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是写景之诗，而诗人很能捕住一系列富於特色的自然景物，把明丽而具动感的自然图景呈示读者眼前。
首句写竹与藤，以“斜挂”两字把二者连在一起，竹为藤所绕，藤依竹而生，相依为命。次句写花草，一丛丛野花在幽僻的地方静静地开着，杂草亦随处乱生，花装点草，草映衬花。这二句，一个“瘦”字一个“幽”字，点出所在地的荒僻与恬静。一个“斜”字一个“乱”字则突显了山野植物自由自在的生长姿态。
首二句是近景，三四句是远景。第三句写林与风，由於树高，山风吹来，摇曳多姿。末句写苔与水，由於青苔很滑，水从上面流过，了无声响，份外清幽。要是细察一下，这末二句写的景象都是以因果关系呈现的，而全诗四句是两两相对仗，十分工整！再说，诗人把八种自然景象通过有机的连接，形成一幅美丽的画面，生动地写出山居的清幽环境，真是妙手。所以，不选金代绝句则已，若选，则此诗总会获选。
这是一首怀古之作。诗的前四句，首先从刻画祢衡落笔，写他的性格和悲惨的遭遇。曹操经营天下，显赫一时，而祢衡却视之为蚁类，这就突出地表现了祢衡傲岸的性格。黄祖是才短识浅之徒，他杀了祢衡，正说明他心胸狭隘不能容物，因而得到了恶名。
接着四句，举出祢衡的名作《鹦鹉赋》，极赞他的杰出才华。这样一个才华“超群英”的人，命运却如此之悲惨，令人极为痛惜。于是引出下面四句。诗人对祢衡的遭遇愤然不平，他把黄祖之流比作凶猛的恶鸟，而把祢衡比作孤凄的凤凰。祢衡被残杀使诗人哀伤不已，心中如五岳突起，不能得平。
继愤激之情而来的是无限的哀惋。最后四句，诗人为祢衡的才华不得施展而惋惜，为他的寡识冒刑而哀伤。结句把兰蕙人格化，赋予人的感情，似乎兰蕙也为祢衡痛不欲生了。
诗中刻画人物十分精炼，抓住人物特征，寥寥几笔，以少胜多，突出了祢衡孤傲的性格和超人的才华。这两点是祢衡的不同凡响之处，也正是李白所引为同调的。诗中运用比喻、拟人等艺术手法，表现出强烈的感情色彩。他把黄祖之流比作“鸷鹗”，对凶残的权势者表示强烈的憎恨；把祢衡誉为“孤凤”，爱慕、怜惜之情溢于言表。由于恰当地运用了这些艺术手法，全诗形象鲜明，感情深沉而含蓄。
柳宗元初贬永州，住龙兴寺，曾与和尚交往，探讨佛理。龙兴寺旧址在潇水东岸，永州芝山城南太平门内。当年寺里有和尚重巽，即巽公，是湛然的再传弟子，与柳交往颇深。故柳有《巽上人以竹间自采新茶见赠酬之以诗》、《送巽上人赴中丞叔父召序》，并作《永州龙兴寺西轩记》赠巽上人。组诗《巽公院五咏》作于公元806年（元和元年），写的是龙兴寺里有关事物和景色。前三首以议论入诗，直接谈佛理，后二首以写景见长，蕴藏禅理。
柳宗元在《永州龙兴寺修净土院记》记载：龙兴寺里，有前刺史李承咥和僧人法林设置的净土堂，他们常在这里做法事。到此时已经二十多年了，净土堂的房屋损毁，佛像开裂崩塌。巽上人住在这儿，开始对此进行整理修复。刺史冯叙捐资修了大门，柳宗元则助修了回廊，使之焕然一新。巽上人，是已经修炼到了最高境界，理解最深教义的高僧。组诗第一首即以《净土堂》为题，记述重修净土院后佛堂修饰一新及诗人参与佛事的情景，抒发了诗人崇佛的心态。前四句为第一层：“结习自无始，沦溺穷苦源。流形及兹世，始悟三空门。”以议论开始，直接切题，从人生的苦难轮回中领悟到三种解脱的空门，即“我空、法空、空空”的佛道。二至八句为第二层：“华堂开净域，图像焕且繁。清冷焚众香，微妙歌法言。”细腻地描绘了在净土堂做佛事的情景：华堂的净土，清晰的佛像，焚烧的檀香，诵唱的佛经，历历在目，声声入耳。结尾两句“稽首媿导师，超遥谢尘昏”，诗人叩首拜谢唱经的法师，遥遥地向他忏悔自己在红尘中的昏聩。他要抛弃人世欲望的种种烦恼，向往不生不死的涅盘之门；诗人还相信西方净土——极乐世界，可见他受佛教的影响已到了执迷的程度。
