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首词题目是“遣兴”。从词的字面看，好像是抒写悠闲的心情。但骨子里却透露出他那不满现实的思想感情和倔强的生活态度。
词的上片词人说忙在喝酒贪欢笑。可是用了一个“且”字，就从字里行间流露出这“欢笑”比“痛哭”还要悲哀：词人是无法排解内心的苦闷和忧愁，姑且想借酒醉后的笑闹来忘却忧愁。这样，把词人内心的极度忧愁深刻地反映了出来，比用山高水长来形容愁显得更深切，更形象，更可信。接着两句进一步抒写愤激的情绪。孟子曾说过：“尽信书，则不如无书。”说的是书上的话不能完全相信。而词人却说，最近领悟到古人书中的话都是不可信的，如果相信了它，自己便是全错了。表面上好像是否定一切古书。其实这只是词人发泄对现实的不满情绪而故意说的偏激话，是针对南宋朝廷中颠倒是非的状况而说的。辛弃疾主张抗战，反对投降，要求统一祖国，反对分裂，这些本来都是古书中说的正义事业和至理名言，可是被南宋朝廷中的当权派说得全无是处，这恰恰说明古书上的道理现在都行不通了。词人借醉后狂言，很清醒地从反面指出了南宋统治者完全违背了古圣贤的教训。
这首词下片更具体写醉酒的神态。“松边醉倒”，这不是微醺，而是大醉。他醉眼迷蒙，把松树看成了人，问他：“我醉得怎样？”他恍惚还觉得松树活动起来，要来扶他，他推手拒绝了。这四句不仅写出惟妙惟肖的醉态，也写出了作者倔强的性格。仅仅二十五个字，构成了剧本的片段：这里有对话，有动作，有神情，又有性格的刻划。小令词写出这样丰富的内容，是从来少见的。
“以手推松曰去”，这是散文的句法。《孟子》中有“‘燕可伐欤？’曰：‘可’”的句子；《汉书·龚胜传》有“以手推常曰：‘去’！”的句子。用散文句法入词，用经史典故入词，这都是辛弃疾豪放词风格的特色之一。从前持不同意见的人，认为以散文句法入词是“生硬”，认为用经史曲故是“掉书袋”。他们认为：词应该用婉约的笔调、习见的词汇、易懂的语言，而忘粗豪、忌用典故、忌用经史词汇，这是有其理由的。因为词在晚唐、北宋，是为配合歌曲而作的。当时唱歌的多是女性，所以歌词要婉约，配合歌女的声口；唱来要使人人容易听懂，所以忌用典故和经史词汇。但是到辛弃疾生活的南宋时代，词已有了明显的发展，它的内容丰富复杂了，它的风格提高了，词不再专为应歌而作了。尤其是象辛弃疾那样的大作家，他的创造精神更不是一切陈规惯例所能束缚。这由于他的政治抱负、身世遭遇，不同于一般词人。若用陈规惯例和一般词人的风格来衡量这位大作家的作品，那是不从发展的观点看问题。
此词语言明白如话，文字生动活泼，表现手法新颖奇崛，体现了作者晚年清丽淡雅的词风。
全曲通过举例讲述了对世间豪族的否定，不如像陶潜那样隐居山林、饮酒自娱。全曲通过否定现实，讴歌退隐，表明了作者的人生观与处世哲学：人生短促、盛衰无常，一切荣华富贵都是过眼烟云，因而要隔绝红尘，避世隐居，过与世无争、诗酒闲逸的生活。
小令第一句是从富的角度来写的。其中，“金谷园”是用典，即西晋富家石崇在河阳修筑的花园，以奢侈称著当时：以蜡当柴，美人充室，甚至在厕所中放有香料、干枣等。历代文人用其代富， 《红楼梦·林黛玉题世外桃源》中有： “香融金谷酒，花媚玉堂人。”在庾信 《枯树赋》中也有类似记载： “若非金谷满园树，即是河阳一昙花。”中间用 “哪得”相连，写出了作者对世间豪族的否定态度，认为石崇暴富只不过是一片云烟，稍纵即逝。
