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首诗借景抒情、托物言志,表达了作者人小志大,准备成就一番经世济民大事业的豪迈气概。 这首诗的小作者借咏新月来表达自己的远大志向。
诗的另外一种意思是说,别看我这个时候年纪小,长大了可要做光照天下的大事业。
《丑奴儿慢·春日》是黄景仁 的名作,被选入代表“常州词派”风格的《词选·附录》,并列于卷首。但陈廷焯在《白雨斋词话》里却持异议:“冠以仲则一首,殊可不必。……此一词不过偶有所合耳,亦非超绝之作。”倒是谭献在《复堂词话》中对此词颇为赞赏:“春光渐老,诵黄仲则词‘日日登楼,一换一番春色。者似卷如流春日,谁道迟迟?’不禁黯然!初月侵帘,逡巡徐步,遂出南门旷野舒眺;安得拉竹林诸人,作幕天席地之游。”谭献是主张对于词“作者未必然,读者何必不然”的,因此,他主要引此词开头几句,体会其惜春之情,联想到要与古人“把臂入林”……至于对这首词究应如何理解、鉴赏,我们不妨作进一步探讨。
词题是“春日”,因此断为“惋惜春光迅速流逝之作”(见《金元明清词选》)当然未始不可。但反复吟味,似乎于一般的“惜春”之外,还含有独特的意蕴,不如说是借春色、写小桃,来惜往日、抒爱情的。
上片开头写春日登楼,目的显然是要观赏春色。正因为是“日日”登临,这才能够观察到、感知到“一换一番”景色。惜春之意,已在其中。“者(这)似卷如流春日,谁道迟迟?”这是反用《诗·豳风·七月》“春日迟迟”,作翻案文章。“似卷如流”是承上句“一换一番”,极言其快——谁说是“迟迟”呢?这就满含伤春之情了。接着具体描写:“一片野风吹草,草背白烟飞。”把江南的春天的田野风光,点染得十分真切、生动,表现新颖、独特。再下来就象是电影的特写镜头转移到“颓墙左侧”的一树小桃。她开了,开得美,开得寂寞,“没个人知”。知道的,只有那“日日登楼”的多情的词人。以上一路写来,景中有情,景中有事,比起一般伤春之作更富艺术魅力。
下片是写花?是写人?是写春?有点难以分解。也许是见花思人、借花惜春。词人在沉思,在回忆。他抚今追昔,象是幻觉,又象是“意识流”。他“徘徊花下”,这“花”显然就是那株“小桃”;“分明记得”就是至今还清楚地记得;“三五年时”,就是十五岁的时候(辛弃疾《粉蝶儿》:“昨日春如、十三女儿学绣。”这里把春比作十五岁的女孩子也是可以的)。那时,她(词人所热恋的一个姑娘)和他(词人)曾一起在花下徘徊。这是“有诗为证”的。词人曾在他的《绮怀》诗中写道:“几回花下坐吹箫,银汉红墙入望遥。……三五年时三五夜,可怜杯酒不曾消。”这是他的一次初恋,也是一场不幸的、难忘的爱情悲剧。“是何人、挑将竹泪,粘上空枝?”这是虚写,用象征手法。“竹泪”象征生死不渝的、深沉而痛苦的爱情(李白诗《远别离》:“苍梧山崩湘水绝,竹上之泪乃可灭”);“空枝”则暗示那小桃开了又谢了。这里不用“泪洒空枝”,而用一个“挑”字,一个“粘”字,极为新警,富有想象力和暗示性,就是说取来一掬千秋不灭的竹上之泪,滴上而且紧贴在那花朵凋零的小桃枝上。足见悲痛之深,相思之永。“何人”是谁?不言自喻。痛苦之极,不禁产生幻觉:低头一看,在那清莹的春池中不是映着——“浸”着她(那小桃,那姑娘,一而二,二而一)憔悴的影儿吗?这种描写,有些近于现代的电影手法,可称新颖、巧妙。最后三句,写春也归了,花也谢了,人也去了,别再勾起无穷无尽的相思了!这是异常沉痛的话,余味极为深长。“此间深处”是水中?是花外?是天上?是人间?可以不必深究。“伊”字指人,也指花,也指春。“莫惹相思”,一本作“莫学相思”,但以“惹”字为好。因为词人的相思之情,正是由登楼览景而被春色惹起的。这样就首尾呼应,一气呵成了。说不要相思,而相思之意倒更是绵绵无绝,感人至深。
黄景仁词集中有词二百余阕,风格比较多样。有伉爽悲凉的,也有俊秀婉丽的。《丑奴儿慢·春日》近于后一类。卢前借“咽露秋虫,舞风病鹤”这两句形容黄景仁 诗风的话来评论他的“词才”,这还只是一个方面。如若要形容《春日》这一类的词,则似可用他的名句“晚霞一抹影池塘,那有者般颜色作衣裳”,略改说是“晚霞一抹,影照春池”,其词境仿佛似之。
这首词写人,刻画了一位十分优美传神的少女形象。
