时侪傥获多谋助，少作曾希长者删。
喂犬孱尪玩逋窃，辕驹牵跼旷尤瘝。
那无上术蠲人瘼，画戟临江城负山。
时侪傥获多谋助，少作曾希长者删。
喂犬孱尪玩逋窃，辕驹牵跼旷尤瘝。
那无上术蠲人瘼，画戟临江城负山。
《啄木诗》是一首咏物抒情的小诗，诗表面上是写啄木鸟，实质上是以啄木鸟喻诗人自己，通过写啄木鸟与世无争的高洁品德，表现出诗人的清高自守、无求宠幸的独立人格，啄木鸟的生活其实也是诗人淡泊自律生活的写照。
古人认为啄木鸟是一种很丑陋的益鸟，诗人拿啄木鸟自比，暗示自己远离宫闱中的明争暗斗，只为自己心中的志向而努力的决心。“性清者荣，性浊者辱”，这种标举清高的口吻，很有几分哲理的味道，其中含有对自己清高品性的自信，又有对其他嫔妃只知道追逐荣华富贵的鄙视。人生最可宝贵的是要有坚定的信念，高尚的情操，而此诗正反映出她的心灵充溢着对生命的愉悦、达观，给人一种十分亲切的感觉。
这首诗朴素自然，毫无雕琢的痕迹，流露出一种清新自然之美。这和西晋趋于绮糜繁缛、过分雕琢的文风迥然不同。左棻的诗歌毫无雕饰的痕迹，在她的现实生活中，精神的漫游是“书诗”与“文词”，幻化在文章中的是朴质自然而潜含伤悲的感情，只将情愫平叙出而自有震撼人心的效力。《啄木诗》就是如此。
唐人朱庆余也有一首咏啄木鸟的诗《啄木儿》，诗是这样写的：“丁丁向晚急还稀，啄遍庭榆未肯归。终日于君除害，莫嫌无事不频飞。”同样是咏啄木鸟，由于各自心境不同，诗的格调也就差别很大。跟朱庆余的《啄木儿》相比，左棻的《啄木诗》，以啄木鸟自喻，表现自己于世无争的高洁品质，读后让人感到干净自然，给人一种精神的超脱。
这首《啄木诗》受到后人很高的评价。清人陈沆《诗比兴笺》卷二引傅玄《啄木诗》：“啄木髙翔鸣喈喈，飘摇林薄着桑槐。缏缘树间啄如锥，嘤喔嘤喔声正悲。专为万物作倡俳。当此之时，乐不可回。”后笺注曰：“刺小人也。”然后引左棻《啄木诗》与之对比，谓左棻是用啄木鸟“以之自况，与此正反，故诗之取兴，无有定义”。清人冒春荣《葚原诗说》卷四将左棻此诗作为魏晋时期四言诗的代表作，与郭璞的《赠温峤》、陶渊明的《时运》《荣木》《归鸟》《劝农》诸诗并列。
白居易的《长恨歌》对唐玄宗沉湎女色，荒废政事，招致国家大乱，有所讽刺和批判。但说到唐玄宗霸占儿媳——寿王李瑁的妃子杨玉环时，却采取了“为尊者讳”的态度。说：“杨家有女初长成，养在深闺人未识。天生丽质难自弃，一朝选在君王侧”。中晚唐以后，诗人咏玄宗杨贵妃的作品渐多，但对玄宗霸占儿媳的秽行，大都讳莫如深。李商隐的这首诗，把讽刺的矛头直指最高统治者，对虚伪的封建伦理道德进行了嘲讽。
诗选择了唐玄宗与其子李瑁会面的一个典型环境：玄宗在兴庆宫的龙池畔大摆筵宴，敞开云母石的屏风，内外无间，宫中女眷与男性亲属一起参加了盛大的酒会。次句继写酒宴上欢乐场景：羯鼓，其声促急，“破空透远”，响遏行云。这里借用羯鼓震响这一细节，透露出最爱听羯鼓演奏并会击鼓的玄宗的兴高采烈，同时也透露出宴会作乐也已进入得狂欢的高潮。
上面把狂欢醉舞的气氛写得这样热烈，是为烘托后两句：夜半后，宴罢归来，宫中的铜壶滴漏声绵绵不绝，心中无事的薛王痛饮后早已睡去，而寿王却彻夜难眠，一个“醒”字非常警策，可见其当时的痛苦情状。第三句是纪实，但也是烘托寿王的“醒”，在这漫漫长夜中，他似也有“似将海水添官漏，共滴长门一夜长”（李益《宫怨》）．那样的感觉吧。
