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人将《芙蓉曲》解释为婉言进谏的政治隐喻诗，也有人认为此诗暗含感伤身世、知音未遇等意义。对于现代的读者来说，只将这首诗视为一首丽情乐府，分析和领略它的意境和艺术风格，也无不可。自古以来，尤其是南北朝乐府里，有诸多作品描写江南采莲这一风俗，以及由此而衍发的采莲人的各种情思。萨都剌这首《芙蓉曲》继承前人乐府诗之风，以芙蓉起兴，描写水乡女子触景生情，哀伤青春易逝。
诗的首联描写了秋日江上的芙蓉和江上荡舟的女子。江上芙蓉盛开的美景，与女子的断肠愁思相对举，两相映衬。
颔联两句进而描写秋江女儿的生活：温暖的春日里，她穿着一袭红衣，看护着满江的荷叶；秋日暮色里，她的翠色长袖和荷叶一起迎着凉风翻飞飘扬。“绛袍”和“翠袖”都是秋江女儿的穿着，这两种颜色又分别是芙蓉花和叶的颜色，暗示着人与花的关联，人如花，花似人。“春浅”、“日暮”相对，意为秋江女儿与芙蓉从春到秋、从晨至暮始终相依相伴。“翠袖日暮迎风凉”，很容易联想到杜甫《佳人》诗的最末两句“天寒翠袖薄，日暮倚修竹”。《佳人》描写的是一位居住在空谷中躲避战乱的女子，亲人已死，夫婿又抛弃她娶了新人。“但见新人笑，哪闻旧人哭”，是旧时女子最凄惨的爱情悲剧。这就隐隐透露出秋江女儿愁思的根源了。
颈联描写了江波，落叶等寒秋之景。从屈原“袅袅兮秋风，洞庭波兮木叶下”（《九歌·湘夫人》）开始，洞庭秋叶萧萧飘坠成为寒秋初至的鲜明标志。萨都剌化用这一典故，点出江上季节的变化。树木凋零，令人触景生情：木已如此，那比树木还娇嫩的莲花又该如何抵挡季节的摧残。
尾联说秋江女儿面对满江盛开的莲花，因为爱惜这娇艳的花朵，不忍心划桨荡舟，唯恐碰伤了芬芳美丽的鲜花，更不愿意采折。这一片爱花惜花之心，也回答了诗的开篇提出的悬念：秋江女儿对着正盛开的芙蓉“将断肠”呢，原来是因为看到芙蓉盛放，正是最美的时候，但秋季也已来临，花朵马上就要凋落；娇艳只是短暂的，美丽并不能持久，这就是爱惜芙蓉的秋江女儿的哀叹。芙蓉尚有秋江女儿来爱护，秋江女儿却无人来怜惜。由花及人，秋江女儿对着满江云霞般的芙蓉，自然愁思无限。整首诗情感的展示非常细腻曲折。
这首诗是萨都剌乐府诗的代表作。与萨都剌交情颇好的元代诗人杨维桢曾这样评价好友：“天锡诗风流俊爽，修本朝家范。宫词及《芙蓉曲》，虽王建、张籍无以过矣。”把这首《芙蓉曲》的成就与王建、张籍等人的诗歌相提并论，是一个很高的评价。
诗的风格清丽婉转，以芙蓉起兴，曲折反复地表达了秋江女儿的心曲，她面对盛放的芙蓉以及萧萧落木，触景生情，产生了花木凋零、红颜易老、青春美丽无法永驻的愁思。在这里，花即是人，人亦是花，秋江女儿与秋江芙蓉两种意象是重叠在一起的。在女子发出的对花的哀叹和惋惜中，揭示了最盛之时即是衰败之始的道理。这首诗风格绮丽，但不俗艳；善于化用前人的诗句意境，但不生硬，具有较高的艺术技巧和艺术感染力。作者用清丽的文笔，捕捉少女若有若无的心思：由伤花之凋零，到哀伤自己青春的易逝；由没有惜花之人，到自己没有知己的自怜自惜。似哀怨，又似期待，余韵悠然，耐人寻味。
《后汉书·列女传》中说蔡琰“博学有才辩，又妙于音律。适河东卫仲道，夫亡无子，归宁于家。兴平中（案，兴平当作初平。王先谦《后汉书集解》引用沈钦韩的说法，已指出此点），天下丧乱，文姬为胡骑所获，没于南匈奴左贤王，在胡中十二年，生二子。曹操素与邕善，痛其无嗣，乃遣使者以金璧赎之，而重嫁于（董）祀。……后感伤乱离，追怀悲愤，作诗二章。”其一为五言，其二为骚体。自从苏东坡指出它们的真伪问题之后，主真主伪派各有人在。《悲愤诗》二章见载于《后汉书》蔡琰本传中，主伪派（包括一真一伪派）没有确凿的证据，一般人相信这两首诗是蔡琰所作，其中五言的一首艺术成就远远超过骚体的一首，历代选家多选其五言而遗其骚体，是不为无见的。
