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篇文章以扬为抑,褒中有贬,在探究北宋立国以来百余年间太平无事的原因的同时,剖析了宋仁宗统治时的种种弊病;透过“百年无事”的表象揭示出危机四伏的实质,犀利地指出因循守旧、故步自封的危害;并就吏治、教育、科举、农业、财政、军事等诸方面的改革提出了自己的见解与主张。文章条理清晰,措辞委婉,情感恳切坦诚,是历代奏议中的佳作。
此文大致可分为五段。第一段是交代写作缘起。宋神宗赵顼是一个有志图强的年轻皇帝,公元1067年即位。即位时只有二十岁,出于谋求富国强兵、改变“本朝”积弊的迫切愿望,他即位第二年便召见王安石进京议对。此时王安石已近“知天命”之年,其经历、见识很不一般。他从少年时起即胸有“轩冕”之志,曾自言“材疏命贱不自揣,欲与稷契遐相希”(《忆昨诗》)。出仕前又跟随宦游四方的父亲到过岭南、江苏的不少地方,对于下情已有所体恤。中经丁忧,二十一岁人京应礼部试,首试即中,以第四名的好成绩登杨真榜进士。王安石由于个性拗强,人品高尚,学识渊博,素有“矫世变俗之志”,名播朝野。神宗早在东宫时已闻王安石大名,继位后,对这位写了《上仁宗皇帝言事书》(《万言书》),提出“改易更革”主张的王安石十分倚重。这次把他由江宁召回京都,就是向他咨询北宋百年来没出大乱子的问题,要他当面回答这是什么原因。面对皇上,口头回答这么重大的问题,难无惶恐,加之时间紧迫,未敢迁延,来不及详对,即告辞返回。事后,他又觉得不符合近臣侍奉君主的道理,遂写了这篇《札子》,进一步申述改变积贫积弱局面、实行变法的实际需要和理论依据。神宗激赏此文,次年二月任命王安石为参知政事(副宰相),变革遂张。此文可视为王安石变法的先声。
第二段是对“本朝”自开国皇帝赵匡胤至仁、英二宗的一一称颂,从而作出“此所以享国百年而天下无事”的初步答案。既然是百年的事,自然以前几任皇帝都得提到。宋太祖因是开国之君且较有作为,所以说得较多,其余太宗、真宗、英宗都是一句带过,唯独对宋仁宗所论最详。这倒不是仁宗特别英明,而是因为他在位时间长,而暴露出的问题最多,后遗症亦最‘大,所以必须加以详尽分析。
第三段,作者以“从官”的身分极言仁宗的所谓政绩美德,称颂他“仰畏天,俯畏人.宽仁恭俭”,用今天的话说,就是王安石认为仁宗当皇帝时,对上尊崇天意,对下兼听众议,宽仁恭俭,做得自然而又始终如一。尤可贵者,“未尝妄兴一役,未尝妄杀一人”,审理案件力求给犯人留一条活路,而对于官吏扰民深恶痛绝。对外不忍兴师动众,对内赏罚合理,不信谗言,处处依法办事。皇帝给监察机关带了个好头,所以各级官吏不敢擅自发号施令。也不敢做伤害百姓的事。自西夏归顺宋朝后,再没有发生较大的边境民族叛变之事。这样边民可免遭战乱之灾,内地民众亦可安居乐业。皇亲国戚不敢触犯法令,他们立身行事有的比百姓还谨慎,这是刑法公道所收到的成效。上百万军队是稳定的,一旦有贪污盗窃的人,很快便被揭露,至于在灾荒之年趁火打劫的人,会立即被破获,而皇帝身边的人也不敢擅作威福,索取贿赂。奸佞贪婪者偶被录用,但不能长久。各级官吏的任命提升虽不尽如人意,但也并无遗珠之憾,这是任人唯贤和依靠法制的结果。由于深得人心,所以在仁宗皇帝去世时,人们就像死了亲生父母一样悲痛万分。
