首四句为第一小节，以初见石鼓的时、地领起。言时，用古史笔法，是长篇大赋的常用手段。言地，仅出“见鲁叟”三字，却既点明凤翔孔庙的所之地，又借此烘示出古鼓的庄重崇隆，意兼虚实。诗人从政伊始即思先睹为快，其渴慕之情可以想见。所以，“文字郁律蛟蛇走”云，既是“今见”的感觉，又实是“旧闻”的印证。石鼓的古拙而玄妙，庄严而飞动，以及诗人快慰而不满足，而亟欲深究的心情，竟都之短短四句之中显露出来了。
“细观初以指画肚”以下十八句为第二小节，具体描写了所见石鼓的情状。诗人不言其妙，而言“指画肚”的揣摩；不言其古，而言“箝之口”的懊丧。昔韩愈作《石鼓歌》，有“嗟予好古生苦晚，对此涕泪双滂沱”的喟叹，今诗人又瞠乎其后，如之奈何。然而，唯石鼓之妙而且古，令人欲罢不能。于是有“强寻偏旁推点画”的举动，一个“寻”字、一个“推”字，苦心孤诣，晰然可见。居然不无所得，前后辨认出“我车既攻”等完整的六句来，好比于器玩中识得古鼎、于星辰中识得北斗一般。“犹识”的“犹”字有聊以自慰之意，“仅名”的“仅”字却又见难以餍足之心，诗人此时，可谓憾喜参半。一脔既尝，必细窥全豹。于是诗人着力描摹了石鼓上其余的文字。“模糊”二句言其没者，斑驳漫漶，如瘢疤如胼胝，而残笔依稀。“娟娟”二句言其存者，秀见挺出，如缺月如嘉禾，而字形怪奇。“漂流百战”，回应前者，饱经风霜、硕果仅存，残破中有劲气。“独立千载”，回应后者，卓然标举、奇古无二，混沌中见精神。叙写至此，意犹未尽，故用“谁与友”的反诘。最后收束到石鼓的大篆书体，上与黄帝、仓颉的古文奇字分庭抗礼，下则哺育李斯、李阳冰的小篆，光前裕后。这八句用四组对仗，以存、没、显、隐的参错和对比来增加变化；句句如言石鼓之可识，句句又实言石鼓之不可识，然而，句句中却皆有石鼓的“古”“妙”二字之。用笔精炼，而石鼓的态势已历历之目。
“忆昔周宣歌《鸿雁》”以下十六句为第三小节，追叙石鼓的原始。石鼓经近人考证，断为秦时记载国君游猎的刻石，而唐宋人因“我车既攻，我马既同”与《小雅·车攻》的起句相同，多附会为周宣王时物。苏轼也不例外。
周宣王是历史上著名的中兴之主，诗人以“忆昔”突作折笔，以下即转入了对宣王政绩的赞颂。特为拈明“歌《鸿雁》”，不仅仅是为同下句“变蝌蚪”作文字上的工对。《鸿雁》为《诗经》篇名，古人认为是赞美宣王的作品，《毛诗序》所谓“万民离散，不安其居，而能劳来还定安集之”，这里正代表了宣王安内的治绩。诗人重点之歌颂宣王攘外的武功，故此处仅用一句为后文拓出地步，王文诰评作者“得过便过，其捷如风”，颇中肯綮。同样，次句表出当时太史籀变古文为大篆，亦隐含了文德修明的意思。诗人认为宣王的中兴，合乎天道人心，人心厌夷王、厉王之乱而思治，而老成干臣如方叔、召虎、申甫、尹吉甫等又适为之辅弼，于是轰轰烈烈，武功烜赫：东征淮夷徐戎，壮士猛如怒虎；北平玁狁之患，军队如其指挥。掌管外交传言的象胥官，不断献上出自外邦的战利品；方叔、召虎一类的功臣，接连领受国君隆重的赏赐。“杂沓”、“联翩”两组联绵字，可用乐章作比：前者如促节，回应战事的频繁；后者如缓板，状写胜利的平易。至此，诗人方点明石鼓的原委：宣王制鼓是为推重将帅亦即是推重拨乱的政治，而不是用于自颂和自娱。