此曲所要描写的不是菊的高洁,而是作者对自己生存状态的喟叹。重阳过后,菊花零落,作者面对零落的菊花,不禁以物拟我,而且自觉比菊还要羞愧三分。此曲赞扬了菊花不畏风霜的坚强品格。此曲词明白如话,表现曲的“贵浅显”的特色。它宛转相生,一波三折,一层深入一层,“问花不语,花替零愁。
“可怜秋,一帘疏雨暗西楼,黄花零落重阳后,减尽风流。”是说西风碎减叶飘零,作者推开了窗子,映入眼目的不是一帘幽梦,而是凄风疏雨,从楼瓦淌下,化作雨帘。重阳节后,菊花凋零,曾经鲜艳夺目的花朵已落去大半。
“对黄花零自羞,花依旧,零比黄花瘦。”是说花虽败落,但那些依然在枝头盛放的秋菊仍保有风采,张养浩再看看自己,却已瘦得不成零形。最后两句“问花不语,花替零愁。”他忍不住问花,自己该如何是好,花虽不语,想必它也在为自已感到忧愁。该曲以通感的手法来结束,一句“花替零愁”,顿使曲子中的愁情变得更加浓郁。张养浩的自怜自惜赫然在目,令零也想化作秋菊,成为倾听他的对象。
在《殿前欢》的曲子中,他本认为猬零的花应比他更自怜,但实际上菊花耐秋风的能力远超乎他的想象,于是张养浩才想,也许菊花是在替他悲苦,是以纷纷凋谢。
此曲在艺术上有较高的成就,“零比黄花瘦”是引自李清照词《醉花阴》“帘卷西风,零比黄花瘦”;“问花不语”则是引自欧阳修词《蝶恋花》 “泪眼问花花不语”。全句的引用,以旧词生新意,用法新颖。
张养浩之所以写“对菊自叹”,其实还有另一层深意。菊花是陶渊明的最爱,陶渊明经常对菊咏叹,表明心迹。张养浩选用菊花,自然是说自己也想如陶渊明一样,成为一个不问世事的隐居者。往日的宦海风波已成过去,鸟儿返林、鱼儿纵渊,那时的陶公何等惬意,张养浩也想成为另一个陶公,过着池鱼在故渊的生活。
《对菊自叹》是一首寓情于物、借景抒怀的曲子。作者看到菊花遭到秋雨,黄花零落,减尽风流。自己也精神颓唐,瘦过黄花。怜花正是自怜,作者借菊自叹,乃是对自己政治上失节的悔恨。
《独漉篇》原为乐府“拂舞歌”五曲之一,古辞以“刀鸣削中,倚床无施。父仇不报,欲活何为”,抒写了污浊之世为父复仇的儿女之愤。
“独漉水中泥”,“独漉”在今河北,传说它遄急浚深、浊流滚滚,即使在月明之夜,也吞没过许多行人。此诗首解先以憎恶的辞色,述说它“水浊不见月”的污浊,第三句“不见月尚可”,又在复沓中递进一层,揭出它“水深行人没”的罪恶。这“独漉”水大抵只是一种象征:诗人所愤切斥责的,其实就是占据了长安,并将“河北”诸郡以污浊之水吞没的安禄山叛军。他们正如肆虐河北的独漉水一样,暗了天月,吞噬了无数生灵。
接着由纷乱的时局,转写诗人客中飘泊、报国无门的孤愤。当中原深受罹乱时,诗人正孤身一人,飘泊在东南。眼看着“越鸟南来”、“胡雁北渡?”,诗人心中不胜悲哀:那鸟雁飞归的北方,正是河山拱卫的京师所在。而今陷于叛军的铁蹄之下,自己却只能避难客中,这实在是最令诗人痛苦的。“我欲弯弓向天射”一句,就是在这痛苦心境中激发的“射天”奇思。它与“拨剑四顾心茫然”一样,表达了一种无可发泄的苦闷。但弯弓射天,又怕误伤了空中的鸟、雁,徒然使它们中道折翮、失却归路,这真叫人左右为难。眼望月下的树影,偶有落叶在风中飘坠,诗人不禁一声长叹:“客无所托,悲与此同”——他正如这风中落叶一样,飘荡无主。
自“罗帷舒卷”以下,诗境陡转:四野万籁俱寂,诗人却还独伫空堂,他究竟在等待着谁?门边的罗帷忽然飘拂起来,仿佛有人正披帷而入。诗人惊喜中转身,才发现来客只有清风。随着罗帷之开,月光便无声“直入”,正如豪爽的友人,未打招呼便闯了进来——然而它只是月光的“无心”造访,根本无深意可解。这四句从清风、明月的入室,表现诗人似有所待的心境,思致妙绝。而且以动写静,愈加将诗人客中无伴的寂寞,衬托得孤寂冷落。
