盛唐绝句，多寓情于景，情景交融，较少叙事成分；到了中唐，叙事成分逐渐增多，日常生活情事往往成为绝句的习见题材，风格也由盛唐的雄浑高华、富于浪漫气息转向写实。张籍这首《秋思》寓情于事，借助日常生活中一个富于包孕的片断——寄家书时的思想活动和行动细节，非常真切细腻地表达了作客他乡的人对家乡亲人的深切怀念。
第一句是写诗人客居洛阳，现在秋天到了。诗人没有大笔浓墨的渲染秋风萧瑟，草木摇落的凄惨景象，读者的阅读中当然不会有那种“秋风秋雨愁煞人”的凄凉感受。
第二句紧承“见秋风”，正面写“思”字。晋代张翰“因见秋风起，乃思吴中菰菜、莼羹、鲈鱼脍，曰：‘人生贵得适志，何能羁宦数千里，以要名爵乎？’遂命驾而归”（《晋书·张翰传》）。张籍祖籍吴郡，此时客居洛阳，情况与当年的张翰相仿佛，当他“见秋风”而起乡思的时候，也许曾经联想到张翰的这段故事。但由于种种没有明言的原因，竟不能效张翰的“命驾而归”，只好修一封家书来寄托思家怀乡的感情。这就使本来已经很深切强烈的乡思中又增添了欲归不得的怅惘，思绪变得更加复杂多端了。“欲作家书意万重”，这“欲”字颇可玩味。它所表达的正是诗人铺纸伸笔之际的意念和情态：心里涌起千愁万绪，觉得有说不完、写不尽的话需要倾吐，而一时间竟不知从何处说起，也不知如何表达。本来显得比较抽象的“意万重”，由于有了这“欲作家书”而迟迟不能下笔的生动意态描写，反而变得鲜明可触、易于想象了。
“复恐匆匆说不尽，行人临发又开封”这是诗人的写信时的心理活动和动作。诗人并没有大张旗鼓地写自己怎么样废寝忘食，挑灯夜战地写家书，就是通过这样一个平凡的动作来说明自己是在写家书。过去的交通很不发达，寄一封信回家就是一次漫长的旅行，写一次家书当然要写长一点了。信写好了，发现还有的话没有说，当然要把信打开来补充一些了。诗人这样写诗是很贴近生活的，但是诗歌不仅要贴近生活，还要贴近自己，贴近自己内心深处的情思，这样才会震撼人心。这首诗就做到了这一点。主要体现在最后两句。诗人虽然担心的自己的家书“说不尽”，但是还是封上信封，直到送信的人要走了，又觉得自己没有写好。其实，诗人也并非没有写完这封信，既然已经把信封上了，就是一封完整的信了，其实就是自己的思乡情节在起作用，总觉得有话没有说完的感觉，总觉得自己的家书就是这样的言不尽意。其实，即使是拆开信封，也不一定就要补充什么。这就是心灵微妙的变化的反映，诗人通过“又开封”这一动作，清晰地表达了出来，这振动和变化的缘由就是思乡的情感。从结构上说，这也不是单纯的平面层次，是由动作，反映出了心灵的微妙感受的变化。和“断肠人在天涯”，“万里悲秋常作客”这样的诗句表达的情思相比，这是一种内心微妙细腻的情思，诗人用最平易语言表达出来了，没有过多的渲染和修饰，也是感人至深的。
全诗一气贯成，明白如话，朴素而又真实地表达游子的心态。在消息传达不便的封建社会，长期客居异地的人常有类似的体验，一经诗人提炼，这件极平常的小事、极普通的题材就具有了代表性的意义。后人每每读到，常有感同身受之叹，所谓人同此心，情同此理。
该曲描写小城镇中的闲居生活，发出了岁月流逝，年华易老的感慨；末两句更是表达了功业未成的懊恼与愤懑。全曲化用前人诗句，对仗工整，语言精巧流畅。
“有待江山信美，无情岁月相催”，开首两句由杜甫《后游》中的“江山如有待，花柳更无私”化来，这一句运用了拟人的手法，写江山仿佛有情，期待着自己的美丽能够为人所赏识，“有待”二字，将江山自然赋予了顾盼神飞的灵动之色，使读者忍不住升腾起一股对自然的怜爱之情。但无奈的是，江山虽然多请，岁月却摧残人老，“无情”二字，语虽平常，却已将作者的悲凉之情、不平之意倾泻殆尽。
“东里来，西邻醉，听渔樵讲些兴废”，这三句是对上句“无情岁月”的阐发，也即作者这些年如何打发年复一年的无情岁月。“东里来”“西邻醉”两句采用了互文手法，上下相互映衬补充，写作者同左邻右舍的交往，大家推杯换盏，醉后胡乱谈一通古今，“听渔樵讲些兴废”，日子便也一天天这么过去了。其实，“听渔樵讲些兴废”是元代散句中常见之句，意谓朝代的兴废、帝王的更替，在历史的长河中也只是过眼云烟，不过能给渔樵屠夫增加些茶余饭后的谈资罢了。如此一来，这首小令便由作者对自我身世的感慨扩大到了历史兴亡的思索上，可谓引人深思。
