此诗抒发了诗人构祸南谪的痛伤之情。作者自称君子，诗中愤愤不平地诉说自己曾为国事操尽了心，并以“南国之纪”的江汉，比喻自己曾是国家的重要角色。可是如今却被放逐江南，受着无穷的灾难。因此他恨自己不是鸟不是鱼，不然就可以上天入渊，逃之夭夭了。在这无可奈何中，他只得以诗来寄托自己的悲哀。从诗中“卒章显志”的末两句“君子作歌，维以告哀”来看，诗中抒发了强烈的悲愤之情。后世屈原《九章·惜诵》：“惜诵以致愍兮，发愤以抒情。”其情实与此诗一脉相通。那么，诗人为什么要“告哀”，告什么哀，这可从前面七章找答案。
前三章是“哀”的内容。二章的“乱离瘼矣，爰其适归”是哀的集中表现，诗人颠沛流离，遭贬谪，被窜逐，无家可归，贫病交加，仓皇狼狈，犹如丧家之犬。
流亡或流放的本身已够悲惨，而主观心境与客观环境更加深了这种悲哀的程度。从首章“先祖匪人，胡宁忍予？”呼天抢地声中，可见诗人怨愤之深。他不是平民，更不是拾荒流浪汉，而是勋戚贵族的后裔。他说：现 在遭受莫大苦难，先祖在天之灵怎会忍心看我受罪而不加荫庇？逝世的先人当然无辜，诗人的用意自然是指斥活着的当道者刻薄寡恩，对功臣后裔尚且未加眷顾，更何况他人。对照屈原《离骚》的首句：“帝高阳之苗裔兮（我是古帝高阳氏的后裔）。”用自己先祖的高贵，表示对楚怀王流放、迫害自己的不满，两者用意如出一辙。
在客观环境上，一是写经历时间之长，从“四月维夏”到“冬日烈烈”，整整三个季度。从京城流放到目的地，需长途跋涉九个月，道途之凄怆艰辛，流放地的僻远蛮荒可想而知。二是写各季的自然环境，四月到六月是炎蒸伏天，酷热溽暑尽在不言中。“徂暑”，好不容易熬过了暑天，盼望能熬出头，却不知路还远着呢！接着是秋天，“百卉俱腓”，一派萧瑟恻怆景象；再接着是冬天，“飘风发发”，狂风怒吼，严寒凛冽。人们蜷缩在家里，或围炉取暖，或饮酒作乐，他却要在天寒地冻刺骨寒风中跋涉前进，那真是够悲哀的。用心境、环境烘托和加深对“哀”的表现，这种艺术手法运用得很成功。顺便说一句，诗的第三章与《小雅·蓼莪》第五章几乎全同，这种句段互相移用的现象在《诗经》中并不罕见，原因可能是诗在当时非常流行，如同民歌民谣一样被广泛传诵吟唱，因而其中某些切景切情的句段会不期而然地被撷取移用，天衣无缝，如同己出。
后四章是“哀”的原由。前面三章给人迁徙动荡之感，四章起季节与地域都已相对静止，着重抒发诗人的心理活动，这是一种痛定思痛的反思。四章点出莫名其妙地受谗毁中伤，方玉润《诗经原始》说此章“获罪之冤，实为残贼人所挤。‘废’字乃全篇眼目。”因为“废”，哀才接踵而至。五章追思遭“废”的缘故，当是不肯同流合污吧。泉水有清有浊，自己不能和光同尘，所以一天天遭祸、倒霉。屈原有一篇《渔父》，写他志尚高洁不同流俗而遭放逐，游于江潭。渔父对他“举世皆浊己独清”的品格进行批评劝导，屈子不为所动，渔父鼓枻而去，唱道：“沧浪之水清兮，可以濯吾缨；沧浪之水浊兮，可以濯吾足。”其意境颇与此章相通。
诗人在流放地安顿后，在周围漫步，附近有山，山上有栗树梅树，山间还有潺潺流泉，山下则是波浪滔滔的长江、汉水，这就明确点出了放逐的地域在南国。长江汉水有条不紊地容纳统领着南方诸水系，而朝廷却纲纪弛败，忠奸莫辨，鞠躬尽瘁却不被信任重用。五章表明自己清白无辜，也包含着“虽九死其犹未悔”的决心。后世大诗人杜甫也继承了这种忠君爱国情操，他的《江汉》诗说：“江汉思归客，乾坤一腐儒。”古往今来，这种耿直倔强的“腐儒”真不少。