诗人所期待的,就是参与平叛、为国雪耻之用。
“龙泉雄剑”此刻就挂在壁间。它如同古帝颛顼的“曳影之剑”一样,当“四方有兵”之际,便震响“龙虎之吟”,意欲腾空飞击。令人伤怀的是,它却至今未有一吐巨芒、断其犀、象之试。这雄剑的命运,正是诗人自身报国无门的写照。国之壮士,岂忍看着它空鸣壁间、“锈涩苔生”一股怫郁之气在诗人胸中盘旋,终于在笔下化为雄剑突发的啸吟:“国耻未雪,何由成名?”笔带愤色,却又格调雄迈,显示的正是李白悲慨豪放的本色。此诗末解,就于宝剑的啸吟声中,突然翻出了“神鹰”击空的雄奇虚境。据《幽明录》记,楚文王得一神鹰,带到云梦泽打猎。此鹰对攻击凶猛的鸱、鸢毫无兴趣,而竟去攻击九天巨鹏并将之击落。此诗结句所展示的,就是这神鹰击天的奇壮一幕。而决心为国雪耻的诗人,在天之东南发出了挟带着无限自信和豪情的声音:“为君一击,鹏搏九天!”这声音应和着挂壁雄剑的“龙吟”之音,响彻了南中国。它预告着诗人飘泊生涯的终止——他将以“鹏搏九天”之志,慨然从军,投入平治“独漉”、驱除叛军的时代风云之中。
此诗共分六节(乐曲的章节),初读起来似乎“解各一意”、互不相属,其实却是“峰断云连”、浑然一体。从时局的动乱,引出客中飘泊的悲愤;从独伫空堂的期待,写到雄剑挂壁的啸吟;最后壮心难抑、磅礴直上,化出神鹰击天的奇景。其诗情先借助五、七言长句盘旋、摩荡,然后在劲健有力的四言短句中排宕而出。诗虽作于诗人五十六岁的晚年,而奇幻峥嵘之思、雄迈悲慨之气,就是与壮年时代的名作《行路难三首》、《梦游天姥吟留别》相比,亦更见其深沉而一无逊色之憾。
这是张籍游成都时写的一首七绝,描写了成都的秀丽风光、风土人情及繁华景象,流露出诗人对成都的眷恋之情。
锦江,以江水清澄、濯锦鲜明而著称。它流经成都南郊,江南为郊野,江北为市区,江中有商船。地兼繁华、幽美之胜。诗的前两句展现诗人顺锦江西望时的美景。新雨初霁,在绿水烟波的背景下,山头岭畔,荔枝垂红,四野飘溢清香。那如画的景色十分诱人。这两句写眼前景,景中含情,韵味深长,如跳动的音符,悠扬的旋律,拨动了人们的心弦。
上面写郊野景色,后两句则是由于“桥”和“酒家”的跳入眼帘,逗引起人们对市井繁华情况的想象。桥下水入岷江流至宜宾,与金沙江合为长江,东流直达南京,唐时商贾往来,船只很多。“万里桥边多酒家,游人爱向谁家宿?”唐时酒家多留宿客人。读了这两句,使人由“万里桥”而想到远商近贾,商业兴盛,水陆繁忙;由“多酒家”想到游人往来,生意兴隆。最后说:游人呀,你究竟选择那一酒家留宿更称心如意呢?从这问人和自问的语气里,使人想到处处招待热情、家家朴实诚恳的风土人情和店店别具风味、各有诱人“闻香下马”的好酒。处处酒家好,反而不知留宿何处更好了。
沈德潜说:“七言绝句,以语近情遥、含吐不露为主;只眼前景,口头语,而有弦外音,味外味,使人神远。”(《说诗晬语》)张籍此诗,句句含景,景景有情,特别是后二句,近似口语,却意味深远,读后感到精警而又自然。诗人既善于抓住富于特征的一般景物,又善于抓住思绪中最闪光的一瞬间——“游人爱向谁家宿?”这样就能使一篇之朴,养一句之神;一句之灵,回一篇之运。这就是张籍“看似寻常最奇崛”之风格所在,也是诗作具有弦外音、味外味、使人神远的艺术魅力之所在。
这三首小令都专门以山为题材,它们虽然没有像其他词那样标明词题,但每首的头一个字“山”,可以说即分别代表着各自的题目。
