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片起首一句追述了承平岁月中的胜景清游。词人用射猎西苑，走马东郊，来概括往日与狂朋怪侣俊游的盛况，既是用典，又是纪实，笔力遒劲，具足声容。接下来，以一个去声的“对”字领“葱葱”两句，展示出一幅生机活泼、热气腾腾的广阔背景。
这是故意设计的顿挫之笔，不肯教“射麋”、“走马”的俊迈之气一下发露太过。后又用“好景”两句挺接发端之意，然而却只点到为止，不作过多的渲染。经过一番蓄势，然后以一个“向”字领出了“伊川雪夜，洛浦花朝，占断狂游”三句妙语来。这一气呵出的三句，真把这位骏马貂裘的青年公子的狂游盛况写到了极致。
下片，词意陡转，大起大落，与前片形成鲜明的反差。过片三句，写金兵南下之时，词人被迫避难南荒，不得不过着寄人篱下的生活。流离道路已极不堪，寄食豪门，仰人鼻息，痛苦又更甚一层。一个“强”字包含了其间种种酸辛，是一个倔强者无可奈何的喟叹。沦亡的痛苦，把当年的意气公子从风月留连的醉梦中惊醒。他和同时代的许多爱国诗人一样，也要为民族的振兴呐喊搏斗。然而那个君孱臣佞的小朝廷里，他的满腔热情，根本不被置理。“空漫说、螭蟠龙卧，谁取封侯”就是这种内心痛苦的披露，意谓：莫说有卧龙的才具，也无法建树封侯的功业。这是报国有心，请缨无路的英雄的悲叹，语气沉重，充满失望的痛苦。
接下来“塞雁”、“蛮江”二句，可以抒写了郁结于胸的故国之苦思。塞雁比人更幸福，它可以不受人间兵戈的阻隔，年年春天结阵北去：“蛮江”也是自由的，它可以日夜不止地依旧自西向东流入大海。唯有自己这个天涯的羁客，却不能重返故园了。这几句融情入景无情景物，并惹哀愁，写得真切感人。歇拍三句，更进一层，把悲哀推到了极点。先说此身已老，北归无望，接着运笔虚际，翻腾出一个心魂入梦重返家山的结局，然而以梦境的欢愉来衬托实境的悲惋，益觉加倍的悲哀了。与篇首相绾合，结构谨严，语极沉痛，几入化境。
“诗”有“四始”，是司马迁在《史记·孔子世家》中具体提出来的。他说：“古者，诗三千余篇，及至孔子，去其重，取可施于礼义，上采契、后稷，中述殷、周之盛，至幽、厉之缺，始于衽席，故曰：‘《关雎》之乱，以为《风》始，《鹿鸣》为《小雅》始，《文王》为《大雅》始，《清庙》为《颂》始。’”他的话不一定可靠，而“四始”云云，据说又是来自鲁诗之说。而作为毛诗学说思想体系的《毛诗序》，却又仅仅把风、小雅、大雅和颂四种诗类作为“四始”。其实，自古以来虽然都讲“四始”，而他们的说法又是众说纷纭、让人莫衷一是的。他们重视“四始”，实际代表了他们对整部《诗经》编辑思想体系的根本看法。按照毛诗的观点，整部《诗经》，都是反映和表现王道教化的，所以郑玄笺说：“‘始’者，王道兴衰之所由。”因此，每类诗的第一篇，就具有特殊的意义。
根据毛诗的解释，司马迁所说的四篇“始诗”都是赞“文王之道”、颂“文王之德”的。周文王姬昌，在殷商末期为西伯，在位五十年，“遵后稷、公刘之业，则古公、公季之法，笃仁、敬老、慈少”，“阴行善”，招贤纳士，致使吕尚、鬻熊、辛甲等贤士来归，并先后伐犬戎、密须、黎国、邘及崇侯虎，自岐下徙都于丰，作丰邑，奠定了周部族进一步壮大的雄厚的基础。（见《史记·周本纪》）他在世时，虽然没有实现灭殷立周、统一中原的宏愿，但他的“善理国政”，却使周部族向外显示了信誉和声威，为他儿子周武王姬发的伐纣兴国铺平了道路。所以，在周人心目中，他始终是一位威德普被、神圣而不可超越的开国贤君。《诗经》中很多诗篇歌颂、赞美他，是符合历史真实的。
《毛诗序》说：“颂者，美盛德之形容，以其成功告于神明者也。”《礼记·明堂位》：“季夏六月，以禘礼祀周公于太庙，升歌《清庙》。”《礼记·祭统》：“夫人尝禘，升歌《清庙》，……此天子之乐也。”《礼记·孔子燕居》：“大飨，……两君相见，升歌《清庙》。”《礼记·文王世子》：“天子视学，登歌《清庙》。”可见，它的意义已不只是歌颂和祭祀周文王本人了。
