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671年(康熙十年)徐渭文去南京,陈维崧有赠序,嘱咐他一访“畸人而隐于绘事者”,也即心怀兴亡之痛的隐逸之流。徐自南京归,成《钟山梅花图》,阳羡词人从不同角度、以不同词调题咏殆遍,形成一次相当独特的凭吊故国的联吟酬唱格局。个中迦陵此篇尤为翘楚,被前人誉为“情词兼胜,骨韵都高,几合苏、辛、周、姜为一手”(陈廷焯《白雨斋词话》卷三)。
从“意”的大处看,则其中蕴涵着极其复杂的遗民心绪。诸如“一夜啼乌,落花有恨”的哀思、对“珠珰贵戚,玉佩公卿”们“十四楼中乐太平”的误国行径的怨慨,以至“寻去疑无,看来似梦”的泪眼愁看,皆是遗民群体“孤臣孽子”感情的披露。悲凉、幻灭、欲哭无泪、欲隐无地,凡此种种尽包蕴于清丽词藻之间,令人不由黯然神伤。
阳羡词人借徐渭文此图遥祭故国,所拈者为“大题目”,寄寓者为“大意义”(谢章铤语)。在清朝初年,因此种民族情绪而遭致诛杀惨祸者不知凡几,故而,“一幅生绡泪写成”的悲凄后面其实隐藏着凶险的刀光剑影和这一词群非凡的胆力和勇气。
此诗是唐代山水田园诗人王维为送别友人祖咏而写的作品。
“相逢方一笑,相送还成泣。”起句平易如话,写两人才相逢又相别了,刚高兴了一会,此时又悲伤了起来。这两句语言朴实平易但蕴含的情感又很丰富。“相逢”、“相送”、“方”、“还”传达出来去匆匆的遗憾。“还成泣”一方面表明友情是多么真挚、深厚;另一方面短暂的“笑”对“泣”又起了反衬、加强的作用。这两句真是天生的好言语。下两句亦是叙别。济州位于黄河下游,作者在《被出济州》中谓之“井邑海云深”,谪居于此,自然更生遥远之感了。他的愁入荒城,也含有不甘于这种境遇的意思。那首也是作于济州的《赠祖三咏》写道:“贫病子(指祖)既深,契阔(离散、劳苦)余不浅。”可见二人皆是天涯沦落人,因此友情就显得分外深厚了。“天寒远山净,日暮长河急。”这两句写到环境,仿佛一路絮谈,周围环境都未顾及,此时友人解缆离去,才注意到伫望中的这些景象。这两句使人产生时间感,“祖帐”进行了多长时间啊。这景象引起作者特别注意,自是迎合了他此时的情绪,表现出友人离去造成自己的空虚感、落寞感,而“日暮长河急”更加重了心绪的撩乱。沈德潜称“着此二语,下‘望君’句愈觉黯然。”(《唐诗别裁》)诗人就是在这种背景下望着友人离去,真是“黯然销魂”至极了。“解缆君已遥”,写船快,实则怨船快;“望君犹伫立”,一个“犹”可见他是何等执着。这类的诗句很多,只是王维这两句用两个“君”分明是谈话口吻,仿佛此时他在心里默默地与友人在交谈。
这首诗叙别情,在王维同类诗歌中,显得特别浓挚深至,而语言表达又很自然素朴,“天寒”二句的描写也似是不经意间的点染,王文濡评曰:“不设色而意自远,是画中之白描高手。”(《历代诗评注读本》)这真是“淡者屡深”(司空图语)了。
这首词是一怀古之作,该词通过描写塞外寒曾萧萧,衰草遍野的冷落景象,行文用词格调高远,气势豪纵,情致凄怆,透彻地抒发了世事无常、兴亡无据、古今同梦的悲慨。
“何处淬吴钩”开端即问,从中可见悲凉凄怆的情调,下面紧接着荒城“枕碧流”,映衬出当年争战之地的衰草、曾霜的萧瑟荒凉,折射出词人的迷惘与哀伤。“塞草霜曾满地秋”,道尽了秋日的萧瑟凄凉。
“霸业等闲休,越马横戈总白头”,下片从写景转入抒怀,表达了人生苦短,人间若梦的伤感。结句处的“多少英雄只废丘”,是这种哀感的点睛之语,大有苏东坡“大江东去,浪淘尽、千古曾流人物”的情怀。
世事无常,功名虚无,词人用历史古迹的满眼苍凉来说明霸业也好,封侯也罢,最终不过被历史的尘埃湮没。全词悲壮中又有着超越历史的时空之叹,沉郁悲慨。
此文的开头,欲擒故纵,引出论题。六国“以五倍之地,十倍之众”的绝对优势,却相继为秦所灭,乃是决策者目光短浅,“不知天下之势”之故。随之,从当时的“天下之势”展开论述。
文中反复论证秦与六国争天下,关键就在韩、魏之郊野。因为对秦来说,韩、魏首当其冲,若韩、魏不附,乃是其腹心之疾;对山东之各诸侯国来说,韩、魏是他们理想的屏障。所以在七雄相斗的形势下,韩、魏的地位就显得特别重要。这就是当时起决定作用的“天下之势”。
形势摆出之后,接着从正反两方面引例作证。以秦来说,范雎受秦重用,立即助秦昭王收韩;商鞅受秦重用,则助秦孝公收魏。当韩、魏未附秦之时,昭王出兵攻齐,范堆忧之。由此证明秦欲争得天下,必先收韩、魏而后可。当秦军越韩过魏而攻燕赵,这本身是件冒险之举,若燕赵正面迎战,韩、魏再乘机击之于后,那就有全军覆灭的危险。然而事实并非如此,秦人远攻燕赵,却毫无韩、魏之忧,那是因为韩、魏屈于秦之淫威而已归附它的原故。文章写到这里,再作收束,归结到“天下之势”。如此说来,韩、魏附秦是不识天下之势了;进而又为其开脱:韩、魏本身势孤力弱,面对虎狼之秦,又怎能自保而不归附于秦呢?其中自含山东各诸侯国“不知天下之势”而不助韩、魏杭秦之意。正由于六国都不能正视天下之势,以致秦人得以东指而“天下追受其祸”。
末段再从各诸侯国着笔,阐明作者为其构想的“自安之计”。当时的天下之势,一方面韩、魏不能单独抗拒强秦,另一方面,山东各诸侯国又要借助韩、魏以巴秦。那最好的办法就是山东诸国应不惜代价去“厚韩亲魏以摒秦”。这样,就会出现另一种局面:秦人不敢越过韩、魏的土地远攻齐、楚、燕、赵;而齐、楚、燕、赵也就能安居后方。一旦齐、楚、燕、赵能与韩、魏通力合作,相互支援,那秦国就不能有所作为。这确是当时拯救六国危亡的良方。末尾笔锋一转,回到冷酷的历史现实:即六国决策者目光短浅,不识“天下之势”,彼此“背盟致约,以自相屠灭”,以致“秦兵未出而天下诸侯已自困突”,从而自食恶果,相继灭亡。文章截然而止,含不尽感慨。
全文紧扣“天下之势”,纵论六国与秦争天下中的成致得失,层层解剖,鞭辟入里,说透“自安之计”。而笔又一气流注,曲折尽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