论,指出下棋的好坏有标准,大家能评判。事理方面的问题由于各人都认为自其正确,是非标准就难定了。“世无孔子,谁能定是非之真”,由此,作者指出:别人的短处,可能正是自其的长处;而自认为没有短处,却正是最大的短处,于人于其,都应该正确对待、全面评价,所以绝不应该彼此嗤笑。
在选材上,作者善于选择典型事例。“事实胜于雄辩”,能否选好事例,对于一篇说理文来说非常重要。《弈喻》类似今天的杂文,事例典型与否更是成败的关键。作者精心地选择自其的一次亲身经历,而且是ー次令十分难堪的经历,这本身就很容易警动读者。加上事例的前后对比十分鲜明,富于戏剧性,先是观人之失,作者从心限里瞧不起客人的棋艺;是见其之败,事实证明客人的棋艺比他高得多。这样有趣而严峻的事实,深刻的哲理已暗寓其中,不由得读者不接受。作者对事例的剪裁,也见功力。凡是与主题无关的,如棋场的气氛、客人的形貌、下棋的步骤等一概省去,而着重于反映作者的心理变化,并以此变化为线索,凸现整个事例。先是“其失算”,以为“不逮其”,后来对局,“予颇易之”,再后“予思益苦”,最后“予赧甚,不能出一言”,描写紧紧扣住主题,不枝不蔓。这为下文所要阐明的道理作了铺垫,使下ー段省去了许多抽绎引思的文字,文章自然就精练了。
在结构上,作者构思很精巧。三段之间跳跃性很大,每段前后并无任何关联词语,读来却丝毫没有接不上、梗阻不通的感觉。原因在于作者注意了文章的内在联系——道理的连接和发展,这也就是古人说的“文气贯通”。如前所分析的,作者在第一段落笔时,就已考虑到主题的需要,读者顺着作者的思路读完一段,虽不能说已得出第二段要揭示的道理,但至少已接受了作者的“暗示”,第二段跳跃再大,也不会觉得突然。第三段对第二段显然跳跃也很大,由于它是第二段哲理的深化和发展,即由讨论个人的得失到探求真理的得失,这是思维的合乎逻辑的发展,顺理成章,读者也会感到很自然。同时,在揭示哲理的方法上,全文均采取对比的方法。第一段将客与其对比,将客的失败其的失败对比;第二段是今人和古人对比,是自其的过失与别人的过失相比;第三段是把下棋和探求真理对比。由于方法的一致,文章也就显得脉络清晰,前后统一。另外,该文每段虽无关联词语,却注意了词汇的前后照应。三段文字的中心词都是“失”,这个“失”字的内涵是一致的,而它的外延却随着段落的变化而扩大,这是古代散文修辞的一个很重要的特点,既有助于加强文章的整体性,而又使它错落有致、含蕴无穷。
在语言方面,也可以看出作者的精心讲求。像“读古人书,多訾古人之失,与今人居,亦乐称人失”“然则人之失者,未必非得也;吾之无失者,未必非大失也”等句,对仗工整,道理在一正一反的比照中相对而出,十分醒目。对仗句用得好,不仅能使语言精练,句子含义丰富,而且由于上下文对比鲜明,读来朗朗上口,加之蕴含哲理,容易构成警句,加深读者的印象。
罗隐的这首《黄河》,表面上借用黄河的特点和典故来对其施以赋咏之辞,实则为借事寓意,对唐末昏暗的社会现实作了真实写照,尤其是大力抨击和讽刺了唐代腐败的科举制度,令士心为之一振。
首联“莫把阿胶向此倾”借意于庾信《哀江南赋》:“阿胶不能止黄河之浊。”其意云,即使用再多阿胶也无法将黄河之浑浊澄清,纯为徒劳无功之举,以此为喻,暗示当时科举取士之虚伪;“此中天意固难明”,当时奸邪当道,以曲求通之事举不胜举,谁能真正明了天意。将讽喻之矛头直指最高统治者,言论大胆而尖锐。
