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白在襄阳所写的这组诗,既可见其性情,又可见其诗风。在襄岘汉水的背景之下,一个怀着未醉之心的醉翁形象,栩栩如生。
组诗之第一首。这里的“白铜鞮”当指汉水在襄阳段的堤坝。这是襄阳群体娱乐的地方。江城被绿水环抱,襄阳的花,襄阳的月,真是迷人。读着这首诗,眼前就会浮现出一个场景,在月圆花好的夜晚,人们在江水边的长堤上载歌载舞,多么热闹多么生动传情。面对此情此景,诗人和读者不能不忘我地陶醉在其中。这一首第三句在格律上有“失粘”之嫌,说明李白写诗并不受格律的严格约束。
组诗之第二首。这是描写一个历史人物的醉态,这个人叫山简。山简是晋大将,性情豪放,酒醉后常反戴帽子倒骑马。酒醉后的人物神态生动活现,在阳光下,系着白头巾,倒着骑马,非常有趣。此诗活灵活现地塑造了一个醉态可鞠的人物形象。
组诗之第三首。岘山、汉江、水色、沙色、山上的堕泪碑以及碑上的青苔,碑上被磨灭了的碑文等等物景,平实道来,没有雕饰,其中自有诗人对世事沧桑的感慨。山依旧,水仍绿,碑尚在,唯有碑石上生了青苔,碑文已被磨灭,其寓意就是时间的长河能淹没一切。
组诗之第四首:习家池边旧有凤泉馆、芙蓉台、习郁墓,群山环抱,苍松古柏,一水涓涓,亭台掩映,花香鸟语,风景清幽,自古常有骚人墨客来此咏诗作赋。西晋永嘉年间镇南将军山简镇守襄阳时,常来此饮酒,醉后自呼“高阳酒徒”,唐代孟浩然曾感叹:“当昔襄阳雄盛时,山公常醉习家池。”堕泪碑是为了纪念西晋羊祜而立的。羊祜生前都督荆州诸军事,驻襄阳。羊祜死后,其部属与当地百姓在岘山羊祜生前游息之地建碑立庙,每年祭祀。见碑者莫不流泪,杜预因而称此碑为堕泪碑。酒醉了,堕泪碑也不去看了,欲上马而又上不了马,襄阳的小孩子们看着笑了。酒醉以后,人就不会有什么愁苦。“莫看”,“且醉”二句 ,是痛苦的潇洒。
上片写远在异地的游子在清明即将来临之际,盼紫燕捎书,却杳无音讯。下片写思妇在家,掩户闲眠,屡卜佳期,盼游子“急整归船”。本词直抒情怀,清疏明快,言情真挚,且有层深婉转之美。
起句写江南的春色:“残萼梅酸,新沟水绿,初晴节序暄妍”,带残萼的青梅含酸;门前沟水澄绿。描写雨后初晴景色。清明时节,江南风光清丽。孙舣《菩萨蛮》写梅子初生:“含章春欲暮,落日千山雨。一点著枝酸,吴姬先齿寒。”“池塘雨后添新绿。”蔡伸在这里写雨后池水新涨景色。词人有共同的感受。
“独立雕阑,谁怜枉度华年。”雕阑是楼上木雕阑干,借指登楼。登楼倚阑,春色暄妍。游子未归,谁与共娱。叹年华枉度也。“枉度”柳永《定风波》中曾有句“年少光阴虚过”。再看辛弃疾《满江红·敲碎离愁》曰:“人去后,吹箫声断,倚楼人独。满眼不堪三月暮,举头已觉千山绿。但试把一纸寄来书,从头读。”所写女子春日登楼睹景怀人之情事亦同,却是所念之人有“一纸寄来书”,又不同于柳词之“音书无个”。词中情事相同,思路也颇为一致。但表达方式却由于词人作品风格不同和其词中人物差异而稍有不同。