七章继续写所见所思。雕鹰振翅在高空中翱翔，鲤和鲔在深水中潜游，它们能避开猎人的矰缴和渔夫的钓钩，全身远祸。诗人见了不禁神往，叹息道：可惜我不能像雕鹰鲤鲔那样，逃避那人间的桎梏与祸害。诗人脱离现实的向往与追求，也正反映了现实的黑暗与残暴。全诗以一己为代表，在暴露现实方面有相当深度与广度，不愧是现实主义的力作。
这首诗脉络清晰，层次井然。在写法上，大抵前两句言景，后两句抒情，景和情能丝丝入扣，融为一体，把“告哀”的主旨表现得真挚深沉。
辛弃疾的这首词由登楼而有感，登高远望，一片欣欣向荣的景象。作者胸怀天下，仍不能忘怀的是还在沦陷的中原大地，但作者同样对失地的收复充满希望。
上片描写奠枕楼的宏伟气势以及登高远眺的所见所感，“征埃成阵，行客相逢，都道幻出层楼。指点檐牙高处，浪拥出浮。”五句以来往行人的口吻来描述高楼的气势，一是奠枕楼建设速度之快，如同一夜之间拔地而起；二是奠枕楼高耸入出，气势非凡。“征埃成阵”，“今年太平万里”是人民安乐的根本条件，点出了行客如出，市场繁茂，以前的饥荒凄凉的景象，已经绝迹。接下来写的是登上楼以后的感受。首先，作者感到欣喜，因为金兵没有来侵扰，老百姓今年获得了一个安定丰收的好年景。作者的思路沿着滁州这一个地区扩展到全国，步步深入，一环扣一环，最后把矛头直接刺向南宋当朝：“东南佳所，西北神州。”弓刀陌上，车马如流是作者把思路从广阔的视野又收回到奠枕楼周围的实景中去。在楼上远眺，一是寄希望于南宋朝廷，二是面对中原感到痛心不已，东南虽然可以苟安一时，但是不可以忘记了北伐中原的大业。
下片头三句“千古怀嵩人去，还笑我、身在楚尾吴头”是由古人联想到自己。当年李德裕在滁州修建了怀嵩楼，最后终于回到故乡嵩山。但是作者自己处于这个南北分裂的时代，祖国不能统一，故土难回，肯定会让李德裕笑话自己。这里已经道出了词人心中的悲痛，但看着楼下人来人往的繁荣景象，作者又有了信心。辛弃疾初到滁州，见到的人民是：“方苦于饥，商旅不行，市场翔贵，民之居茅竹相比，每大风作，惴惴然不自安”。（见《铅刀编·滁州奠枕楼记》）而现在完全换了另一种景象，这是他初现身手的政绩，也是他的骄傲。“从今赏心乐事，剩安排、酒令诗筹。华胥梦，愿年年、人似旧游。”作者无法抑制自己喜悦的心情，感到自己即将有所作为，一定能够让滁州百姓的生活像黄帝梦中华胥国那样宁静和平。
这首词豪放雄伟，起伏跌宕，层次分明，步步深入，是辛弃疾南渡后，在抗金前哨的一首重要的词作。
作者因为不知道那个人叫什么名字，就用他的兵器“大铁椎”来代替。文中以细腻生动的手法，刻画了一位有识见、有气节、精武艺、识文墨，使用铁椎的大力士的“异人”的形象，描写出这样一个英雄人物，本可大有作为，在当时却所遇不合，无用武之地，只能去与响马决斗的可悲境遇，透露出作者对明朝亡国君臣的不满，抒发了他的亡国之痛，表达了作者希望有人起来“抗清复明”的爱国思想。
《大铁椎传》属于作者所谓“布衣独行士”传。铁椎（chuí），古兵器。传主姓名无考，十分勇武，以其兵器来命名。传文主体部分采用传中特定人物的视点，叙写传主的非常相貌、诡秘行动、搏斗场面，活现一位隐身民间的豪侠形象，有神龙见首不见尾之致。结末论赞亦留有不尽之意。
