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支有名的小令,是写思妇在春残雨细的时候,想到韶华易逝,游子未归,因而借酒浇愁,去打发那好天良夜。
曲的前两句,都不着痕迹地化用了唐人的诗句。“黄莺乱啼门外柳”,是写思妇,是从金昌绪的“打起黄莺儿,莫教枝上啼。啼时惊妾梦,不得到辽西。”《春怨》的诗意点染出来的。意思是说,她正想在那里“寻梦”,让那千种情思、万般缱绻在梦里得到满足,可那“不作美”的黄莺,好像故意为难似的在门外乱啼,使人不能成眠,无法在梦里补偿在现实生活中失去了的甜蜜。“雨细清明后”,是写行人,是思妇魂牵梦萦的对象,是从杜牧的“清明时节雨纷纷,路上行人欲断魂。”《清明》的句意中浓缩出来的。妙在思妇被黄莺唤起,不是埋怨行人误了归期,而是关心游子在阴雨泥泞的道路上黯然魂消的苦况,这就进一步深化了曲的意境。作者在这里引用唐人的诗句,有撮盐入水之妙。
“能消几日春”二句,是双承上面两句的曲意,即不但思妇禁受不起几番风雨,就是那天涯游子也同样受不了离愁的折磨了。这句话也是从辛弃疾的“要能消几番风雨,匆匆春又归去”《摸鱼儿·更能消几番风雨》的词意中点化出来,借春意阑珊来衬托自己的哀怨的怅然无限的相思,令人憔悴,令人瘦损,长此下去,如何是好呢?这里着一“又”字,说明这样的两地相思,已经不是破题儿第一遭了。这跟作者的“总是伤春,不似年时镜中人,瘦损!瘦损!”《庆宣和·春思》乃同一机杼。这支小曲之所以自然而不雕琢,典雅而不堆垛,正是作者博搜精粹,蓄之胸中,自然吐属不凡,下笔如有神助。
曲的头部和腹部,写得如此婉丽清新,结语须是愈加精彩,愈着精神,才能收到“余音绕梁”的艺术效果。所以“诗头曲尾”,古人是极为重视的。王骥德说:“末句更得一极俊语收之,方妙”《曲律·论尾声》。曲论家之所以不惮其烦,来总结曲的末句的艺术经验,说明它是关系到曲的成败的。这“梨花小窗人病酒”,就是俊语,就结得响亮,饶有余味。它既照应了前文的“清明后”和“几日春”,也概括了“相思瘦”的种种原因,又给读者留有充分想象的余地。因为梨花是春光已老的象征,她隔看小窗,看到梨花凋零,春事阑珊,而远人未归,闲愁无既,于是只好用酒来解除胸中的愁苦。病酒,就是伤了酒。读到这里,使人很容易联想到冯延巳的“日日花前常病酒,不辞镜里朱颜瘦”《鹊踏枝·谁道闲情抛掷久》和李清照的“新来瘦,非干病酒,不是悲秋”《凤凰台上忆吹箫·香冷金猊》的词意来。作者正是在这样的词情和意境的基础上,在曲尾对曲的整个意境作了很好的概括和创造,这才使人感到“言简而余味无穷”。
“齐有倜傥生,鲁连特高妙。”诗一开始就化用《史记》中的话。“高妙”二字,同时表现其卓异的谋略和清高的节操两个方面;一个“特”字,表达了一腔倾慕之情。“明月出海底,一朝开光曜。”诗人在此将鲁仲连的出仕视为明月出海,这种极度的推崇,可见诗人对鲁仲连的景仰不同一般。鲁仲连一生大节,史传只举了反对帝秦和助收聊城二事。《古风》的这首则专书前一事。当初辛垣衍劝赵帝秦以图缓颊,平原君已为之犹豫,若无鲁仲连雄辩坚拒,难免因一念之差铸成大错。在此关键时刻,鲁仲连起的作用无异挽澜于既倒。“却秦振英声”五字就是对这事的肯定和推崇。
而“后世仰末照”一句,又承“明月出海底”的比喻而来,形容其光芒能穿过若干世纪的时空而照耀后人,使之景仰。这是其功业即画策的高妙所致。但鲁仲连的为人钦敬不仅如此,还在于他高尚的人品。当平原君欲以官爵千金相酬时,他却笑道:“所谓贵于天下之士者,为人排患释难解纷而无取也。即有取者,是商贾之事也,而连不忍为也。”说罢辞去,终身没有再见平原君。“意轻千金赠,顾向平原笑”,直书其事,而赞赏之意溢于言表。
热爱自由和渴望建功立业,本来是两种不同的理想追求,然而一些杰出的盛唐文士却力图将二者统一,并以此与政界庸俗作风相对抗,似曾成为一种思潮。