“明朝准拟清明近,料燕翎、须寄银笺。又争知、一字相思,不到吟边。”清明时节已近,料想远方会飘来他的消息。但哪想却音迹杳无。这几句意思层次转折,构思较为奇特。表达了盼信而又怕无信的繁杂情感。燕子传书之说,由来已久,江淹《杂体诗·拟李都尉从军》就写道“袖中有短书,愿寄双飞燕”。孙惟信《昼锦堂》词“燕翎难系断肠笺”,作反面写。“吟边”,意犹“诗名”、“词中”。陆游《身世》诗:“吟边时得寄悠悠。”这片主要写女人在晚春时节,怀念远方的人。下片笔锋一转,表达女子相思之苦,盼望远方的人归来之情。
“双蛾不拂青鸾冷,任花阴寂寂,掩户闲眠。”女子一春不事妆饰,无意赏玩,掩户闲眠。她双眉不画,冷落鸾镜,是“谁适为容”之意。春光独对,愁闷徒添。无意欣赏“屡卜佳期,无凭却恨金钱”,唐人于鹄《江南曲》曾作“众中不敢分明语,暗掷金钱卜远人。”屡次用金钱占卜行人归否,都无凭据,因此怪起金钱来。从占卜无凭,讲到心理状态,直抒其恨,其怨。“何人寄与天涯信,趁东风、急整归船。”表达心意:希望有人代自己向天涯游子带去书信,盼他趁东风。三月桃花水涨,马上准备归舟,返程会快些。表达出迫切愿望,盼对方书信又怕不得其相思一字之意自然映衬。写词极为巧妙,处理很得体。
“纵飘零,满院杨花,犹是春前”,让远方的人“趁东风”出发,点明上几句盼归、促归意思。并且呼应“谁怜枉度华年”使全篇浑然一体。远方的人赶紧在春尽之前回来吧,尽管到达时已是柳绵吹尽时候,只要有几天春天日子,就不会让这年春天完全在孤独中溜走。
词写得很流畅,一气转折到底,慢词表现这样的决绝感情是很难得的。他通过特殊的艺术构思,反映了人物独有的心理状态和相思感情,确不同于一般作品。
此诗运用了第三人称的写法,写出了少妇渴望爱情,渴望夫妻相依相偎,甚至举案齐眉的平凡生活。此诗结构直中有婉,虚实相映;描写细腻,突出细节;运用叠词,富有情韵。
此诗叙述的是一个生活片断,大致描述如下:女主人公独立楼头,体态盈盈,如临风凭虚;她倚窗当轩,容光照人,皎皎有如轻云中的明月;她红妆艳服,打扮得十分用心;她牙雕般的纤纤双手,扶着窗棂,在久久地引颈远望:她望见了园林河畔,草色青青,绵绵延延,伸向远方。“青青河畔草,绵绵思远道;远道欲何之,宿昔梦见之”(《古诗》),原来她的目光,正随着草色,追踪着远行人往日的足迹;她望见了园中那株郁郁葱葱的垂柳,她曾经从这株树上折枝相赠,希望柳丝儿,能“留”住远行人的心儿。原来一年一度的春色,又一次燃起了她重逢的希望,也撩拔着她那青春的情思。希望,在盼望中又一次归于失望;情思,在等待中化成了悲怨。她不禁回想起生活的拨弄。她,一个倡家女,好不容易挣脱了欢场泪歌的羁绊,找到了惬心的郎君,希望过上正常的人的生活;然而造化竟如此弄人,她不禁在心中呐喊:“远行的荡子,为何还不归来,这冰凉的空床,叫我如何独守!”