这首诗通篇白描，但内蕴深远，一个“醒”字严于斧钺，尖刻地揭开了在礼义廉耻封建帷幕重重遮掩下的极其丑恶的乱伦关系。较之“平明每幸长生殿，不从金舆惟寿王”（李商隐《骊山有感》）和“寿王不忍金宫冷，独献君王一玉环（杨万里《题武惠妃传》），虽柔婉多了，而深讽冷嘲却犹有过之，是一首语极含蓄而讽意弥深的好诗。
文章从秦晋相好说起，历数秦穆公、康公、桓公时代，两国由交好到引发争端的种种情况，表明晋国在“肴之师”、“令狐之役”、“河曲之战”、“辅氏之聚”等双方争端中每次都是因秦怎么样，我不得已而为之的。最后切入正题，说明这次“令狐会盟”秦的失约和不是，但狄、楚都已通报，晋国早有准备，是战是和由秦君定夺。这是一篇完整的外交辞令，结构严整，句法变化错综，行文步步紧逼，不容辩驳，虽然言语中真假搀杂甚至强词夺理，但深意曲笔，文字铮铮，开战国纵横家游说之辞和后世论辩书信的先河。
文章第一段对秦恩轻描淡写，一笔带过。在秦晋两国关系史上，也曾有过友好的时代，正所谓“申之以盟誓，重之以昏姻”，公元前655年，晋献公将女儿伯姬（穆姬）嫁给秦穆公。公元前637年，晋文公重耳逃亡秦国，秦穆公嫁以女儿怀羸。所以后世以男女通婚谓之结秦晋之好，献公宠骊姬，杀太子申生，“文公如齐，惠公如秦”。重耳逃亡各国十九年，最后一站是秦国，夷吾先后逃亡梁国和秦国。晋惠公夷吾和晋文公重耳两兄弟都是在秦国的鼎力相助下才得以回国登上君位的，秦对晋实有再造之恩。吕相却将此说成是“穆公不忘旧德，俾我惠公能奉祀于晋”，指穆公虽然做了好事，但那只是报答晋国的旧德而已。紧接着又指责秦国“而为韩之师”，好事做得不彻底，所以“不能成大勋”。公元前645年秦晋韩原之战的原因是晋惠公为得君位曾许秦五座城，回国后却又食言；公元前647年，晋国发生饥荒，秦输粟于晋，输粟船队自雍及绛相继，人称“泛舟之役”。第二年，秦国发生饥荒，晋国却不卖给秦国粮食。韩原之战，晋惠公被俘，交割了原先答应的五座城，又以太子为人质，才回到晋国。作为战争双方来说，实在是晋国理屈，有负秦恩，但在吕相绝交书中，倒好像战争的责任在秦国似的。所以下文秦穆公“亦悔厥于心”，支持晋文公顺利登上君位。吕相绝秦书中只有这一段涉及了历史上两国存在友好关系，但吕相绝不是为秦歌功颂德来的，而是为战争即将爆发来递交绝交书，所以他把秦国友好行为说成是“不忘旧德”，“悔于厥心”，可谓深文曲笔，煞费苦心。
文章第三段对秦罪浓墨重彩，极力渲染，吕相对两国历史上的友好关系轻描淡写，但对秦国的“罪咎”却是不吝笔墨。在绝秦书中，秦国韩原之战是第一罪；公元前630年秦晋共同攻打郑国，秦穆公在郑大夫烛之武的游说下，和郑国私下订盟撤军回国，是第二罪；公元前627年，晋文公去世，秦穆公不来凭吊，反而侵犯晋国肴地，灭掉与晋同姓的滑国，妄图倾覆晋国，是第三罪；公元前626年，秦国因为肴之战战败，释放楚国俘虏，约定秦楚合作反对晋国，幸而上天有灵，楚太子商臣弑楚成王，秦国的阴谋才没有得逞，这是第四罪；公元前620年，秦康公即位，秦帅师送公子雍回国即位，被晋军在令狐击败，是第五罪；公元前615年，秦军为令狐之役伐晋，取晋羁马，两军战于河曲，是第六罪；秦桓公即位后，公元前594年，秦国利用晋国进兵伐赤狄灭潞国的机会，侵入晋国靠近黄河的州县，焚烧晋国的箕、郜两地，抢割庄稼、屠杀边境人民，秦晋因此有辅氏之战，这是第七罪。在历数了秦国的罪状之后，吕相才切入令狐会盟的正题，声讨秦国背盟的不义。在指斥秦国背盟时，吕相先用白狄告我，再用楚人告我，引告我。是秦反复无常的罪证。尤其是引楚王所述秦国之语：“尔虽与晋出入，余唯利是视。”既暴露了秦国见利忘义的嘴脸，又刻画了秦国两面三刀的作法，使秦国无所逃其咎。令狐背盟是秦国言而无信、背信弃义、唯利是图的代表作，故吕相抓住不放，大作文章。