《礼记·乐记》：“君子听鼓鼙之声，则思将帅之臣。”《大雅·有瞽》：“有瞽有瞽，之周之庭······永观厥成。”二者的区别是很明显的。诗人断定石鼓是如《诗经·崧高》那样的颂功之作，与衡山岣嵝峰上的神禹治水碑同垂不朽；从宣王不炫己，以及鼓上无纪年、无作者姓名的情节上，进而推见了石鼓特出的一大长处，即“勋劳至大不矜伐”，有周文王、周武王的忠厚之风。结末的这段笔墨，实际上是对前所言石鼓辞密难晓的关应和生发。这一小节铺写酣畅，一气呵成。所谓物以人传，人亦以物传，著述宣王的“勋劳”，益见石鼓的崇高。之此小节中，诗人之笔已从石鼓的表象，进入了石鼓的内涵。
第四小节为“自从周衰更七国”至“无乃天工令鬼守”的十八句，写石鼓“义不污秦垢”。上文“欲寻”、“岂有”二句运用缓笔，似漫无收束，此处首二句即紧接着突兀而至，犹如天空中适才还是白云冉冉，陡然阴霾一布，霆雨将至，具有撼动人心的效果。“竟使秦人有九有”，诗人毫不掩饰对暴秦的憎恶。用一“竟”字，比用遂、乃、因、却等字更见感情色彩。“扫除”二句，为秦朝焚诗书、废礼乐的暴政先定一铁案。之这样严峻的形势背景之下，读者不禁要为石鼓的命运担忧。然而，诗人并未接写石鼓所遭受的浩劫，却串入了一段秦时石刻的情况。秦始皇、李斯等人，好刻石谀功，史载其先后于邹峄山、泰山、芝罘、琅玡、石门、会稽等处立石，这些石刻几乎便是秦人留与后世的全部文化遗产。其内容则无一不是“颂秦德”（《史记·秦始皇本纪》语），如芝罘刻石词：“皇帝东游，巡登芝罘······烹灭强暴，振救黔首。”
苏轼不无讽刺地援引了这些话，然与前定案数语对读，可见是欺人之谈。诗人于此串叙中多用讥刺，如以“上蔡公子牵黄狗”称代李斯，预示其日后覆灭的下场；以“后者无继前无偶”状写秦人刻石的骄矜，然而，“后者无继”，又同时带有不齿于后人的寓意。串写这一段，起着两个作用：一是以秦人“刻石颂功”的伪与劣，反衬出石鼓“功大不矜”的真与高；二是谓秦石既如此作伪，石鼓自然羞与同伍，必定不见容于当世，由此领起下文“此鼓亦当遭击掊”，可见它历劫犹存的不易。昔韦应物《石鼓歌》也写到“秦家祖龙还刻石，碣石之罘李斯迹。世人好古犹共传，持来比之犹悬隔”。但苏轼于此，挖掘得更深刻，发明得更透彻。石鼓究竟如何度此大劫，世无明载。诗人遂联想到另一“神物”———相传铸于夏禹时代的九鼎。《史记·秦始皇本纪》：“还过彭城，斋戒祷祠，欲出周鼎泗水，使千人没水求之，弗得。”石鼓不显于秦，当亦是鬼神暗中呵护吧！这里以“传闻”证未传未闻，虽以不解解之，但揆度合于情理，又仍关应全篇所叙述的石鼓的古、妙、真、高，可谓神来之笔。
最后四句为第五小节，以感叹石鼓的长存作尾。前面极力铺排石鼓经周之盛，历秦之衰，此处仅用“物自闲”三字轻轻带住。前面大量篇幅驰神走笔于石鼓之中，此处却又忽出作者，与起首四句呼应，而余意固无止尽。