此诗写的就是这样一个重演过无数次的平凡的生活片断,用的也只是即景抒情的平凡章法、“秀才说家常话”(谢榛语)式的平凡语言;然而韵味却不平凡。能于平凡中见出不平凡的境界来,就是此诗——也是《古诗十九首》——那后人刻意雕镌所不能到的精妙。
这首诗其实就是一首歌词,是能够歌唱的诗句,也是《古诗十九首》中使用了第三人称叙说的形式。
诗的结构看似平直,却直中有婉,极自然中得虚实相映、正反相照之妙。诗境的中心当然是那位楼头美人,草色柳烟,是她望中所见,但诗人——他可能是偶然望见美人的局外人,也可能就是那位远行的荡子——代她设想,则自然由远而近,从园外草色,收束到园内柳烟,更汇聚到一点,园中心那高高楼头。自然界的青春,为少妇的青春作陪衬;青草碧柳为艳艳红妆陪衬,美到了极至。而唯其太美,所以篇末那突发的悲声才分外感人,也只是读诗至此,方能进一步悟到,开首那充满生命活力的草树,早已抹上了少妇那梦思般的哀愁。这也就是前人常说的《十九首》之味外味。如以后代诗家的诗法分析,形成前后对照,首尾相应的结构。然而诗中那朴茂的情韵,使人不能不感到,诗人并不一定作如此巧妙营构,他,只是为她设想,以她情思的开展起伏为线索,一一写成,感情的自然曲折,形成了诗歌结构的自然曲折。
诗的语言并不经奇,只是用了民歌中常用的叠词,而且一连用了六个,但是贴切而又生动。青青与郁郁,同是形容植物的生机畅茂,但青青重在色调,郁郁兼重意态,且二者互易不得。柳丝堆烟,方有郁郁之感,河边草色,伸展而去,是难成郁郁之态的,而如仅以青青状柳,亦不足尽其意态。盈盈、皎皎,都是写美人的风姿,而盈盈重在体态,皎皎重在风采,由盈盈而皎皎,才有如同明月从云层中步出那般由隐绰到不鲜的感觉,试先后互易一下,必会感到轻重失当。娥娥与纤纤同是写其容色,而娥娥是大体的赞美,纤纤是细部的刻划,互易不得。六个叠字无一不切,由外围而中心,由总体而局部,由朦胧而清晰,烘托刻画了楼上女尽善尽美的形象,这里当然有一定的提炼选择,然而又全是依诗人远望或者悬想的的过程逐次映现的。也许正是因为顺想象的层次自然展开,才更帮助了当时尚属草创的五言诗人词汇用得如此贴切,不见雕琢之痕,如凭空营构来位置辞藻,效果未必会如此好。这就是所谓“秀才说家常话”。
六个叠字的音调也富于自然美、变化美。青青是平声,郁郁是仄声,盈盈又是平声,浊音,皎皎则又为仄声,清音;娥娥,纤纤同为平声,而一浊一清,平仄与清浊之映衬错综,形成一片宫商,谐和动听。当时声律尚未发现,诗人只是依直觉发出了天籁之音,无怪乎南朝钟嵘《诗品》要说“蜂腰鹤膝,闾里已具”了。这种出于自然的调声,使全诗音节在流利起伏中仍有一种古朴的韵味,细辨之,自可见与后来律调的区别。
六个叠词声、形、两方面的结合,在叠词的单调中赋予了一种丰富的错落变化。这单调中的变化,正入神地传达出了女主人公孤独而耀目的形象,寂寞而烦扰的心声。
这位诗人不可能懂得个性化、典型化之类的美学原理,但深情的远望或悬想,情之所钟,使他恰恰写出了女主人公的个性与典型意义。这是一位倡女,长年的歌笑生涯,对音乐的敏感,使她特别易于受到阳春美景中色彩与音响的撩拔、激动。她不是唐代王昌龄《闺怨》诗中那位不知愁的天真的贵族少女。她凝妆上楼,一开始就是因为怕迟来的幸福重又失去,而去痴痴地盼望行人,她娥娥红妆也不是为与春色争美,而只是为了伊人,痴想着他一回来,就能见到她最美的容姿。因此她一出场就笼罩在一片草色凄凄,垂柳郁郁的哀怨气氛中。她受苦太深,希望太切,失望也因而太沉重,心灵的重压,使她迸发出“空床难独守”这一无声却又是赤裸裸的情热的呐喊。这不是“悔教夫婿觅封侯”式的精致的委婉,而只是,也只能是倡家女的坦露。也唯因其几近无告的孤苦呐喊,才与其明艳的丽质,形成极强烈的对比,具有震撼人心的力量。诗人在自然真率的描摹中,显示了从良倡家女的个性,也通过她显示出在游宦成风而希望渺茫的汉末,一代中下层妇女的悲剧命运。这就是个性化的典型性。