文章一篇是带有传奇色彩的人物传记，作者善于层层设疑，读来引人入胜。但直到文章结尾，仅知道传主是个身灿绝技的人，至于他为什么来找宋将军，为什么后来又说宋将军“不足用”，则讳莫如深。由此可以看出，作者写这个人物是有所寄托的。宋将军陪衬出了大铁椎的性格特点，“宋将军”也暗指当时那些沉寂的明朝旧臣，徒有虚名，没有勇气和力量起来反抗。
传记的语言十分简练，但读者任依然能够从外貌、语言、行动等方面感受到主人公豪爽而深沉的性格。大铁椎前来拜访宋将军，目的是结交能够干大事的真正英雄。待他细心观察发现宋将军武艺平庸、缺乏胆识后，就果断做出了“皆不足用”的结论，决定告辞，这是他深沉性格的一面。
全篇以星夜决斗这一部分写得最为精彩。写环境：鸡鸣月落，星光照旷野，突出了决斗的肃杀气氛。写来者之多，武器之盛，步齐环集，声势浩大，越发衬出“大铁椎”的勇敢。而那个“工技击”、有虚名、挺自负的宋将军，在一旁看着，竟吓得不敢喘大气儿，俩腿哆嗦几乎要跌下来。这一描写更从侧面衬托出“大铁椎”的勇猛过人。正面描写他奋椎挥击，人马四面扑地。寥寥几笔，就把他过人的神力、高强的武艺、豪迈的性格，刻画得淋漓尽致。
这套曲子是关汉卿散曲的代表作。全曲以生动活泼的比喻，写书会才人的品行才华，具有民间曲词那种辛辣恣肆和诙谐滑稽的风格。“我是个蒸不烂、煮不熟、捶不匾、炒不爆、响珰珰一粒铜豌豆。”这正是关汉卿坚韧、顽强性格的自画像。正是这样的性格，使他能够终身不渝地从事杂剧创作，写出一篇篇的伟大作品。白朴的词和曲，则是另一种风格。他一般注意意境，能和谐地借景描物来衬托人物心理。虽然不少作品也是表现闺怨哀愁，但很少当时散曲中轻佻庸俗的通病，文字清丽，颇有诗意。
依照曲文看，这首套曲当作于中年以后，当其时，元蒙贵族对汉族士人歧视，战乱造成人们生活的颠簸，加之科举的废置，又堵塞了仕途，因而元初大部分知识分子都怀才不遇，“沉抑下僚”，落到了“八娼九儒十丐”的地步。在文人群体内部急遽分化之际，关汉卿却选择了自己独立的生活方式；尤其是岁月沧桑的磨炼，勾栏生活的体验，使他养成了一种愈显成熟的个性，那就是能够突破“求仕”、“归隐”这两种传统文人生活模式的藩篱；那就是敢于将一个活生生的人与整个封建规范相颉颃的凛然正气；那也就是体现了“天地开辟，亘古及今，自有不死之鬼在”（钟嗣成《录鬼簿序》）的一种新的人生意识。正是在这首套曲中，诗人的笔触将读者带进了这样意蕴深广的心灵世界。
在首曲〔一枝花〕中，诗人以浓烈的色彩渲染了“折花攀花”、“眠花卧花”的风流浪子和浪漫生活。“攀出墙朵朵花，折临路枝枝花”，句中的“出墙花”与“临路花”均暗指妓女，“攀花折花”，则是指为世俗所不齿的追欢狎妓，诗人有意识地将它毫无遮掩地萦于笔端，恰恰是体现了他对封建规范的蔑视和对生活的玩世不恭。因此，诗人在首曲短短九句诗中，竟一口气连用了六个“花”、“花”。“花攀红蕊嫩，花折翠条柔”——这是说：攀花折花要攀嫩的红蕊、折柔的翠条。