《悲愤诗》（其一）是我国诗史上文人创作的第一首自传体的五言长篇叙事诗。全诗一百零八句，计五百四十字，它真实而生动地描绘了诗人在汉末大动乱中的悲惨遭遇，也写出了被掠人民的血和泪，是汉末社会动乱和人民苦难生活的实录，具有史诗的规模和悲剧的色彩。诗人的悲愤，具有一定的典型意义，它是受难者对悲剧制造者的血泪控诉。字字是血，句句是泪。
全诗可分三大段，前四十句为第一大段，其中分三个层次。前十四句，先从董卓之乱写起。这是诗人蒙难的历史背景，它概括了中平六年(189)至初平三年(192)这三四年的动乱情况，诗中所写，均有史可证。“斩截无孑遗”以下八句，写出了以董卓为首的一群穷凶极恶的豺狼所进行的野蛮屠杀与疯狂掠夺。据《三国志·董卓传》记载：“(董卓)尝遣军到阳城，时适二月社，民各在其社下，悉就断其男子头，驾其车牛，载其妇女财物，以所断头系车辕轴，连轸而还洛，云攻城大获，称万岁。入开阳城门，焚烧其头，以妇女与甲兵为婢妾。”诗中所写的卓众东下，杀人如麻，以至积尸盈野、白骨相撑以及“马边悬男头，马后载妇女’的惨象，是这场浩劫的实录。“载妇女”三字，把诗人自己的遭遇暗暗引入。初平三年春，董卓部将李傕、郭氾大掠陈留、颍川诸县，他们的部队中又杂有羌胡兵，蔡琰就是此时被掳的。“所略有万计”以下十六句，细述诗人在俘虏营中的生活。这些成千上万的俘虏，贼兵不让他们在一起屯聚，即使骨肉之间碰在一起，也不敢说一句话。稍不留意，就会遭到一顿臭骂和毒打。他们日夜号泣悲吟，欲死不得，欲生不能，于是诗人含着满腔的悲愤，只好呼天而问。“彼苍者”两句，将途中之苦总括收住。这一大段最精彩的艺术描写，是贼兵辱骂俘虏的几句话，口吻毕肖，活画出贼兵一副狰狞的嘴脸。
“边荒与华异”以下四十句为第二大段，主要描写在边地思念骨肉之亲的痛苦及迎归别子时不忍弃子、去留两难的悲愤。“边荒与华异，人俗少义理”两句，高度概括了诗人被掳失身的屈辱生活，在不忍言、不便言之处，仅用“少义理”三字概括，“以少总多”，暗含着她被侮辱被蹂躏的无数伤心事。“处所多霜雪”以下六句，用“霜雪”、“胡风”，略言边地之苦，以引出念父母的哀叹。诗人通过居处环境的描写，以景衬情，以无穷无尽的“霜雪”和四季不停的“胡风”，来烘托出无穷已的哀叹，增强了酸楚的悲剧气氛。有的注家认为蔡琰被掠后所居之地在河东平阳(今山西临汾附近)，这是不确切的。暂居在河东平阳的，是南匈奴右贤王去卑的一支，非左贤王所居之地。谭其骧先生考证出蔡琰所居之地在西河美稷(今内蒙古自治区伊克昭盟一带)，较为可信，不然，地近中原的河东平阳焉能称作“边荒”？又何言“悠悠三千里”呢？“有客从外来”以下六句，叙述引领望归和急盼家人消息的心情，忽喜忽悲，波澜起伏。客从外来，闻之高兴；迎问消息，方知不是同乡，也不是为迎己而来，希望转为失望。“邂逅徼时愿，骨肉来迎己”两句，诗的意脉忽又转折，平时所企望的事情意外的实现了，真是喜出望外。“己得自解免”以下六句，忽又由喜而悲。返回故乡必须丢弃两个儿子，可能一别永无再见之日，念及母子的骨肉之情，怎能忍心抛弃自己的儿子呢？诗人于是陷入痛苦与矛盾之中。“别子”的一段艺术描写，感情真挚，而且挖掘得深而婉，最为动人。儿子劝母亲留下的几句话，句句刺痛了母亲的心。清人张玉谷评“天属缀人心”以下十六句诗说：“夫琰既失身，不忍别者岂止于子。子则其可明言而尤情至者，故特反复详言之。己之不忍别子说不尽，妙介入子之不忍别己，对面写得沉痛，而己之不忍别愈显矣，最为文章妙诀。”