然而，这篇“颂始”，到底是叙写的什么内容，历代的《诗经》学者的看法并不是一致的。毛诗和鲁诗认为是祭祀文王，咏文王之德。而《尚书·洛诰》以为是合祭周文王、周武王时用的歌舞辞，是周人“追祖文王而宗武王”的表现。可是郑玄笺提出清庙乃“祭有清明之德者之庙也”，文王只是“天德清明”的象征而已。于是也就有人认为《清庙》只是“周王祭祀宗庙祖先所唱的乐歌”（高亨《诗经今注》），并不一定是专指文王。不过，从“四始”的特点来看，说是祭祀文王的乐歌，还是比较有道理的。
词的上片，生动形象地描绘了词人与爱妾往昔的浪漫情事。“新腔一唱双金斗。正霜落，分甘手”二韵，开笔逆人，描写昔日欢聚之乐。黄柑荐酒，纤手分擘。这双分柑纤手，永留在词人的记忆里。
“已是红窗人倦绣。春词裁烛，夜香温被，怕减银壶漏”二韵，继续渲染昔日二人温情。芳香弥漫，温暖罗被，词人害怕春宵太短。前韵勾画出一幅“美人倦绣图”，“怕减”二字，写出了春宵苦短的心理活动。
词的下片，抒发爱妾去后，词人的“百感情怀”，“醉魂和梦，化作梅边瘦”，不言相思，而相思之情俱在。言有尽而意无穷。“吴天雁晓云飞后。百感情怀顿疏酒”二韵转入今日，抒写姬去之悲。“顿”，形容姬去的忽然，词人顿然失去一切情趣。酒逢知己才有兴味，如今孤身一人身心疏懒，所以喝酒的情绪也没了。与开首“新腔一唱双金斗”形成鲜明对照。
“彩扇何时翻翠袖，歌边拌取，醉魂和梦，化作梅边瘦”二韵，以梦幻收笔，写出对爱妾强烈的相思之情。“何时”二字，写出词人当年与爱妾曾经共同度过的狂歌醉舞，缱绻难忘的浪漫的爱情生活，如今人去楼空，魂牵神萦，只能在醉梦中相见，但醒来之后只会倍添相思的愁苦。
这首词在结构上很清晰，上片写往日欢乐，下片写今日愁思。全词言情婉丽，文心曲妙，又真实而亲切，于疏快之中见韵味。
这是一首脍炙人口的赠答名作。
上片写柳敬亭的身世和技艺。首句即点出柳敬亭的形象：嘿！你这个身穿青布长衫的老头儿。不仅表明作者对这位说书老的亲切之情，并自然呼出下文。“阅浮生、繁华萧索，白衣苍狗”三句，概括了他的坎坷身世。其中“繁华萧索”四字，指柳敬亭一生所经历的盛衰荣辱。“白衣苍狗”，见于杜甫《可叹》诗：“天上浮云如白衣，斯须改变如苍狗。”比喻变幻无常。纵观柳敬亭一生，荣辱盛衰，须臾变幻，饱尝了人间的苦辣辛酸。一个“阅”字，道出他平生的艰难曲折。下面两句，转而描述柳敬亭高超的说书技艺。“抵掌”，犹击掌，此处概指说书。六朝众多风流人物的英雄故事，一经他的手掌比划，便生动地呈现在听众面前，似狂涛飞跑，山岳奔走，使整个大自然富有灵性。词中“抵掌”与“舌下”紧相呼应，形象地刻画出他说书时的语言、动作和表情，维妙维肖。周容《杂忆七传·柳敬亭》云：“听其说数日，见汉壮缪，见唐李、郭，见宋鄂、蕲二王，剑棘刀槊，钲鼓起伏，髑髅模糊，跳踯绕座，四壁阴风旋不已。予发肃然指，几欲下拜，不见敬亭。”可谓出神入化，令人叹为观止！
柳敬亭不仅具有卓越超群的说书艺术，而且以其“豪情侠气，卓绝一时”（雪樵居士《秦淮见闻录》）。“似易水、歌声听久”二句，即将他喻为战国义士荆轲、高渐离等人。词中一个“似”字，说明柳敬亭同当年的荆轲、高渐离一样，也是长期流落江湖的慷慨悲歌之士。“试问”三句，道出他的姓氏、籍贯。“芜城”，即古广陵城。后因战乱，城邑荒芜，鲍照为之写下著名的《芜城赋》，故城位于今江苏扬州。扬州清代为府，敬亭所居的泰州即隶属扬州府。这几句言敬亭当今姓柳，其籍贯正是后来荒芜了的古代名城广陵。“笑指”二字，不仅将其声容笑貌跃然纸上，而且合盘托出他的爽朗性格和豁达态度，显得颇为传神。“休暂住，谈天口”，乃是作者的期望，但愿他将评话一直不停地说下去。“谈天”，指说天道地，谈古论今，充溢着作者由衷的赞赏之情。