这三首小令所写重点不同,合起来却是完整的组诗。它们共同的显著特点在于运用了整体象征的创作方法。象征是人们常用的艺术方法,如有人用狮子象征力量,有人用鸽子象征和平,有人用香草象征美人,有人用同海的搏斗象征人生拼搏等。毛泽东在此则用山的形象来象征红军形象,通过他的精巧艺术构思,让象征者与被象征者在气势、气概、精神、气质诸方面,获得了内在联系。它们既都是写山,同时又都是写红军,既是咏山曲,又是歌颂英雄红军的乐章。三首各写出一个侧面、一个特点,表面上处处写山,写山峦姿态,山野情趣,翻山滋味,实际上是处处借山象征红军,通过咏山来歌颂红军。
它们虽是小令,但格调却是雄浑豪放的。意境磅礴、壮观、豪迈;夸张、比喻、象征、衬托、赞叹、抒情、寄意并举;同调重奏复沓、往复旋还,节奏紧凑,回肠荡气,非同凡响。
第一首表面上是极写山之高,实质上是写红军越过高山时,所表现出的藐视困难、一往无前、不可屈服的精神气概。毛泽东引了一首民谣作为原注,那民谣正是极力形容山之高的,高到仅仅“离天三尺三”,因此“人过要低头,马过要下鞍”,一般的人和马都得向它屈服。然而,红军在这样的高山面前,却“快马加鞭未下鞍”。这里的“快”字是状写马的行进速度的,马在如此高山面前毫无畏色,没有止步。依旧快速前进;而骑在马背上的人则更神气了,居然还要加劲扬鞭催快马,因而人、马都飞驰而过。未下鞍,一是说红军的马过时没有卸鞍,一反民谣所说的“马过要下鞍”的习惯;二是说红军过时没有下马,当然也不会低头,一反民谣所说的“人过要低头”的习惯;那么,无疑是高山低头了。同样险峻的高山,在不同的人和马面前,出现了截然不同的情况,这便富于神奇性地反衬了红军足以征服一切艰难险阻而不为任何艰难险阻所屈服的一往无前的英雄气概。
“惊回首,离天三尺三。”毛泽东写得很幽默,待到纵马扬鞭飞奔过去以后,再回头仰望,不觉猛然大吃一惊。惊,既是对极高极险的山望而吃惊,同时也传达出一种翻越高耸云天的大山后的惊喜、自豪的神情。“离天三尺三”并非实数,而是夸张,用夸张笔法极写山之高峻,从而反衬、烘托红军飞驰过山的英雄形象,突出红军一往无前的精神气概和实现战略转移的急迫心情。
第二首表面上是极写山之大,写群山之磅礴、险峻,实质上是写红军在万山丛中英勇战斗的雄伟、豪迈的气概。毛泽东首先用大海来比喻、描写山:“山,倒海翻江卷巨澜。”毛泽东从高处放眼望去,千山万岭逶迤起伏,因而他感觉势如江海倒翻,怒潮猛卷,连天排空,汹涌澎湃。接着,又用驰骋中的万马来比喻、描写山:“奔腾急,万马战犹酣。”诗圣杜甫在《病橘》中用过“奔腾”一词: “忆昔南海使,奔腾献荔枝。”即飞奔急驰之意。毛泽东再加一“急”字,则其快如飞之速度已达极点。毛泽东久望险峻的群山,联系自己指挥千军万马南征北战的深切体验,因此又觉得它们恰如鏖战中的千军万马在奔腾。这样,毛泽东连用两个比喻,就形象生动地写出了千山万岭的磅礴、雄伟的气势。
但是,在毛泽东的艺术构思中,山的雄姿与红军的雄姿是相对应的,写山就是为着写红军。群山万岭的雄伟气魄,正可见红军的伟大气魄。群山万岭正是红军历经之地,因此人们既可想见红军在那里急速进军的英雄姿态,也可想见红军在那里的战斗姿态和激战场面,从而使雄姿英发、骁勇善战的红军形象,巍然屹立起来了。
第三首写的是山的峻峭。作者用夸张与想象写出奇峰凸起的壮观景象。他用“刺破青天”的宝剑形容山的峭拔陡直,这把锋利的“宝剑”把天都刺破了,可是锋刃一点也没有残破。山的峭立与峭锐被诗人刻画得力透纸背,在古往今来写山的诗句中,可谓无与伦比,石破天惊。而最后一句的想象更是神奇,让人联想到女娲补天的神话:“共工氏与颛顼氏争为帝,不胜而怒,乃头触不周山崩,天柱折,地维缺,女娲氏炼五色石以补天缺,断鳌足以立四极。”神话中的天柱支撑起天空,诗人引用其意,说被刺破的青天仿佛要掉下来,幸亏这些山像坚挺的柱子支撑起天空,使之不致坠落,从而表现出山的雄伟、坚实。与上两首词相同,对山的描写让人自然地联想到与山一样顶天立地、坚强挺拔的红军战士。英勇的红军与国民党军队作战时,就像这直插云霄的利剑,又像这擎天的石柱,坚不可摧,给置民族危亡于不顾的国民党以沉重的打击。