第四段篇幅比上段略短,却是全文的重点段落,也是作者的醉翁之意之所在。头一句开门见山,指出“本朝累世因循末俗之弊”,可谓深中腠理。这些弊病分别表现在以下诸方面:一是皇帝朝夕共处的不过是宦官和妇女,临朝理事,又不外是一些琐碎之务,远不如那些有作为的国君,能同士大夫一起研讨先王的治国之法,从而在全国加以推行。二是对于事物不分名与实,一切听凭自然而不能发挥主观能动性;虽任用了贤人,但小人也占据一定职位;正确的言论皇帝不是不听。但错误的主张也时时被采纳。三是没能通过学校教育培养人才,以诗赋和背诵古书的办法取士,论资排辈、按科名资历任用官吏,而没能采取必要的考核措施。四是监察机关(监司)没有称职的官员,边将不是由军队中有指挥经验的人担任,而是任命一些并无军事知识和指挥能力的人充当。五是官吏调动频繁难以考核其政绩,而“游谈之众”便以假乱真,贤人反被埋没;靠私交、“走后门”扩充自己声望的人,大都成了高官;不靠后台、对公事尽职尽责的人,有时反被打击排挤,故而上下偷懒,一味取悦于人;贤人有职无权,才能得不到发挥,实等同于庸人。六是沉重的徭役造成农民破产,而政府没有设立专门机构,负责兴办整修农田水利等等。七是边防部队没有进行训练整顿,其中多有疲惫衰老者;内地驻军全是兵痞无赖,没能改变五代以来在养兵问题上笼络迁就的坏风气。八是对于皇族成员不曾经过严格教育和选拔,竟然委以重任,这不符合先王奖优罚劣的用人原则。九是朝廷对于理财,大都没有恰当的办法,所以尽管皇帝本人很节俭而百姓并不富裕,皇帝对国事百般操劳而国家却不强盛;幸而没有外患,也没遇到特大天灾,所以一百多年来没有出乱子。十是虽说事在人为,但“本朝”的创建和存在却是上天保佑的结果。
显然,以上十条,没有一条不是对北宋朝廷的严厉批评。遗憾的是后世读者曾对王安石的这一苦心孤诣产生了误解,认为“虽日人事……此其所以获天助”之说,是对北宋的歌功颂德,把功劳归于皇帝和上天,表现了他作为地主阶级政治家的局限性。实则相反,这是王安石改革主张彻底性的实际表现。因为这十条的寓意在于北宋王朝已失去了存在的必然性,仅仅靠上天帮助的偶然性得以维持,如不改革,绝无出路。《宋史》本传载:神宗诏问“为治所先”,王安石对日“择术为先”。这就从根本上否定了北宋以来因循守旧的现行治术,而主张必须择取和制订足以对付内忧外患、天灾人祸的新的治国方案。
第五段指出“知天助之不可常恃,知人事之不可怠终,则大有为之时,正在今日”,这也不能理解为作者对宋神宗的吹捧。鉴于封建帝王至高无上的地位,一个有作为的大臣的满腹牢骚,也只能是委婉地、甚至是违心地加以表述。这一段话虽不多,但分量很重,它无异于警告赵顼说:天助是靠不住的,人事也不可有始无终,即使你对这些话很忌讳,因此而怪罪我,我也要把心里的话说出来,从而忠告你必须重新选择(择术为先)有助于变法图强的“人事”。成败在此一举,你如听取劝告,留心国事,实施变法,这便是天下人的一大福份!王安石的这些话中之话何等尖锐,哪里有什么美化和吹捧的意味!