中唐时代,政治黑暗,统治阶级剥削残酷,因此抒写农民疾苦的题材也成为新乐府诗人的一个重要的主题。张籍的《野老歌》,就是写一个农家老夫在高额的苛捐杂税的重压之下,最后过着依靠拾橡实填饱肚皮的生活。即使这样,他还不如当时被称为“贱类”富商的一条狗。张籍通过这样一个人狗对比的悲惨情形,突出表现了农民的痛苦和当时社会的不合理。
开头两句交代人物身份,运用平叙的手法,叙说一位老农,由于家里贫穷,住在山里面,仅仅耕种贫瘠的山田三四亩。这里要问,老农为什么要住在山里面呢?在我们想来,老农既然家贫,他应该到平地乡村或小镇谋生要容易一些,为啥要到难以耕种的山里去呢?这不禁让我们想起了当时的社会环境。此时社会混乱,统治阶级任意欺压百姓。面对这一切,老农一家逃到深山,这里山高路远,人烟稀少,而官府当差的也不便来此。老农希望住在深山能摆脱这一切。
然而“纵使深山更深处,也应无计避征徭”。三四两句说得就是这一情况。老农住在山里面,今年的禾河苗长得稀稀疏疏的的,到头来收成也不好。尽管这样,官家的征税多得要命,那差役隔三差五地跑来征税,最后老农家里连自己吃的口粮全没了。老农很痛心哪,他一年辛苦劳作得来的粮食,有的被官家拿去倒入了库仓,甚至有的被白白浪费“化为土”。这在剥削和浪费的行为,和劳动人民的辛苦贫穷的生活形成了鲜明的对比。因此这两句实际反映了劳动人民被剥削的痛苦,也揭露了当时社会的黑暗。
五六句承上两句,说老农辛苦一年到岁末,家里徒穷四壁,没有几样东西,只有老农辛勤劳动的工具——锄犁还在伴随着他。一个“空”字,说明老农辛苦一年一无所获,另一方面说明剥削阶极把老农剥夺的一无所有。为了种那些粮食,老农早出晚归,辛苦劳作一天,到头来自己还没有吃的。无奈之下,老农“呼儿登山收橡实”,呼儿表明老农已年迈,再加上辛苦劳作一天,已无力再上山采橡实吃。“橡实”,乃一草木果实,本非普通食品,乃劳动人民在饥灾发生时临时充腹之品。老农叫儿子登山收橡实,可谓老农贫饿致极,说明劳动人民最后的可怜结局。
最后两句作者笔锋一转,说西江做珠宝生意的大贾,船上载的的珠宝很多,足有百斛,他喂养的犬,经常吃肉。作者运用叙述的手法,没有发表议论,但把两幅对比鲜明的画面摆在了面前,一幅是食不果腹的老农,另一幅是奢靡富裕的大贾喂养的肉犬,更为让人深思的,老农的生活还不如喂养的一条犬,可谓悲凉之极,令人感愤不已。
全诗运用叙述的手法,给我们呈现出几个老农痛苦的生活的场景。虽然作者没有发表议论,但孕作者的思想于叙述中。全诗的形象对比深刻鲜明,表现了劳动人民的饥苦,反映了不同阶层人的生活,揭露了统治阶级对劳动人民的剥削。
苏轼论六国诚心正意、浑厚圆融,其文承接苏洵《六国论》中“以赂秦之地,封天下之谋臣,以事秦之心,礼天下之奇才,并力西向,则吾恐秦人食之不得下咽也”的观念,但现实针对性更强。
苏轼大概既不满宋朝维持积贫懦弱的现状,又对王安石“一日百变法”有强烈担忧,他曾上书锐意革新的神宗皇帝:“臣窃以为当今之患,虽法令有所未安,而天下之所以不治者,失在于任人,而非法制之罪也。”(《进策》)所以苏轼论六国格外关注“人”的问题,其视野又不局限于战国,而是由战国放宽到历朝历代,他从描述“春秋之末至于战国,诸侯卿相皆争养士自谋”的盛况,扩展到古今对“智、勇、辩、力”四种所谓“天民之秀杰”类人才的态度,指出“先王因俗设法,使出于一;战国至秦,出于客;汉以后,出于郡县;魏晋以来,出于九品中正;隋唐至今,出于科举。