颔联“解通银汉应须曲,才出昆仑便不清”,以具体描述黄河之“曲”与“浊”来进一步描画科场黑暗之现实状况。黄河自古即有“九曲”之说,郦道元《水经注》曰:“黄河百里一小曲,千里一曲一直矣”,刘禹锡《浪淘沙》词有“九曲黄河万里沙”,宋郭茂倩《乐府诗集》卷九一高适《九曲词》解题:“《河图》曰:‘河水九曲。’”这里以黄河之“曲”通“银汉”为题,一语双关,所谓“曲”,表面上指黄河河道的蜿蜒曲折,实际上指科举考试中各种见不得人的不正当手段与途径,而“银汉”在古代诗词中常指人主或朝廷,这样看来,一般士人渴望投身仕途之途可谓难于登天,官场科举之腐朽不堪于此更可见一斑。后句中的“昆仑”是古人误解的黄河发源之地,“才出昆仑便不清”,从源头上就是“浊”,此中寓意显而易见,是对最高统治者的批判,也是对不公正社会的鞭笞。
颈联“高祖誓功衣带小, 仙人占斗客槎轻”,其间包含了两个典故,从具体层面上揭示了封建政治的腐朽。前者是汉高祖平定天下、分封群臣时的誓词,意为保王公贵族之爵位永存;后者是张骞寻黄河源头遇仙之事。两句合意,可知一般的寒门士子想要出将入相是比登天还难的。此句从另一个侧面再次抨击了社会的不公,怀才不遇之感也暗含其中。加上尾联的“三千年后知谁在, 何必劳君报太平”一声无奈的感叹,愤意难平,是对上天的控诉,是对统治者的不满,是对整个社会的失望。
这首诗切定黄河,而又别有所指,寓言写物,巧妙贴切,新警深刻,构思独特。诗人对于晚唐混乱黑暗的现实作了痛快淋漓的揭露和鞭笞,在此类诗作中很具有代表性。
鉴赏此诗,一要注意炼字的表达效果,二要注意表意的含蓄蕴藉,寓情于形象的描绘和叙述之中。首联中的的“一别”“长驱”颔联中的“衰”“老”等词,一方面表现了叛军的嚣张气焰,一方面也表现了诗人在安史之乱中的无奈、悲凉、飘零憔悴的遭遇。颈联通过“宵立昼眠,忧而反常”的生活细节描写,曲折地表达了思家忆弟的深情。此二句中的“思家”“忆弟”为互文,委婉曲折地表现了怀念亲人的无限情思,突出了题意的“恨别”沈德潜评论此联说:“若说如何思,如何忆,情事易尽。”
首联领起“恨别”,点明思家、忧国的题旨。“四千里”,恨离家之远。“五六年”,伤战乱之久。个人的困苦经历,国家的艰难遭遇,都在这些数量词中体现出来。
颔联两句描述诗人流落蜀中的情况。“草木变衰”,语出宋玉《九辩》中的“萧瑟兮草木摇落而变衰”。这里是指草木的盛衰变易,承上句的“五六年”,暗示入蜀已有多年,同时也与下一句的“老”相呼应,暗比诗人自己的飘零憔悴。诗人到成都,多亏亲友帮助,过着比较安定的草堂生活,但思乡恋亲之情是念念不忘的。由于“兵戈阻绝”,他不能重返故土,只好老于锦江之边了。“老江边”的“老”字,悲凉沉郁,寻味不尽。
颈联通过“宵立昼眠,忧而反常”(《杜少陵集详注》)的生活细节描写,曲折地表达了思家忆弟的深情。杜甫有四弟,名为杜颖、杜观、杜丰、杜占,其中杜颖、杜观、杜丰散在各地,只有杜占随杜甫入蜀。此二句中的“思家”、“忆弟”为互文。月夜,思不能寐,忽步忽立。白昼,卧看行云,倦极而眠。杜甫这种坐卧不宁的举动,正委婉曲折地表现了怀念亲人的无限情思,突出了题意的“恨别”。它不是抽象言情,而是用具体生动的形象说话,让读者自己去体会形象中所蕴含的忧伤之情。手法含蓄巧妙,诗味隽永,富有情致。
尾联回应次句,抒写杜甫听到唐军连战皆捷的喜讯,盼望尽快破幽燕、平叛乱的急切心情。760年(上元元年)三月,检校司徒李光弼破安太清于怀州城下;四月,又破史思明于河阳西渚。这就是诗中“乘胜”的史实。当时李光弼又急欲直捣叛军老巢幽燕,以打破相持局面。杜甫盼望国家复兴,他自己亦可还乡,天下可喜可乐之事,没有比这个更好的了。这首诗以充满希望之句作结,感情由悲凉转为欢快,显示了杜甫胸怀的开阔。
这首七律用简朴优美的语言叙事抒情,言近旨远,辞浅情深。杜甫把个人的遭际和国家的命运结合起来写,每一句都蕴蓄着丰富的内涵,饱和着浓郁的诗情,值得读者反复吟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