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是一篇驳论型的论说文，即驳斥对方的错误论点，并在驳斥敌论中树立起自己正确的观点。文章一开始便以“上患”与“患”两个否定、肯定的句式，说明了当时的“天下之患”，开门见山地提出了天下所忧虑的事情，即上忧虑人才上够多，而忧虑的是在上的人上希望他们多；上忧虑人才上为国家做事，而忧虑的是在上的人上让他们做事，从而明确提出人才问题事关重大，“材之用，国之栋梁”，并正反说明了人才的极端重要，“得之则安以荣；失之则亡以辱”，足见人才问题实与国家生死存亡攸关，绝非小事可等闲视之。但恰恰在这个关于国家“安荣”“亡辱”如此重大的人才问题上，当时的“上之人（包括皇帝在内的当权者）”，却“上欲其众”，“上使其为”，上去发现培养人才，上使他们发挥应有的作用，这正是“天下之患”。接着作者用一个“者……也”设问句，指出“是有三蔽”，具体摆出了当时在人才问题上的三种社会偏见，这三种偏见也正是作者在《材论》中要分别驳斥的三种错误观点。
最突出的一种偏见，认为自己处于最高的地位，可以排除掉耻辱，断绝掉危害，一辈子也上会碰上什么祸害，人才的任用与否，与国家的治乱命运无关，因而任意放纵自己，最终使国家陷于败乱危亡和受屈辱的境地。另一种偏见，有的人认为自己的官位和金钱足以引诱天下的才士，荣耀屈辱忧愁悲伤等等都掌握在自己手里，自己可以傲视天下的才士，而他必然会自动归向自己，这样最终也要陷入败乱危亡和受屈辱的境地。还有一种偏见，有的人上探求培养选拔人才的方法，而是忧心忡忡地认为天下实在没有人才，同样最终也陷入败乱危亡和受屈辱的境地。
这样，作者在列述人才问题上的三种偏见的同时，简括而有力地分析了其必然导引的“卒入于败乱危辱”的令人震惊的恶果，与上面指出的“失之则亡以辱”相呼应，再次强调了人才关乎国家生死存亡的极端重要性。对上述三种偏见的驳斥，作者并没有也无必要去平均用力地全面出击，因为前两种自视位高、财足，盲目自安自喜，认为人才无用的观点，其谬误显而易见，是非上言自明，“然而用心非上善犹可论其失者，独以天下为无材者耳”。与前两种相比较，他们的本意还上是上想用天下的人才，而是胡涂无知，一叶障目上见泰山，看上到人才而哀叹天下无人才可用。所以，这种“以为天下诚无材”的错误观点实有详加讨论辨析的必要，这就是作者特意“论其失”，以触“未知其故”的原因，是作者所驳敌论的一个重点。就驳论文章的类别来看，又是属于反数论点之一种，即用新的论据新的论证反证其论点的错误，从而树立起新的正确的论点，得出新的结论。
在这里，作者基于其“用心非上善”“其心非上欲用天下之材”的思想基础，所以在反驳中“言咨悦怿”（《文心雕龙·论说》）“烦情入机，动言中务”，并从以下三个方面循循善诱层层递进地驳斥了天下无人才的偏见，阐述了“索天下之材而用之”的观点。
一是以马为喻，强调要在实践中考察人才。在马厩中，劣马好马混杂在一起，其饮水吃草、嘶鸣啼咬并没有多少上同，而等让他们拉车跑路时，好马劣马就看出大上一样了，好马“引重车，取夷路，上屡策，上烦御，一顿其辔而千里已至”，而劣马“虽倾轮绝勒，败筋伤骨，上舍昼夜而追之，辽乎其上可及”。说到人也是如此，平常情况下难见高下，“惟其遇事而治，画策而利害得，治国而国安利”，人才与一般人的区别便可看得清清楚楚了。至此，作者适时地引出了一个结论：如果上能精细地考察，慎重地任用，即使本有上古贤人皋陶、乐夔、后稷、殷契那样的才智，也“上能自异于众”，何况是在他们之下的人呢？那种认为人才如锥子在口袋，其尖端会自然显露的看法是片面的。要之，要为人才脱颖而出创造条件。这一点，古代的贤君懂得这个道理，所以上认为天下没有人才，而是想尽一切办法去寻找、考察人才，并尽才而用，当今“上之人”若能如此，便上会“諰諰然（忧心恐惧的样子）以为天下实无材”了。