上片首二句写景,为人物出场设置环境;一条清撤的小河,带着碧绿的潮水,向远处缓缓地流去;河上架着一座两边围着红色阑干的小小渡桥。朱阑映渌水,碧波泛青潮,景物闲雅优美,色彩艳丽鲜明,短短两句即展现出一幅令人神往的画面。“桥上女儿双笑着,妖烧。倚着阑干弄柳条。”“柳条”二字语意双关,既指柳条随风飘扬的情景,又指少女美丽迷人的腰肢。接着三句刻画人物。词人不写她的眉,不写她的腰,也没有摹绘形容其发型、妆饰和身材,而是把镜头对准“女儿”面颊上那两个迷人的酒涡。既突出了特征,又省去许多笔墨,跳出了前人描绘女性的窠臼。紧接着用一个两字短句“妖娆”,加以赞叹,说她无比娇美动人,别的都不须细看,只要看一眼她脸上那两个笑容可掬的酒涡就足够了。从句法结构上说,“妖娆”也是贯通下句的。此时此刻那位“女儿”正独自靠着桥上的朱阑,手里摆弄着柔软细嫩的柳条。这是作者摄取的第二个镜头。如果说第一个镜头是静态,那么第二个镜头则是动态了。“女儿”摆弄柳条,不知是探春还是惜别。含而不露,留下联想和思索的空间。上片五句,分为两层,先拉开幕布,推出景物,然后描绘女主人公的形象,一静一动,层次极为分明。
下片从月夜花朝写起,少女先是摆弄杨柳,此时又在月夜里吹奏起了玉箫。这优美的境界愈发使女子的形象扑朔迷离,让人浮想联翩。“柳外行人回首处,迢迢。若比银河路更遥。”最后两句,通过“行人”的反应来赞美“桥上女儿”容貌出众、技艺超群。每当人们看到她面颊上那迷人的“双笑靥”,听到她所吹奏的“玉箫”声时,便情不自禁地停步不前,都要留恋地回头瞻望。然而佳人近在咫尺,却亦远在天涯,若想与她相会,只怕比渡过迢迢的银河还要遥远。像谜一样美丽的女孩终究还是一个未解的谜,也许,她是仙子从天而降,在人间作短暂的停留,那纤尘不染,高雅脱俗的绰约风姿,让世人可望而不可及。
这首词意境瑰丽、神奇,形象刻画宛如水中月、镜中花,不需浮辞艳采,却充满了遇物生辉的意境和情趣。
在此篇文章中,体现了宋襄公是个目光短浅的君主。既然要讲仁慈,为何要与人为敌呢?既然为敌了,却偏又讲起仁慈来了。实在是前后矛盾。若要对敌人讲仁慈,必先得自己立于不败之地,方可讲得,否则不但受了伤,丢了性命便是连讲仁慈的本钱也丧失了啊。再不,就必须消敌于无形,我不为人人之敌,人人亦不以我为敌,那才是最大的仁慈!宋襄公对敌人的仁慈,也正是对自己的残忍,子鱼在此之间,倒显得很倒霉,辅佐了这样一个‘妇人之仁’的君主了,作者主要描绘的是一个迂腐,愚昧的君主。
在《袁州州学记》中,李觏记叙了宋仁宗三十二年,祖无择到袁州任知州,看到学宫破坏、孔庙狭窄的现状,决定兴建一座新学宫的过程。当学宫落成,举行“释菜”祭孔的时候,在宜春讲学的李觏大为感慨,发了一通议论。他说,秦始皇想万代做皇帝,但刘邦一带头造反,函谷关就守不住了。秦朝的大小将领,叛变投降,争先恐后。为什么?是《诗》、《书》的大道理被抛弃了,人们只见私利,而没有听过正义之声呀!而汉武帝、汉光帝努力发扬儒家学说,纯善的风俗教化一直延续,结果民间读书人敢讲正直的话,连功高震主的军阀,也不敢胆大妄为,圣贤的教化深入到了这个地步。如今,你们袁州的读书人能得到神圣天子的关怀,在本地的学校学习古代圣贤,就应该培养忠孝礼节,成为人们学习的榜样。如果只是舞文弄墨,求得功名富贵,那不仅是耻辱,也让朝廷为政者担忧呀!
凡是读过《袁州州学记》的人,会觉得李觏有一股封建卫道者的味道。文中充满了对皇帝的崇敬,反复宣示“为臣死忠,为子死孝”的说教。但再读思之,则又释然。范仲淹不也是“处江湖之远,则忧其君”吗?倘若能把这个“君”解读成国家的话,就不难理解李觏那一片忧国忧民的赤诚了。
作为宋代散文的经典,《袁州州学记》虽然不像欧阳修散文那样摇曳多姿,也不像苏东坡散文那样豪放与婉约兼备,但它凝炼庄重的语言让我们领略到散文厚实的格调。如果撇去它的文学意义不论而从广告层面上去看,《袁州州学记》可能是较早宣传宜春(袁州)的报告文学了。就凭这一点,我们也有理由感谢李觏。据史志载,最早在宜春兴建昌黎书院(当时称韩文公祠)的正是《袁州州学记》中的主角祖无择。由此很自然会让人想到,倘若昌黎书院还在,何不以此为基础,建成一个反映宜春古代教育的场所——就像在北京的国子监中展示北京的文明史——让人们能真切地触摸到宜春的一段文化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