词上片充满对友人的不舍之情,对友人之远行表示担忧。“落日古城角,把酒劝君留。”二句开篇点题,直接劝告友人不要远行。“长安路远,何事风雪敝貂裘。散尽黄金身世,不管秦楼人怨,归计狎沙鸥。”五句都是词人为友人感到担心,即言前路之艰难,又怕友人时运不济,像当年入秦的苏秦一样,最终落魄而归,招致亲戚朋友的冷落。用“归计狎沙鸥”的归隐山林之路,反衬追求功名利禄的道路上充满了艰难险阻。上片末句表达的是对友人一心向往功名富贵的感叹。
下片“诗书万卷,致身须到古伊周。”,肯定了友人杰出的才学,希望友人此行能够获得成功,像伊尹和周公一样成为国之栋梁。同时词人又说“莫学班超投笔,纵得封侯万里,憔悴老边州。”,劝慰友人不要一味为了功名富贵而像班超一样,有家难回。结尾处“何处依刘客,寂寞赋登楼。”,乃是作者联系自身的境遇,自比王桀,感叹自己身似浮萍,漂泊不定,空自思乡,落得孤独寂寞。
这首词充满了一种悲慨之情,通篇都是对友人求仕的劝解之辞,但实际上却是对朝廷不能重用人才,埋没人才,使友人和自己这样的有识之士壮志难酬,英雄无用武之地的讽刺与悲愤。
《北禽》这一诗题,是动物的拟人化,实际就是自己的身世写照。
诗的前四句说自己不畏南方之氤氲瘴气而来到东蜀柳幕任职,虽能见知于主人,却无奈困于小人的谗口,备受嫉恨与排斥。诗人觉得自己像衔石填海的精卫鸟和衔芦远飞的孤雁,小石终不可能填平大海,而孤雁随时随地都可能受到一切不可预知的袭击。这正是诗人在梓州柳幕遭际艰危的写照。诗人怀抱理想不辞辛劳自北南下,能得一枝之栖已属难得,然小心力劳,不但理想抱负依然落空,竞连生存本身亦重重困阻且时有隐忧。因此诗末兴起远离避祸之想,以反诘句自问:像乾鹊一样有“知来”之智,为何不飞向雕陵以远害呢?这是企盼之词,饱含着诗人难言的苦衷,内心焦虑而痛苦、自怨自艾而又无力自拔之意跃然纸上。然而就像填海失败、避猎未成的精卫鸟和秋雁,虽然弱小,却有着填平大海的愿望和冲破强敌艚缴的斗志,诗人怀抱理想、风节耿耿,非但没有表现萎靡猥琐的姿态,反而洋溢着坚忍不屈的精神,尽管他最后遭到偃蹇的命运,却以其卓具雄心、英姿勃勃的形象而能引起人们的赞美和同情。
全诗比喻巧妙,用典贴切,即鸟即人,物我一体,正如纪昀所赞:“字字比附,妙不黏滞。”为咏物之佳作。
奠定了左思在中国文学史上地位的八首五言咏史诗,为历代传诵的名篇佳什。左思一生,虽然“良图”变成了梦想,志向没有得到伸展,但并没因此向权贵俯首,滚进污淖之中,却是断然割断俗念,“归隐田园”,洁身自好以终。而写于早年的《咏史八首》,成了左思平生思想、节操的写照,研究左思的重要资料。
《咏史八首》的具体写作时间难以断定。仅从诗提供的情况看,大体可以说写在左思入洛阳不久,晋灭吴之前。诗中写到左思在洛阳的生活以及这种生活所形成的特有感情。左思是因为他的妹妹左棻被选入宫而举家来到洛阳的。公元二七三年(晋武帝泰始元年),晋武帝选中级以上文武官员家的处女入宫,次年又选下级文武官员及普通士族家的处女五千人入宫。左思的父亲为殿中侍御史。左思入洛阳的时间,大体可以断定在公元二七三年以后。左思来到洛阳,主要是想展示自己的满腹经纶,以期取得仕途上的畅达,为实现自己的政治思想铺平道路,结果却是不尽如人意。左思从谋求仕途所遭遇的种种坎坷、艰难,了解到晋的政治腐败,并反映在《咏史八首》诗中。这些诗也不能说是左思居洛阳很久才写成的。诗中有“长啸激清风,志若无东吴”(其一)句。晋灭东吴,是在公元二八〇年(晋武帝太康元年),《咏史八首》写在公元二八〇年以前,则是肯定的。
