此诗咏汉文帝与贾谊，但与李商隐诗的着眼点不同，议论更大相径庭。李诗以小事而见大节，王诗则因大事而忽小节。王安石认为贾谊的政略，文帝基本都有采用，在这种情况下，个人官职的高低与否不重要；李商隐抱负难申，乃为贾谊悲，王安石得宋神宗宠遇，乃为贾谊喜，正是不同的遭际，才产生出不同的议论来。就诗歌艺术而言，此诗纯是议论，褒贬分明，对比强烈。
诗的前两句“一时谋议略施行，谁道君王薄贾生？”一写贾谊，一写文帝。诗中指贾谊的治国安民之方，这两句是反诘句，意为贾谊所献的“谋议”，大体上都能获得施行，所以说文帝并不轻视贾谊。以贾谊进言与文帝纳言相对照，承班固《汉书·贾谊传》中之“赞”词：“追观孝文玄默躬行以移风俗，谊之所陈略施行矣”，与前人写贾谊怀才不遇之作唱反调。
后两句“爵位自高言尽废，古来何啻万公卿”，一写爵位高的“公卿”，一写君王。这两句也构成了一个反诘句，意为：自古以来，不知有多少达官贵人，尽管他们的官爵职位很高，但其言论都被君王废弃了。弦外之音是贾谊比那些达官贵人更为幸运。
此诗采用两个反诘句，寓答于反问之中，以贾谊的“谋议略施行”与身居高位的达官贵人“言尽废”相对照，以文帝采纳贾谊的“谋议”，古来君王废弃众多地位显赫的达官贵人的言论相对照，突出贾谊超群的才能与汉文帝的爱惜贤才。
此诗不像李商隐的《贾生》那般讽文帝悼贾生，反而赞文帝褒贾生。这是因为王安石受到宋神宗的殊遇，依托他推行新法，他也就有了新的体验，认为贾谊只是遭到周勃灌婴等人的谗毁而未能如愿以偿而已。从以上的比较中不难看出，李商隐与王安石的同题诗《贾生》，虽然都是咏贾谊，但各自的着眼点不同，笔法相异，主要在于两位诗人的思想有别，他们根据各自的思想对同一人物发表独特的见解，前者欲抑先扬，以古讽今，笔锋犀利而含蓄，后者褒贬分明，对比强烈。
写作此诗时作者已经被关押整整三路，敌人对他软硬兼施。然而，高官厚禄不能软服，牢狱苦难不能屈服。他衰鬓霜染，意志弥坚。牢房冰冷潮湿，饮食艰涩难咽，妻儿宫中服役，朝廷苟且投降等惨痛的现实，令文天祥感受到人生末路穷途的困厄艰难。他用一支沉甸甸的笔，蘸着热血和心泪，写就了这首悲而不屈的短诗。
这一首诗，诗句冲淡、平和，没有“天地有正气”的豪迈，没有“留取丹心照汗青”的慷慨，只表现出大英雄欲与家人共聚一堂欢饮屠苏酒过元旦的愿望，甚至字里行间中透露出一丝寂寞、悲怆的情绪。恰恰是在丹心如铁男儿这一柔情的刹那，反衬出勃勃钢铁意志之下人的肉身的真实性，这种因亲情牵扯萌发的“脆弱”，更让我们深刻体味了伟大的人性和铮铮男儿的不朽人格。
《除夜》一诗，没有雕琢之语，没有琐碎之句，更无高昂的口号式咏叹。可是，我们仍旧感到心灵的一种强烈震撼。无论时光怎样改变，无论民族构成如何增容扩大，无论道德是非观念几经嬗变，文天祥，作为我们民族精神的象征，作为忠孝节义人格的伟大图腾，万路不朽，颠扑不灭，仍会是在日后无数个世代激励一辈又一辈人的道德典范。
这是离别时写给好友抒发离情的一首诗。诗人与元大的感情很深，他在还能望见广陵城外的树和还能听到寺庙钟声的时候，就想起要写诗寄给元大了。
此诗前四句写离情。“凄凄去亲爱”，诗人与朋友分离，感到很悲伤。诗中以“亲爱”二字相称，可见彼此友谊很深，一旦分别，自然依依不舍。但船终于启行了，一会便飘荡在迷茫的烟雾之中，友人的身影虽已消失，诗人还不停地回望广陵城。正在这时，诗人忽然听到广陵寺庙里的钟声，从朦胧的烟树中隐隐传来，他的心情更觉难过。
此诗“归棹洛阳人，残钟广陵树”十个字非常著名。诗人和元大分手，心情很悲伤。可是船终于开行了。船儿飘荡在烟雾之中，他还不住回头看着广陵城，那城外的树林变得愈来愈模糊难辨，这时候，忽又传来在广陵时听惯了的寺庙钟声，一种不得不离开而又舍不得同朋友分离的矛盾心情，和响钟的袅袅余音、城外迷蒙中的树色交织在一起了。诗人没有说动情的话，而是通过形象来抒情，并且让形象的魅力感染了读者。“残钟广陵树”这五个字，感情色彩是异常强烈的。
接着后四句抒发感慨。诗人望着滚滚东流、一去不返的江水，禁不住感叹道：“今朝此为别，何处还相遇？”分别容易重逢难，这后会之期就难以预料了。
但另一方面，他又自我宽慰：“世事波上舟，沿洄安得住！”意谓：自己的身世飘浮不定，有如波上的行舟，要么给流水带走，要么在风浪里打转，世事怎能由个人作主呢？末两句蕴含身世之感。
表面看来这首诗，写得平淡无奇，但细加体味，却感内蕴深厚。特别是“归棹洛阳人，残钟广陵树”两句，以景喻情，言简意深。船已“泛泛入烟雾”，渐行渐远，可是诗人还忍不住凝望着广陵城外迷蒙的树林，迷恋地倾听寺庙里传来的残钟余音。诗人对广陵之物的依恋，实则是对挚友的依恋。这两句“虽不着情语，却处处透出依依惜别之情，可谓情景交融，含蓄不尽”（《唐诗别裁》）。表面平淡，内蕴丰厚，正是韦应物诗歌创作的主要特色。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