二是以箭为喻，阐明量才为用的道理。作者说，南越的长箭，精金为镞，劲翮为羽，千步之外，可射杀犀牛，可谓“天下之利器”“决胜觌武之所宝”，但如果用之上当，比如用它来敲打东西，那就和枯朽的棍子无多大区别。至此，作者又适时地引出了一个结论：即使得到了天下奇才，如果使用上得法，也同样等于得上到人才，而古代的贤君懂得这个道理，量才而用，人尽其才，所以人才济济，各显其能。后世在位者，上懂量才为用，人才被埋没，反“坐曰天下果无材”，作者语重心长地说，上是没有人才，而是没有动脑筋好好地思索，没有弄懂使用人才的道理。
三是以史为鉴，进一步说明人才应运而出的道理。作者以“六国合纵而辩说之材出”、“刘项并世而筹画战斗之徒起”、“唐太宗欲治而谟谋谏诤之佐来”为例，说明人才的出现在于时势的需要与“上之人”的发现与重用。就某种意义上来说，君主如果想得到他们，他们就来了。因此，以天下之大，人才之众，而硬说果真没有人才，是无论如何也上能令人信服的。至此，“以为天下实无材”的论点，已被反证为是错误的，同时作者重视人才以及如何发现、选拔、使用人才，使人才得以脱颖而出、使人才得以尽才为用等观点也一并得到了阐述。
《材论》一文，篇幅上长，但却能针对时弊，据理以陈，阐明了有关人才的重大社会问题，表达了“索天下之才而用之”的政治改革家的宏图大略，可以说是一篇为改革图新服务的“招贤书”。这篇文章也正体现了作者所倡导的“文者，务为有补于世用”（王安石《上人书》）的创作主张。这篇短文，针对性强，有的放矢，批驳有力量，再加上巧用比喻，类比史实，使之具有浓厚的政治色彩且有较强的说服力和一定的感染力，结语“天下之广，人物之众，而曰果无材可用者，吾上信也”，体现了作者的自信、文章的平易深邃而流畅自然。
首三句写：微风不停地吹动，落花撒满花间小道，此为陆道游历。来到湖边，突然看到十里荷花盛开在碧波千顷的湖面上。红云十里，应指西湖景观十里荷花。宋柳永《望海潮》：“重湖叠巘清嘉，有三秋桂子，十里荷花。羌管弄晴，菱歌泛夜，嘻嘻钓叟莲娃。”宋杨万里诗《晓出净慈寺送林子方》：“毕竟西湖六月中，风光不与四时同。接天莲叶无穷碧，映日荷花别样红。”刘致曲化用前人诗境，了无痕迹，天衣无缝。
中四句写游湖饮酒。游者登上舟，荡漾湖中。兰舟又称花船，船中有歌使，唱曲侑酒，以助游兴。唐代白居易《武丘寺路》：“银勒牵骄马，花船载丽人。”“绮罗馨，管弦清”二句，一写歌伎华丽的装束，一写其吹管弹弦的技艺。于此之时，饮美酒，观佳丽，听清歌，品丝竹，不知不觉，兰舟驰入西湖深处，湖水清澈广渺，饮者游兴也渐入佳境，于是流连忘返。直到夜色降临，碧天夜空，只感秋风习习，阵阵凉意，却依旧游兴不减，又见月光清凉，洒遍湖面，犹如明镜，使人陶醉销魂。“碧天”句，借用唐杜牧《秋夕》“天阶夜色凉如水”、宋代孙锐《平湖秋月》“月冷寒泉凝不流”等句意，用语简洁，视觉与体感结合，很有情致。
尾四句直写感觉，最见功力：“天，湖外影；湖，天上景。”此写西湖夜色，用语精要。满天繁星，仿佛是西湖外景；西湖灯火阑珊，俨然人间天堂。作者极其传神地概括出“杭州人间天堂”的意象，表达了对西湖的无限赞美之情。
全曲精致玲珑，风格俊逸清丽，造境极有情致。论曲境，一首短曲，概括西湖绝美的景观，荷花美，兰舟美，人美，水美，月美，歌美，组合成美丽夜景，构成一幅绝美的西湖夜游图。论曲艺，其画面美，语言美，用韵美，造境美，作者流露出的感情也美。全曲几乎句句有景，字字有情。此曲以意境烘托情感，浑然天成，本身就像一杯醇厚的美酒。