左思借咏史以言志的是:“左眄澄江湘,右盼定羌胡。功成不受爵,长揖归田庐。”(其一)左思的动机,是否诚如他所说的那样纯洁、信美,是需要做出具体分析的。然而统一中国,安定局势,是当时提出的历史任务。汉末豪强与军阀割据混战,破坏了社会经济的发展,给人民带来了深重的灾难。之后,三国鼎立的局面,尽管消灭了许多小的割据者,为全国的统一创造了有利的形势,但距离全国统一时日尚远。三国后期,崛起于魏的司马氏集团,成了全国统一趋势的新势力的代表。公元二六五年,晋政权正式成立后,为全国的统一创造了有利条件,同时司马氏集团也急切于在全国的统一中来巩固自己的统治。夺取东吴,荡平边境内的骚乱势力,成了上下一致的呼声。生活在这样历史条件下的左思,为形势所推动,有志于全国的统一,并借以造就自己事业的思想,大概不是一天产生的。只是到了洛阳,对天下形势有了更清楚的认识,在心底酝酿了很久的思想才成熟了,爆发了,寄托在自己的诗篇中。过去的一些论者谈及左思的思想时,指出左思有很强的“功业心”,这无疑是正确的。然而还必须把左思的这种“功业心”放到具体的历史条件下去考察,确定哪些是时代所赋予的内容,哪些是阶级的立场所决定的内容,这样才能更明晰、更准确地评价左思的思想。
有着致力于全国统一抱负的左思,并非徒作大言,纸上谈兵,而是做了许多切实的准备的。其中最重要的是如他所说的:“畴昔览穰苴”(其一),即读军书兵法。在封建社会中,习文秉武,虽然并非什么罕事,然而在士族社会制度中,却是需要一定的勇气的。魏晋期间,士族制度占据着统治地位。士族以“积世业儒”为贵,左思出生在一个世代业儒的下层士族之家,不能不受到这种腐朽观念的影响。但他能够打破世系门第观念的束缚,立志到疆场上去,在实现祖国统一的事业中觅取个人的功名,这是可贵的。而且,随之左思居住洛阳,见闻到“边城苦鸣镝,羽檄飞京都”(其一)的情况,更是急不可捺,跃跃欲试。尽管左思自知自己的军事才能象铅刀一样的钝,然而能为祖国的统一事业,即使有一割之用,也是能慰自己平生志向的。
但是,左思美好的愿望遭到了士族制度的压抑和摧残。晋实行“门选”制以维护士族集团的利益,从而造成了“上品无寒门,下品无世族”的局面。更有甚者,一些门第观念很强的士族,对于文章的品评也是以门第的高低来决定弃取的态度。《晋书·左思传》记载着这样一则故事:陆机听说左思构思《三都赋》,抚掌大笑,在与他的弟弟陆云的信中说:“此间有伧父,欲作三都赋,须其成,当以覆酒甕耳。”后来由于司空张华的推崇,他的赋才得以大出其名。左思的门第寒下,虽然才高志清,却很难能冲破士族制度的坚硬厚壳而在政治上有所作为。冷酷的现实,使左思献身无门,报国无期,怀着无限的愤慨。《咏史》其二,正是他这种愤慨的写照。