第二首《曲讲堂》，结构形式与前首大致相同。“寂灭本非断，文字安可离！曲堂何为设？高士方在斯。”从设置曲讲堂的必要性落笔，经文需要讲解，高士讲经需为之设置讲坛，那么，曲讲堂的设立就是天经地义的了。“圣默寄言宣，分别乃无知。趣中即空假，名相与假期？”进一步指出“默然的妙语也要假托言语的宣讲，将沉默与宣讲分开是无知的做法。”并认为中道与空相、假名本是一回事，不必分明名、相的区别。最后两句“愿言绝闻得，忘意聊思惟”，希望能弃绝听闻所得到的东西，通过认真思维而得到佛的真谛。全诗基本上是议论，充满佛教的术语，作者一心向往佛教的真谛，态度之虔诚，俨然一信徒。
《禅堂》与前两者的内容密切相关，写的是三堂之一的“禅堂”。而在写作上稍有变化，先是描写：“发地结青茆，团团抱虚白。山花落幽户，中有忘机客。”像是一特写镜头，刻画出“禅堂”的特点：青茅盖成的禅堂，青山团团围住虚白的建筑。然后，由外及内，由物及人，山花飘落在幽静的门前，禅堂中坐着忘机的禅客，突出了禅客。禅客也自然包括诗人。中间一层，用禅语叙说对佛学的理解：涉及了有并非有意去取得，观照于全也不用去解析。天地万籁都有缘而生，喧闹当中有深深的寂静。对佛理的理解比较深透，是禅客（诗人）进入禅堂的收获。最后二句：“心境本同如，鸟飞无遗迹。”表现了空有双亡、心境如一的境界，使诗意得到升华。
前三首以议论为主，风格大致相近，后二首别具一格，以写景为主。五代人谭用之《秋宿湘江遇雨》中有“秋风万里芙蓉国”的诗句。芙蓉，一指荷花，二指木芙蓉。湖南多水乡，处处有莲荷。木芙蓉比一般花卉高大，枝叶繁茂就像小树，庭院，路旁均可栽种。故湖南有芙蓉国美称。信仰禅宗的王维，也有一首咏芙蓉花的《辛夷坞》：“木本芙蓉花，山中发红萼。涧户寂无人，纷纷开且落。”《芙蓉亭》全诗分三层，以鲜艳美丽的芙蓉着墨，“新亭俯朱槛。嘉木开芙蓉。”新亭里修建着红色的栏杆，四周开满了芙蓉鲜花。“清香晨风远，溽彩寒露浓。”早晨的清风吹送了远香，寒冷的露水沾湿了鲜艳的色彩。前四句全是写景，像一副颜色绚丽、动静相间的水彩画。第二层“潇洒出人世，低昂多异容”，继续描写芙蓉花。花朵潇洒地开放，呈现不同的姿态与容貌。芙蓉花盛开时，花朵缀满枝头，或白或红或黄，千姿百态，赏心悦目。特别令人惊奇的是，早晨开的白花，下午因为光合作用侧变成红色。“尝闻色空喻，造物谁为工？”笔锋一转，由花自然联想佛学中色、空的比喻，不知造物界到底是谁在巧夺天工，创造出芙蓉花这样美丽的景物。佛教谓有形的万物为色，并认为万物为因缘所生，本非实有，故谓“色即是空”。诗中的“色”一语双关，既指芙蓉花的颜色，又泛指世间事物。结句为第三层：“留连秋月晏，迢递来山钟。”从早到晚，留连芙蓉亭的美景，久久不愿离去。秋月中，诗人静听断断续续地传来山寺的钟声，向往佛学禅境的思想不言而喻。禅院中有如此美好的景物，佛经中更是诗人精神寄托的理想之地。诗熔风景诗、咏物诗、山水诗为一炉，情景交融，如“羚羊挂角，无迹可求”。
