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是一首吊古伤今、借景抒怀的词作。大约作于诗人抗清失败、削发为僧之后。
唐末的黄巢,曾率领义军转战南北,先后渡过长江、黄河、湘江、北江等许多江河。黄巢矶当是他曾经渡过的一个险渡,故得此名。但是由于黄巢一生中经过的险渡很多,故现在已难以知道“黄巢矶”究在何处。黄巢,在封建时代中,当然是一个“逆贼”,而“黄巢矶”也就成为一个恶名。古人重名,所以当他们路经一些有“恶名”的地方时,往往会表示憎恶。传说“县名胜母而曾子不入,邑号朝歌而墨子回车”(《史记·鲁仲连邹阳列传》),对这种地方连经过都不愿意,更不用说作诗吟咏了。“黄巢矶”这样一个地方,谁愿意为它而动吟兴呢?然而世上本有非常之人,能作非常之诗,金堡就是一位非常之词人!他曾积极参加抗清斗争,后在南明永历政权中受党人倾轧,谪戍清浪卫。桂林失陷,遂绝世事,削发为僧,法名今释,号澹归。他坚持气节决不向清统治者屈服,实乃一位身披袈裟的奇士。当他路经黄巢矶时,其反映就不同流俗了。在他看来,此矶既是自然界的天险,又是历史上的古战场,面对着江中兼天的激浪和江边高耸的绝壁,思念起古代曾在此地叱咤风云的豪杰,不由得热血沸腾,奇情壮思奔涌而出。“激浪输风”、“滩声战、冰霜竞冷,雷霆失壮”,大风狂浪,挟带着愤怒的感情和不屈的斗志,这究竟是江面上的壮观,还是心海中的波澜呢?“鹿角声头”用杜诗“鹿角真走险,声头如跋胡”(《白帝城放船出瞿塘峡久居夔府将适江陵漂泊有诗》)之意,指山势险峻。“龙蟠虎踞”乃用诸葛亮语,指地形雄奇。如此险要之地,竟然说是“休地险”、“无天相”,意谓若无天时,则地险实不足恃。这是否指明代的江山终于亡于异族之手,虽有天险也无济于事呢?我们不能肯定,但诗人心头的愤懑之意却是可以感受到的。正因如此,诗人对天发问:把此地唤作“黄巢矶”,是真实还是诽谤?
下片由怀古转入抒情。风雨难止,江海相激,这种波谲云诡、变幻莫测的自然现象正是世事沧桑的象征。对于诗人这种曾经沧海的人来说,世事沧桑早已是司空见惯之事,纵然面对大风巨浪,又何足道哉!更何足惧哉!据说黄巢兵败之后,避难隐居于雪窦寺为僧,曾作诗云:“三十年前草上飞,铁衣着尽着僧衣。天津桥上无人识,独倚危阑看落晖。”(原载陶谷《五代乱纪》)其实此诗是后人据元稹的《智度师》诗二首改写而成以嫁名于黄巢的,但是流传很广,词人也以之为黄巢诗。“铁衣着尽着僧衣”,这与他本人的经历是何等相似!“堪相傍”,这是说堪与“黄巢矶”相傍,还是说堪与黄巢相傍呢?这两种解读其实是一样的,因为这反正与黄巢这个人物有关。读到这里,我们才能给上片末句所提出的问题作出回答,诗人对黄巢是持肯定态度的,所以在他看来,把这个雄伟奇险的江矶称作黄巢矶,实在是名符其实的,这并不是诽谤。这种写法不但做到了前后的呼应,而且把当时不宜直接说出的意思蕴含在字里行间,相当巧妙。
最后,此词题作“大风泊黄巢矶下”,意即因大风不能行舟而停泊于此。首句中“偏绝分、乘风破浪”即从侧面写出此意;“绝分”,犹无缘。然而这显然又有人生壮志不得实现一层意思在内,而这与下片中故作淡泊,似乎已忘却乘风破浪之志的表白互为表里。这样,题目自身的本意与所寓之深层意蕴融合无痕,这也是我们读此词时应该注意的。
这首诗描写山村午景,从日暖花繁的景象来看,正是春末或夏初时分,脚下的小路似乎也感到了节候的温暖,路上绿草如茵,满山的野花在阳光下更显得繁茂艳丽。首联由小径写到山色,徐徐展开,像是电影中由近到远地拉开了镜头,有一种身临其景,历历在目的印象。