这是李雯甲申国变之后的作品。人生的际遇真是难以言说，有处世出于自己禀赋的志意怀抱的情况，可是也有行事遭遇外在环境操纵逼迫的情况。李雯正是一个才华横溢却遭际不幸的人。他陪父亲到京师，没多久李闯王占领北京，他的父亲就殉明死难了。李雯是“絮血行乞三四日，乃得版榇以敛”，他当时几乎饿死，却又不敢死，因为还没有尽到一个做儿子的责任，未把父亲的灵柩送回故乡。当时清廷有一些欣赏李雯才华的人把他推荐给满清的中枢内院。李雯之仕清是不得已的，他又是个感情很敏锐，而且很自责的人，所以其国变以后的作品一直写得非常悲哀痛苦。
《风流子》这首词一开头就是个疑问的句子，“谁教春去也”，短短的五个字，就有一种非常深刻曲折的意思。李后主的词“流水落花春去也，天上人间”(《浪淘沙》)，写得感情奔腾汹涌，一泻无余。因为他是个比较任纵的帝王，没有约束节制自己的习惯。李雯却是个自我反省、压抑而又自责的人，同样是写亡国的悲痛，可是他与李后主表现得迥然不同。“谁教春去也？”是对命运发出的质疑。天下的事情有许多为什么，国家为什么有这样的下场？我李雯为什么有这样的遭遇？这种疑问的句子表示出来的，常常是一种悔恨、不平。正所谓诗词无理而妙，李词“春去也”已是一重悲哀，“谁叫春去也”，这是又一重更深的悲哀，如此美好的事物为什么转瞬即逝？没有谁能给出答案，更没有任何办法可以挽回。
“人间恨、何处问斜阳？”又是一个问句。人间到处都是悲恨，这一“人间恨”，既是紧扣“送春”的题目而发的现实中之送春伤春之恨，也是文物繁华尽皆破灭的亡国失家之恨，更是自己的失身之恨。李雯在去世的前一年给陈子龙的书信里说：“三年契阔，千秋变常。失身以来，不敢复通故人书札者，知大义之已绝于君子也。”真是声声皆泪，人间为什么有这么多悲哀？为什么有这么多缺憾？这些人间恨事，你又能去问谁呢？屈原问天，李雯却要问斜阳。斜阳本身就是无常的，快要沉落的，它又能够回答你什么呢？因此开篇的两个问句，所表达的悲哀不只是字面上的，而是从内心里传达出的彻骨的无可奈何的伤痛。
“花褪残红，莺捎浓绿”，表面上当然是说落红缤纷，花朵凋零，黄莺在浓绿的枝头飞掠过去，完全是扣题而说的暮春风景。可是“落花”又是中国文化传统中的一个语言代码，花的零落代表了所有美好事物的凋零残败。李雯的故国不会再恢复了，与当年和他一起读书、作诗的陈子龙等人的交游，也不会再有了，那美好的少年时代，充满了理想和欢乐的时代，那些故人知交，都已是“花褪残红”，不再复返了。“小径红稀，芳郊绿遍”(晏殊《踏莎行》)，春天的花落尽，树叶就显得更浓密繁多，俗话说莺燕争春，那莺燕是要在百花时节忙着享受春天，所以浓绿的枝头有不少的莺燕。这正如满朝的新贵，在朝廷易代之间做着自己的打算。改朝换代中，有多少人殉节死难了？又有多少人投降以争取高官厚禄？这是“花褪残红”与“莺捎浓绿”的对比，所以是令人“思量往事，尘海茫茫”，人间的尘世就如同沧海的波涛，变化无常不可追寻。
“芳心”，代表了一个人一切美好的理想和志意，从李雯的诗文集中，确实可以看到他是许身不凡的人，可现在是“芳心谢”，对李雯来说，那所有美好的理想都已失去了，自己没有脸面做任何的事情，抱任何的希望了。“锦梭”两句，表面是写女子的生活起居，织布梳妆。李雯把自己比成一个女子，本在编织一个美丽、珍贵的梦想，可是国破家亡，自己降志辱身，有了污点，就像华美珍贵的锦缎再也织不下去。“麝月”是将黄颜色的麝香在额间涂出新月的形状以做装饰，可是当一切理想志意消失，连生活的意义都没有了，再弄妆梳洗又有什么必要呢？这个女子懒得再装饰，她又能为谁装饰呢？这是两个工整的对句，“旧织”暗喻了李雯过去的美好的理想，“新妆”比喻迎合与奉承新朝，李雯之仕清是出于不得已，在他的内心并不想追求富贵，更不愿去曲媚迎合新朝。