虽不尽然,取其多者论之。”这一总体回顾,体认精当而周全。由此再收归六国与秦朝因在用人制度上的不同而导致存亡效果的不同:“六国之君,虐用其民,不减始皇二世,然当是时,百`姓无一人叛者,以凡民之秀杰者,多以客养之,不失职也”,赖此“六国”方由“久存”至“少安而不即亡也”;而秦始皇“初欲逐客,用李斯之言而止”,由之因“客”而一统天下,可见人才何其重要,但“既并天下,则以客为无用,于是任法而不任人,谓民可以恃法而治,谓吏不必才,取能守吾法而已”,导致“民之秀异者,散而归田亩”,这就等于“纵百万虎狼于山林”,他们不愿“老死于布褐”,只能“辍耕太息以俟时”,而一旦时机成熟必“将噬人”,这正是“秦之所以速亡者”的根本原因之所在。
苏轼行文在一放一收之间,便达到“出奇无穷,一洗万古”的境界,指责王安石变法,以始皇的“民恃法而治,吏守法而已”的任法愚民导致秦亡为例而不动声色;批判宋朝“重文轻武”的用人战略,以提倡国家要使“智、勇、辩、力”四种人才“区处条理,各安其所”为准则亦不动声色。郭预衡曾撰文认为:苏轼《六国论》于用人观点片面、于“新法”未击要害、于“君子学道则爱人,小人学道则易使”之结论“更是儒家思想的偏见”,总的看来是所谓“思想是无足取的”(《苏轼散文的一些艺术特色》)。但苏轼认识到的“人”的问题,尤其是“智、勇、辩、力”之人中“秀杰”能不大量失业而让其“各安其所”的问题,也仍是现代社会要着力解决的最重要的社会问题。当人们的观念由“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的追求转化为“物质文明、精神文明与政治文明”协调推进时,当发展由满足吃穿的“小康社会”转向提升素质的“和谐社会”时,自然不能认为苏轼“以人为治国之本”的理念是片面、保守。
苏轼不反对“以法治国”,他指出“陈豨过代,萧曹莫能禁”,“文景武之世,法令至密”,但也允许地方王侯“争致宾客”,原因可能有二:一为“惩秦之祸”,一更为“爵禄不能尽糜天下士”。“萧曹为政”呈“文景武之世”的作法,尽管不是主观上想解决“客”的就生安居问题,但客观上却的确使汉代走向了昌盛,虽不如“先王之政”那样,有主动积极的“养士”“爱人”的境界,然“学道易使”(即把“道”作为技术使用)之效却何其明达。一味“任法不任人”,秦皇便有隳名城、杀豪杰”之举、北宋新党便酿“乌台诗案”之冤,所以汉高祖刘邦认识到“马上能得天下但不能治天下”、唐太宗李世民也悟得“水能载舟亦能覆舟”。由此苏轼在《六国论》中阐明了三种治国之层次:最低是“任法不任人”的治国(即秦),其次是“有法不禁客”的治国(即六国与汉),最上是以“爱人”为自觉、为核心而“学道”而制定法则来治国(即“先王之政”)。可见治国讲究德为前提、以德与以法并重,讲究使“智、勇、辩、力”之“秀杰”能“不失职”而“安其所”的原则,恰恰显示着苏轼继承了儒家仁政治国理念中的对现代社会仍有不可忽视之启发的最积极的思想要素。
这篇散文是苏轼“杂然有感于中”而作,文中引用大量见于传记“皆争养士”的史实,从春秋之末,至于战国,一直到汉代的“文景武之世”,从而导出论点,实在是“考之世变”之论。其言凿凿,确可信据。文章论及历史上通过什么途径选拔士人的问题,其时间跨度从三代、春秋、战国,历汉、魏、晋,到隋、唐之后,思如泉涌,旁征博引,行文曲折而无不尽意,充分表现其文章纵横捭阖、雄辩宏论的风格。正如苏轼在《答谢民师书》中所谓“大略如行文流水。初无定质,但常行于所当行,常止于不可不止,文理自然,姿态横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