颔联以“纵横”、“高下”为对,工稳恰切,而且经纬交错,构成了一幅谐和匀称的画面:一道河水曲折流过,村中高高低低地散布着几户人家。自由宁静的气氛于言外可见。而“纵”与“横”、“高”与“下”,本身又各自对应,可见诗人烹字炼句的功夫;又以“一”与“数”相对,运用了数字的概念,遂令画面更加清晰可辨。
颈联进一步表现了诗人炼句的技巧。《复斋漫录》卷上说,‘静憩横鸣午”是吸取唐人诗句“枫林社日鼓,茅屋午时横”的意思而来,其实未必可信,但指出了二者都是描绘午时横鸣的情景却是对的。横在正午休息的时候长鸣,可见其地的宁静安谧,而村民的悠闲恬适也从中可以想见。“荒寻犬吠嚣”一句说狗在荒野里东寻西找,看到了昏暗的阴处就叫个不停,寥寥五字就将生活中这个不为人注意的细节传神地表现出来,而且由此可以推知山村远离尘嚣,难得有生人过访。这两句造语极为洗炼,通过特殊的语言结构,将丰富的内容,熔铸在这极简净的十个字中。胡仔《苕溪渔隐丛话》说:“卢纶《山中绝句》云:‘阳坡软草厚如织,因与鹿成相伴眠。’介甫只用五字,道尽此两句。如云‘眠分黄犊草’,岂不妙乎!”胡仔在此赞叹王安石的,正是他这种能“以少许胜多许”的语言表现能力,“荒寻犬吠昏”也是一例
这首诗前六句所描绘的景物,直是一幅形象的桃源图。《桃花源记》中“芳草鲜美,落英缤纷”的描写,正与“草如积”、“花更繁”的景色相似;“土地平旷,屋舍俨然,有良田美池桑竹之属,阡陌交通,横犬相闻”,又与此诗中间二联的意境一致。从这里可似看出诗人的匠心,虽然诗名《即事》,但决不是信笔写来的随意之作,他在景物的摄取,题材的剪裁上早已有成竹在胸,虽以平易语言写来,却可见到遣字造句、构思谋篇的精心安排。这种千锤百炼而以平淡出之的手法,正是诗家化境。韩愈称赞贾岛的诗说:“奸穷怪变得,往往造平淡。”(《送无本师归范阳》)苏东坡提倡“绚烂之极,归于平淡”,都是指的这种特点。王安石《题张司业诗》中说,张籍的诗“看似寻常最寄崛,成如容易却艰辛”,实际上也道出了他自己作诗的甘苦。这首《即事》就是一个很好的范例。
尾联写自己的感受:诗人远足归来,向人谈起这番游历,就像亲身去了一次世外桃源。其中虽不言景,而景自在其中。同时,也可体会到诗人对桃源生活的向往。王安石另有《桃源行》一首,直接表达了他对陶洲明笔下的桃花源的赞美,与此诗所表现的感情正可相发明。
这首诗语言简洁自然,清新流畅,注重全诗气势连贯,张弛有道,平缓有度,进退有法,作者似乎在不经意地吟咏,细处看却是淡静有味,从构图谋篇到遣词造句都颇具匠心,每一联都从不同的视角展示景物。
这首诗前四句是倒写,实际上应是“铙吹发西江,秋空多清响。寥落云外山,迢递舟中赏。”诗人的船从西江出发,秋天的天空发出清脆的响声。外面的云山外多么冷落,清静。诗人从舟中远远地看着两岸,欣赏这自然景色。其时据《王维年谱》载: “王维……迁殿中侍御史。是冬,知南选,自长安经襄阳、郢州、夏口至岭南。”
接下来四句“地迥古城芜,月明寒潮广。时赛敬亭神,复解罟师网”,写诗人己到夏口接近宣城地界看到与想到的。着到的是,古城荒芜,月明清辉,寒潮阵阵;想到的是,宇文太守赴宣城,宣城一是能治理好的。王维把宇文太守比作比敬亭神还灵验的人。据文献记载,当时宣城已旱了五年,当地有些农民竟自逃至山洞中,聚众反抗官府。民穷豪富,境遇迥异,急需一个能干的太守到来。刘禹锡作为“知南选”, 王维挑选宇文作宣城太守,他是充满信心,寄于厚望。诗人接下又说,宇文太守的到来,好像替渔夫解开乱网。事实证明,宇文太守到宣城以后把宣城治理得津津有条,得到人民的爱戴,秩序很快安定。