诗中,他把像自己一样才高位卑的寒门子弟,喻作生于涧底的松柏;把依赖祖业居于要津的才劣质拙的士族纨绔子弟,喻作长于山顶的柔弱的小苗。松质柏节似的人才,受到柔条弱枝般的人的遮挡,其原因为“地势使之然”,是士族制度本身造成的。然而士族制度,又是“由来非一朝”。汉张汤、金日磾的子孙,凭借着先人的荫德,数代都享受着极大的尊荣。而奇伟出众的冯唐,直到白首仍未受到重用。在此,左思不仅把犀利的批判锋芒,直指当时的社会现实,还批判了以往的士族制度。在肯定的对象与否定的对象对比之中,使诗对士族制度的揭露,更加显得有力。
在功名利禄到来之时,左思毅然却步了,在《咏史八首》诗中读者可以寻找到理解其原因的线索。左思居住在洛阳,面对着“落落穷巷士,抱影守空庐”(其八)的情景,愧恨交加,认识到自己来洛阳是一次失足。因此自责自惭地说:“自非攀龙客,何为忽来游?”他想步许由的后尘:“振衣千仞岗,濯足万里流。”(其五)虽然想做段干木、鲁仲连式的人物,“当世贵不羁,遭难能解纷。”(其三)但是,晋司马氏统治集团内部的相互残杀,愈演愈烈;这里又没有象魏文侯、平原君那种礼贤下士的人物。况且腐败的政治,残酷的杀夺,使荣枯盛辱瞬息万变。“俯仰生荣华,咄嗟复雕枯。”在这样的时代,“饮河期满腹”的偃鼠,“巢林栖一枝”的鹪鹩,“可为达士模”(其八)。弃却富贵,退居乡里,以求洁身自好,成了左思的必然道路。田园生活,远离杀夺中心,使左思怡然自得,乐陶其中(见《招隐》之二)。但是左思心情并不平静:“高志局四海,块然守空堂。壮齿不恒居,岁暮常慨慷。”(《杂诗》)又可见左思选择退居乡里的道路,是不得已而为之的,是有着无限的悲凉与凄怆的。
就是这样,左思的《咏史八首》以它所特有的深厚社会内容,熔铸着左思的平生理想,奠定了它在中国文学史上的坚实地位。另外,《咏史八首》在艺术上也有着它特出的地方。
第一,力矫太康颓靡文风,承继建安雄健骨力。
晋初太康文坛上,总的创作倾向是:刻意摹仿古人作品,很少结合现实实际;追求辞句华丽和对偶的工整,形成了绮靡浮泛的形式主义风尚。在这种颓风面前,左思则独树旗帜,以《咏史八首》为代表,继续发扬了建安文学“以情纬文,以文被质”的优秀传统。虽然以咏史名篇,不是左思首创,但左思能从现实生活出发,精心选择史实,巧妙地融汇进自己的思想、情感,借咏史以抒情,借抒情以讥世。这不仅突破了前人咏史诗只限于一事,“堆垛寡变”的局限,而且与太康文学刻意摹仿古人、脱离现实的形式主义倾向分庭抗礼。钟嵘说,左思的《咏史八首》“文典以怨,颇为精切,得讽喻之致。”是很符合左思诗的实际的。在艺术形式方面,《咏史八首》并非不注重,诗人从华丽之中求朴拙,于浮泛之外求深蕴,质朴自然,奔放沉郁,绝少雕镂的痕迹。综上两个方面,钟嵘称赞左思创造了一种独特的“左思风力”(《诗品》)。王夫之则说:“三国之降为西晋,文体大破,不绝于来兹者,非太冲其焉归?”(《古诗评选》卷四)这些评价是公允的。
第二,才志结合,浑然一体。