文章第四段在论述秦康公、晋灵公时期两国关系恶化时，绝秦书先点明“康公我之自出”，康公母亲是晋献公女儿，本是至亲，但他“又欲阙剪我公室”，“摇荡我边疆”，简直是六亲不认，实在不像话。“我是有以令狐之役”，又是被迫采取的行动。可“康犹不悛，入我河曲，伐我涑川、俘我王官、剪我羁马。”这等于说，给他改过的机会，他犹不思改悔，反而变本加厉。所以“我是以有河曲之战”，“东道之不通，是康公绝我好也。”事实是，晋襄公死后，晋大夫赵盾等因太子夷皋年幼，都主张立公子雍。于是派先蔑、士会等到秦国去迎接公子雍，秦国亦派兵护送。可是晋襄公的夫人穆羸出来反对，坚持要立太子夷皋。赵盾临时变卦，改立夷皋，即晋灵公。赵盾派兵拒秦，在令狐把秦兵击退。后公子雍就客死秦国。本来是晋国前去迎公子雍，却说成是秦“帅我蟊贼”，有意颠覆晋国，真理都在晋国，责任全在秦国，讲理能讲到这种地步，吕相的口才实在令人惊叹。
吕相这篇绝交书，历数秦穆、康、桓三王和晋献、惠、文、襄、景五君之事，上溯源流，下及当世，行文纵横捭阖，笔力阳刚雄健，给后世以很大影响。其后秦作《讥楚文》，即仿效此书。吕相绝秦书开战国策士游说之辞先河，也是后世檄文之祖。
上片以景情相生与渗入意念之笔，传达了苏轼与王闰之双双思念之心态。“寸恨云谁短，绵绵岂易裁？”点化运用了韩愈《感春五首》“孤吟屡阕莫与和，寸恨至短谁能裁？”和白居易《长恨歌》“天长地久有时尽，此恨绵绵无绝期”的诗句，将双方隐隐的恨怅和连续不断、无法剪断的情丝吐于字里行间。“半年眉绿未曾开”，是说宋神宗元丰二年八月，苏轼入狱离开王闰之，十二月二十六日获释。第二年二月一日到达贬所黄州，正好是半年时光。已经虚惊了一场的王闰之，这半年的愁眉怎么能展开。“明月好风闲年，是人猜”，写王闰之僻居一偶，只有明月、清风作伴，任何人也无法猜透她此时此刻思夫的心情。一个“猜”字，将王闰之思夫的心态传达得十分贴切。
下片以景融情与回味之笔，似梦非梦地追寻 “寸恨”与绵情欲剪断之心绪。“春雨消残冻，温风到冷灰”，残冻被春雨消融，冷灶被温风暖复。通过这一对偶句所写自然界的变化，寓隐着王闰之面临着的将是良辰美景。“尊前一曲为谁哉”透过一层，反衬出昔日夫妻对酒当歌而今定有回报的新情滋生。“留取曲终一拍，待君来”再进深一层，回到眼前，苏轼将用保存着的那尚未吟咏完的一曲欢歌迎接你的到来。宋神宗元丰三年二月中旬，苏辙乘船送嫂嫂，五月底到达黄州，苏轼与王闰之团聚。“寸恨”、绵情终于裁缝，梦幻变成现实。正是“别来音信全乖，旧期前情堪猜。”（宋代欧阳修《清平乐·小庭春老》），颇有新奇巧妙、余音绕梁之艺术效果。
全词运用景与情、意念与感触、梦幻与现实交融手法，把苏轼与妻子王闰之的绵绵恩爱与忠贞不渝之情熔铸于字里行间。较之苏轼以前所写的怀念前妻王弗的《一斛珠·洛城春晚》毫不逊色，有异曲同工之妙。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