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金菊对芙蓉》,这个词牌华美而清妍。题副是“上元”,由词题看是咏节序。此类诗词是比较难写的,南宋的张炎曾慨叹:“昔人咏节序,不唯不多,付之歌喉者,类是率俗。”后有刘永济在《词论》中言:“咏节序风物之作‘贵能直写我目、我心此时、此际所得。’”容若这篇则是以咏节为蓄,实乃怀人之想,予景于情,清朗自然,婉转流深,情深意切。
上元佳节,本是团圆欢聚的日子,这更让敏感多情的容若黯然神伤。容若思念着见阳,那个可以互诉衷肠把酒言欢的兄长知己,正身处战火纷飞之中。战地太过凶险,随时将有性命之忧,所以,他那细腻盛烈的心意中之深深牵念如何做的到独善其身呢?纵使再多书信,再多诗词,亦消融不了那一刻他心头凝结的悲凉愁绪。那,便是感人千古的义重如山啊。
《待漏院记》是王禹偁为世人传诵的政论性篇章之一。从题目类型上,这属于“厅壁记”,实际却是一篇充满政治色彩的“宰相论”,以宰相待漏之时的不同思想状态,将宰相分为贤相、奸相、庸相三个类型,褒贬之意非常鲜明,反映了他对现实政治的忧虑、批判与幻想。
文章开篇探究天道的运行规律、圣王的政治模式,以“四时之吏,五行之者,宣其气”、“三公论道,六卿分职,张其教”,对儒家理想中“垂拱而天下治”(《尚书·武成》)的治道原因进行解释,借以导出宰臣勤于政务的重要性与必要性,从而自然转到具有“示勤政”之意的待漏院,“勤政”则是文章的立意所在。
第二段先描述宰臣上朝时的整肃庄严场面,继而以“待漏之际,相君其有思乎”这个设问作为过渡,围绕待漏之时宰相们的所思所虑所追求,将这批人分为贤才、奸才和庸才三个类型,勾画各自的面孔与灵魂。宰相总理全国政治、经济、军事、人事、司法等方方面面的事务,位高权重,能够直接左右皇帝的意志,从而对整个国家造成影响,亦即“一国之政,万人之命,悬于宰相”。而如何保证相权的正当实施呢?作者把它归结为宰相心中的一念之差:“思”为公则贤,“思”为私则奸;贤者“忧心忡忡”于安黎民、抚四夷、息兵革、辟荒田、荐贤才、斥佞臣、禳灾眚、措五刑,奸者“私心慆慆”于复私仇、报旧恩、敛财富、陟同党、斥异己、巧言谄容取悦君王;贤者居高官食厚禄而无愧,奸者不保于自身。这两种人在思想上针锋相对,对权力与责任的理解和运用亦截然不同,他们也会最终得到相应的奖惩。作者用对比手法分别刻画二者的内心世界、表现其对帝王乃至国家政事的不同影响,以及各自的结局,使得贤相与奸相势同水火的状态更为鲜明地呈现在读者眼前。至于庸才,则只以寥寥几笔为之勾勒脸谱,说他们既无过不必挨骂,又无功不受赞誉,成天随大流,尸位素餐、滥竽充数、明哲保身而已。
王禹偁是北宋倡导诗文革新的第一人,主张行文要明白晓畅,自然平易。《待漏院记》不仅在结构上具有对称美,语言成就更为突出:以四字句为基本句式,明快平易而琅琅上口;某些段落灵活押韵并自由换韵,充满节奏美、韵律美;以“之”字收尾的一系列句式,既整齐匀称,又有纡徐之致。五十多年后,庆历新政中失败被贬的范仲淹写下《岳阳楼记》,其中“先忧后乐”的警句固然与此文之中“夙兴夜寐,以事一人”的精神息息相通,其构思、布局乃至句式,都可看到《待漏院记》的影子。
这是作者被贬后所作凭吊屈原的文章。作者在文中赞美了屈原坚贞不渝的爱国精神,同时借以抒发了自己坚持理想和操守的决心,同时,文中渗透着作者爱国忧国的思想感情。文章采用了离骚体的形式。语颇隽永,耐人寻味。
文章共分为五段,第一段交代了“逐而浮湘”感慨为文的心境,奠定了正文的情感基调。“先生之不从世兮,唯道是就”,热情歌颂了屈原不随波逐流的崇高品质和始终不渝的爱国情怀。
文章第二段运用对比的手法集中叙述楚国的贵族保守势力对屈原的迫害。“华虫荐壤兮,进御羔袖。牝鸡咿嗳兮,孤雄束咮”,形象地表现了楚国上层集团内部在内政、外交上的尖锐斗争。而“哇咬环观兮,蒙耳大吕。堇喙以为羞兮,焚弃稷黍。犴狱之不知避兮,宫庭之不处。陷途藉秽兮,荣若绣黼。榱折火烈兮,娱娱笑舞。谗巧之哓哓兮,或以为咸池。便媚鞠恧兮,美愈西施。谓谟言之怪诞兮,反置填而远违”,则生动说明了楚怀王忠奸不辩,良莠不分,听信谗言,甚至对郑袖、靳尚等人公然接受秦国贿赂、出卖楚国利益的行为而不察觉,最终落得个被秦扣留,死于秦国的下场。楚怀王死后,顷襄王即位,完全依靠奸佞治国,使楚国更加残破、散败,“支离抢攘兮,遭世乱疾”,便是当时楚国国情的真实写照。
文章第三段则连用五个反问句,猛烈抨击了当年迫害屈原的贵族保守势力,热情讴歌了屈原至死不渝的爱国情怀,表达了作者对屈原的景仰、赞美、理解和同情。特别是最后四句,将以上诸般情感表现的淋漓尽致。
文章第四段的开头,作者以逝者遗留的传世之作推求屈原的音容笑貌,继而将自己的悲哀之情推向高潮。“凉先生之不言兮,后之人又何望”一句,则以画龙点睛之笔,概括反映了屈原对中国文学史的贡献以及研究屈原一生遭遇的途径。
文章第五段,作者借悼念屈原,感叹自己。声长而语悲,情哀而意深。
纵观全文,柳宗元对楚国黑暗腐朽的政治给予了强烈的批判,赞美了屈原坚持理想、宁死不屈的精神。作者通过凭吊屈原来发泄自己对当时政治现实的不满,以表达像屈原那样无论受到多大的迫害,决不与恶势力同流合污的决心。文章充分发挥了骚体赋的长处,语言上众多“兮”字的运用,形成了一唱三叹、抑扬顿挫的节奏感,形式上的这种特点与所要表达的沉痛哀婉、悲愤真挚的感情相结合,进一步加强了文章的感染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