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首诗；《毛诗序》谓“美”，郝敬谓“讽”，二说视角不同，自然见解相反，然也有共同点，那就是皆着眼于此诗的言外之意，非诗中的基本内容。见仁见智，各有所取，此姑且不论，如果就诗说诗，当以朱熹说为胜。
此诗首章起句不凡。开头四句郑重提出“人性”这一命题，哲理意味甚浓。前人多认为这是最早的“性善论”，故孟子在《告子章》中引此四句与孔子的阐释作为论“性善”的理论依据。但从全诗考察，似乎诗人并不是倡导什么“性善论”，他只不过是借天赋予人以善性，为下文歌颂仲山甫张本。第一章颂扬仲山甫应天运而生，非一般人物可比，总领全诗。接下去二至六章便不遗余力赞美仲山甫的德才与政绩：首先说他有德，遵从古训，深得天子的信赖；其次说他能继承祖先事业，成为诸侯典范，是天子的忠实代言人；再次说他洞悉国事，明哲忠贞，勤政报效周王；继而说他个性刚直，不畏强暴，不欺弱者；进而回应前几章，说他德高望重，关键靠自己修养，不断积累，因而成了朝廷补衮之臣。诗人对仲山甫推崇备至，极意美化，塑造了一位德才兼备、身负重任、忠于职守、攸关国运的名臣形象。七、八两章才转到正题，写仲山甫奉王命赴东方督修齐城，尹吉甫临别作诗相赠，安慰行者，祝愿其功成早归。全诗基调虽是对仲山甫个人的颂扬与惜别，但透过诗中关于仲山甫行事与心理的叙述，从中大体能体察到处于西周衰世的贵族，对中兴事业艰难的认识与隐忧，以及对力挽狂澜的辅弼大臣的崇敬与呼唤。不难理解，此诗对仲山甫的种种赞美，是真实的、现实的，然而也不排除其中有某些理想化的成分，包含着诗人所代表的这一阶层的期盼。有人斥此篇为“谀词”，似乎过苛。
此诗主要以赋叙事，开篇以说理领起；中间夹叙夹议，突出仲山甫之德才与政绩；最后偏重描写与抒情，以热烈的送别场面作结，点出赠别的主题。全诗章法整饬，表达灵活，为后世送别诗之祖。在《诗经》中此篇说理成分比较浓厚，在诗歌发展史上留下重要的一笔，后世“以理为诗”当溯源于此。此诗语言也很有特色，尽管多用说理、议论，却不迂腐呆滞，这除了诗人的激情之外，还在于语言运用独具匠心，诗人多以民间俗语入诗，如表现仲山甫扶弱锄强的性格特征、赞美仲山甫重视修身立德，都是反用俗语来衬托，这比直说简洁、形象，又有理趣，说理中注进了诗味，故姚际恒称此为“奇语”（《诗经通论》）。诗中一些形象生动、富有哲理的语言，有的经后人使用或提炼，至今仍活在人们口头，如“小心翼翼”、“明哲保身”、“爱莫能助”、“穆如清风”等。善用虚词与叠字词本是《诗经》的语言特点，此篇独特之处是“之”字的运用，全诗十二个“之”字，用于句尾的有九个，其中第六章连用五个“之”字收句，娓娓道来，委婉有致，起到了特有的抒情效果，姚际恒指出“多用‘之’字，见缠绵之态”（《诗经通论》）。第十、八两章连用“业业”、“捷捷”、“锵锵”、“彭彭”、“骙骙”、“喈喈”等叠字词，铺叙送行场面的壮观和行动的迅捷，绘声绘色，增强了诗的形象性与节奏感。此诗押韵复杂，除五、六两章用一韵外，其余各章皆用两韵，韵脚也变化不定，如第一章则、德为韵，下、甫为韵；而第二章德、则、色、翼、式、力为韵，若、赋为韵；第三章考、保为韵，舌、发为韵；几乎无规则可循，后五章也是如此。
寒食在农历三月初，清明前一二日，此时春已过半。王元鼎的这组《寒食》小令共存四首，此是其中第二首。另外三首主要描述流逝的春光在作者心里引起的丰富、复杂的感受，或惹动莫名的困倦，或撩拨缠绵的情思，或萌发及时作欢的欲念，主观色彩表现得比较浓烈。这一首却不同，作者不直接宣泄自己的情感，而是采用融情于景、含藏不露的抒写手法，把对春天的喜悦之情完全融化在一片生机勃勃、情趣盎然的声光画面之中。