毛泽东的这三首小令从不同的角度刻画了云贵山峦的气势形貌。它们各自独立,但又互相补充,构成一个统一的整体。诗人用如此气势磅礴的笔法来写小令,这在词的创作史中前无古人。南宋词坛豪放派的领袖辛弃疾曾经写道:“我见青山多妩媚,料青山见我应如是,情与貌,略相似。”(《贺新郎》)用山的矫健妩媚来写自己的个性品格。这种散文化的写法已经是对传统本色词的突破,而千载之后的伟人毛泽东则更为大胆地运用比喻想象的手法,使用气势磅礴的语言,写出了一种具有崭新面貌的小令。虽然宋末的风雅派词人张炎曾说,“词之难于小令,如诗之难于绝句,不过十数句,一字一句闲不得,末句最当留意,有有余不尽之意乃佳”(《乐府指迷》),强调的是小令的含蓄蕴藉,意在言外,只有毛泽东这样的气魄胸襟,才能创作出如此大气磅礴的小令,可以说是大手笔、大气概。
词的上片写雨中游西湖所见。起首写西湖概貌。碧波连天,翠浪翻腾,气吞平野,虽然用字不多,却写得极有气势。二三句写雨中游。杜甫《洗兵马》说:“安得壮士挽天河,净洗甲兵长不用。”此处用其前句,言雨从天降犹如有人力挽天河之水使之落入西湖,在卧龙山下形成一片明镜,而游人的影子则从“镜”中倒映出来。作者不说来游西湖,而说不知何人在卧龙山下照影,既点出了出游地点,又不粘皮带骨,可以说是空灵慰藉。以上三句,一句写湖,一句写雨,一句写游,“三山雨中游西湖”之意已全部写出,下边则围绕这一中心,渲染铺叙。“烟雨”三句化用苏轼咏杭州西湖诗意吟咏福州西湖之美。苏轼《饮湖上初晴后雨》诗说:“水光潋滟晴方好,山色空濛雨亦奇。欲把西湖比西子,淡妆浓抹总相宜。”而此处化用苏诗,言游福州西湖在烟雨迷茫中最相宜,因为那空濛如画的景色会给游人以飘然欲仙的感受;然而晴天来游则更好,因为那会使你心情开朗,看得更真切,显得更美。但是,西湖的美又是朴素的,约略是西施未嫁,待字闺中,需要加以打扮,也就是说要使西湖更美,还需要加以开发,还有待于“细把江山图画”,从而引出以下四句词来。其中前两句写福州西湖中的孤山,言其像瞿塘峡之滟滪堆,偃卧在千顷湖光之中,扁舟过此,极为凶险。据《淳熙三山志》说,赵汝愚帅福建,曾上书请疏浚西湖旧迹,匆匆兴役,议者以费多利少为疑,作者以“中有句,浩难写”,说明是是非非,一时也说不清楚,对怀疑疏浚西湖的议论表示了谨慎的异议。这样写,既照应了“有怀丞相经始”的词题,又丰富了“待细把、江山图画。”的具体含义,表明他要继赵汝愚之后,把西湖建设的更美丽的意向,内涵深厚。
词的下片写雨中游湖所感。起句以福州西湖文人社集比作杭州文士的西湖诗社,用“例入”二字表示西湖诗社在文人心目中的崇高地位,从而写出西湖同文人的密切关系。赵汝愚两次知福州,所以二三句化用杜牧《叹花》诗意,言当他“重来”福州时,上次亲手种植的树木,如今已绿树成荫,再次表达他对丞相“经始”功业的肯定与赞许。“陌上”三句写昔日福州西湖的繁华。言远在五代时期,闽王王审知在此立国,在西湖中修建了“十里水晶台榭”,架起复道,“时携后庭游宴,不出庄陌,乃由子城复道跨罗城而下,不数十步至其所。”作者借陌上游人之口夸之,暗示出他对福州西湖旧日繁华的倾慕之意。结尾四句写其今昔变迁。其中前两句写福州西湖的今昔对比。“堂上燕,又长夏。”二句,承上句“鱼鸟”做进一步发挥,言只有堂上的燕子,在长夏时节,又重来此,不知它是否还能寻到昔日的故居。总之是说,今日的福州西湖,皆今非昔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