特点一:本文组织严密,条理清楚,层次分明,论述明白充分,具有很强的说服力。
特点二:措辞委婉,情感直白坦诚。语言表达上谦恭委婉。如一、五段,极尽臣子之礼。表述思路上以颂扬为铺垫,寓贬于褒、以扬为抑。如二、三、四段。由此,王安石剖析了四十多年中的种种弊病透过百年无事的表面现象揭示出当前面临的种种危机,指出因循守旧的危害,并就吏治、教育、科举、农业、财政、军事等诸多方面提出自己的见解。
特点三:在语言方面,本文很好地运用了对偶、排比等手法,使字句音节铿锵,为文章生色不少。
这篇散文以行程为线索,采用移步换景、全面铺叙的写作手法,将登山越岭所见的风光景物逐一展现于笔下,作者或远望,或近观,或仰视,或俯察,视角不停变换,给人以不同的审美感受。全文用笔简炼,随意挥洒;移步换景,描写真切如画。
这篇散文行文时无论描摹近石远山,还是写苍烟渺霭,都萃形、光、色于一体,让人目不暇接。此外,作者还以简洁的文笔点出人文景观,如拂水山庄旧址、破山寺及言子、仲雍墓等,以反衬虞山之胜。通篇呈现在读者面前的是一个与喧嚣尘世相割裂的静态的自然,笼罩着一种淡雅的诗美意境,特别是文末写行数十里回望虞山,“犹蜿蜒在篷户,望之了然,令人欲返棹复至焉”,以回应之笔表现自己余兴未尽的心理感受,文已尽而意无穷,委实耐人寻味。同时,也与文首“坐萃景楼望虞山,乐之”相照应,揭示此次虞山之游,是以“远望神往”起始,以“回望欲返”作结,首尾呼应而又浑然天成。
文中,“岩之麓为拂水山庄旧址”数句,感叹钱谦益既为常熟人,家乡有如此名胜佳地,却如此糊涂,不能隐居终生。由此我们看出作者的人品和藏身山水、超然脱俗的理想。类似的感慨在《游狼山记》中亦有流露:“余又益槁枯朽钝,为时屏弃。独思遗外身世,捐去万事,徜徉于兹山之上,荫茂树而撷涧芳;临望山海,慨然凭吊千载之兴亡;左挟书册,右持酒杯,啸歌偃仰,以终其身。”相比之下,《游虞山记》中作者的表达较为婉转,而《游狼山记》则更为坦露。
有趣的是,清人沈德潜亦有《游虞山记》传世。与张裕钊不同,他只是稍识虞山面目,未能尽探幽深险峻之佳境,却因此悟出一种处世之道:天下胜景,若留有余地,则意味无穷;尽情探历,欲求览无余,反而兴味索然,世间事物往往如是。可见,同样一座山,审美主体不同,所见景物不同,得到的人生感悟亦自不同。惟其如此,它才具有恒久不变的魅力。
这篇文章写虞山之景,无论描摹近石远山,还是写苍烟渺霭,都具有诗情画意,体现了作者状物写景的功力。这篇文章抓住了不同景物的特征,融情于景,刻画逼真,文末写回望虞山:“令人欲反棹复至。”表现余味未尽,具有言尽而意无穷的艺术效果。
这篇赋主要描述丰富多彩的舞姿,表现华屋、绣帐之装饰,金酹、玉觞之奢华,宾客主人之沉迷。全赋铺陈有序,篇旨突出;其辞清丽、流畅,富有韵律。特别是对歌舞表演的传神描绘,为后人了解中国古代精湛的歌舞艺术留下不可多得的文字史料,其序言假托宋玉之口关于对舞蹈的看法,也使此赋成为中国传世最早的舞蹈表演艺术专论。作为汉代具有代表性的乐舞文赋,它反映出汉代人的舞蹈审美取向,其中提出的诸多乐舞美学理念为古代的舞蹈审美意识奠定了基础,成为整个中国舞蹈美学思想的重要组成部分。
文章层次分明,虽借用大赋惯用的形式,却散而不乱,有着严谨的结构。从开头到“玉曰:唯唯”是序言,以楚襄王游完云梦泽,使宋玉赋高唐之事为由起。接下来作者假托宋玉之口,引经据典从“歌以咏言,舞以尽意”推出“论其诗不如听其声,听其声不如察其形”,认为赏诗歌不如听音乐,听音乐不如看舞蹈,舞蹈是比诗歌、音乐更能够传情达意的艺术形式,并推荐以“《激楚》《结风》《阳阿》之舞”来娱乐群臣。然而按照之前所述的周王室礼乐传统,《激楚》《结风》《阳阿》这些舞蹈激扬、靡丽,属于不登大雅之堂的“郑声”,因此楚襄王心有不安,反问宋玉这些舞都像“郑声”怎么办。接下来宋玉为“郑卫”之声进行了有理有据的辩解,用孔圣人的张驰之道来比喻郑雅之乐小大不同,但各有优点。雅乐是用来宗庙祭祀娱乐神与先祖的,郑卫乐舞是用来私室里娱乐朋友沟通感情的,闲暇时放松娱情,并不以之教化百姓,没有什么危害。楚襄王正中下怀,于是让宋玉作《舞赋》。序言主要是交待作赋的缘起,用的是汉大赋习用的借此而言彼笔法。