最后一首《苦竹桥》，更像一首咏物诗，它描写的是苦竹间的桥，而且表面上是写桥，实则重点是写竹，桥只不过是陪衬而已。苦竹，楚地湘南极普通的一种竹子，而且连名称都带有贬意。诗人独具慧眼，从平凡的事物中发现了诗意，将自己身世遭遇与不起眼的苦竹有机联系起来，寓意于有“苦竹”“虚心”的竹。诗的结构与组诗一致，分三层。前四句写实：“危桥属幽径，缭绕穿疏林”，远远的桥与幽幽的小路相连接，它缭绕地穿过稀疏的竹林。突出危桥、幽径、疏林。“迸箨分苦节，轻筠抱虚心”。特写竹子的拔节，充分运用诗的想象，似乎看见竹子从笋箨中迸发出苦节，轻轻的筠皮环抱着空虚的竹心。诗中突出了“苦节”与“虚心”。第二层写桥上观景所得：俯身可以看到绢绢细流，抬头可以听到萧萧的竹声。烟雾蒸腾中阳光西下，山里的鸟儿啁鸣归巢。既俯看，又仰视，还运用听觉。天边的太阳，近处的鸟鸣，一一入画，充满了生机。眼中的景物往往是诗人内心世界的外在展示。大自然是美好的，然而胸怀大志的诗人不能像鸟一样自由飞翔，投入她的怀抱，只能与“囚徒为朋”，在寺院的木鱼声中难以入眠，这强烈的反差不能不使人产生共鸣，伤感之情溢于言表。最后抒发感概“谅无要津用，栖息有余阴”，这里的苦竹也不可能作为渡口的竹伐，正好给人们的栖息提供了荫凉。正如吴文治先生所指出的：“作者借竹自喻,感叹竹子虽有‘苦节’和‘虚心’的美质，也只能供人和鸟歇息遮阴，不会用在重要的渡口，隐有自伤怀才不遇之意。”（《柳宗元选集》）诗除了咏苦竹桥之外，还写到竹林、小径、溪流、竹韵、落日、鸟鸣，故自然属于山水诗。
前人对组诗的写作评价颇高，曾吉甫《笔墨闲录》说：“退之虢州《三堂二十一咏》，子厚《巽公院五咏》，取韵各精切，非复纵肆而作。随其题观之，其工可见也。“孙月峰评点：“五作俱就禅理发挥，最精妙。”汪森认为：“五诗极能因名立意，洗剔见工。然谈理而实诸所无，不若写物而空诸所有，在具眼者自当辩之。”蒋之翘指出：“五咏中《禅室》一首差胜。”孙昌武教授对《净土堂》《禅堂》也提出了批评：“这种诗，写法颇像六朝的玄言诗，是以诗的形式讲说平庸陈腐的佛理。”（《柳宗元传论》）由于内容上宣扬佛理，导致当今的选本一般不选该诗。吴文治教授独具慧眼，在世界文学名著文库《柳宗元选集》中选注了《芙蓉亭》《苦竹桥》二首。二诗的风格相近，特色各具，仅就诗题而言，前者鲜艳，后者暗淡。《芙蓉亭》描绘芙蓉，宣扬佛理如信手拈来，《苦竹桥》寓意深刻，从苦竹生发开去，抒发了遭贬的愤懑。要了解组诗，关键是要对柳的信佛有一个正确评价。不必为尊者讳，柳宗元的信佛是客观存在，不能简单地否定、肯定。首先，柳宗元贬谪永州，对他的打击是巨大的，精神摧残非常人所能承受，他之所以崇佛，是因为转移注意力，回避矛盾，以求解脱、安宁心情，这一点可以理解。其次，佛教虽不等于迷信，但也有迷信的成分。他在诗中宣传的“三空”、西方净土，流露出退避现实消极的人生哲学，这是应予批判的。再次，他对佛学有一个认识过程，通过钻研、扬弃，借它山之石，吸取佛学中对儒学相通、有用的内容，以儒统释，这是值得肯定的。此外，他对佛教也曾提出过批评。如对僧尼“无夫妇父子，不为耕家蚕桑”表示不满，对禅宗谈空太过，造成离奇荒诞、戒律不存的弊病提出批评，对那些“假浮屠之形以为高”的“纵诞乱杂”者坚决予以反对。
《守睢阳作》是张巡困守睢阳孤城时苦战的记录。开头二句“接战春来苦，孤城日渐危”，落笔点题，写出了睢阳保卫战的时日已久和所面临的危机。
战斗从春天开始，一个“苦”字包含了爱国将士无数含辛茹苦的经历。“孤城”二字，写出了瞧阳孤立无援的处境；“日渐”二字，写出了睢阳危机的步步逼近；一个“危”字，惊心动魄。这说明，诗人不以漫长的“春来苦”为苦，而以睢阳这战略要地的“日渐危”为忧，诗人忧国忧民，置生死度外的满腔爱国情怀就清晰可见了。
“合围侔月晕，分守若鱼丽”二句，说明敌我双方攻守的阵势。敌人的包围圈步步缩小，如同“月晕”之箍月一般，水泄不通，这就愈显出了上文中的“孤城”之孤；而唐在城墙上以五人为伍分兵警戒，如同平地对垒的鱼丽阵容一样严整，这就透露出唐军广大将士众志成城，齐心卫国的战斗韧性，也说明了诗人作为统帅临危不惧，治军有方。