陈祚明曾说:“太冲一代伟人,胸次浩落,洒然流咏。似孟德而加以流丽,仿子建而独能贵简。创成一体,垂示千秋。其雄在才,而其高在志。有其才无其志,语必虚矫;有其志而无其才,音难顿挫。”(《采菽堂古诗选》卷十一)陈祚明指出左思成功的原因,在于才志结合,是很对的。左思的艺术才能,使《咏史八首》,每首都可以独立,并能体现出一定的社会意义;同时用一根高洁理想、情操的金缕线,把首首串连在一起的,浑然一体,内在结构紧密使之不可分割。其一,正面畅抒自己的理想,可谓全组诗的总纲;其二,写遭受门阀制度的压抑而产生的悲愤之情;其三,表示要以段干木、鲁仲连为榜样,另僻蹊径,以期报国;其四,写自己甘于孤寂专心著述,成就自己;其五,再写此路不通,而想追奔许由;其六,赞誉荆轲,借以披露情怀;其七,从历史上许多英俊人物沈埋下僚,以慰心中的不平;其八,写社会的黑暗,决心避世,求洁身自好。这些作品中,思想情感似滔滔江水,奔泻翻腾;又似九曲黄河,曲折回环,一咏三叹,反复宛转。慷慨悲壮之中,有细腻旖旎;低音纤气之内,又挟滚滚沉雷。左思把丰富多变的思想感情,分别写在各首之中,恰似一个巨手巧匠把颗颗散珠组成一个完整精美的花环。因而《咏史八首》“遂为古今绝唱”(胡应麟语),在中国文学史上,咏史诗体同左思的名字便紧紧联起来了。
作为封建阶级文人的左思,又处在黑暗险恶的政治环境之中,他所写的《咏史八首》不可能不打上鲜明的阶级烙印,不能不留下他那个时代所给他的影响,如消极避世的思想,虚无无为的思想。读者不能因为左思的《咏史八首》有着丰富的精华而对其所含有的封建性的糟粕,尽管相比之下份量很轻,而有所忽视。
这是一首送别诗。诗在有情无情之间,着笔淡永,但也并不是敷衍应酬。
诗一开头,就以景衬情,渲染了离别的气氛:“八月寒苇花,秋江浪头白。”八月秋意凉,岸边的苇花是白色的,江中的浪头也是白色的,再加上秋风瑟瑟,于是,浪花借助风力打湿苇花,苇花则随风而扑向浪花,两者似乎浑然一“白”了。这“白”,不是严冬霜雪之白,也不是三春柳絮梨花之白,而是凉秋八月之白,既不绚烂,也不凛烈,而是素净萧疏。此诗将芦花与秋江浪花联想在一起,让人感受到一片雪白的情境之中,纯洁的友情之爱白浪滔天——那种“芦花一白万顷雪”的情景之美,也就构成了雪花一样翻腾的江水了。其时,北风吹动船桅上的“五两”,似乎在催赶着离客。“浔阳客”,表明了船的去处。浔阳,在镇江的西南方,北风恰是顺风。看来,船就要趁好风而开动了。那么,“谁是浔阳客?”当然是刘昱,这一点,诗人明白,读者也明白。然而诗却故意用设问句式,使文气突起波澜,增强了韵味。八月风高,苇寒浪白,谁也不会愿意风行水宿。眼前刘昱偏偏要冒风波而远去浔阳,因而“谁是”一问,言外之意,还是希望刘昱且住为佳。诗心至此而更曲,诗味至此而更永。
可是刘昱究竟是留不住的。北风吹着五两,何况雨止潮生,又具备了扬帆启碇的条件。“鸬鹚山头微雨晴,扬州郭里暮潮生”,这两句并不是泛泛写景,而是既暗示离客之将行,又补点出启行的地点(鸬鹚山当在镇江一带,其地已不可考)。而诗由此也已从前面的入声十一陌韵而转用八庚韵,给人以清新之感,与这两句所表现的秀丽景色是十分和谐的。于是,刘昱在这风高潮涨雨霁天晴之时走了。诗人伫立凝望着远去的客船,不禁想道:今宵客船会在哪里夜泊呢?“行人夜宿金陵渚,试听沙边有雁声。”