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南都信佳丽，武阙横西关”概述南阳佳丽之地、巍峨武阙山的雄伟壮阔之景。
“白水真人居，万商罗鄽闤。高楼对紫陌，甲第连青山。”描绘一幅汉光武帝所管辖的市井繁荣，万商云集，皇亲国戚、王侯将相多居住于此，以突显出南阳商业发达、壮阔富饶。
“此地多英豪，邈然不可攀。陶朱与五羖，名播天壤间。”紧扣前文，借南阳山川美景抒发情怀，继而联想到南阳英豪美女的事迹，继而从而触动李白内心处的赞赏情怀，歌咏南阳英豪。
“丽华秀玉色，汉女娇朱颜。”丽华就是皇后阴丽华，是夸南阳美眉漂亮早已艳名远播。
“清歌遏流云，艳舞有馀闲。遨游盛宛洛，冠盖随风还。”描绘一幅美女清歌响遏流云、舞姿优游从容的美丽风景图，侧面点染出南阳乃国杰豪英，人杰地灵的地方。
“走马红阳城，呼鹰白河湾。谁识卧龙客，长吟愁鬓斑。”讲述李白以诸葛亮自况感怀，自叹没有知己而因愁鬓斑。
综观全诗，前六诗句李白描绘了南阳山川形胜和繁华的市面景观：武阙山横亘，货币流通，商贾云集，楼高道阔，甲第连山。接着六诗句描写南阳风流人物的事迹：英豪，则有范蠡、诸葛亮；美女则有阴丽华、汉水神女。继而四句写南阳旅游观光之胜。清歌艳舞可赏，宛、洛可游，故冠盖络绎，走马呼鹰。最后二句以感怀为主，以诸葛亮自况，叹无知己，故而因愁鬓斑。诗的主旨是讲述诗人对南阳英豪的钦敬和仰慕，并以卧龙自比，以申用世之志，抒发怀才不遇的感叹。李白最后借此抒发不得志之情，也是一贯风格。
苏轼之文长于说理，往往“昭晰无疑”（《艺概·文概》），长篇论说文是这样，短小精悍的杂说也莫不如此。而且杂说较之正式的议论文更灵活，笔调更从容，“能道意所欲言”（《答王庠书》），充满了诗一样的情趣和哲理，愈加耐人寻味咀嚼。本文就是其杂说中的代表作。
文章一开头就叙述故事，这种故事中的人物、时间、地点，都不明确（即使虚拟的也没有），其结构是抽象的，是作为论据的“寓言”。因其描写生动，故而显得具体实在，说服力极强。可以得出，任何知识都来源于感性经验，如果撇开感性经验而单靠间接经验，就像瞎子那样“未尝见而求之人也”，那么势必会“转而相之”，混淆这一事物与他事物的各种属性，加以臆测，杜撰，闹出“闻钟以为日”“扪烛以为日”的笑话，那就差之毫厘，失之千里了。作者指出：“道之难见也甚于日，而人之求达也无以异于眇。”如果单凭“达者告之”，“虽有巧譬善导，亦无以过于盘与烛也”。
然而单有感性经验还不够，还得亲自实践，多次探索，方能掌握道；作者认为“道可致而不可求”。而“致”与“求”的区别，作者引古人语对“致”作了解释：“孙武曰：‘善战者致人，不致于人’。子夏曰：‘百工居肆，以成其事；君子学，以致其道。’”这里的“致”就是一种“循序渐进”，平时积学，自然得“道”的意思，学至则道自致。譬如军队能够掌握主动权，可进则进，可退则退，待时机成熟就行出击，才能获胜，若牵“求”胜利，就成了“致于人”了，就会失败。求道也是如此，如果经过平时不断的实践，而不是急于求成，那么道是可致的。
作者为了论证这个观点，又讲了另一个寓言故事。作者发现“南方多没人”，而北方则少有，原因就在于“南人”“日与水居也。七岁而能涉，十岁而能浮，十五而能没矣”。因为“日与水居”，故能渐识水性，“夫没者岂苟然哉?必将有得水之道者。”懂得水性（“水之道”）方才能“没”，“日与水居，则十五而得其道；生不识水，则虽壮见舟而畏之”。可见求“道”单凭勇气是不行的，还得经过长期的实践。如果想一蹴而就，“不学而务求道”，走捷径，投机取巧，那就只能像北方学“没”者那样，没有不被溺死的。