(《古诗赏析》卷六)此言颇为精到。儿子的几句质问，使诗人五内俱焚，恍惚若痴，号泣抚摩其子，欲行不前。在去住两难中，突现了抒情主人公的复杂矛盾心情。“兼有同时辈”以下八句，插叙同辈送别的哀痛，“同时辈”应指与蔡琰一起被掳，同时流落在南匈奴的人，其中应多为妇人女子。她们羡慕蔡琰能返回故乡，哀叹自己的命运，故号啕痛哭。作者描绘出马不肯行、车不转辙、连观者和路人目睹此情此景无不欷歔流涕的场面。不言而喻，当事者的痛苦，要甚于旁观者十倍、百倍。此种衬托手法，更加突出了诗人悲痛欲绝的心境。
“去去割情恋”以下二十八句为第三大段，叙述归途及归后的遭遇。首六句写归途：割断情恋，别子而去，上路疾行，日行日远，但情恋又何尝能割去？“念我出腹子，胸臆为摧败”两句，以念子作收，随作一顿。“既至家人尽”以下十二句，先叙述归后方知亲人凋丧，连中表近亲也没有，以此状写诗人的孤苦无依。接叙乱后荒凉：城郭变成山林，庭院长满荆棘漫草，白骨纵横，尸骸相撑。特别是“出门无人声，豺狼号且吠”两句，把战后的荒凉，通过阴森恐怖气氛的渲染，表现得十分透足。“茕茕对孤景”句，遥接“既至家人尽，又复无中外”两句。“登高远眺望”两句，又以念子暗收，遥应“念我出腹子”两句，把念子之情表现得回环往复。以下四句，叙述诗人在百忧煎熬之下，自己感到已快到生命的尽头，虽勉强生活下去，也失去了生活的乐趣。“托命于新人”以下四句，叙述重嫁董祀之后，虽用尽心力，勉励自己活下去，但自己经过一番流离之后，已经成为被人轻视的女人，常常耽心被新人抛弃，这反映了加在妇人身上的精神枷锁及自轻自贱的女性心态。最后以“人生几何时，怀忧终年岁”作结，“虽顶末段，却是总束通章，是悲愤大结穴处。”(《古诗赏析》)说明自己的悲剧生涯已无法解脱，悲愤无时无往不在，没有终极。
通观全诗，《悲愤诗》在艺术上有几点突出的成就。
诗人善于挖掘自己的感情，将叙事与抒情紧密地结合在一起。虽为叙事诗，但情系乎辞，情事相称，叙事不板不枯，不碎不乱。它长于细节的描绘，当详之处极力铺写，如俘虏营中的生活和别子的场面，描写细腻，如同电影中的特写镜头；当略之处，一笔带过，如“边荒与华异，人俗少义理”两句，就是高度地艺术概括。叙事抒情，局阵恢张，波澜层叠。它的叙事，以时间先后为序。以自己遭遇为主线，言情以悲愤为旨归。在表现悲愤的感情上，纵横交错，多层次，多侧面。她的伤心事太多了：被掠、杖骂、受侮辱、念父母、别子、悲叹亲人丧尽、重嫁后的怀忧，诗中可数者大约有七八种之多，但是最使她痛心的是别子。作者为突出这一重点，用回环往复的手法，前后有三四次念子的艺术描写。别子之前，从略述边地之苦，引出“感时念父母，已为念子作影。”(《古诗赏析》)正面描写别子的场面，写得声泪俱下。同辈送别的哀痛，又为别子的哀痛作了衬托。赎归上路后，又翻出“念我出腹子，胸臆为摧败”一层。见得难以割舍的情恋，是因别子而发。至“登高远眺望，神魂忽飞逝”，又暗收念子。从这里可以看出别子是诗人最强烈、最集中、最突出的悲痛，从中可以看到一颗伟大的母亲的心在跳动。诗人的情感在这方面挖掘得最深，因此也最为动人，这是令人叹为观止的艺术匠心之所在。
《悲愤诗》的真实感极强，诗中关于俘虏生活的具体描写和别子时进退两难的复杂矛盾心情，非亲身经历是难以道出的。诚如近代学者吴闿生所说：“吾以谓(悲愤诗)决非伪者，因其为文姬肺腑中言，非他人所能代也。”（《古今诗范》）沈德潜说《悲愤诗》的成功“由情真，亦由情深也。”（《古诗源》卷三）足见它的真实感是有目共睹的。