“屡厌黄尘起，时将白羽挥”，承接上文，写诗人对叛军的刻骨仇恨和指挥从容自若。“屡”字表明了敌人进攻的频繁，“厌”字则入木三分地绘出了诗人对叛军的义愤之情。张巡在《谢加金吾表》中曾向唐肃宗李亨汇报“臣被围四十七日，凡一千八百余战，当臣效命之时，是贼灭亡之日。”四十七日内就有那么多场战斗；是日经年，其战斗次数之多就可想而知了。面对如此频繁的战斗，想到睢阳保卫战在全局的重要位置，诗人心中分外自豪，“时将白羽挥”五字是一洗战斗的血腥之气，传神地描绘出了诗人那仿佛诸葛亮羽扇纶巾，“指麾三军，皆从其进止”（《三国志》）般的儒将风度。
“裹疮犹出阵，饮血更登陴”二句，主要是为唐军广大将士雕像。“疮”字表示伤口决非新创，表明战事的艰苦卓绝，旧创未好又添新伤，“裹”字表明了将士不顾伤痛，带伤苦战。一个“犹”字，出神入化，成功地体现了将士奋战到底的坚强毅力。“饮血”者是指重伤员，战伤痛得他们流下眼泪，但听到战斗警报，他们同样拼尽全力爬上城头矮墙，竭尽全力防守。据《通鉴·唐纪三十五》记载，至德二年七月，“诸军馈救不至，士卒消耗至一千六百人，皆饥病不堪斗，遂为贼所围，张巡乃修守具以拒之。”《通鉴·唐纪三十六》记载，同年冬十月，“城中食尽，议弃城东走。张巡、许远谋，以为睢阳江淮之保障，若弃之去，贼必乘胜长驱，是无江淮也。”为了保卫睢阳，守城兵士把可以吃的东西都吃光了。最后被迫罗雀、掘鼠、杀马。“人知必死，莫有叛者。”
“忠信应难敌，坚贞谅不移”二句，是说自己誓死报国的意志也永远不会动摇。一个“难敌”，一个“不移”，把诗人赤子爱国心给鲜明地烘托出来了。
最后两句“无人报天子，心计欲何施”，是诗人在绝境中的感叹之辞，在孤城将陷、人将殉国之际，诗人感到自己死而无怨，遗憾的只是自己振兴国家的许多想法、建议将“无人报天子”，从而也就无法实施“心计”。这最后的一笔使全诗感情达到高潮，说明诗人不但是一位视死如归的民族英雄形象，也是一位“位卑未敢忘忧国”、“鞠躬尽瘁，死而后已”的贤臣良辅的形象。
除了成功地塑造了抒情主人公的不朽形象之外，这首诗歌叙事简洁，有点有面，点面结合，重点突出，全诗十二句，除去开头两句、结尾两句之外，其余八句，每两句间均各各对偶，每副对句又都对仗工稳，自然，饶有韵致，增强了诗歌的音乐美和节奏感。
《独秀峰》是袁枚晚年重游桂林所作，虽然诸家选评赏析极少，几乎被人遗忘，但细读之，仍然可以从中鲜明地感受到“性灵”说的审美追求。
题名为“独秀峰”，但诗人并未平铺直叙，作一般性的平实说明，而是以“来龙去脉绝无有，突然一峰插南斗”这种突兀的笔触，夸饰性的语言，横空劈来。一个“插”字，逼真地写出诗人与独秀峰不期而遇时敏锐而又独特的审美感受，显示了独秀峰的动态美；也生动地突现出独秀峰孤峰横插、直冲云霄的不凡气势。同时，还由孤立的山，联想到孤立的人生，发出青山尚且劲直、人生何必感伤的兴叹，表达了一种积极、乐观、向上的情怀。
这首诗极言独秀峰孤兀参天，并寄寓了孤高自守的高尚追求。作者先写从远处遥望独秀峰，好似插入青天的利剑，高峻笔直，甲天下的桂林山水奇景多多，却远不如这一峰雄伟奇特。拾级而上，俯视天下，一城烟水浩渺无边，胸襟亦为之开阔。观景生情，奇景感染着像独秀峰一般孤高傲岸清俊的诗人。前三联蓄足情势，尾联水到渠成抒发了“青山尚且直如弦，人生孤立何伤焉？”的豪迈感慨。
这首诗歌化静为动，以动写静，增强动感，化无形为有形，赋予静态的独秀峰以动感的形象，展现了“绝无有”的“插南斗”之势。“插”字用得妙，妙在化静为动，山由无到有、到直冲云天的过程被动态的呈现出来，生动形象地描写了独秀峰的独特姿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