作者运用寓言阐述道理时，夹叙夹议，深入浅出，寓言讲完，道理也就清楚了。而且作者连续运用两个寓言说明认识过程的两个阶段，丝丝入扣，环环相接，可称之为“螺旋式”的比喻方式——即运用两个内容相近但有连续性发展性的寓言故事构成层出不穷、变化多端的结构，使寓言的主旨和理念更趋深入和加强，这是苏轼的创新。
最后一段联系实际并交代为文的目的。“昔者以声律取士，士杂学而不志于道”；相反，“今也以经术取士，士知求道而不务学。”经术本来就是载道的，所以“士知求道而不务学”，他们不知道“道”是与社会生活紧密联系在一起的。要想真正理解“道”，不能单靠读几本经书，应该杂学旁收，既不能忽略感性经验，又要经过长期的摸索思考，以渐进于道。这里，作者是针对王安石以经术取士而发的。《御选唐宋文醇》卷三十八云：“宋自王安石始以经术取士，一时求仕者皆改其妃青媲白，而谈道德仁义；及致之于用，则茫然失据，亦与妃青媲白无二焉，此苏轼《日喻》所以作也。”
总之，作者运轻灵之笔娓娓道来，仿佛与人对面而谈，亲切动人，语浅道明，毫无论说文的板滞之弊。且本文还继承了战国议论文的优点，以寓言作为论据，使行文简洁明了，形象生动。
此词以凄婉温润的笔调，抒发伤春情怀的同时，流露出对时光年华流逝的深切慨叹和惋惜，深微幽隐。
起笔“细草愁烟，幽花怯露”，写的是：小草上的烟霭迷蒙，花蕊上的露珠微颤。这两句表面看来都是写外的景象，但内含的却是极锐敏的感受。“愁”字和“怯”二字，表现了作者极细腻的情思，且与细密的对偶形式完美地结合为一体。那细草烟霭之中仿佛是一种忧愁的神态，那幽花露水之中仿佛有一种战惊的感觉。用“愁”来表达烟霭中的感受，用“怯”来描写花晨露中的感受，表面上说的是花和草的心情，实际上是通过草与花的人格化，来表明人的心情。
“凭栏总是销魂处”，收束前两个四字短句，“细草愁烟，幽花怯露”正是愁人靠栏干上所见到的景物。词人只因草上的丝丝烟霭，花上的点点露珠，就“消魂”，足见他情意之幽微深婉。“日高深院静无人，时时海燕双飞去”为上片结拍。前面由写景转而写人，这两句则是以环境的衬托，进一步写人。“静无人”是别无他人，唯有一个凭栏消魂的词人。“日高深院”之静，衬托着人的寂寥。“海燕双飞”反衬出人的孤独。“时时海燕双飞去”意为：海燕是双双飞去了，却给孤独的人留下了一缕绵绵无尽的情思。
过片“带缓罗衣，香残蕙炷”，由上片的室外转向室内，仍写人。这里的“带缓罗衣”，以衣服宽大写人的消瘦，暗示着离别之苦。“香残蕙炷”之“蕙”是蕙香，一种以蕙草为香料制成的熏香，古代女子室内常用。“残”即一段段烧残。“香残蕙炷”写室内点的蕙香，一段段烧成残灰，又暗示着室内之人心绪的黯淡。以香炉里烧成一段一段的篆字形熏香的残灰，比拟自己内心千回百转的愁肠已然断尽，比拟自己情绪的冷落哀伤，也是古诗词中常用的意象。但作者这里只是客观地写出“带缓罗衣，香残蕙炷”，更见其含蓄。唯其不直说出来，才不会受个别情事的局限，才能给人无限深远的想象与联想。
接着“天长不禁迢迢路”一句为上二句作结，两个对偶的双式短句紧接一个长句，严密而完整。“不禁”是不能阻拦。“天长”与“迢迢路”，结合得很好，天长路远，这是无论如何也难以阻拦的。“不禁”二字，传达出一种凡事都无法挽回的哀伤，紧接“带缓罗衣”的思念与“香残蕙炷”的销磨之后，更增加了对于已失落者的无可奈何。结句“垂杨只能惹春风，何曾系得行人住”以感叹的口吻出之：杨柳柔条随风摆动，婀娜多姿，这多情、缠绵的垂柳，不过是那里牵惹春风罢了，它哪一根柔条能把那要走的人留住？哪一根柔条又能把那消逝的美好往事挽回？这两句中寄托有极深远的一片怀思怅惘之情，象征着对整个人生的的深刻感悟。