《悲愤诗》语言浑朴，“真情穷切，自然成文”，它具有明白晓畅的特点，无雕琢斧凿之迹。某些人物的语言，逼真传神，具有个性化的特点。如贼兵骂俘虏的几句恶言恶语，与人物身分吻合，如闻其声，如见其人，形象鲜明生动。文姬别子时，儿子说的几句话，酷似儿童的语气，似乎可以看到儿童抱着母亲的颈项说话的神态，看出小儿嘟努着小嘴的样子，孩子的天真、幼稚和对母亲的依恋，跃然纸上，这在前此的诗歌中是罕见的。
《悲愤诗》激昂酸楚，在建安诗歌中别构一体，它深受汉乐府叙事诗的影响，如《十五从军征》、《孤儿行》等，都是自叙身世的民间叙事诗，《悲愤诗》一方面取法于它们，另方面又揉进了文人抒情诗的写法。前人指出它对杜甫的《北征》、《奉先咏怀》均有影响，不为无据。它与《古诗为焦仲卿妻作》，堪称建安时期叙事诗的双璧。
此词上片写繁华都市花街柳巷之景，下片写冶游狎妓之人品行之丑恶、神态之骄横，状景写人，前后相合，寓讽其中，委婉含蓄，艺术上颇有特色。
词的上片写十里长街繁华绮丽的外景，且于写景中寓有情意，词境迷离悄恍：朱红栏干的桥梁横跨水面，桥的尽头是一条笔直的长街；街的两旁，嫩柳繁茂，柔条披拂，微风中轻轻地摇摆着。桥曰“赤阑”，暗示桥的华美；街曰“香”，更耐人寻味；而且它是笔直的，暗示街道繁华。柳可“笼街”，足见柳多。这柳又既“细”且“娇”，显示出她那婀娜多姿，柔条动人的神态。难怪李庚说陈克“诗多情致，词尤工”（《词跋》），只此开头两句，就已情致绵绵了。不仅把柳的姿态“形容曲尽”；而这既“香”且“直”又紧挨着河桥的“街”，更婉转多姿。
第三句应首句的“香街直”，写这长街果然与众不同，它的楼房建筑，金碧辉煌，高大伟岸，直上青空。“金碧”色浓，“青空”色淡，用一“上”字把它们联系起来，一片青淡高远的背景衬托下，“金碧”更光辉耀眼。“花晴帘娇红”，由上句楼房的巍峨矗立，而到那一户户的具体人家。这些人家也与众不同，不仅有花，而且花色鲜艳，花光明媚，花气袭人。一个“晴”字把花的艳丽芬芳，和其爽心悦目的视觉美，充分表露出来。接着，词人又用“帘娇红”来作渲染。这五个字意境完整，帘娇的红，是由于“花晴”，而若无“帘娇红”的映衬，也就减少了“晴”的份量，所以这里它们是互为表里的。这一来，花红，帘红，帘娇红，连晴朗的天气，也都成了红彤彤的。词人很善于烘托气氛，渲染环境，他的词格调高远，情思闲雅，而终归于淳厚。所谓“一语之艳，令人魂绝”（王世贞语），但这“艳”，绝不如温词的“香而软”，而是更具意趣。
过片两句黄衫，隋唐时贵族少年所穿的黄色华贵服装。《新唐书·礼乐志》十二：唐明皇“以乐工少年姿秀者十数人，衣黄衫，文玉带”。后用黄衫指衣饰华丽姿容秀美的少年公子。这里身着黄衫的贵公子，骑着白马，不是去游春，却是“日日青楼下”去寻找自己的快乐。以“飞”字联系“黄衫、白马”，缴足了人的奔驰之状。而“日日”二字又见人的奔驰之频。
下片第三句是对上两句的补充。这些贵公子花天酒地一番之后，醉眼惺忪，骑高高的白马上，横冲直撞，旁若无人。十里长街，花香柳媚，时当午刻，正是繁华热闹的时候。说“不逢人”，是从反面着笔，说明这公子哥目中无人，一切都不在乎。
结句写一阵马蹄声沙沙踏过去后，“黄衫飞白马”的娇子远去了，马蹄掀起的尘土仍腾起空中。这时，正是中午，花开正红，随着尘土，也传来阵阵花香。“香”与“尘”是给人以相反感触的事物，但此刻，它们却夹杂一起。“午香”与“暗尘”之间，用了一个“吹”字。“暗尘”不会送来“午香”，只有风可送来花香，说“吹”有“暗尘”扬起的意思。
这首词的结构于写景中寓有深意。李白《古风》之二十四“大车扬飞尘，亭午暗阡陌”，写豪贵人物招摇过市的情状，只以“扬尘”一事点出，此词结句拟之，而作者寓意，则藏而不露，更有“似尽而不尽”之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