“凭着我折花攀花手，直煞得花残花败休”。——这是显示他的风月手段。勾栏妓院中浪漫放纵的生活情趣，其间不免流露了一些市井的不良习气，诗人的这种情调实质上是对世俗观念的嘲讽和自由生活的肯定。“浪子风流”，便是他对自我所作的评语。“浪子”，这种本是放荡不羁的形象，在此更带有一种不甘屈辱和我行我素的意味，因而结句写道：“半生来折花攀花，一世里眠花卧花”。“半生来”，是对诗人自己“偶倡优而不辞”（《元曲选序》）生涯的概括；“一世里”，则是表示了他将在一生中的着意追求。
随着曲牌的转换，“序曲”中低回的音调顿时变得清晰明朗，格调高昂：“我是个普天下郎君领袖，盖世界浪子班头”。“郎君”、“浪子”一般指混迹于娼妓间的花花公子。而世俗观念正是以之为贬，对与歌妓为伍的书会才人视为非类。关汉卿却反贬为褒，背其道而行之，偏以“郎君领袖”、“浪子班头”自居。不难发现，在这貌似诙谐佻达中，也分明流露出一种对黑暗现实的嘲谑和对自我存在价值的高扬。然而现实中的非人遭遇，毕竟也曾产生过“十分酒十分悲怨”（《新水令》），所以才“愿朱颜不改常依旧，花中消遣，酒内忘忧”。但一旦陶醉在自由欢乐的生活气氛中时，“分茶攧竹，打马藏阄，五音六律滑熟”，顿时又感到“甚闲愁到我心头？”接着，诗人以三个连环句尽情地表现了风月场中的各种生活，以及由此而发的满足和自幸：我曾与歌女作伴，妆台前拨弄着筝弦，会意的欢笑，使我们舒心地倚在那屏风上；我曾与丽人作伴，携着那洁白的手真感到心甜，我们并肩登上高楼，那是多么喜气洋洋；我曾与舞女作伴，一曲《金镂衣》真动人心肠，我捧起了酒杯，杯中斟满了美酒佳酿。诗中，作者有意选择了循环往复的叙述形式，热情洋溢地展示那种自由自在、无拘无束的生活情趣，从而显示出他那极其鲜明的人生态度。正因此，当有人劝慰他“老也、暂休”时，诗人便断然予以否定：“占排场风月功名首，更玲珑又剔透。”“占排场”，这是宋元时对戏曲、技艺演出的特殊称谓。显然，关汉卿把“占排场”视作“风月功名”之首，已经不是指追欢狎妓之类过头话，而是严肃地将“编杂剧，撰词曲”作为自己的事业和理想。也正基于此，他才“更玲珑又剔透”，才表露出誓不伏（服）老的决心。但是，人不服老，毕竟渐老，因而〔隔尾〕中“子弟每”两句，就隐隐地流露出一丝淡淡的感伤，“子弟每是个茅草冈、沙土窝初生的兔羔儿，乍向围场（打猎的地方，此指妓院）上走”，而“我”已是“经笼罩、受索网”的“苍翎毛（青苍的羽毛，足见毛色之老）老野鸡”。然而，这瞬间的哀意又很快随着情感的冲动而烟消云散，这一切不过是些“窝弓冷箭蜡枪头”，诗人并“不曾落人后”，因而虽说道“‘人到中年万事休’，我怎肯虚度了春秋？”——再次表达了诗人珍惜时光并甘愿为理想献身的坚定信念。
前三支曲在情感的骚动中只体现了诗人的外在心态，在〔尾〕曲中，那种“浪子”的情绪就达到了高潮，诗人内在的精神力量逼人而来：“我是个蒸不烂、煮不熟、捶不匾、炒不爆、响珰珰一粒铜豌豆”。“铜豌豆”原系元代妓院对老狎客的切口，但此处诗人巧妙地使用双关语，以五串形容植物之豆的衬字来修饰“铜豌豆”，从而赋予了它以坚韧不屈、与世抗争的特性。运用这种手法，显得豪放泼辣，准确表现出“铜豌豆”的性格。而这些长句，实际上又以排列有序的一连串三字短句组成，从而给人以长短结合舒卷自如的感觉。在这一气直下的五串衬字中，体现了一种为世不容而来的焦躁和不屈，喷射出一种与传统规范相撞击的愤怒与不满。当人在现实的摧残和压抑下，诗人对自身的憧憬又难免转为一种悲凉、无奈的意绪。“谁教你”三字典型地表现了关汉卿对风流子弟也是对自己落入妓院“锦套头”（陷阱、圈套）的同情而催发出的一种痛苦的抽搐。