在这支小令中，“乳鸦鸣啼”、“雨润堤沙”、“画楼净瓦”、“彩绳半湿”及“红日上窗纱”、“街头卖杏花”等，勾画出寒食时节生机勃勃、情趣盎然的景象，表达了作者对春天的喜悦之情。语言清新典雅，虽然多处化用前人诗意名句，却自然流畅，毫无牵强拼凑、陈旧过时的感觉。
李白这首长诗，主要以三位古代圣贤的事迹构作而成。诗人借古抒怀、以典述志，明晰地表达出诗人仕途“穷达”观，含蓄地透露出诗人晚年的悲愁幽恨。
在漫长的封建社会中，“穷则独善其身，达则兼济天下”是一般尤为仕人遵奉的信条，李白亦不例外。这首诗中以傅说和当尹两典来写“达”。要“达”，一要仕人必须是一个人才，是池中之“龙”，要发圣贤之光，怀圣贤之德，具“佐皇极”之才能；要“达”，二要君主必须慧眼识贤才。殷高宗思贤若渴，梦得圣人，遍访天下，终于在从事筑墙劳动的努力中找到了贤相傅说；当尹不过是商汤妻有莘氏的奴隶，又当过厨子，商汤却不嫌其地位低贱，委以相位。这样，“达”者就能“兼济天下”，一展宏图。殷商时期不被人理解的傅说曾运筹帷幄，大兴殷室，死后亦化为天上星宿，他确是古来圣贤璀璨星群中的佼佼者。当尹的治绩更为辉煌，他助汤攻击夏桀，又历佐卜丙、仲壬两王，当太甲无道时，他果断地将其放逐于桐宫，自己摄政，直至三年后太甲悔过修道，才复其帝位，忠心辅助。这种政绩，不由得使诗人无限虔诚地吟出了“旷哉至人心，万古可为则”的赞美。由此可见，“达”既是有才、适才、用才、成才的过程，又是君臣相悦、共治国政的过程。因此，“达”成了有为仕人、贤才政治上的最高理想。
第三个孔子的典故是写“穷”。时世乘谬，运命不济，圣贤仲尼也无可奈何。孔子一生奔走于卫、陈、齐、楚等列国间，四处碰壁。他自卫入晋，闻赵简子杀二贤臣，曾感慨贤才求仕五路。他也曾登鲁国龟山，作《孔子龟山操》，视季桓子若龟山之蔽鲁，深感自己手无权柄，仕途窘穷，无法实现三代仁政，不得已而归来牑下，厄而著《春秋》。诗中三个典故均举名相大贤的事例，分析仕途甘苦，发穷达之论。
诗中大部分篇幅写古时贤达者的丰功伟绩，表现了诗人对他们的艳羡、赞美和自身“怀才不遇”的感慨；而在孔子的典故中既对圣贤大德的儒家鼻祖一生窘穷寄于同情，还为自己与之类似的“穷”途末路悲愤不已。诗人所以举孔子为仕“穷”的例子，还因为孔子明知理想难以实现，仍“知其不可而为之”的积极追求从政理想的精神与自己产生了共鸣。综上所述，李白的仕途“穷达”观以“达”——入世济民为核心的，他的忧喜备份由此而来，他的进步、伟大也由此而来。
将打桩设网的狩猎者，与捍卫公侯的甲士联系起来，似乎也太突兀了些。但在先秦时代，狩猎本就是习练行军布阵、指挥作战的“武事”之一。《周礼·大司马》曰：“中春，教振旅。司马以旗致民，平列陈（阵），如战之陈，辨鼓铎镯铙之用，……以教坐作、进退、疾徐、疏数之节，遂以蒐田（打猎）。”其他如“中夏”、“中秋”、“中冬”，亦各有“教茇舍（野外驻营）”、“教治兵”、“教大阅（检阅军队的综合训练）”的练兵活动，并与打猎结合在一起进行。按孔子的解释就是：“以不教民战，是谓弃之。兵者凶事，不可空设，因蒐狩（打猎）而习之。”打猎既为武事，则赞美公侯的卫士，偏从打桩设网的狩猎“兴起”，也正在情理之中了。
一场紧张的狩猎就将开始。从首章的“肃肃兔罝，椓之丁丁”，到二章、三章的“施于中逵”、“施于中林”，虽皆为“兴语”，其实亦兼有直赋其事的描摹之意。“兔”解为“兔子”自无不可，但指为“老虎”似更恰当。“周南”江汉之间，本就有呼虎为“於菟”的习惯。那么，这场狩猎所要猎获的对象。就该是啸声震谷的斑斓猛虎了！正因为如此，猎手们所布的“兔罝”，结扎得格外紧密，埋下的网桩，也敲打得愈加牢固。“肃肃”，既有形容布网紧密之义，但从出没“中逵”、“中林”的众多狩猎战士说，同时也表现着这支队伍的“军容整肃”之貌。“丁丁”摹写敲击网“椓”的音响，从路口、从密林四处交汇，令人感觉到它们是那样恢宏，有力。而在这恢宏有力的敲击声中，又同时展示着狩猎者振臂举锤的孔武身影。