苏轼擅长比喻，描写一件事物，有时接连用比喻，使人应接不暇。此诗即是一例。而此诗还有一大特点，即几乎全篇运用对仗，于整饬中求变化。不少地方开合雄阔，使人浑然不觉。不可否认，有些对句互文见义，少数甚而有合掌之嫌，但细细品味，作者于上下句总求各具重点，尽量扩大其内容的涵量。诗人这样做不是偶然的。之此以前，韩愈、韦应物俱有《石鼓歌》，韩诗尤为著名。韩诗以己身与石鼓的关系为经纬，酣恣行笔，而苏诗则以客观为主，欲免雷同。正因如此，后人往往以此二诗相比，并称名作。苏轼作此诗时，意中处处有韩、韦诗之，于是争奇逞胜，有些地方未免雕琢太过。然而，之前人留下的不多余地中，复以格律自囿，出新意于法度之中，尤见功力。
查德卿的这首《蟾宫曲·怀古》抒发的是怀古咏史之意。作者在开篇第一句就写出了自己的疑问，他问道“问从来谁是英雄?”，紧接着他便在曲中写到一个农夫，一个渔翁。”查德卿用自问自答的方式回答了自己的问题，在此处点明了怀古的对象，同时也做出了评价。
“晦迹南阳，栖身东海，一个成功。”南阳，东海是两处地点，分别承接“农夫”与“渔翁”，诸葛亮在未出山之前，曾经在南阳过着隐居的生活，而姜太公也曾经在渭水之滨垂钓，同样过着悠闲恬淡的日子。
“八阵图名成卧龙，《六韬》书功在飞熊。”则是说明诸葛亮和吕尚的丰功伟绩，进一步表现他们两个作为英雄所做出的功绩。
“霸业成空，遗恨无穷。蜀道寒云，渭水秋风。”这句由追寻历史转为了对历史的感慨，说诸葛亮、吕尚所建的“霸业”终究是一场空，随着时间的推移，慢慢消逝了。
这首词写的是淑真小时候关于正月初六那天的美好记忆。
正月初六，月亮细弯，如一钩新镰。“寒玉”本是玉石的一种，即常说的翡翠，这里以“寒玉”指代月亮。“钩寒玉，凤鞋儿小，翠眉儿蹙。”在女孩子眼中，那月牙儿象极了她所穿的三寸凤鞋，象极了那微微蹙起的一弯娥眉。
“闹蛾雪柳添妆束，烛龙火树争驰逐。”“闹娥”与“雪柳”都是古代女子的头部饰物，“闹娥”亦称“夜蛾”、“蛾儿”。用纸做成的灯蛾儿。宋代正月十五元夕夜，盛装女子头插闹蛾、发嵌雪柳，以应时节，盖取蛾儿戏火之意。宋范成大《菩萨蛮》词：“留取缕金幡，夜蛾相并看。”辛弃疾《青玉案·元夕》词：“蛾儿雪柳黄金缕，笑语盈盈暗香去。”宋周密《武林旧事·元夕》：“元夕节物，妇人皆戴珠翠、闹蛾、玉梅、雪柳......而衣多尚白，盖月下所宜也。”
“烛龙”又称“烛阴”或“逴龙”，是北方民族的原始图腾。“火树”原指凤凰木，因其鲜红或橙色的花朵配合鲜绿色的羽状复叶，被誉为世上最色彩鲜艳的树木之一。这里的“烛龙”和“火树”，指的都是元霄节的灯火。
“争驰逐，元宵三五，不如初六。”“元宵三五”就是说元宵节，亦即正月十五，正月十五的月亮，原不似初六那般细眉弯弯，所以，说“弯弯曲”，十五当然不如初六了。
在朱淑真的记忆里，正月初六是个快乐而热闹的日子，连元宵节都比不上。那个时候，待字闺中的少女朱淑真脚穿小凤鞋，戴闹蛾、佩雪柳，和姐妹们在灯火辉煌的街头追逐奔跑，在人流中穿梭，争看那街头的烛龙火树，一派无忧无虑的烂漫与天真。
此为怀人之作。词中寓情于景，以淡景写浓愁，言青山长在，绿水长流，而自己爱恋着的人却不知去向；虽有天上的鸿雁和水中的游鱼，它们却不能为自己传递书信，因而惆怅万端。
词的上片写主人公以书信细诉衷肠，而无处可寄；下片叙倚楼远望，只见青山绿波，不见所思之人。此词用语雅致，语意恳挚，抒情婉曲细腻。词中运用了一些传统文化意象和相关典故，深情含蓄，音韵悠长。