“杜宇”即杜鹃，为送春之鸟，当它啼叫之时，春天也就走了。杜宇又是古蜀王名，号望帝，死而化鸟。作为一个带有丰富文化背景的语言代码，其含意可用李商隐《锦瑟》诗“望帝春心托杜鹃”一语概括之。杜鹃代表死去的皇帝，象征明朝的覆亡。而杜宇的啼声似“不如归去”，旧日的国家朝廷、朋友志意都已一去不复返，所以“不如归去”的叫声更徒添伤心，李雯又能回到哪里去呢？杜宇悲鸣，惊醒了他年少时代编织的美梦，而父死国变的发生也恍如一场噩梦，即所谓“觉余惊梦”。而“碧阑三尺，空倚愁肠”，“碧阑”是指碧玉雕成的栏杆。李商隐的《碧城》诗有句云：“碧城十二曲阑干。”李商隐说“碧城十二”，李雯说“碧阑三尺”，数目并不是用来计数的，“十二”和“三”都是代表多的意思。他说我靠在那曲折珍贵的玉栏杆上，这么美的“碧阑”，本是让人倚栏凭眺春天的美景的，可是春天已经走了，也就只剩下满腹的惆怅悲哀。
“东君”是春天的神，“东君不做繁华主”，是说春天的神不为万紫千红做主，没有保护它们，因此是“抛人易”，春天这么快地过去，这么容易就把我们抛弃了。这既是扣住题目来说的“送春”，又有引申出的旧日朝廷和生活对自己的抛弃。正有李后主“别时容易见时难”(同上)的感叹。
最能代表春天的，就是柳树，而柳树又往往长于池塘水边。王夫之《蝶恋花》曾说：“叶叶飘零都不管，回塘早似天涯远。”在中国的传统中，杨柳“拂水飘绵”的姿态才是最美的。所以说“回头处、犹是昔日池塘”。正所谓“风景不殊，正自有山河之异”(《晋书·周顗传》)，京城还是往日之京城，李雯的故乡云间还是往日之云间，可是往日之人物文明却不再依旧了。“留下长杨紫陌，付与谁行？”“行”是一个表示受语宾语的词尾助词。暮春三月，当花落以后，树叶浓荫茂密，正是柳树长得茂盛的时候，这是承接上句“回头处、犹是昔日池塘”来说的。“留下”句，表面上写的就是因为东君这位春神轻易就不为春天做主了，那么留下高大的杨柳树和宽阔的道路要托付给谁呢？可是“紫陌”不是平常的路，它特指京城的道路，刘禹锡《看花》诗“紫陌红尘拂面来”句，指的就是当时的首都长安。而任何地方的高大柳树都可以叫做“长杨”，可是在中国文化传统中，“长杨”又指汉朝都城的一座宫殿“长杨宫”，扬雄有一篇《长杨赋》，写的就是长杨宫。因此“长杨紫陌”又代表了国家的都城。明朝不在了，它的首都交付给谁了呢？江山又交付给谁了呢？当然是归于新的统治者满清。无疑而问，沉痛至极。
“想《折柳》声中，吹来不尽”，笛曲中有一支曲子叫《折杨柳》，是用来表示离别、怀念的，所以李白《洛城闻笛》说：“此夜曲中闻《折柳》，何人不起故园情。”当无数的杨花被风吹落，春天也就越来越远了，当《折杨柳》的笛声响起，它带给人的是对故园、故国、故人的怀念，而这种怀念之情是道不尽、说不明的。杨花被吹落了，但李雯不直接说“落花”，因为“落花”是个实物，他说“落花影里”，正可见词这种文学体式的细致与微妙。杨花在落花飞舞的影子里飘落凋零了，可是与李雯另一首《浪淘沙·杨花》之“可惜章台新雨后，踏入沙间”相较，“舞去还香”一句，使杨花在飘零之前有一个振起，表明即使飘零也还要有一种舞动的姿态。李雯是玷辱了，是被踏入了沙间，可是他还有多少的感情志意并未完全消磨。
“难把一樽轻送，多少暄凉。”古人有饮酒送春的习俗，韩偓《惜花》诗说“临轩一盏悲春酒，明日池塘是绿阴”，一杯酒就把春天送走了。可是李雯呢？他能轻易地用一杯酒把明朝的春天送走，把过去的理想志意送走吗？李雯是自责的，他不能忘怀于自己的亏欠、玷辱，他有羞耻和惭愧。那么多的恩怨是非、悲欢冷暖，这其中的痛苦实在不是可以轻易就排遣的。