正文部分分六段。前两段写舞前。从“夫何皎皎之闲夜兮”到“改恒常兮”是第一段,描绘乐舞之前的场景,即月夜酒酣盛况,写出了观舞者的情态。从“于是郑女出进”到“志不劫”是第二段,写舞者出场,作舞前的准备。从此段歌者唱词来看,沿用楚辞体式,每句句中用“兮”字调节语韵,歌曲应是悠远清扬之音。唱词内容可以理解为舞者舞蹈之前精神状态的调整,也可以理解为请观舞的宾客放松精神,随乐曲歌舞进入超凡脱俗忘情的欣赏状态。
中间两段写舞中。从“于是蹑节鼓陈”到“诸工莫当”是第三段,写独舞的高超技艺。此段关于舞蹈动作的描绘细致传神,充分展示了两千年前的汉代歌舞盛宴上,技艺超绝的舞者在众多乐人伴奏、陪侍下独自踏鼓起舞的情景。文字的描述先从腰部动作开始,前俯后仰,左倾右倒;再写运动的状态,行走若飞翔,高起若惊鸿,每招每式皆应节应声;接着再细述长袖的舞动,飘飞的长袖上下飞腾,缓如燕归,急如惊鸿;最后总结整体舞姿是既娴雅柔和又迅捷轻盈当真美妙绝伦。从“于是合场递进”到“莫不恰悦”为第四段,写群舞的动人场面。此段描绘的是群舞时各显其异的轮流表演,这种群舞的编排和表演方式在现代中国古典舞以及各国民族舞蹈中还经常出现。在大量出土的汉画像石中,这种群舞时各展其能的表演也多有发现。这两段先写独舞之状,次写群舞之状。其刻画形容之细腻委曲,固非《招魂》《七发》中写舞的段落可及;而写独舞者的神情,强调其“怀悫素之洁清”,“气若浮云,志若秋霜”,用意尤较他人为高。它表现出作者不仅注意到她的优美舞姿,而且已洞察到她的高尚情操,并且有意识地把它揭示出来,使欣赏者的思想也因此得以提高。这是一种非常成功的创作尝试。
后两段写舞后。从“于是欢治宴夜”到“云散城邑”是第五段,写散场时的纷乱动态,表现了曲终人散、车马熙攘的热闹状况。从“天王燕胥”到最后是第六段,作为尾声,对舞蹈活动的意义给予简要的评定。
《舞赋》全篇前后呼应,浑然一体,辞汇丰富,流畅自然,把一个完整的舞蹈过程,描绘得活灵活现。正文部分每段赋旨明确,辞华意丽,描摹事物细致入微,刻画人物生动形象,特别是对舞蹈动作的描述更是贴切富有想象力,像摄像机一样将两千年前的精湛舞技描绘的如在世人目前。因此,它既有文学价值,又有史料价值。
这首曲先写了阵雨后西湖上雾气迷潆的朦胧美,接着一条画船由远而近地进入这幅画面,随着画面的进一步推进,展现在人们眼前的是轻歌曼舞的美女,最后将这幅谢安曾游的美景与传说中的仙境相比较,发出“倒大风流”的慨叹。
这首元曲以细致的笔法,描绘了如画的西湖山水。首句由西山雨霁着笔,雨后的西山,密云初收,山坡上逐渐隐现出缥缈的楼台,湖面上隐约显露出点点汀洲。楼台、沙渚掩映在尚未收尽的云烟水气中,令人遐想翩翩。在如同虚无缥缈的幻境中又引人缓缓行驶的画船。船上的歌姬轻歌曼舞,为西湖增添了声色之美。
写景由远及近,犹如一幅徐徐蕴开的水墨画。然后忽然着一野猿、一沙鸥,猿在山,鸥在湖,既切湖山,又增野趣。在作者的笔下,野猿与沙鸥同楼台、沙洲与美人融为一体,达到了天人合一的境界。
结尾写谢安曾经游阆苑的逸事,为西湖增添了几许浪漫和神韵。最后将谢安曾游的西湖和他居住过的东山相比较,用斩截的口语“倒大风流”进一步突出了西湖无与伦比之美。使曲子的意境增添了生机,愉悦人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