词的上片抒情。起句“红笺小字，说尽平生意”语似平淡，实包蕴无数情事，无限情思。红笺是一种精美的小幅红纸，可用来题诗、写信。词里的主人公便用这种纸，写上密密麻麻的小字，说尽了平生相慕相爱之意。显然，对方不是普通的友人，而是倾心相爱的知音。
三、四两句抒发信写成后无从传递的苦闷。古人有“雁足传书”和“鱼传尺素”的说法，前者见于《汉书·苏武传》，后者见于古诗《饮马长城窟行》（客从远方来），是诗文中常用的典故。作者以“鸿雁在云鱼在水”的构思，表明无法驱遣它们去传书递简，因此“惆怅此情难寄”。运典出新，比起“断鸿难倩”等语又增加了许多风致。
过片由抒情过渡到写景。“斜阳”句点明时间、地点和人物活动，红日偏西，斜晖照着正在楼头眺望的孤独人影，景象已十分凄清，而远处的山峰又遮蔽着愁人的视线，隔断了离人的音信，更加令人惆怅难遣。“遥山恰对帘钩”句，从象征意义上看，又有两情相对而遥相阻隔的意味。倚楼远眺本是为了抒忧，如今反倒平添一段愁思，从抒情手法来看，又多了一层转折。
结尾两句化用崔护《题都城南庄》诗句：“人面不知何处去，桃花依旧笑春风”之意，略加变化，给人以有余不尽之感。绿水，或曾映照过如花的人面，如今，流水依然在眼，而人面不知何处，唯有相思之情，跟随流水，悠悠东去而已。
此词以斜阳、遥山、人面、绿水、红笺、帘钩等物象，营造出一个充满离愁别恨的意境，将词人心中蕴藏的情感波澜表现得婉曲细腻，感人肺腑。全词语淡情深，闲雅从容，充分体现了词人独特的艺术风格。
这首诗写的是诗人到超师院读佛经的感受，其主要内容是：清晨早起，他到住地附近一个名叫超的僧人（师）的寺院里去读佛经，有所感而写下这首五古抒情诗，既表达了他壮志未已而身遭贬谪，欲于佛经中寻求治世之道的心境，又流露出寻求一种超越尘世，流连于冲淡宁静的闲适佳境的复杂心情。
头四句总说“晨诣超师院读禅经”。诗人把研读佛典安排在一天中最宝贵的时刻。“汲井漱寒齿，清心拂尘服。”清晨早起，空气清新，以井水漱牙可以清心，又弹冠振衣拂去灰尘，身心内外俱为清净方可读经。可见用心之虔诚，充分表现了诗人对佛教的倾心和崇信，其沉溺之深溢于言表，不啻教徒沐浴更衣以拜佛祖。“闲持贝叶书，步出东斋读。”贝叶书简称贝书，佛经之泛称。古印度人多用贝多罗树叶经水沤后代纸，用以写佛经，故名。一个“读”字，是全诗内容的纲领；一个“闲”字，是全诗抒情的主调。诗人贬居永州，官职虽名曰“永州司马员外置同正员”，但只是个“闲官”而已。闲人闲官闲地，无政事之烦扰，亦无名利得失之拘牵，正是难得清闲，正好信步读经。就读经来说，闲而不闲；就处境而言，不闲而闲，其复杂心情曲曲传出。
中间四句承上文“读”字而来，正面写读“经”的感想。这里有两层意思：前二句“真源了无取，妄迹世所逐”，是说书中真意不去领悟，妄诞之言世所追逐。诗人以自身崇信佛学的正确态度讽喻世俗之佞佛，即对于佛经中的真正本意全然不去领悟，而对于书中一切迷信荒诞的事迹却又尽力追求而津津乐道。正如诗人在《送琛上人南游序》中所批评的那样：“而今之言禅者，有流荡舛误、迭相师用，妄取空语，而脱略方便，颠倒真实，以陷乎己而又陷乎人。”（《柳宗元集》卷二五）言下之意正好表明自己学习佛经的正确态度和对佛经的深刻理解。