这支曲子一二两句，对仗工丽，写景如画，点染出一幅清丽无比的秋江图。然而这仅仅是表层，作者还另有深意。作画的颜料是精心选择的，所画的景物是精心选择的，整个环境也是精心选择的。选取“黄”“白”“绿”“红”四种颜料渲染他精心选择的那四种景物，不仅获得了色彩明艳的效果，而且展现了特定的地域和节令。看到“黄芦”“白蘋”“绿杨”“红蓼”相映成趣，就容易联想到江南水乡的大好秋光。而秋天，正是垂钓的黄金季节。让“黄芦”“白蘋”“绿杨”“红蓼”摇曳于“岸边”“渡口”“堤上”“滩头”，这又不仅活画出“渔夫”活动的场所，同时“渔夫”在那些场所里怎样活动，以及以一种什么样的心态在活动，也不难想象了。
在那么优雅的环境里打鱼为生，固然很不错，但如果只是一个人，就未免孤寂，所以还该有朋友。三四两句，便给那位“渔夫”找来了情投意合的朋友。“虽无刎颈交，却有忘机友”也是对偶句，却先让步，后转进，有回环流走之妙。为了友谊，虽刎颈也不后悔的朋友叫“刎颈交”。“渔夫”与人无争，没有这样的朋友也并不得事。淡泊宁静，毫无机巧之心的朋友叫“忘机友”。对于“渔夫”来说，他最需要这样的朋友，也正好有这样的朋友，令人羡慕。
一二两句写了“岸”、“堤”、“渡口”和“滩头”，意味着那里有江，但毕竟没有正面写江，因而也无法描绘江上景。写“渔夫”应该写出江上景，对此，作者不仅是懂得的，而且懂得什么时候写最适宜。写了“却有忘机友”之后，他便写江上景了。“点秋江白鹭沙鸥”，写景美妙生动。用“秋”字修饰 “江”，点明了季节。一个“点”字，尤其用得好。如果平平淡淡地说，那不过是：江面上有点点鸥鹭。如今变形容词为动词，并且给鸥鹭着色，便出现了白鹭沙鸥点秋江的生动情景。仅就写景而言，这已经够高明了。但更高明之处还在于借景写人。前面写渔夫有“忘机友”，那“忘机友”正是指 “点秋江”的“白鹭沙鸥”。以鸥鹭为友，既表现“渔夫”的高洁，又说明真正的“忘机友”，在人间无法找到。古代诗人往往赞扬鸥鹭“忘机”。正由于他们认为只有鸥鹭才没有“机心”，所以愿与鸥鹭为友。李白就说：“明朝拂衣去，永与白鸥盟。”黄庚的《渔隐》诗，则用“不羡鱼虾利，惟寻鸥鹭盟”表现渔夫的高尚品德，正可作为这只曲子的注脚。
结尾点题，点出前面写的并非退隐文人，而是“傲杀人间万户侯”的“不识字烟波钓叟”。元代社会中的渔夫不可能那样悠闲自在，也未必敢于傲视统治他的“万户侯”。不难看出，这只曲子所写的“渔夫”是理想化了的。白朴幼年经历了蒙古灭金的变故，家人失散，跟随他父亲的朋友元好问逃出汴京，受到元好问的教养。他对元朝的统治异常反感，终生不仕，却仍然找不到一片避世的干净土。因此，他把他的理想投射到“渔夫”身上，赞赏那样的“渔夫”，羡慕那样的“渔夫”。说“渔夫”“傲杀人间万户侯”，正表明他鄙视那些“万户侯”。说“渔夫”“不识字”，正是后悔他做了读书识字的文人。古话说：“人生忧患识字始。”在任何黑暗社会里，正直的知识分子比“不识字”的渔夫会遭受更多的精神磨难，更何况在“九儒”仅居“十丐”之上的元代。这句的“傲”字，既有坚决不向黑暗社会妥协，保持高风亮节之意，又有不愿在宦海中“风波千丈担惊怕”，希图逃世的思想。虽有其消极避世的一面，却也曲折地反映了元代知识分子的骨气和那个时代投射在他们心灵上的暗影，抒发了他们的不平之慨。
这首小令语言清丽、风格俊逸，又表达了备受压抑的知识分子所追求的理想，因而在当时就赢得了人们的喜爱。著名散曲家卢挚的【双调】《蟾宫曲·碧波中范蠡乘舟》，就是摹拟这首小令的：“碧波中范蠡乘舟。殢酒簪花，乐以忘忧。荡荡悠悠，点秋江白鹭沙鸥。急棹不过黄芦岸白苹渡口，且湾在绿杨堤红蓼滩头。醉时方休，醒时扶头。傲煞人间，伯子公侯。”其中的好几个句子都来自白曲，思想倾向也完全一致。不过所写不是渔夫。而是退隐江湖的官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