此诗写于李白第一次出蜀远游时。诗中借景抒情，抒发了作者秋日出游的愉悦心情，也表达了作者意欲饱览祖国山河而不惜远走他乡的豪情与心志。全诗写景、叙事、议论各具形象，笔势变幻灵活而又自然浑成，风格雍容典雅又不失豪放飘逸，妙用典故而不着痕迹，达到了推陈出新、活泼自然的境界。
第一句是写景，同时点出题中的“秋”和“荆门”。荆门山原是林木森森，绿叶满山，然而诗人到来时，却是秋来霜下，木叶零落，眼前一空。由于山空，江面也显得更为开阔。这个“空”字非常形象地描绘出山明水净、天地清肃的景象，寥廓高朗，而无萧瑟衰飒之感。
第二句“布帆无恙挂秋风”，承上句“江”字，并暗点题中“下”字。东晋大画家顾恺之为荆州刺史殷仲堪幕府的参军，曾告假乘舟东下，仲堪特地把布帆借给他，途中遇大风，顾恺之写信给殷仲堪说：“行人安稳，布帆无恙。”这里借用了“布帆无恙”这一典故，不仅说明诗人旅途平安，更有一帆风顺、天助人愿的意味。这种秋风万里送行舟的景象，生动地写出了诗人无比乐观欣慰的心情。
前人有诗：“张翰江东去，正值秋风时。”这首诗的第三句，就是由第二句中的“秋风”连及而来的。据说西晋时吴人张翰在洛阳做官，见秋风起而想到故乡的莼羹、鲈鱼鲙，说：“人生贵得适志耳，何能羁宦数千里，以要名爵乎！”于是回到了故乡。李白此行正值秋天，船又是向着长江下游驶行，这便使他联想到张翰的故事，不过他声明“此行不为鲈鱼鲙”，此行目的与张翰不同，他自己是远离家乡。这样反跌一笔，不但使诗变得起伏跌宕，而且急呼下文“自爱名山入剡中”。剡中，今浙江嵊州，境内多名山佳水。句中“自”字，与上一句中“不为”相呼应，两句紧相连贯，增强了感情色彩。
古人曾说过：“诗人之言，不足为实也。”那意思大概就是说诗具有凝炼、概括、夸张、含蓄等特色，诗中语言的含意，往往不能就字面讲“实”、讲死，所以说写诗的人也应该“不以辞害意”。这首诗的三四两句，如果只理解为诗人在表白“此行”的目的，不是为了吴地的美味佳肴，而是要去欣赏剡中的名山，那就未免太表面了，太“实”了。李白“入剡中”，是若干年以后的事。读者要知道它的含意到底是什么，还得回到诗的第三句。从张翰所说的话来看，张翰是把“名爵”与“鲈鱼鲙”对立起来，放弃前一个，而选后一个；而李白对后者的态度很明朗——“此行不为鲈鱼鲙”。至于对前者，诗人没有明说。可是，“秋下荆门”以后的所言，所行，就把这个问题说得很清楚了。第一，“此行”并没有“入剡中”，而是周游在江汉一带，寻找机会，以求仕进；第二，他还明白地声称：“大丈夫必有四方之志，乃仗剑去国，辞亲远游。”（《上安州裴长史书》）他还希求“奋其智能，愿为辅弼，使寰区大定，海县清一”（《代寿山答孟少府移文书》）。这种建功立业的宏愿，积极用世的精神，和张翰的态度恰恰相反。所以诗人此时对“名爵”和“鲈鱼鲙”都是一反张翰的意思，只不过在诗中说一半留一半罢了。当然，这也是“适志”，是辞亲远游、建功立业的“志”。
诗的第四句说，饱览绍兴的名山佳水，也是诗人所向往的。这种兴趣，早在他出蜀之前就已经表露出来了，不过联系上一句来看，就不能仅仅局限于此了。自视不凡的李白，是不想通过当时一般文人所走的科举道路去获取功名的，而是要选择另一条富有浪漫色彩的途径，那便是游历，任侠，隐居名山，求仙学道，结交名流，树立声誉，以期达到目标。所以这里的“自爱名山入剡中”，无非是在标榜诗人自己那种高人雅士的格调，无非是那种不同凡俗的生活情趣的一种艺术概括。这种乐观浪漫、豪爽开朗、昂扬奋发的精神，生动地表现了诗人的个性，以及盛唐时代的精神风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