洋溢着爱国热情的小诗，诗中抒发了诗人以身报国的豪情壮志。诗的前两句极力渲染了诗人青年时期出征的豪迈气概。弓箭在霞光中闪耀着光辉，宝剑照耀着寒霜，在凛冽的秋风之中，诗人驰出了京城，奔赴为国效力的疆场；这里，诗人的自我形象鲜明，报国的豪情壮志表现得十分充分。这首诗的后两句，作者用诗的语言表示自己的决心，说只要国家的河追地区没有收复，自己就不打算回头望一望故乡。这比汉代霍去病“匈奴未灭，何以为家”（见《史记·卫将军骠骑列传》）的话更进了一步。
这首诗先描写，后抒情，两者结合紧密。诗人把雕弓、宝剑、夜光、秋风，走马等形象集中起来，突出了诗人的自我形象，描写之中充溢着诗人的报国热情。抒情时，诗人抓住了对国土丧失的痛惜，直述以国为家，先国后家的决心。这首诗语言简炼、生动，节奏感强。
“美人为政本忘机，服药求仙事不违。”借服药求仙喻已，暗寓有德能的人不会有违心意。
“叶县已泥丹灶毕，瀛洲当伴赤松归。”陈述诗人丹灶已泥好、结伴赤松仙人回归的景致，流露出与众不同的情趣。
“先师有诀神将助，大圣无心火自飞。”描绘一幅山神助药成丹、炉火自飞飘逸的幻美仙境，宛如“若有道者登居之，则山神助福”一般。
“九转但能生羽翼，双凫忽去定何依。”刻划出李白超凡脱俗的想像力，也借双凫的典故，暗寓从政与成仙并非不可调和的。
前四句前解，炼丹的炉火不必一定确有其事，即使真的没有，也没有需要说清楚，留给与诗人一般的有德能的人，寄托内心处的雄心，悠然自得，闲情自乐。虽说这样，成仙还需要考虑天时、地利、人和、是否妥当，方相适应。正如深山闲院，是地利；晚年绝欲，是人和；长夏凉风，是天时；却病摄心，是妥当。除了这四个因素之外，就不要妄意成仙了，甚至如崔，现为雍丘，而署安丹灶，这真是老大不方便啊。看诗人这四句诗意，全是满肚不悦的情愫，也隐隐流露出诗人壮志未酬、怀才不遇的不甘之情。
一二句，说从政久早已忘机，与仙理冥合，合乎情理；三四句，说现今从事炼丹，一定能够超凡脱俗而离去，反之便是服药求仙不是为政之道，雍州公廨不是烧丹的地方。而其词令乃更委婉，这不是其他诗人所能醒悟的。
后四句后解，只为要问他“但”字、“何”字，言崔信慕既笃，功夫转深，神必将助，火必自飞，理之自然，固不必说。但不知既生羽翼，乃欲何去？雍州苍生，又如之何？真是教他挢舌抵齿，无法应对，妙绝妙绝。
解读此诗，始知全集中有无数神仙丹药之妙语，皆是当日雄心寄托。所谓世上绝顶聪明男子，则如先生者是也。
此诗首章写开疆拓土，开篇言：“信彼南山，维禹甸之。”诗人是在描述周代的京畿地区。在诗人看来，这畿内的大片土地就是当年大禹治水时开辟出来的。毛传训“甸”为治，而郑笺则落实为：“禹治而丘甸之。”“丘甸”即指田地划分中的两个等级。《周礼·地官·小司徒》云：“乃经土地而井牧其田野：九夫为井，四井为邑，四邑为丘，四丘为甸，四甸为县，四县为都，以任地事而令贡赋。”因而郑笺等于坐实井田制起源于夏代。孔疏承郑笺之说，谓“是则三王之初而有井甸田里之法也”，“是则丘甸之法，禹之所为”。尽管有的学者认为大禹治水“未及丘甸其田也。且井邑丘甸出调法，虞夏之制未有闻焉”（孔疏引孙毓说），但郑、孔之说也不无参考意义。