紧接着的第二句，作者将笔触转移到了人生的另一追求，寿的角度上。人们怀着美好的愿望想延长生命的期限，抑或还想阻止生命的结束，便 “打铁做门限”来阻止 “阴间鬼的牵魂”，但善良的人们啊，这 “千年寿”的美愿只能是一场空，哪怕把门槛筑得再高、再结实，都阻挡不了 “人固有一死”的生老病死规律。可见，这一切都是枉作。一种劝世嫉俗的感情溢于言表、流于行间。
“汨罗江”一句又是从忠君爱国的角度写的，这句也是用典。在那黑暗的社会里，在那浑浊的时代中，原本纯彻的汨罗水也被罩上了 “污屈原”的罪名，这使人很自然地想起了 “青山有幸埋忠骨，白铁无辜铸佞臣”这句诗。实际上，这里暗含了作者对黑暗社会的嘲讽与对屈原之死的叹惋之情、对忠君报国之人生追求的否定态度，同时也影射了自己的失意生涯，他 “为人方直，名闻天下，声彻闺阁”，有远大的政治抱负，但在当时却无法施展，这在他的杂剧 《王粲登楼》中有所反映，其中抒发了游子飘零、怀才不遇、仕途失意的感情。
“北邙山谁是千钟禄”，这句是对人生显贵的否定。笔随曲意，在最后的三句里，郑光祖表明了自己的人生态度：不如像陶潜那样隐居山林、饮酒自娱。既相逢当痛饮之，否则岂不有虚此行。但同样可视之为面对人生的自由：既来世上而不饮，岂不也是 “空归去”。因此，作者以与知己相逢为乐事，以诗酒自娱，卒彰显其志。
纵观全首小令，它通过否定现实，讴歌退隐，表明了作者的人生观与处世哲学：作者认为人生短促、盛衰无常，一切荣华富贵都是过眼烟云，因而要隔绝红尘，避世隐居，过与世无争、诗酒闲逸的生活。
古代赠别诗通常以交代送别的时间、地点、环境发端，借景物描写来烘染离情别意。这首诗不同，开头便是一声深沉的慨叹：茫茫沧海简直不可能达到尽头，又怎么能知道那沧海以东是怎样一番景象呢！突如其来，喷薄而出，令人心神为之一震。三四两句一问一答，寄寓诗人深情：九州以外，哪里最为遥远？恐怕就要算迢迢万里之外的日本了。友人要去那里，真象登天一样难。头四句极写大海的辽阔无垠和日本的渺远难即，造成一种令人惆怅、迷惘、惴惴不安的浓重氛围。
接下来四句，是写想象中友人渡海的情景。在当时的科学水平和技术条件下，横渡大海到日本去是一种极为冒险、生死未卜的事情。通常是正面实写海上的景象，诸如气候的无常、风涛的险恶等等，借以表达对航海者的忧虑和悬念。
第三联写得惊耳怵目，扣人心弦，富有精警之意。无论语言是怎样的铺张扬厉，情感是怎样的激宕淋漓，要在一首短诗中把海上航行中将要遇到的无数艰难险阻说完道尽，毕竟是办不到的。所以，王维采用了另外一种别开生面的手法：避实就虚，从有限中求无限。
“向国惟看日，归帆但信风”，要说的意思只开了一个头便立即带住，让读者自己去思索，联想，补充，丰富。《新唐书。东夷传》云：“日本使自言国近日所出，以为名。”这里“日”字双关，兼指太阳和日本国。航海者就凭几片风帆、数支橹桨，随风飘流，可见艰险已极。诗人不作正面描绘，只提供联想线索；不言艰险而艰险之状自明，不说忧虑而忧虑之情自见，正是这两句诗高明的地方。
