诗题为《客夜》而通篇不见“夜”字，但又全是客夜之景，客夜之情，读之真感有高处着笔，不落言筌之妙。全诗语言朴实，情感真擎，意境清幽，含蓄蕴籍，耐人寻味。
首联“客睡何曾著，秋天不肯明。”提笔入题，笼罩全篇。“何曾”“不肯”四字尤为历来评注家们所赞赏。这四字诗人在别处虽曾用过（《复愁十二首》“胡虏何曾盛，干戈不肯休”），但用在此处却显得特别精警。它形象地表现出诗人“睡不着还望睡着，天不明直望天明”（金圣叹《杜诗解》）的情态。王嗣奭赞此四字“用得精神”即是说展现了形象，传出了神采。葛立方也说：“含蓄甚佳。”（《韵语阳秋》）这里所谓的“含蓄”也正是就它表现的形象意蕴的深度而言。
颔领“入帘残月影，高枕远江声”紧承首句“客睡何曾著”而来。从文字上看，好像只写的是月影江声，秋夜之景，但实际显现的正是客愁不寐之情，不过诗人用的是衬映手法，以景寓情罢了。“高枕”是杜甫习用词语，集中凡十见，用于律诗对句共八处，其中六个高字均“死字活用”（参见施鸿保《读杜诗说》），用语法术语说即是“形容词用作动词”。梓州四周多山，江水从远处山间流来，夜静之时在枕上听之，觉其声来自比枕高之处。
月影由东窗渐移西窗，分明是后半夜的光景，故说“残月影”。月儿筛过窗帘，光影洒地，对无忧的人说来正是秋夜美景，但对今夜愁苦熬煎，竟夕不寐的诗人来说就倍增烦恼了，只好斜倚着让自己轻松自适些。殊知，那远处的江声又听得更清，扰人愁烦，何况这江声又是远江之声，更把诗人的愁绪引向“谈笑行杀戮，溅血满长衢”（《草堂》）的成都。新营的草堂，留居的妻儿，都是难堪的系念，而“家远传书目，秋来为客情”（《悲秋》）则更使情怀悲怆了。诗人不直接着墨于竟夕不寐的愁苦而以残月江声之景出之，真是“文外曲致”，含味无穷。
严武离蜀，杜甫失掉了生活上和精神上的支持者。梓州是严武领东川节度使时的旧地，那里有他的旧部、僚属，借严的关系也许可以得到一些生活资助，这次诗人去梓州除了避乱之外可能还有这个因素。从诗人这时期写的许多投寄，奉赠和参加宴饮的诗来看，不难得到证实。他几乎向当时在梓州稍占势要的人（如李梓州、杨梓州，严二别驾以及留后章彝等）都委婉地表示过冀求资助之意，但得到的不过是几次应酬宴请和临时的少数周济罢了。因而诗人不断发出“巴蜀愁谁语”（《游子》），“厌蜀交游冷”（《春日梓州登楼二首》）的孤独与绝望的悲叹。他将离梓州时写的“昔如纵壑鱼，今如丧家狗”（《将适吴楚留别章使君留后兼幕府诸公》），“三年奔走空皮骨，始信人间行路难”（《将赴成都草堂途中有作先寄严郑公五首》）等诗句，可算诗人这一时期凄惶无依生活的总写照，也是颈联“计拙无衣食，途穷仗友生”的最好注脚。从结构上看，颈联二句正是遥接首联“秋天不肯明”句而来的，它具体地倾诉出“不肯明”的烦怨之情的根由。
尾联“老妻书数纸，应悉未归情。”老妻催归，使诗人更陷入了欲归不能的焦灼之中，如何回答老妻，千愁万绪，苦衷难述。杜甫在这里是说：“老妻啊，你是应当理解我不能回家苦衷的，为什么写这样几页长信催我回家呢？”诗人不在结尾处用重笔再写自己不眠的痛苦而拓开一笔写老妻应理解我不能归家的苦衷，写得含蓄，说得真切，无限酸哀涌而不吐，令人不忍卒读。从全诗结构看，这两句不但是全诗感情发抒的高潮，也是首联“何曾著”“不肯明”的归穴。层次起伏，首尾一贯，曲尽章法变幻之妙。
贾岛以“幽奇寒僻”的风格著称，这一首羁旅诗充分体现了他的创作特色。
起句从听觉形象写起。一个秋天的黄昏，诗人路过一座山村，远远便闻到山涧的潺潺流水声：“数里闻寒水”。在“数里”的范围内能清晰地听到细微的水声，可见山区的寂静凄冷。而映在眼帘的是稀稀落落的人家──“山家少四邻”。这一听觉形象和视觉形象相互衬托，生动地渲染出山村的萧索而冷落的氛围。首联点题，作者用淡墨勾勒出一幅荒凉的山村远景。