首章末二句云：“我疆我理，南东其亩。”也值得注意。疆理田土也是古代井田制的一个重要方面。《孟子·滕文公上》云：“夫仁政必自经界始。经界不正，井地不均，谷禄不平，是故暴君污吏必慢其经界。经界既正，分田制禄可坐而定也。”可见古人对经理田界是非常重视的。毛传释此诗云：“疆，画经界也。理，分地理也。”有的学者解释得更为具体，如王安石说：“疆者，为之大界；理者，衡从（横纵）其沟涂。”（《吕氏家塾读诗记》引）吕氏又引长乐刘氏说云：“疆谓有夫、有畛、有涂、有道、有路，以经界之也。理谓有遂、有沟、有洫、有浍、有川，以疏导之也。”刘氏之说当是依据《周礼·地官·遂人）“凡治野，夫间有遂，遂上有径。十夫有沟，沟上有畛。百夫有洫，洫上有涂。千夫有浍，浍上有道。万夫有川，川上有路，以达于畿”。这里所谓“南东其亩”也与井田制有关。此句指顺应地形、水势而治田，南指其田陇为南北向者，东则为东西向者，此即《齐风·南山》所云“衡从其亩”。郑笺释曰：“‘衡’即训为横。韩诗云：东西耕曰‘横’。‘从’……韩诗作‘由’，云：南北耕曰‘由’。”《左传·成公二年》载：晋郤克伐齐，齐顷公使上卿国佐求和于晋营，晋人要求“使齐之封内尽东其亩”，也就是使齐国的陇亩全部改为东西向，这样晋国一旦向齐国进兵，就可长驱直入。国佐回答晋人说：“先王疆理天下物土之宜，而布其利，故《诗》曰：‘我疆我理，南东其亩。’今吾子疆理诸侯，而曰尽东其亩而已，唯吾子戎车是利，无顾土宜，其无乃非先王之命也乎？”国佐引此篇为据，说明先王当初定田土之疆界是根据不同的地势因地制宜的，既有南北向，也有东西向的田陇，如今晋国为了军事上的便利而强令齐国改变田陇的走向，是违反了先王之道。此事又见诸其他典籍，但情节上有些出入。如《韩非子·外储说右上》云：“晋文公伐卫，东其亩。”《吕氏春秋·简选）云：“晋文公东卫之亩。”郭沫若引成公二年事云：“这也正好是井田的一种证明。因为亩道系以国都为中心，故有南北纵走与东西横贯的两种大道。南北纵走的是南亩，东西横贯的就是东亩。《诗》上所说的‘我疆我理，南东其亩’，就是这个事实。……这些资料好像与井田制并无直接关系，而其实它们正是绝好的证明。”（《十批判书·古代研究的自我批评》）
第二章写风调雨顺。天上彤云密布，瑞雪纷纷，加之小雨如酥，润泽大地，五谷丰登。
第三章写酒食祭祖。地界整齐，庄稼茂盛，曾孙收获，酿造美酒，敬祭神主，厚待宾客，静享清福，万寿无疆。
第四章写瓜菹献祭。田中有庐，地畔种瓜，剥削干净，腌渍上供，敬献先祖。曾孙长命百岁，都是受上天佑护。
第四章中的“中田有庐”，说者也以为与井田有关。《吕氏家塾读诗记》引邱氏说云：“公田百亩内，除二十亩为八家治田之庐。”又引董氏曰：“井九百亩，其中为公田，八家每家庐舍二亩半。”按《孟子·公孙丑上》述井田云：“方里而井，井凡百亩，其中为公田。八家皆私百亩，同养公田。”《榖梁传·宣公十五年》称：“古者三百步为一里，名曰井田。井田者九百亩，公田居一”，“古者公田为居，井灶葱韭尽取焉”。范宁注：“此除公田八十亩，余八百二十亩。故井田之法，八家共一井八百亩。除二十亩，家合二亩半为庐舍”，“八家共居”。《韩诗外传》载：“古者八家而井田。方里为一井。……八家为邻，家得百亩。余夫各得二十五亩。家为公田十亩，余二十亩共为庐舍，各得二亩半。八家相保，出入更守，疾病相忧，患难相救，有无相贷，饮食相招，嫁娶相谋，渔猎分得，仁恩施行，足以其民和亲而相好。《诗》曰：‘中田有庐，疆埸有瓜。’”以上诸说大同小异，有一点是共同的，即公田中有八家共居的庐舍二十亩。说诗者多从其说，但笺疏别有所解。郑笺云：“中田，田中也。农人作庐焉以便其田事。”孔疏云：“古者宅在都邑，田于外野，农时则出而就田，须有庐舍，于田中种谷，于畔上种瓜，所以便地也。”按笺疏之说，田中的庐舍成了农民在地里干活时的临时住所了。到了郭沫若，干脆推翻旧说，以为庐与瓜为对文，庐也当为植物，故庐为芦之假借，正如“南山有台，北山有莱”，“七月食瓜，八月断壶”，台、莱、瓜、壶均为植物一样。郭氏别出心裁，也可聊备一说（参见《由周代农事诗论到周代社会》）。