从诗中所咏看，狩猎战士围驱虎豹的关键场景还没有展开，就突然跳向了对“赳赳武夫”的热烈赞美。但被跳过的狩猎场景，其实是可由读者的丰富想像来补足的。《郑风·大叔于田》就曾描摹过“火烈具举，襢裼暴虎（袒胸手搏猛虎）”的惊险场面，以及“叔善射忌，又良御（车）忌，抑磬控忌（忽而勒马），抑纵送忌（忽而纵驰）”的追猎猛兽情景。这些，都可在此诗兴语的中断处，或热烈赞语的字行间想见。而且由猎手跳向“武夫”，由“兔罝”跳向“干城”，又同时在狩猎虎豹和沙场杀敌之间，实现了刹那间的时空大转换：这些在平时狩猎中搏虎驱豹的健儿，一旦出现在捍卫国家的疆场之上，将在车毂交错、箭矢纷坠之际，挥戈击退来犯强敌，而巍然难摧如横耸的城墙。于是一股由衷的赞美之情，便突然充溢于诗人胸际，甚至冲口而出，连连呼曰“赳赳武夫，公侯干城（好仇、腹心）”了。
诗写得很自豪。在三章相叠的咏唱之中，这种自豪也因了“干城”、“好仇”以至“腹心”的层层推进，而增添了一种神采飞扬的夸耀意味。这对那些“公侯”来说，有这么一些孔武有力之士为其卖命，当然是值得自矜的。但对于“春秋无义战”的那个时代来说，甘将一身武艺，售予公侯之家，而以充当他们的“腹心”为荣，就很难说是一件幸事了。《诗经》“国风”中另一些为离乡背井、久役不归或丧身异域，而咽泣、哀号和歌哭的诗作，也许更能透露：在这种夸耀背后，还掩盖着怎样一种广大无际的悲哀。
通过上面的分析，可知《毛诗序》、朱熹《诗集传》以为诗的主旨是讲“后妃之化”、“（周）文王德化之盛”，实在令人感到穿凿牵强，而欧阳修《诗本义》、方玉润《诗经原始》所持的“美武夫忠勇说”、“咏武夫田猎说”差为近之。
刘季孙曾在饶州（治所在今江西鄱阳县）担任酒务，专门管辖制酒和酒业税收。他是一个很孤独高傲，并淡泊名利的人。作为管税收的官员，在那时应该是个肥缺，但是诗中则明确指出诗人不会与世俗同流合污，这是一种为官清廉的承诺。
燕子呢喃是轻细悦耳的，一个心里没事的人不会被打扰。诗的字面意思翻成现在的话是想要听懂燕子的话而不被理解，而这仅仅是字面意思而已。即便是现在去和别人讨论燕子说的话，那也有人会觉得奇怪。而找不到知心的朋友，不被人理解，百般无聊的诗中人只好一个人携酒游芝山，消遣去了。不是前呼后拥，而是一个人拄上拐杖，仅带着美酒就去了。这就是诗人在表示自己的脾气和性格，或者说他的品格和道德观。
《石林诗话》中曾记载：王安石为江东提举刑狱时，巡查到此处，将要评估刘季孙的工作成绩。来到厅前，见屏风上题着这首诗。读罢大声称赞，一问左右，说是刘季孙所写，于是召他来谈诗论文，酒务方面的情况倒一句没提。等王安石回到旅驿，有不少此地的学子聚在门前，请求派一个主管教育的官，王安石马上就点刘季孙来主持。一时传为佳话。《千家诗》的注解里特别有这样一段话：难怪当年王安石作江东提刑时，巡查酒务到饶州，看到刘季孙厅屏上的这首诗后，就不再问酒务一事了。
刘季孙是北宋大将刘平之后，性格豪迈，文武全才，却出任小小的一介酒务俗吏，实在有点太委屈他。不过，刘季孙的诗却读不出筋骨尽露的浅躁之气，不是那种哭哭啼啼或跳脚大骂的风格，而是襟抱开阔，气度雍然。宋人很推崇这种气度，不喜欢罗隐那样尖锐直切的。正如宋代严羽《沧浪诗话》中所说：“其未流甚者，叫躁怒张，殊乖忠厚之风，殆以骂詈为诗，诗而至此，可谓一厄也”。这也是王安石读懂了诗中的喻意后，对他极为推许的原因。
抛开诗人的这种气度不讲，仅仅从诗歌条理来看，这诗中的人看似悠闲恬淡，其实还很寂寞，“说与旁人浑不解”一句，似乎透出有种郁郁不得志的抱怨，那么“杖藜携酒看芝山”就是对这种心情的解脱，虽然有些自嘲的意思，但也不失为洒脱。这种成熟的人生观，现在的读者读起来还是比较容易接受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