后二句转写对待佛经的正确态度。“遗言冀可冥，缮性何由熟”，意思是说：佛家遗言值得深思，修养本性怎能圆熟？“冀可”是希望能够的意思。言佛教教义艰深，必须深入钻研思考，如果只用修持本性去精通它，是不可能达到精审圆满的目的的。言下之意是说：愚妄地佞佛不足取，只有学习它于变革社会有益的内容才算真有所得。这反映了诗人对佛教教义及其社会作用的主观的特殊理解。对此，诗人也有批评说：“又有能言体而不及用者，不知二者之不可斯须离也。离之外矣，是世之所大患也。”（《柳宗元集》卷二五）联系诗人在对待佛教问题上与韩愈的辩论就更清楚了。韩愈辟佛，是热心张扬“道统”的儒学家，主张对僧侣“人其人，火其书”；而柳宗元却认为在佛教教义中包含着与儒家圣人之道相通的有益于世的内容，否定“天命”的主宰。诗人自以为对佛教的精义和作用已有深刻的领会，殊不知结果不是他利用佛教以济世，而是佛教利用他作了宣传宗教唯心主义和宗教迷信的工具；而他自己最终也陷入了佛教识破尘缘、超脱苦海的消极境地。
末六句承上文“闲”字而来，抒发诗人对寺院清净幽闲的景物的流连赏玩，到了忘言的境界。这里也写了二层意思：前四句写景，后二句抒情。先看前四句：“道人庭宇静，苔色连深竹。日出雾露余，青松如膏沐。”意谓超师寺院何其幽静，苔色青青连着翠竹。旭日东升晨雾滋润，梳洗青松涂以膏沐。“道人”实指“超师”，“庭宇”呼应“东斋”，既言“步出”则寺院环境尽收眼内，一个“静”字总括了它的幽静无声和诗人的闲适心境。是景物之静，也是诗人内心之静。而苔色青青，翠竹森森，一片青绿，又从色调上渲染了这环境的葱茏幽深。“日出”照应“晨”，紧扣题目，再次点明时间。旭日冉冉，雾露濛濛，青松经雾露滋润后仿佛象人经过梳洗、上过油脂一样。这是用拟人法写青松，也是用“青松如膏沐”进一步写环境的清新。这就使读者体会到诗人通过优美宁静的寺院之景传达出一种独特的心境和思想感情。这是“闲人”眼中才能看得出的静谧清幽之景，抒发的是“闲人”胸中才有的超逸旷达之情。再看结尾二句：“淡然离言说，悟悦心自足。”意思谓宁静冲淡难以言说，悟道之乐心满意足。诗人触景生情，直抒胸臆，看来似乏含蓄，有蛇足之嫌，但一经道破，又觉意味更深一层。它既与前面的景物相连，写出“闲人”欣喜愉悦而又多少带点落寞孤寂的韵味；又与前面的读“经”相呼应，诗人自认为是精通了禅经三昧，与当时的佞佛者大相径庭，其悟道之乐自然心满意足了。这就又透露出诗人卑视尘俗、讽喻佞佛者的孤傲之情。而这两者——情景与读经，前后呼应，融为一体。诗人巧妙地把自然景物契合进自己主观的“禅悟”之中，其感受之深，妙不可言，真是达到了“此中有真意，欲辨已忘言”的境界。从章法上看，全诗自晨起读经始，至末以日出赏景惮悟终，浑然无痕，相映成趣。读完此诗，姑且抛开诗人对佛经所持的错误态度不论，不能不为诗人的于逆境中读经养性、追求事理而又超脱尘俗、寄情山水、怡然自适的复杂心境所感动，从而进到那种“淡泊以明志，宁静以致远”的幽深寂静的艺术境界中去。诗中有禅味而又托情于景，情趣浓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