最有特色的，还是“鳌身映天黑，鱼眼射波红”两句。在这里，诗人不只是没有实写海上景象，而且虚构了两种怪异的景物：能把天空映黑的巨鳌，眼里红光迸射的大鱼，同时展现出四种色彩：黑，红，蓝（天），碧（波），构成了一幅光怪陆离、恢宏阔大的动的图画。波涛在不停地奔涌，巨鳌与大鱼在不停地出没，四种色彩在不断地交织和变幻，表达了诗人对友人海上航行艰险、安危的忧虑。
历代的诗论家们公认王维“诗中有画”，但往往没有注意到，他的“诗中画”大多是“绘画所描绘不出的画境”。这首诗即是如此。人们公认王维是着色的高手。但往往没有注意到，他笔下的色彩不是客观对象的一种消极的附属物，而是创造环境氛围、表现主观情感的积极手段。这两句诗利用色彩本身的审美特性来表情达意，很富创造性，有很高的借鉴价值。
最后两句，诗人设想晁衡战胜艰难险阻，平安回到祖国，但又感叹无法互通音讯。这就进一步突出了依依难舍的深情。
此诗表现了诗人与留居九州三十七年的日本人晁衡的深厚情谊。诗人以情景交融的手法，描绘出一幅路程遥远、归途风光、回国后的情景，使全诗神彩焕发，也表现了作者对友人晁衡归舟安全的忧虑。最后预祝友人一路顺风，却又感叹别离后音信难通，流露了诗人依依不舍的深挚情谊。
此诗一、二两句，先写一位充满游侠豪气的长安少年夜登戍楼观察“太白”（金星）的星象，表现了他渴望建立边功、跃跃欲试的壮志豪情。起句很有气势。然而，底上突然笔锋一转，顺着长安少年的思绪，三、四句紧接着出现了月照陇山的远景：凄清的月夜，荒凉的边塞，在这里服役的“陇上行人”正在用呜咽的笛声寄托自己的愁思。如果说，长安少年头脑里装的是幻想；那么，陇上行人亲自经受的便是现实：两者的差别非常悬殊。写到这里，作者的笔锋又一转：由吹笛的陇上行人，引出了听笛的关西老将。承转也颇顿挫有力。这位关西老将“身经大小百余战”，曾建立过累累军功，这正是长安少年所追求的目标。然而老将立功之后并没有好的结果。部下的偏裨副将，有的已成了万户侯，而他却沉沦边塞。关西老将闻笛驻马而不禁泪流，这当中包含了无限的辛酸苦辣。这四句，是全诗的重点，写得悲怆郁愤。诗中虽未明言关西老将会有如此悲剧的遭遇的原因，但最后引用了苏武的典故，是颇含深意的。苏武出使匈奴被留，在北海边上持节牧羊十九年，以致符节上的旄繐都落尽了，如此尽忠于朝廷，报效于国家，回来以后，也不过只做了个典属国那样的小官。表面看来，这似乎是安慰关西老将的话，但实际上，引苏武与关西老将类比，恰恰说明了关西老将的遭遇不是偶然的、个别的。功大赏小，功小赏大，朝廷不公，古来如此。这就深化了诗的主题，赋予了它更广泛的社会意义。
在诗中，作者写到“长安少年”、“陇上行人”、“关西老将”这三类人物，写到戍楼看星、月夜吹笛、驻马流泪这三种边塞生活场景。凄清的月夜，荒凉的边塞，呜咽的笛声，悲怆的将士，构成了一种寂寞悲凉的意境，反映了唐代边塞生活的艰苦。在十句诗中，作者这三种类型的人物，三个不同的生活场景，巧妙地集中在一起，自然而然地形成了鲜明的对照。这就很容易使人联想到：今日的长安少年，安知不是明日的陇上行人，后日的关西老将？而今日的关西老将，又安知不是昨日的陇上行人，前日的长安少年？诗的主旨是发人深省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