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片,即景抒情,写自己的追求与愿望。“烟外倚危楼,初见远灯明灭”,写自己面临的处境;刚来一百多天的东坡,寄身于黄州的“烟外”“危楼”,人眼于京城的“远灯明灭”:出路何在,安慰哪寻,紧接着两句作了回答:“跨玉虹”到仙境去,“看洞天星月”。因为那里有美好的山光水色,有志同道合的朋友,如同“星月”一般。这是东坡摆脱愁闷的传统的妙方:在密州时,外任不悦,就想到“我欲乘风归去”;几年后被贬黄州,抑郁不平,又想到“羽化而登仙”。作者借仙境解脱之法,反映了他一种无可奈何的心境。
下片,引用史典,交友为寄,表达出他看穿现实的超然的人生态度。“却时张范风流在,况一尊浮雪”,以史为鉴,寻找寄托。汉人张劭与范式的刎颈之交的风流韵事,于作者来说不正存在。徐君猷、陈季常、孟亨之、李公择、杨世昌和王文甫兄弟等,不都是星月相伴、友谊长存。何况还有那珍贵的白酒作为媒体、作为沾合剂。“莫问世间何事,与剑头微吷”,是作者此时此地世界观、人生观——对朋友乃至对世人的公然宣告:社会政治你不必过问,剑头微映你不必听从。你走你的路,让他人去说吧。不过这里要指出的是:作者并不是说“不要过问人世的事”,而是说不需要过问社会政治大事;东坡并不是说“不要过问听不清的话”,而是说不需要过问那微不足道的事。事实上,东坡对民族、对黎民百姓之事,甚至连推广秧马技术的事他都过问;对重男轻女的陋习,他大声呼喊,禁止溺婴。最后两句,言简意赅,含意深长。
这首词以描景与虚幻,现实与历史相融会的笔调,塑造了一位孤独缥缈不定,前途明灭无望,只有不问社会政治,羽化登仙,做张范式人物的隐士形象。文字洗炼,而寓意鲜明,是东坡运用幻想形式来隐示追求理想人生,富有特色的抒怀之作。
这篇文章采用问答的形式对“元年,春,王正月”进行逐层的剖析,阐释了经文中所蕴含的尊周大一统的思想。文章通过“隐公摄政不即位”的这一历史事实,阐明了“立嫡以长不以贤,立子以贵不以长”的宗法制度和正名思想。文章跌宕起伏,全无说教之沉闷。
按惯例,《春秋》记述鲁君即位,都有在其即位的首年书“元年,春,王正月,公即位”九字,但记隐公即位,却只有“元年,春,王正月”六字。本篇旨在解释这种书法体例及其原因。前半部分讲体例时,先释“元年”,次释“春”,最后释“王正月”,重点在揭示“王正月”三字所含的尊周大一统的意义后半部分解释不书“公即位”的原因:
一是为了成全隐公的本意,因隐公摄政,并无当国君之意,只是想借此把鲁国治理好,当桓公长大后便把政权交还予他。
二是隐公之所以接受诸大夫的拥戴,自有其良苦用心:桓幼而贵,自己虽长而卑,这种情况国人是不太清楚的,一旦自己辞立,“则未知桓之将必得立也”;如果立桓公,则又恐诸大夫不能拥戴幼君,所以他之立,实为桓而立。既是为桓而立,当然不宜书“公即位”了。
三是说明为什么隐长而贤却不宜立,原来按宗法制的规定,立嫡子只以长而不以贤,立庶子则凭借其母亲地位的贵贱而定。桓公当立是因其母贵,而隐不宜立则是因其母贱,所谓“子以母贵,母以子贵”说的就是这种情况。以上两部分所作的解释实际上反映了儒家尊周大一统的思想以及亲亲贵贵的封建观念。
文章在写法上是先引《春秋》经文,然后逐句作问答式的解释,一问接着一问,流淌着一股穷追不舍的气势,直至把所要发掘的所谓微言大义揭示出来为止。其设问的形式也灵活多变,有“者何”“孰谓”“曷为”“何言乎”“何以”等各式疑问词的组合。但由于过分追求所谓的微言大义,就难免生出牵强附会、词繁意复等瑕疵。如解释为什么不书“公即位”三字,《左传》只用了“不书即位,摄也”,以一“摄”字来说明,文简而意明,也符合《春秋》作者原意;而此篇则衍生出了许多文字,且未必皆是《春秋》作者之意,这也是读者应注意的一点。