最后两句“何处寄相思,南风摇五两”,写诗人对宇文太守的思念,表现他与宇文太守的友情。送走了宇文太守,诗人折回前往岭南。一路上南风习习,王维还想着这段时间与宇文太守相处的情况,仍念念不忘。诗人自问自答:“何处寄想思,南风摇五两。”这里的“想思”作“想念”讲。五两,谓两只配成一双。《诗经·齐风·南山》:“葛屦五两,冠緌双止。” 朱熹集传:“两,二履也。” 王夫之稗疏:“按此‘五’字当与伍通,行列也。言陈履者,必以两为一列也。”作者借用此典,表达对朋友的思念。
王维在诗歌上的成就是多方面的,无论边塞、山水诗、律诗还是绝句等都有流传人口的佳篇。这首诗写送友人的诗,景物信手拈来,淡远之境自见,借景寓情,以景衬情。诗中用典,直抒胸意,感情真挚,具有淳朴深厚之美,也流露诗人自己的隐痛。
“胜败兵家事不期,包羞忍耻是男儿。”这首小诗的前两句是说,胜败这种事是兵家难以预料的事,但是能够忍受失败和耻辱才是男儿。
首句直截了当的指出胜败乃兵家常事这一普通常识,并暗示关键在于如何对待的问题,为以下做好铺垫。“事不期”,是说胜败的事,不能预料。此句强调指出只有“包羞忍辱”,才是“男儿”。项羽遭到挫折便灰心丧气,含羞自刎,怎么算得上真正的“男儿”呢?“男儿”二字,令人联想到自诩为力能拔山,气可盖世的西楚霸王,直到临死,还未找到自己失败的原因,只是归咎于“时不利”而羞愤自杀,实在有愧于他的“英雄”称号。
“江东子弟多才俊,卷土重来未可知。”小诗的后两句是说,江东的子弟大多是才能出众的人,如项羽愿返江东可能卷土重来。
第三句“江东子弟多才俊”,是对亭长建议“江东虽小,地方千里,众数十万人,亦足王也”的艺术概括。人们历来欣赏“无面见江东父老”一语,认为表现了他的气节。其实这恰好反映了他的刚愎自用,听不进亭长的忠言。他错过了韩信,气死了范增,确是愚蠢得可笑。然而在这最后关头,如果他能面对现实,“包羞忍耻”,采纳忠言,重返江东,再整旗鼓,则胜负之数,或未易量。这就又落脚到了末句。
“卷土重来未可知”,是全诗最得力的句子。它的意思是说,如果能做到这样,还是大有可为的;可惜的是项羽却不肯放下架子而自刎了。这样就为上面一、二句提供了有力的依据。而这样急转直下,一气呵成,令人想见“江东子弟”“卷土从来”的情状,是颇有气势的。同时在惋惜、批评、讽刺之余,又表明了“败不馁”的道理,也是很有积极意义的。
此诗与《赤壁》诗一样,议论战争成败之理,提出自己对历史上已有结局的战争的假设性推想。首句言胜败乃兵家常事。次句批评项羽胸襟不够宽广,缺乏大将气度。三四句设想项羽假如回江东重整旗鼓,说不定就可以卷土重来。这句有对项羽负气自刎的惋惜,但主要的意思却是批评他不善于把握机遇,不善于听取别人的建议,不善于得人、用人。司马迁曾以史家眼光批评项羽“天亡我,非战之罪”的执迷不悟。杜牧则以兵家的眼光论成败由人之理。二人都注重人事,但司马迁是总结已然之教训,强调其必败之原因;杜牧则是假想未然之机会,强调兵家须有远见卓识和不屈不挠的意志。