第五章写清酒牺牲。先以清酒祭献，继之以红色雄牛作牲，一并敬献先祖享受。曾孙作为主祭之人，手执带鸾铃之刀，剥开皮毛，取出血脂，干干净净敬献先祖。
第六章写祭典礼成。冬祭进享，祭品芬芳。祭祀隆重，先祖光彩。回报子孙大福大贵，万寿无疆。
此词开篇写“相逢”，相逢应该有很多话可说，很多事可忆，然而是“唤醒京华梦”。在战后的京华梦，当指故朝南宋的京都生活。京华梦醒，“吴尘暗斑吟发”。这两句，饱含词人的沧桑之慨。以下作具体抒写。“倚担”三句，写了三件令人难以忘怀的趣事：一是“倚担评花”。宋代的风俗是人皆不戴花，而挑担卖花者亦众。当时倚靠花担，品评着各色鲜花，一种风流趣事。二是“认旗沽酒”。游兴既高，自当有美酒助兴，觅酒家畅饮，十分风流洒脱。三是“行歌奇迹”。一边游赏，一边吟诗，江山处处留足迹，也是风流闲雅。“吟吟”表明一切游乐情事都吟吟如昨。接着由杭州景色转写西湖胜景。“吹香弄碧”句先总写。作者不直接写花草树木，而先写其色彩与香味，便已画出一幅花团成阵，绿树成行的绚丽春景图，吹、弄二字表意准确而形象，和煦的春风吹来阵阵香气在人们面前展现出一派生机勃勃的景象。“坡柳”典出自苏东坡。苏轼曾两度出任杭州地方长官，写出了古今传诵的吟咏西湖的名作，并曾于西湖筑堤名为“苏堤”。“夹道杂植花柳，中为六桥九亭”说的就是苏堤景色。“坡柳”依依，写苏堤风光旖旎，承上“弄碧”。林逋长住于西湖孤山，酷嗜梅花，并写出了脍炙人口的咏梅名篇。“逋梅”之典盖由其传出。词人在“吹香弄碧”的景物中特地拈出坡柳、逋梅，使如画的西湖风光更富于浓郁的诗意，在柳树、梅花和月色中，都融进了诗人的精神与风度。“画鼓”二句由岸上转写水面。春游时人头簇动，画楫船坊，栉次鳞比，箫鼓动地。“画鼓红船，满湖春水断桥客”，正是对这种盛况的艺术概括。
上片写杭州和西湖景色，下片笔锋转向人事。
“当时”二字点明故事为回忆，表明一种时态。此后虽然江南之地，依旧景物宜人，但时局已换，友人一个个风流云散。“花天月地，人被云隔”两句以一“甚”字领起怅怨之情油然而生。“却载”二字由“当时”写到眼前：在国破家亡之际，只得过一种苍烟为伴、鸥鹭为友的隐居生活。以“却”字表明生活境遇的转折，“更”字则是推进一层。欣逢故人，举怀畅饮，追怀往事，然而转眼之间又要在长江边上分手了，留恋之情引发悲伤之感。以“又别”二字点题，并慨叹这次相聚何其短暂。“今回”三句，推想别后之事。词人推想“坡柳风情，逋梅月色”的西湖胜景，在战后应还会依旧。在此一别，词人希望友人不要忘记去“折柳穿鱼、赏梅摧雪”。“如此”二句看似平淡，却含有无限悲凉，蕴含着一种兴亡之感和家国之恨。
这是一首内涵十分丰富的送别词，决非一般离情所能概括得了的。词人把依依惜别之情和故国之思、兴亡之叹熔铸于一炉，浑然一体。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