一般送客诗,往往易落入送别时依依不舍,分别后惆怅独归这一窠臼,而李颀却把丰富的想象力运用到行客身上,代行人设想。身在此,而心随友人远去。后来北宋柳永《雨霖铃》词中的“今宵酒醒何处?杨柳岸,晓风残月”,用的也是这种手法。诗人推想刘昱今夜大概可以停泊金陵江边了,那时,耳边会传来一阵阵凄凉的雁叫声。苇中有雁,这是常见的,因而诗人由镇江江边的芦苇,很容易联想到雁。但仅仅这样理解还不够。雁是合群性的禽鸟,夜宿苇中也是群栖的,群栖时一般不发声,如果发出鸣声,那一定是失群了。刘昱单身往浔阳,无异于孤雁离群,那么夜泊闻雁,一定会联想到镇江的那些朋友,甚或深悔此行。“试”字,即暗含比意。反过来,留着的人都思念刘昱,这就不必说了。末句既以“雁”字呼应芦苇,又从雁声发生联想,委婉蕴藉,毫无显豁呈露之气,别有一番情味,开后来神韵之风。
此诗虽然是一首古体诗,但在古拗中时有律句,在散漫中夹带对偶,丰富多姿。如第一段头两句都是拗句,而第三句用律句;第二段四句七言诗,除第一句是连下五个平声字的拗句外,其余三句都是格律严整的律句,与七律仄起式的第二、三、四句平仄格律全同,在声律上兼有铿锵顿挫的音乐感、柔和婉谐的美感。再如“鸬鹚山头微雨晴,扬州郭里暮潮生”两句,在前后一片散漫之中,突然插入工整的对偶句,正所谓“于局势散漫中求整饬”(《说诗晬语》),错落有致,别具一格。在声韵与情境的配合方面,第一段用节拍急促的五言诗,配以短促的入声韵,抒写临别时激烈的情怀;第二段,情境由激烈转为舒展,声韵也随之转换,变五言为七言,化急节为慢声,配上悠扬的平声韵,更显情深意切。
李白入长安到出长安,由希望转成失望,这在一个感情强烈的浪漫主义诗人心中所引起的波涛,是可以想见的。这首诗的成功之处,就是把这一转折中产生的激越而复杂的感情,真切而又生动形象地抒发出来。读者好像被带入天宝年代,亲耳聆听诗人的倾诉。
从开头到“路远”句为第一段,抒发作者离开长安后抑郁悲苦的情怀。离开长安,意味着政治理想的挫折,不能不使李白感到极度的苦闷和茫然。然而这种低沉迷惘的情绪,诗人不是直接叙述出来,而是融情于景,巧妙地结合登程景物的描绘,自然地流露出来。“挂席欲进波连山”,滔滔巨浪如群峰绵亘起伏,多么使人厌憎的艰难行程,然而这也正是作者脚下坎坷不平的人生途程。“天长水阔厌远涉”,万里长河直伸向缥缈无际的天边,多么遥远的前路,然而诗人的希望和追求也正像这前路一样遥远和渺茫。在这里,情即是景,景即是情,情景相生,传达出来的情绪含蓄而又强烈,一股失意厌倦的情绪扑人,读者几乎可以感觉到诗人沉重、疲惫的步履。这样的笔墨,使本属平铺直叙的开头,不仅不显得平淡,而且造成一种浓郁的气氛,笼罩全诗,奠定了基调,可谓起得有势。
接着诗笔层折而下。诗人访古以遣愁绪,而访古徒增忧思;作歌以抒积郁,心头却又浮现阮籍的哀吟:“徘徊蓬池上,还顾望大梁。渌水扬洪波,旷野莽茫茫。……羁旅无俦匹,俯仰怀哀伤。”(《咏怀诗》)今人古人,后先相望,遭遇何其相似!这更加触动诗人的心事,不禁由阮诗的蓬池洪波又转向浩荡的黄河,由浩荡的黄河又引向迷茫不可见的长安旧国。“路远西归安可得!”一声慨叹含着对理想破灭的无限惋惜,道出了忧思纠结的根源。短短六句诗,感情回环往复,百结千缠,表现出深沉的忧怀,为下文作好了铺垫。