这首诗以淮上众多秋天意象为比,抒写人生易老之慨叹和孤独寂寞之境况,末以日夕遇旧友作结,情深意长。全诗构意新奇,对仗工稳;情与景会,意境深婉。
“结茅临古渡,卧见长淮流。”写李主簿隐居的环境。他结茅隐居于淮水边的古渡口,可以卧看淮水奔流。环境虽然清幽,但从古渡口的废弃不用和淮水的逝去不复返,已暗含下联时不我待、人将衰老的感慨,韦诗运笔的精致细腻,于此可见一斑。
“窗里人将老,门前树已秋。”为传诵千古的警句,人与树相互映衬。意思是:树已逢秋,人怎能不老?窗里将老之人,面对着门前已衰之树,联想岁月流逝,壮志蹉跎,人何以堪?这两句不仅颇为传神地描摹了李主簿衰颓的形象与凄凉的心境,而且寄寓着诗人自己怅然若失的情怀,蕴含极其丰富。
“寒山独过雁,暮雨远来舟。”写李主簿在古渡口的茅屋里见到的景象。表面上,这两句似乎是随手拈来,漫不经心;实际上,是赋比结合,寓意深刻。“寒山”切深秋季节,“独过雁”比况李主薄孤独、索寞的生活境遇;“暮雨”既照应上联之人老树耿,又关合下联之日夕逢归,“远来舟”牵引出下联的“逢归客”。真可谓细针密线、情景交融。
“日夕逢归客,那能忘归游!”仍从李主簿这边落笔,不说诗人遇上李主簿,而说李主簿在傍晚时遇上了一位北归的客人,依然不舍旧情,仍然热情接待。诗至此,便戛然而止,至于主客相会后的情景,便全留在诗外,需想象品味。
通观全篇,诗人纯从客位去描绘抒写,诗中所突出的,是居于客位的李主簿的形象与感受,而将诗人主观的感受融化在客体之中。如此写来,别有情韵。
首联“石与人俱贬,人亡石尚存”从人石俱贬写到石存人亡,一开头就具有强烈的感伤色彩。诗人从“石”入手,自然浑成。石存人亡的衬托,突现了苏轼的不幸。当年,苏轼被贬南方,这块心爱的玩石,随其同往,可谓同病相怜;而如今人去石存,大有人不如石之慨。而赞美“石”质的“坚”与“重”,则暗含诗人对苏轼为人立世之本的钦佩。苏轼一生,在政治上从不因一己之利而朝三暮四,始终坚持独立的品行。石随人贬,一个“俱”字,道尽了当时的世态炎凉。更伤感的是,苏轼所欣赏的雪浪石虽“不闻”而“尚存”,雪浪斋还可重新“葺治”,而石和斋的主人苏轼却再也见不到了,充满了物是人非之感。
中间两联承“石尚存”生发。“坚重质”既是写雪浪石,又是苏轼的象征。苏轼一生爱石,在于石具有“震霆凛霜我不迁”的“节概”,也就是诗人所说的“坚重质”,而苏轼一生在险恶的政治风浪中正具有这种坚重不迁的高贵品质。颈联隐括苏轼《雪浪石》诗和《雪浪斋铭》入诗,写珍惜和复原友人遗物。“满酌中山酒”,是说诗人也要像当年苏轼那样“老翁儿戏作飞雨,把酒坐看珠跳盆”。“重添丈八盆”,是说要重做“玉井芙蓉丈八盆”以盛装雪浪石。珍重友人遗物正表现了思念友人的深厚之情。
尾联承“人亡”。“不归北”,语意双关,既指苏轼卒于常州,又指苏轼鉴于政治原因,决意“不归北”。苏轼本来“已决计从弟之言,同居颍昌”,但行至真州,“颇闻北方事,有决不可往颍昌近地居者,今已决计居常州。”所谓“北方事”是指宋徽宗上台仅一年多,就由调停新旧两党转为再次打击元祐党人。苏轼为“省力避害”,决意留在离京城较远的南方。不料突然卒于常州,失去了同弟弟和老友重见的机会,诗人也只能在遥远的定州为友人招魂而已。
这首诗在写法上别开生面,它睹石思旧,借物写人,以“贬”字领起全篇,以“亡”字,贯穿始终,层层递进,环环入扣,诗中无一“哀”字,而哀情则从隙缝中透露出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