议论不落传统窠臼,是杜牧咏史诗的特色。诸如“东风不与周郎便,铜雀春深锁二乔”(《赤壁》),“南军不袒左边袖,四老安刘是灭刘”(《题商山四皓庙》),都是反说其事,笔调都与这首类似。人们之所以喜欢这些诗,是因为他标新立异,也说明历史是复杂的,从多维的角度来看,有许多所谓定论是值得商榷的。宋人胡仔在《苕溪渔隐丛话》中谓这首诗:“好异而畔于理。······项羽以八千人渡江,败亡之余,无一还者,其失人心为甚,谁肯复附之?其不能卷土从来,决矣。”其实从历史的观点来看,胡氏的指责不为无由。人们之所以喜欢这首诗,主要是这首诗借题发挥,宣扬百折不饶的精神,是可取的。
浙江钱塘潮本是大自然的奇观,自唐以来,天下闻名。在词苑中,最早阑入这一“伟观”的,要数白居易的《忆江南》三首之二:“山寺月中寻桂子,郡亭枕上看潮头。”宋初潘阆在《酒泉子》十首之十中对此也有颇见精采的描写:“来疑沧海尽成空,万面鼓声中。”如此雄奇的自然景观,对于通判杭州的苏轼来说,确实具有巨大的吸引力。但直到判杭的第三年中秋节,苏轼才得到了观潮的机会,并留下了诗词作品。这首词有比较独特的表现角度。如果说《八月十五日看潮五绝》只是综括地写看潮时所见所感,显得既深厚又驳杂的话,那么这首词便是侧重写大显身手的弄潮儿,换言之,作者摄取了钱塘潮中一道特殊的风景线,因而显得比较单一和明朗。
上片写弄潮儿在万顷波中自由、活泼的形象。他们开始出现在两岸观众面前的形象是:“碧山影里小红旗”。远处的青山是自然背景,江潮从那儿汹涌而来,影影绰绰的,江面上闪现出一面面鲜艳的小红旗。这真可说是万绿丛中数点红,显得格外耀眼。词的第一句以高大的“碧山”来突出“小红旗”,这是一种衬托:而以“小红旗”来写人——弄潮儿,这又是一种衬托。试想脚踩怒涛,手执红旗,劈波斩浪,如履平地,这需要过硬的水上功夫。周密在《观潮》中写得好:“吴儿善泅者数百,······手持十幅大彩旗,争先鼓勇,溯迎而上,出没于鲸波万仞之中,腾身百变,而旗尾略不沾湿”。潘阆的《酒泉子》词也不乏生动的描写:“弄潮儿向潮头立,手把红旗旗不湿。”此词则是抓住特征性的事物,以物写人,以简写繁,可谓别具手眼。接着第二句交代了人的身份:“侬是江南踏浪儿。”这也流露出万顷波中得自由的水上健儿的自豪感。这“踏浪儿”与“小红旗”前后相互映发,相互补充,是理解前文以物写人的依据。三、四句进一步写弄潮儿的诙谐与活泼:“拍手欲嘲山简醉,齐声争唱浪婆词。”大意是说,晋朝的山简虽然洒脱不拘,是个名士,却是个酒鬼,还是很可笑的,大家都齐声争着唱起拜浪婆的歌词。水上健儿们不仅在作体育表演,而且在作文娱表演,并透露出乐观、开朗的精神状态。
下片写钱塘江退潮,弄潮儿唱起“使君诗”作为送潮曲。过片“西兴渡口”两句,写渡口落帆、山头红日这些静态的景物,一方面显示出时间的推移,暗示弄潮儿的水上表演已持续了数小时之久;一方面又暗写钱江已退潮,由下文“送潮”二字也可以明白地看出来。好比一场戏,只把布景显现出来,而戏中的情节却秘而不宣,留给观众去想象,这是词人用笔精炼、含蓄的表现。结拍两句紧承前文,点明“送潮”,并顺便提及与己同游的知州陈襄,显得不亢不卑。
这首《瑞鹧鸪》与其说是写景词或山水词,不如说是风俗词,从某种意义上说,是当时杭州文化习俗一个历史的记录。显而易见,作品用了代言体,以弄潮儿的口吻展开叙写,亲切有味。作品也受到了民歌风调的影响,能给人以质朴自然的美感。这首词,很像唐代诗人刘禹锡深受民歌熏陶的《竹枝词》、《浪淘沙》词一类作品。仅此一端,可以看出,苏轼在词创作中是受到了多方面的滋养的,唯其能吸纳百川,才能最终形成“沧海横流”的景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