颔联，重点描摹山区萧瑟阴森的景象：“怪禽啼旷野，落日恐行人。”“怪禽”大概是鸱鸮一类的鸟。这种怪禽在荒漠凄寂的旷野上鸣叫，本来就令人闻而惊惶不安；刚好又碰上夕阳下山，山区渐渐暗黑下来，孤单的行人此时此刻自然更加感到不寒而栗。这两句诗写声写色，声色均骇人听闻。诗的境界幽深险僻，自是贾岛本色。
诗人从数里外的旷野走向山村，一路行来，时间不知不觉地过去，夜幕悄悄地拉开。颈联转写夜景：“初月未终夕，边烽不过秦。”边烽，指边境的烽火。唐代边烽有两种：一种是报边境有事的紧急烽火，一种是报平安的烽火。秦，指今陕西南部一带。这两句的意思是说，初升的月亮高悬天空，烽火点燃起来，没有越过秦地，表明这一地区平安无事，山区更显得阒静，安谧。这时候诗人逐渐走近山庄。
尾联即写接近山村时的喜悦感受：“萧条桑柘外，烟火渐相亲。”诗人经过萧疏荒凉的山区旷野，终于隐隐约约地看到山村人家宅边常种的桑树柘树和茅舍上升起的袅袅轻烟，内心不禁感到无比的温暖与亲切，先前的惊惧心情渐渐平静下来，转而产生一种欢欣喜悦的感情。结句“烟火渐相亲”，写得极富生活情趣与韵味。诗人对生活的感受相当敏锐，体验深刻，又着意炼句，因此，诗里的心理刻画也显得细致入微而耐人寻味。
这样，诗的格局便显得有波澜，有开阖，寓变化多样于章法井然之中。
诗的形象写得险怪寒瘦，境界幽深奇异，在中唐诗歌中确实别具一格。明胡应麟推崇“浪仙之幽奇”为“五言独造”（《诗薮·内编》卷四）。从风格这一角度上看，这一评语也说得中肯。
这首《浣溪沙》词是苏轼43岁在徐州任太守时所作。公元1078年（元丰元年）春天，徐州发生了严重旱灾，作为地方官的苏轼曾率众到城东二十里的石潭求雨。得雨后，他又与百姓同赴石潭谢雨。苏轼在赴徐门石潭谢雨路上写成组词《浣溪沙》，共五首，这是第四首。作品描述他乡间的见闻和感受。艺术上颇具匠心，词中从农村习见的典型事物入手，意趣盎然地表现了淳厚的乡村风味。清新朴实，明白如话，生动真切，栩栩传神，是此词的显著特色。此词上片写景，下片抒情。需要指出的是，这首词中所写的景，并不是一般情况下通过视觉形象构成的统一的画面，而是通过传入耳鼓的各种不同的音响在诗人意识的屏幕上折射出的一组联续不断的影象。
这首词是苏轼在徐州（在今江苏省）作官的时候写的。按照当时的迷信风俗，一个关心农事的地方官，天大旱，要向“龙王爷”求雨；下了雨，又要向“龙王爷”谢雨。这首词就是苏轼有一次途经农村去谢雨，记下的见闻之一。
“簌簌衣巾落枣花”，按照文意本来应该是“枣花簌簌落衣巾”。古人写诗词，常常根据格律和修辞的需要，把句子成分的次序加以调动，这里就是如此。“簌簌”，是形容枣花纷纷落下的样子。“衣巾”，是衣服和头巾。古代服装，男人往往戴头巾。枣树在初夏开出黄绿色的小花。作者不是从旁边看到落枣花，而是行经枣树下，或是伫立枣树下，这样枣花才能落到衣巾上。接下去，“村南村北响缫车”。“缫[sāo]车”，一种抽取蚕丝的手摇工具。村子里从南头到北头缫丝的声音响成一片，原来蚕农们正在紧张地劳动。这里，有枣花散落，有缫车歌唱，在路边古老的柳树下，还有一个身披牛衣的农民在卖黄瓜。“牛衣”，是一种用麻或草编成的，用来覆盖牛身的织物，这里指蓑衣一类的东西。上片三句，每一句都写出了景色的一个方面。这一次苏轼偶然来到农村，很敏感地抓住了这些特点，特别是抓住了枣花、缫丝、黄瓜这些富有时令特色的事物，把它们勾画出来。简单几笔，就点染出了一幅初夏时节农村的风俗画。
这首词，不仅是写景，还记了事。在下片，就转入了写作者自己的活动。这时他已是“酒困路长惟欲睡”。“酒困”，是酒后困倦，说明他上路前喝过酒了。“路长”，看来，已走过很长的路程，而离目的地还很远。“惟”，只。这句词写出他旅途的困倦。“日高人渴漫思茶”。“日高”，太阳已升得很高。在初夏的太阳下赶路，感到燥热、口渴，不由得想喝杯茶润喉解渴。“漫”，这里是情不自禁的意思。口渴，需要喝茶；困倦，大概也想借茶解困。于是他“敲门试问野人家”。“野人家”，乡野的人家，即乡下老百姓。苏轼当时是一州的行政长官，笔下称当地农民为“野人家”，正出于他当官的口气。但是“试问”两字表明他并没有什么官气。他没有命令随从差役去索要，而是自己亲自去敲一家老百姓的门，客气地同人家商量：老乡，能不能给一点茶解解渴呀？