下片写柳敬亭晚年的境遇。“当年”四句，回顾往事。“处仲”，晋朝王敦的字。史载东晋元帝永昌元年（322)，王敦以诛刘隗等为名，在武昌谋反。他率兵东下攻陷石头城（故址在今南京市清凉山），入朝自为丞相，并谋篡帝位。后敦退兵姑孰（今安徽当涂县），自为扬州牧。明帝太宁二年（324)，王敦再次谋反，兵入江宁，却病死于途中。又《晋书·王濬传》云：濬为益州刺史，晋武帝谋伐，诏濬造大船，自成都起兵。吴人于江险碛要害处，以铁锁横截之。又作铁椎，暗置江中，以逆拒船。后获吴间谍，具知其情状。溶乃作大筏数十，上缚草人，椎著筏即去；又作火炬，灌以麻油，遇锁烧之。船无所碍。濬入石头城，吴主孙皓投降。词中言王敦率军进入石头城后，像当年吴主孙皓以铁锁抗拒王濬楼船，企图阻击晋朝大军那样，想以此为基地，篡夺帝位。但不久“落星如斗”，他因病死去。此处，作者以古喻今，实指南明左良玉的结局。据《明史·左良玉传》：崇祯十七年（1644)，左良玉封宁南伯。福王（朱由崧）立于南京，又进封为宁南侯。后左起兵讨马士英，军至九江，病死于舟中。词中暗示左良玉死后，柳敬亭失去了知己和依靠，只得重理故业，以说书为生。接着，便写他晚年赴北京的情况。“青门”，本是汉代长安城东南面的霸城门，因门色青，俗称青门。此处借指北京。这时柳敬亭已79岁，抗清复国的志向如同尘埃和梦幻一样消逝，其心情是极为悲凉的。“沽酒”二字，道出他到京城后不得不以说书糊口度日的窘境。“更谁是、嘉荣旧友”则进一步说明了他晚年亲朋疏远、凄苦孤独的状况。“天宝琵琶宫监”，本指唐朝天宝年间玄宗梨园子弟的首领，此指柳敬亭。当年盛极一时，誉满大江南北的柳敬亭，如今虽已年迈憔悴，但他仍以其高超绝伦的说书技艺，不停地奔走于南国水乡，倾诉积淀已久的家国之恨。末尾两句，则揭示出他壮志未酬，大恨难消的结局。
总之，全词以铺陈叙述的手法，通过描写柳敬亭精湛超群的说书艺术和他一生坎坷不平、愁苦潦倒的遭遇，表达了作者对于这位大说书家的高度赞誉和深切同情。清人王炜指出：其词“肮脏磊落，雄浑苍茫，是其本色。而语多奇气，惝恍傲睨，有不可一世之意。至其珠园玉润，迷离哀怨，于缠绵款至中自具萧洒出尘之致，绚烂极而平淡生，不事雕锼，俱成妙诣”（《珂雪词序》）。这首《贺新凉》正体现出缠绵款至、萧洒出尘的特色，因而具有感人的魅力。
《报任安书》是中国古典文学史上第一篇富于抒情性的长篇书信，内容极其丰富。司马迁向任安解释了自己为什么不能按照来信的要求去做，为什么要为李陵辩护而触怒汉武帝，为什么自甘受辱、愿意接受宫刑，以及在宫刑以后是什么信念支撑他顽强活下去的。
从“古者富贵而名摩灭”到“难为俗人言也”，进一步说明自己受腐刑后隐忍苟活的原因，是为了完成《史记》。可分为两层。第一层，从“古者富贵而名摩灭”至“思垂空文以自见”，列举古代被人称颂的“倜傥非常之人”受辱后“论书策以舒其愤”的例子。第二层，介绍《史记》的体例和宗旨，说明自己“就极刑而无愠色”是为了完成《史记》。
修辞手法的多样，丰富了感情表达的内涵。如“盖文王拘而演《周易》”以下八个迭句，实际隐含着八组对比，同时又两两对偶，与排比相结合，既表明了对历史上杰出人物历经磨难而奋发有为的现象的认识，又表明了以他们为榜样，矢志进取、成就伟业的坚强意志，气势雄浑，令人欲悲欲叹。
《报任安书》见识深远，辞气沉雄，情怀慷慨，言论剀切，是激切感人的至情之作。其中叙事、议论、抒情，志气盘桓，交融一体。文章以过人的丰富、强烈、奔放的思想感情，形成卓绝千古的浩荡雄伟的气势。其中所表现的司马迁崇高的人生信念和为《史记》献身的精神，具有深刻的启示意义和教育价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