从“人生”句到“分曹”句为第二段。由感情方面说,诗人更加激昂,苦闷之极转而为狂放。由诗的径路方面说,改从排解忧怀角度着笔,由低徊掩抑一变而为旷放豪纵,境界一新,是大开大阖的章法。诗人以“达命”者自居,对不合理的人生遭遇采取藐视态度,登高楼,饮美酒,遣愁放怀,高视一切。奴子摇扇,暑热成秋,环境宜人;玉盘鲜梅,吴盐似雪,饮馔精美。对此自可开怀,而不必象伯夷、叔齐那样苦苦拘执于“高洁”。夷齐以薇代粮,不食周粟,持志高洁,士大夫们常引以为同调。这里“莫学”两字,正可看出诗人理想破灭后极度悲愤的心情,他痛苦地否定了以往的追求,这就为下文火山爆发一般的愤激之情拉开了序幕。
“昔人”以下进入了情感上剧烈的矛盾冲突中。李白痛苦的主观根源来自对功业的执着追求,这里的诗意便象汹涌的波涛一般激愤地向功业思想冲刷过去。诗人即目抒怀,就梁园史事落墨。看一看吧,豪贵一时的魏国公子无忌,今日已经丘墓不保;一代名王梁孝王,宫室已成陈迹;昔日上宾枚乘、司马相如也已早作古人,不见踪影。一切都不耐时间的冲刷,烟消云散,功业又何足系恋!“荒城”二句极善造境,冷月荒城,高云古木,构成一种凄清冷寂的色调,为遗迹荒凉做了很好的烘托。“舞影”二句以蓬池、汴水较为永恒的事物,同舞影歌声人世易于消歇的事物对举,将人世飘忽之意点染得十分浓足。如果说开始还只是开怀畅饮,那么,随着感情的激越,到这里便已近于纵酒颠狂。呼五纵六,分曹赌酒,简单几笔便勾画出酣饮豪博的形象。“酣驰晖”三字写出一似在同时间赛跑,更使汲汲如不及的狂饮情态跃然纸上。
否定了人生积极的事物,自不免消极颓唐。但这是有激而然。狂放由苦闷而生,否定由执着而来,狂放和否定都是变态,而非本志。因此,愈写出狂放,愈显出痛苦之深;愈表现否定,愈见出系恋之挚。刘熙载说得好:“太白诗言侠、言仙、言女、言酒,特借用乐府形体耳。读者或认作真身,岂非皮相。”(《艺概》卷二)正因为如此,诗人感情的旋律并没有就此终结,而是继续旋转升腾,导出末段四句的高潮:总有一天会象高卧东山的谢安一样,被请出山实现济世的宏愿。多么强烈的期望,多么坚定的信心!李白的诗常夹杂一些消极成分,但总体上并不使人消沉,就在于他心中永远燃烧着一团火,始终没有丢弃追求和信心,这是十分可贵的。
这首诗,善于形象地抒写感情。诗人利用各种表情手段,从客观景物到历史遗事以至一些生活场景,把它如触如见地勾画出来,使人感到一股强烈的感情激流。读者好像亲眼看到一个正直灵魂的苦闷挣扎,冲击抗争,从而感受到社会对他的无情摧残和压抑。
清人潘德舆说:“长篇波澜贵层叠,尤贵陡变;贵陡变,尤贵自在。”(《养一斋诗话》卷二)这首长篇歌行体诗可说是一个典范。它随着诗人感情的自然奔泻,诗境不停地转换,一似夭矫的游龙飞腾云雾之中,不可捉摸。从抑郁忧思变而为纵酒狂放,从纵酒狂放又转而为充满信心的期望。波澜起伏,陡转奇兀,愈激愈高,好像登泰山,通过十八盘,跃出南天门,踏上最高峰头,高唱入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