就这样，用简单几句，既画出了一幅很有生活气息的农村画图；又记下了一段向老乡敲门讨茶的经历，这是他平常深居官衙中接触不到，因而感到新鲜有趣的。这首词似乎是随手写来，实际上文字生动传神，使一首记闻式的小词，获得了艺术的生命。这就是古典诗词中所讲究的“含不尽之意，见于言外”。作者为何要“敲门试问”呢？1.他是一个体恤民情、爱民如子的好父母官，谦和有礼，不会贸然闯入农家；2刚刚在旱灾后求得雨，主人可能外出下田耕作，并不在家，所以他要试探一下家中是否有人在。
《浣溪沙》词中“簌簌衣巾落枣花”一句，实为“枣花簌簌落衣巾”的倒文；杜甫《秋兴》一诗中有“香稻啄余鹦鹉粒，碧梧栖老凤凰枝”，原意为：鹦鹉啄余香稻粒，凤凰栖老碧梧枝。主宾倒置的同时，宾语“香稻粒”、“碧梧枝”还被拆开分属主宾位置。对于古典诗歌诗句的倒置，清人洪亮吉说：“诗家例用倒句法，方觉奇峭生动”。
《浣溪沙》全词有景有人，有形有声有色，乡土气息浓郁。日高、路长、酒困、人渴，字面上表现旅途的劳累，但传达出的仍是欢畅喜悦之情，传出了主人公县令体恤民情的精神风貌。这首词既画出了初夏乡间生活的逼真画面，又记下了作者路途的经历和感受，为北宋词的社会内容开辟了新天地。
这是作者初到夔州（治今重庆奉节）时的一首咏怀诸葛亮的诗，写于大历元年（766）。“八阵图”，指由天、地、风、云、龙、虎、鸟、蛇八种阵势所组成的军事操练和作战的阵图，反映了他卓越的军事才能。
“功盖三分国，名成八阵图。”这首小诗的前两句是说，三国鼎立你建立了盖世功绩，创八阵图你成就了永久声名。
这两句赞颂了诸葛亮的丰功伟绩。第一句是从总的方面来写，说诸葛亮在确立魏蜀吴三分天下、鼎足而立的局势的过程中，功绩最为卓绝。三国并存局面的形成，固然有许多因素，而诸葛亮辅助刘备从无到有的创建蜀国基业，应该说是重要原因之一。杜甫这一高度概括的赞语，客观地反映了三国时代的历史真实。第二句是从具体的方面来说，诸葛亮创制的八阵图使他声名卓著。对这一点古人曾屡加称颂，而杜甫的这句诗则是更集中、更凝练的赞颂了诸葛亮的军事业绩。
这两句诗在写法上用的是对仗句，“三分国”对“八阵图”，以全局性的业绩对军事上的贡献，显得精巧工整，自然妥帖。在结构上，前句劈头提起，开门见山；后句点出诗题，进一步赞颂功绩，同时又为下面凭吊遗迹做了铺垫。
“江流石不转，遗恨失吞吴。”这两句就“八阵图”的遗址抒发感慨。“八阵图”遗址在夔州西南永安宫前平沙上。据《荆州图副》和刘禹锡《嘉话录》记载，这里的八阵图聚细石成堆，高五尺，六十围，纵横棋布，排列为六十四堆，始终保持原来的样子不变，即使被夏天大水冲击淹没，等到冬季水落平川，万物都失故态，唯独八阵图的石堆却依然如旧，六百年来岿然不动。前一句极精炼地写出了遗迹这一富有神奇色彩的特征。“石不转”，化用了《诗经·国风·邶风·柏舟》中的诗句“我心匪石，不可转也”。在作者看来，这种神奇色彩和诸葛亮的精神心志有内在的联系：他对蜀汉政权和统一大业忠贞不二，矢志不移，如磐石之不可动摇。同时，这散而复聚、长年不变的八阵图石堆的存在，似乎又是诸葛亮对自己赍志以殁表示惋惜、遗憾的象征，所以杜甫紧接着写的最后一句是“遗恨失吞吴”，说刘备吞吴失计，破坏了诸葛亮联吴抗曹的根本策略，以致统一大业中途夭折，而成了千古遗恨。
当然，这首诗与其说是在写诸葛亮的“遗恨”，无宁说是杜甫在为诸葛亮惋惜，并在这种惋惜之中渗透了杜甫“伤己垂暮无成”（黄生语）的抑郁情怀。
这首怀古绝句，具有融议论入诗的特点。但这种议论并不空洞抽象，而是语言生动形象，抒情色彩浓郁。诗人把怀古和述怀融为一体，浑然不分，给人一种此恨绵绵、余意不尽的感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