结尾二句，是作者对自己不平之气的抒发。“依旧”一句，得自马致远《金字经》中“困杀中原一布衣”的诗句，流露出一种无可奈何的苦闷心情：作者潦倒半生，如今年华老去，却仍然一事无成，仍旧是区区一介布衣，这如何能不令人伤悲。
作者难以抑制自己的悲愤心情，故而说出了“更休想麒麟画里”这样的激愤之语。“休想麒麟阁”，似乎表示作者已经对仕途官场绝望，但其实，任昱并非不想如历史上那些贤臣名将那样建立青史留名的功业，只不过生于乱世，受条件限制不能如愿罢了。这一点，也可以说是元代知识分子共同的悲剧。
泥牛鞭散六街尘。“泥牛”即春牛，旧时打春仪式上所用的土牛。在立春前一日，用土、芦苇或纸做成，官府打春牛迎春，以催耕迎春，祈求丰收。“六街”指唐宋京都宫门外左右边各三条的中心大街，后来泛指京城的大街和闹市。立春日各官府要奉上肉果食品于芒神土牛前，在正午时举行隆重的打牛仪式，吏民击鼓，由官员执红绿鞭或柳枝鞭打土牛三下，有的是用棍子打，然后交给属吏与农民轮流鞭打，把“牛”打得越碎越好。在诗中，我们的劳动人民硬是把一头庞大的“泥牛”抽打成了弥漫街道的尘土，可见他们对春天是如何的充满了期待啊。
生菜挑来叶叶春。旧时习俗在立春日做春饼、生菜，称之为“春盘”。吃着美食，春暖花开，枝条上的片片树叶焕发着勃勃生机，春天真的来了，所以说“生菜挑来叶叶春”。从此雪消风自软。春天来了，冰雪融化，风儿也不在夹杂着烈列寒气，而是变得温柔起来，“吹面不寒杨柳风”，
梅花合让柳条新。合，应当，理所当然；让，谦让，闪避。古谚有“五九、六九沿河看柳”的说法，柳树是最早知道春天的，柳树也是属于春天的。“凌寒独自开”的梅花属于已经过去的严冬，面对春天款款的脚步，梅花还是悄然避让，把这生机盎然的春天拱手让给绿意盈盈的柳树吧。鞭春：打掉身上懒惰，望来年勤奋努力。在祈福祭祀的活动完成后，迎春中的一项重要仪式——打春牛，就开始了。打春牛即鞭春，亦称“鞭春牛”“鞭土牛”，立春日将泥塑春牛打碎，这是农耕文明时代的遗风。“打春是春耕开始，打春把鞭打在牛身上、目的是打掉人身上的懒惰，望来年勤奋努力耕作，喜获丰收，这也是千百年来的习俗。”刘孝昌描述到，古时在司仪执事的主持下，知县率春官下属及乡绅人等，先围绕春牛一周，再由知县或春官执春鞭，猛抽春牛，边打边高声唱：“一打春牛头，国泰民安；二打春牛腰，风顺雨顺；三打春牛尾，五谷丰登。”
古时候劳动人民每到立春时节，就要举行“打春牛”习俗，又称为“鞭春”。所谓的“春牛”，又称“土牛”，也就是这首诗中的“泥牛”，是用土、芦苇或纸做成。在立春前一天，百姓设坛祭祀，抽着彩鞭赶着“春牛”回到县衙门，县衙设好酒水以作供奉。老百姓则牵着“春牛”载歌载舞，祈求丰收。立春日正午时分，县衙官员要手执红绿鞭或柳枝鞭打土牛三下，然后交给属吏与农民轮流鞭打，把“牛”打得越碎越好，代表来年丰收。
马致远在《哨遍》套数中说：“有一片冻不死衣，有一口饿不死食，贫无烦恼知闲贵。譬如风浪乘舟去，争似田园拂袖归。”又在《四块玉·叹世》中写道：“佐国心，孥云手，命里无时莫刚求，随时过遣休生受。几叶绵，一片绸，暖后休。”可见元代归田隐居的文人，生活条件未必优裕，得免饥馁已属满足。而贯云石《水仙子·田家》四首，一首写到“布袍草履耐风寒，茅舍疏篱三两间”，另一首却说是“田翁无梦到长安，婢织奴耕仅我闲”。看来元散曲铺张归隐后“田家乐”的种种富足，既是出于愤世嫉俗的需要，也不无画饼充饥的理想意味。本曲自然也不能免俗。
作品的序络十分明晰。从“江山如画”的大背景叙出住所，再写住所中成员的日常劳作，“耕稼”引出“桑麻”，“鱼虾”引出“渔织”——列叙生活的家常。有奴有婢，丰衣足食，符合“闲适”题材散曲的模式。独具一格的是下半的结尾。“三国鼎分牛继马”是豪辣老到的俊语。在一连串不动声色的平静叙述中，忽来此奇兀一句，顿生倔强之文气，既展现了主人的避世身份，也使隐藏在隐居生活背后的感慨牢骚之情跃然跳出。于闲适的表象下不时伺机喷发出愤世的岩浆，是元散曲这类隐世题材作品常用的模式，有力地证明了它们其实是“叹世”、“警世”之作的一种变相。