这里，关汉卿身上显示出一种精神：对自由的执着，对人生的追求，他的愤怒，他的挣扎，他的嘻笑，也正是这种九死而不悔精神的回荡。正由于诗人对黑暗社会现实的强烈不满，正由于他对统治阶级的坚决不合作态度，关汉卿才用极端的语言来夸示他那完全市民化了书会才人的全部生活：“我也会围棋、会蹴鞠、会打围、会插科、会歌舞、会吹弹、会咽作、会吟诗、会双陆”。在这大胆又略带夸饰的笔调中，在这才情、诸艺的铺陈中，实际上深蕴一种豪情，一种在封建观念压抑下对个人智慧和力量的自信。至此，诗人的笔锋又一转，在豪情的基础上全曲的情感基调也达到了最强音：“你便是落了我牙，歪了我嘴，瘸了我腿，折了我手，天赐与我这几般儿歹症候，尚兀自（还自）不肯休！则除是阎王亲自唤，神鬼自来勾，三魂归地府，七魄丧冥幽（阴间）天哪，那其间才不向烟花路儿上走！”既然他有了坚定的人生信念，就敢于藐视一切痛苦乃至死亡；既然生命属于人自身，那么就应该按自己的理想完成人生，坚定地“向烟花路儿上走”。这种对人生永恒价值的追求，对把死亡看作生命意义终结的否定，正是诗中诙谐乐观的精神力量所在。
在艺术上，这首散曲最大的特点就是大量地添加衬字，娴熟地运用排比句、连环句，造成一种气韵镗鞳的艺术感染力。譬如〔尾〕曲中“你便是落了我牙”一句，那向前流泻的一组组衬字很自然地引起情感上激越的节奏，急促粗犷，铿锵有声，有力地表现出诗人向“烟花路儿上走”的坚韧决心。增加衬字，突破了词的字数限制，使得曲调的字数可以随着旋律的往复而自由伸缩增减，较好地解决了诗的字数整齐单调与乐的节奏、旋律繁复变化之间的矛盾。同时，衬字还具有让语言口语化、通俗化，并使曲意诙谐活泼、穷形尽相的作用。全曲一气直下，然又几见波折，三支曲牌中“暂休”、“万事休”等情绪沉思处，也往往是行文顿挫腾挪、劲气暗转处，读来如睹三峡击浪之状，浑有一种雄健豪宕、富于韵律的美感。
这一套散曲既反映了关汉卿经常流连于市井和青楼的生活面貌，同时又以“风流浪子”的自夸，成为叛逆封建社会价值系统的大胆宣言。对于士大夫的传统分明带有“挑衅”的意味。这种人生选择固然是特定的历史环境所致，但关汉卿的自述中充满昂扬、诙谐的情调，较之习惯于依附政治权力的士人心理来说，这种热爱自由的精神是非常可贵的。关汉卿不仅是一个“风流浪子”而已。他一方面主张”人生贵适意”，主张及时享乐，同时又表现出对社会的强烈关怀，对于社会中弱小的受压迫者的同情和赞颂，这和许多具有官员身份的文人出于政治责任感所表现出的同情人民的态度有很大不同，在这里很少有理念的成分，而更多地包含着个人在社会中的切身感受，出自内心深处的真实情感。此曲重彩浓墨，层层晕染，集中而又夸张地塑造了“浪子”的形象，这形象之中固然有关氏本人的影子，也可视作以关氏为代表的书会才人精神面貌的写照。当然，曲中刻意渲染的玩世不恭游戏人生的态度并不可取，结合元代特定的历史环境来看，不难发现，在这一“浪子”的形象身上所体现的对传统文人道德规范的叛逆精神、任性所为无所顾忌的个体生命意识，以及不屈不挠顽强抗争的意志，实际上是向市民意识、市民文化认同的新型文人人格的一种表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