功成身退是李白的政治理想和自我设计的重要部分,在这个方面,他引为楷模的历史人物,便是张良、鲁仲连。李白的功成身退主要是为了抬高自己的从政身份,目的在以谋臣策士出仕。这样,自然而然地落实到吟咏者——“吾”身上的,即是对鲁连人格精神的高度推崇,“我”慕其风而愿与之同调了。一“倜傥”,一“澹荡”,既是鲁连的人格写照,也是诗人的精神追求;既是诗人的自许,也是诗人的自期。他是要把对鲁仲连心中由衷的仰慕转化为现实生活中自觉的人格追求,完成他的人生理想与政治理想。
这首诗直书其事,直抒胸臆,可说是最为质朴的写法。寥寥数句,给读者刻画了一个高蹈而又仗义的历史人物形象,其中又寄寓了诗人自己的理想。全诗虽然有为个人作政治“广告”的意图,却也能反映诗人一贯鄙弃庸俗的精神。“咳唾落九天,随风生珠玉”(《妾薄命》),这两句诗正好可用来形容李白自己的诗品,即随意挥洒,独具标格。
清光绪二十五年(1899),郑文焯与友人张嵌(石楼)、王善(石壁)一道游苏州的邓尉山,作此词以纪之。邓尉山,在今苏州市西三十公里处的光福镇,相传东汉司徒邓尉曾隐居于此,故名。又因山上多梅花,早春时节,梅花盛开,暗香浮动,雪白一片,故亦称“香雪海”。郑文焯不乐仕进,曾在江苏幕游四十多年,晚年于苏州造樵风别墅,卒葬邓尉山。可见,他与邓尉山有着特殊的感情。郑词一向多萧散、隐逸之气,邓尉山又是古人隐居之处,三两好友,兴游邓尉,自然会产生一种隐居乐道、闲适恬静之情。
上片三句,笔笔描春,却又字字含情,于空灵恬淡之中见出作者人格和志趣。梅子半青半黄,当在暮春时节。微雨杂晴,山岚空蒙,阵风掠过,林木摇翠,湖水泛光。天空中鸟雀翩翩,明晰如剪。这意境,浑如一幅色彩明丽的画图,十分诱人。郑文焯多才多艺,他精于音律,擅于绘事,有很高的艺术修养。这首小词便溶入了绘画的表现手法,剪裁精当,色调分明,层次感也极强烈:远处浩渺的太湖,近处半熟的梅子,山峦叠翠为中近景,鸟雀斜飞是巧妙的点缀,词句之饱含色彩、富于画意,是非常明显的。至于词作的炼字琢句,亦见工巧,首句明显是从贺铸《青玉案》中的“梅子黄时雨”点化而来,着一“杂”字,意境又有所丰富。“浮翠”二字,写出了风和林木的动势;湖而缀一“明”字,则扩大了画面的空间,同时突出了色调之明快。“带”字也从贺铸词《浣溪沙》中之“淡黄杨柳带栖鸦”句而来,意境则扩大得多。“闲云高鸟”,乃词人主观闲适之情的物化,即是移情作用了。此等用法古人不乏其例,于此更可见出作者的心境人格和审美情趣,即闲适萧散的隐逸之思。“身轻”二字,本于杜诗“身轻一鸟过”(《送蔡都尉》),然又着一“共”字,则隐喻了作者与共游者的轻松爽畅。总之,这里通过对“闲云高鸟”的企羡,抒发了作者的心志,从而使抒情主体与自然美景融为一体,于虚涵浑化中,造成了一种谐调统一的艺术意境。故上片虽是写景之笔,其情致却是婉曲而深含的。
下片写游山之奇趣和总体感受。山果随处可摘,无须论价;野花俯身可采,不知何名;淡烟雾霭,游人如行画中。真是野趣可掬,其乐无穷。细味作者旨意,山果、野花分明蕴藏着更深一层的含义。它们默默于山间一隅,甘于寂寞,与世无争,其生命的意义和价值何在呢?然而,换一个角度视之,它们自由自在,远离尘世喧嚣,不就是怀隐逸之志的作者品格的象征吗?这仍然是一种将主观人格精神作用于审美对象之中的表现手法。
我们知道,郑文焯以北人而长期淹留江南,雅爱吴中山水形胜,其性情“淡于名利,牢骚不偶”(俞樾《瘦碧洞序》);“姿格散朗,神思萧闲”(易顺鼎《瘦碧词序》)。他的钦羡山果、野花,甘于长在烟峦画中,正是他人格精神的自然流露。
在“清末四家”词人中,郑文焯称得上最精音律的一位。小词音节泠泠,句妍韵美,且一字不闲,意多味厚,诚为不易。陈锐评其词曰:“郑叔问词,剥肤存液,如经冬老树,时一着花,其人品亦与白石为近。”(《裛碧斋词话》)“经冬老树”云云,语甚恺切。味此小令,概见郑词之淡远劲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